中外艺术名家专访｜李泉佃  厦门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厦门日报社原社长。

回忆录之我的大学

   生如蝼蚁，当有鸿鹄之志；

   命虽纸薄，应有不屈之心。

                         ——题记

－、四度煎熬

大凡读书人，对清朝文学家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都不陌生。54岁的范进历尽艰辛，参加20次科举考试，最终成功考中举人。

中举前的范进，备尝酸甜苦辣，深谙世态炎凉；即便自己的当屠夫的岳父大人，也对他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就更不必说外人了。

我将我的大学作为一个章节来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跟范进中举之路颇为相似，对范进坎坷人生感同身受。

有人说，人家范进考了20次才中举，你四度春秋，没得比。错矣，在范进那个年代，从秀才到举人，很多人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十分正常；但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屡败屡战的人，有，但恐怕不多；尤其像我这样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农N代，更可谓凤毛麟角了。 

我在我的童年一章写道，由于家境窘迫，时代变迁，我到了10岁才第一次怯生生地踏入那个风雨飘摇中的振群小学。

本以为可以读几本书，识几个字，无奈时代还是毫不留情地把我抛到脑后，让我背井离乡，到了异地，已然12岁的少年，还得拿起一二年级的书本，从头再来。

一路兜兜转转，跌跌撞撞，勉勉强强进了中学。那时候，初中、高中各两年，人家有条件的，尽管恰逢文革，几乎无书可读，但还是比我基础好得多。比如，不要说数理化，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英语26个字母，它们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

好在我自幼对文字有种特殊的嗜好，就是掉到茅坑里的擦屁股纸片，有几个字，我也看得津津有味。 

这样，从初中到高中，我的语文老师黄悦治，发现我虽然数理化跟不上别人，但语文不但跟得上，甚至比其他同学还略胜一筹。于是，她有意培养我，让我担任班级学习委员，每天晨读时，让我读报纸；学校运动会，让我写广播稿；下地学农，进厂学工，让我写简报；大批判会，让我写大批判稿……凡是有写作机会，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我。

1976年，我高中毕业前，黄老师得知同安县教育局、文化馆要编辑出版一本内部的《中学生作文选》，就鼓励平时对写作有兴趣的同学，踊跃投稿。记得我写了一篇题为《渠水叮咚》小说，黄老师不厌其烦地修改后，就交给文化馆；很快，我的处女作刊登在全县《中学生作文选》上，当然，还有其他两三位同学；不过，他们写的要么是诗歌，要么是大批判文章，而我写的是小说，是文学作品。

自此，我便做起了作家梦，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小说家；当然，那是相当的荒唐可笑，以至于多少影响了我的几次高考。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不容我多想，现实一下子将我打回一个农民孩子的原型。无论是读初中，还是高中，我几乎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那时，是六天工作制，每个周日，天刚蒙蒙亮，我就得扛起扁担，上山砍柴；下午，还得到田里耕地、薅草；即使平时，每天下课回到家里，也得做各种家务。 

所以，时常思忖道，如此这般，读书有什么用？ 还比如早点回家帮父母，减轻他们的负担。

然而，时局风云突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对下乡、回乡知青，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而言，不啻是个惊天动地的大喜讯，他们纷纷扔下锄头，走出厂房，投入到温书迎考之中。

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你又如何捉摸得了？我大哥，读书比我早，成绩比我好，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恢复高考前的两三年，上大学得靠推荐，也即工农兵学员。当时，大队有意推荐我大哥上大学，但后来，生产队有个跟他同龄的同学，其父在外地工作，是吃“皇粮”的，得知此事，立即回到生产队，找到大队干部做工作；最终，大队将我大哥打入冷宫。不过，虽然是推荐上大学，但还是要开卷考的；结果，那个干部子弟，据悉考得相当差，几乎交了白卷，未能遂大学梦。

恢复高考，本来对大哥而言，简直就是上苍赐予的良机；无奈，当时有条规定，回乡知情，凡是结婚了的，不准参加高考；但是，对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却网开一面；大哥从此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是他一辈子纠结在心头的痛。残酷的现实，让我看到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远远不是一条鸿沟可以比喻的。这也让我暗暗下决心，没有考上大学，誓不结婚成家。

大哥的失败，让父母将全家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是不可能知道高考这道坎，是如何的难以逾越的；即使父亲，也很乐观，认为我应当没问题。我呢，一点概念也没有，人家有复习材料，我一无所有；人家待在家里温书迎考，我得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加上我肚子里的墨水，本来就比别人少，1977年高考的失败，是必然的。客观地说，因为当时考卷，是各省自己命题的，难度参差不齐，福建卷，也不是太难；但这是从现在的角度看，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候，我所在的果园中学，是一所农村中学，恢复高考当年，我的两位同届同学，一位被厦门大学录取，一位被集美师专录取，还有一位中学民办老师是老三届，也被厦门大学录取。一时，果园中学名声大噪，成了当时全县读书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这是自然的，那一年，高考录取率，在4%左右，能迈入门槛的，被称作天之骄子。

而我，则像一个被抛在垃圾桶旁边的弃婴，浑身散发着恶臭，即使哭啼几声，路人也掩鼻而过，避之唯恐不及。

我无声无息地回到了村子里，低着头，生怕人家跟我打招呼。

好在，当时农村小学师资紧缺，大队所在的三明小学，也需要个别代课老师。

我说过，我们移民到三明大队，我已经12岁，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我，在三明小学插班读五年级，彼时，小学是五年制。校长李国琛，加上正式老师三位，一位是男的，叫蒋光华，另两位是女的，一位叫王丽华，一位姓黄，名字我忘了。他们都住在城里，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偶尔值班，才住到学校里。另外，还有三位民办老师，两位男的，一位女的。他们没有对我另眼相待，知道我家里穷，但做事有板有眼，做人彬彬有礼，所以，我高考失利后，他们立即要我到三明小学代课。历历往事，不再赘述。

但我要提及两位老师。一位是校长李国琛。

提及他，我不得不说，缘分是很深的征兆，在某个时间段，就会无声无息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我从2023年的一件事说起。

退休后，我仍离不开报纸；但随着年龄增大，原本就近视的眼睛，又是老花，又是白内障初始，看报纸就只能大致看个标题。不过，一些自以为可读性强的文章，还是会一字不落地读完。

话说2024年10月，是同安一中建校百年纪念日。同安一中虽然不是我的母校，但我中学的不少老师，都曾在该校任教过；另外，我在同安任副县长时，分管文教工作，时常到同安一中开会，时任校长庄水淡与我有过交集；还有，我大哥也是该校校友；当然，如今学校，大多也是嫌贫爱富，穷校友是无人问津的。

为了纪念建校百年，2023年10月份始，《厦门晚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同安一中建校百年校友口述史。专栏的文章，我几乎篇篇必读。10月19日，《厦门晚报》第8版，刊发了题为“退休校长把专著赠给母校”。退休校长叫李琳，他退休前，任华南理工大学副书记、副校长。文章是晚报记者陈满意整理的。文章写道，李琳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原籍南安县，上世纪五十年代分配到同安县农村小学任教。李琳是在果园中学分校读的初中的，校址在现在的同安五显镇军营村。1978年，16岁的李琳考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读完文章，再看着李琳的照片，立即想起了时任三明小学校长李国琛。我猜想，李琳当是国琛师的儿子。我马上与陈满意取得联系，问了李琳的联系方式。陈满意也很快将我电话告诉了李琳。晚上，我坐在沙发上，正在编发短信，李琳就先来电了。他称我为“李总老哥”，也对，我大他5岁。电话里，我问了国琛师的情况，因为，我上大学后，包括回同安工作期间，都在打听国琛师的情况，但知道的人，都告诉我，他们夫妻调回故乡南安县工作了。那时候，通讯不畅，也就没再联系。李琳告诉我，国琛师在他考入大学不久后，就回南安县任教，退休后，到广州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患上严重糖尿病，80来岁就去世了。听了李琳的一席话，我发自内心对国琛师深深怀念，两个人沉默了一阵，唏嘘不已。

我们相约，鹭岛把手言欢。

2023年12月20日一大早，我接到李琳发来的微信。他说，他驾车从广州到泉州，20日晚抵达鹭岛，问我是否有空一叙？我立即订了酒店，将定位发给他。20日晚上7时许，我早早站在酒店大门等候李琳的到来。一会儿，一位满头白发，却风度翩翩的学者模样的男子向我走来。我俩几乎异口同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思绪一下子将我拉回到1977年。那一年，我首次高考失利，在李国深校长的关照下，到三明小学任代课老师。那时，李琳是个英俊少年，偶尔会到三明小学找他父亲。其他老师纷纷说，李琳品学兼优，未来一定是国之栋梁。果然，1978年，16岁的他，就金榜题名。

时光是把杀猪刀，昔日翩翩少年，今日也已鬓毛全白。如果在陌生场合，我们是怎么也不敢相认的。

1978、1979，连续两年，我仍然在三明小学代课。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专业老师的辅导，没有与之相应的教材，没有充裕的时间复习，再加上本来就先天不足，一而再再而三，大学与我渐行渐远，似一条游丝，想抓又抓不着，这是可想而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境的窘迫，知识的贫乏，既想高考，又想为家里减轻负担，鱼与熊掌兼得，实在是天真的可以。

1979年高考的再度失利，心想，先当代课老师，再转民办教师，进而正式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我终究心有不甘，俗世的冷眼，乡邻的轻蔑，同窗的侧目，甚至家人的怀疑，令我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有时深更半夜，泪水浸湿了枕头，时而埋怨自己的无能、命运的不公，时而又愤怒自己的胆怯。

人生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我的母校果园中学校长陈青海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用商量的语气对我说，知道我既要顾家，又要温书迎考，问我是否愿意到果园中学任代课老师，这样便于与高中老师接触，也有相应的复习材料支撑。久旱遇甘露。这是我当时脑里闪出的五个字。

就这样，我再次踏进果园中学的校门，是以一名失败者的身份。面对曾经是我的老师，面对英姿勃发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面对越来越难的复习资料、高考模拟题，我除了给初一学生上语文课外，就是躲在一栋三层的教学楼二楼与三楼之间楼梯下，仅能容纳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的类似鸽子屋的小房间里埋头复习。与我同住的，还有一位是上一年高考失利的学生。我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相互学习，相互探讨。

南方的夏季，来得比别人早。每到晚上，鸽子屋上蒸下煮，热气腾腾，我俩也就顾不上所谓斯文了，身上仅穿一条短裤衩 ，闷在屋里，汗流浃背，挑灯夜战，偶有女生路过，见此情形，尖叫一声，逃之夭夭。

从1979年春天到1980年夏天，我埋头果园中学，“深居简出”，家里也几乎顾不上了，在学校蒸饭的米、地瓜干，配饭的咸萝卜干，是父亲到城里卖柴火时顺便给我捎来的。父亲到了校门口，将柴火担放下，拎着装在玻璃瓶的咸萝卜干，如果我上课，他就悄悄地放在楼梯口，如果我在复习，他就看了我一眼，叮嘱我要注意睡眠，才离开。每每看到父亲远去的驼背，我就不禁想起朱自清名篇《背影》。

1980年7月7日至9日，是我地四度走进高考考场。考场设在同安一中。当天早上，母亲让父亲给我捎来了一小袋子的葡萄糖，说是要我泡着喝，补充点营养。其实，何谓营养，于我全无概念，我的一日三餐，照样是稀饭、地瓜干、咸萝卜干。

7日上午考语文，语文基本常识，如语词、古文，考的是什么，我已忘得差不多，但其中诸如“枢纽”“盘桓”“觊觎”等几个生词的填空、注释、注音，我还是记得的；不过，直至今天，作文题仍深深嵌在我的脑海。那一年，已是全国统考，作文题目为《画蛋》，是给材料作文。《画蛋》讲述了达芬奇从小跟随佛罗基奥学习画蛋的故事，佛罗基奥要求达芬奇从画蛋入手，并且告诫他不要以为画蛋容易，一千个蛋当中从来没有两个形状是完全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角度去看，它的形状也就不同。作文是，读了达芬奇的画蛋，你有什么感受？

看了作文题，我联想到自己四度高考，年年同样的高考，同样的考场，同样的科目，而对我而言，则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题不同，人也不同，际遇也不同，心境也不同，我是如何痛下决心，告诫自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不仅是高考的感言，也是对漫漫人生路的感悟。记得我还写了一句今天看来俗不可耐的名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作为文章结尾。

之前让我胆战心惊的数学，因在果园中学代课有数学老师解疑释惑，也让我有了明显的进步，我记得翌日数学考试，大多数题目，我都会做。

高考结束了，我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心想，此役再失利，我就用佛家的那句“前世不相欠，今世不相见，万事皆因果，命运自会安排好一切”，彻彻底底跟高考说：永不相见！

回到家，我扛起锄头，挑起扁担，走到田野，走进山林，“人死脸朝天，不死万万年”，当一辈子农夫，也是命中注定。

话虽如此，却也盼望8月底发榜。

我们那年高考，每科都是百分制，不像现在，有150分什么的。我报考的是文科，总分530分，语文、数学、政治、地理、历史各100分，英语也是100分，但折算为20分。

高考完，发榜前，先填写志愿，不像现在，是先发榜了，知道成绩再填写志愿的。

我拿到表格，无论是第一志愿，还是其他志愿，一律找师范类的院校填报。我的心态，一是可能师范类分数略低些，容易被录取；二是师范类的，学杂费、伙食费全免，这对我这样的家庭，是何等之重要。

邮差送来了成绩单，我考了398分，对这样的分数，是否上线，我心里打鼓，毫无把握；但不久，邮差又上门了，送来了是福建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被这所大学当时鼎鼎有名的中文系录取了。后来，我得知，以我当年的分数，完全可以上厦门大学中文系；但我无怨无悔，填报志愿，我就是冲着师大的免费去的。事后，有人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渡潭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毕竟这一年，高考录取率也还是不到7%。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生产队正忙于夏收夏种，我正赤膊上阵，踩着打谷机，有人喊我，你中了，还不赶紧扔啊？扔什么？我自然知道，无非锄头、扁担、镰刀……

但我没有扔，更没有范进中举时，一时兴奋过度、气血攻心、神经失常——多亏了他那当屠夫的岳父一巴掌将他给打醒——的错乱，我居然连一滴激动的眼泪也没有，冷静得连自己也有些吃惊。

四度春秋，四年煎熬，我看透了世态炎凉，体味了人间冷暖，尝尽了酸甜苦辣，一颗心，就像常年劳作的一双手，早已是伤痕累累，厚茧重重。自此，我真正视命运为一叶扁舟，何去何从，我已看淡，只要我竭力划桨，无愧于心，足矣。

当然，旁人则有所不同，他们说我是“大器晚成”，是“有志者事竟成”。这其中，大多数是对我寄予厚望、为我付出心血的师长，如果园中学的陈青海、叶文川、黄悦治等老师，三明小学的李国琛、蒋光华等老师。自然，还有含辛茹苦哺育我长大成人的父母。母亲虽然是个文盲，但在我屡屡失志的时候，她将痛苦埋在心底，给我无声的安慰；父亲可能自始至终相信我有走出去的那天，只是早与迟的问题，因为，我倔强的性格，让他知道我从不认输，知子莫若父，大概是这样吧。

然而，在世俗的眼中，成者王败者寇，是理所当然的。

我当然没有任何骄傲的本钱，一九八零年农历十月，按农村的算法，我已24岁。放在今天，18岁高考，22岁就大学毕业了；放在过去，尤其是农村，像我这样的农后代，也早已成家立业了。也是，我到福州报到的前一天，去向高中时的一位同是南安县移民到邻村的女同学告辞，她正在给怀里的孩子喂奶，羞得我双目紧闭，结结巴巴，词不达意说了几句，便落荒而逃了。

我接到入学通知是1980年10月10日，通知上还特意说明了推迟入学的理由：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福建师范大学为了满足招生需求，正对校舍、宿舍等设施改扩建。

从1980年8月，直至1980年10月10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照样下地耕田、上山砍柴，皮肤晒破了一层又一层。体检时，“毛重”仅98斤。这个“纪录”，直到结婚后，才被打破。

此间，有两件小事让我终生难忘。

虽说师大是免费的，但总得买一两件衣服，带几块现金。不过，家里的确拿不出分文。大概是9月份一天，父亲将晒干了的花生，让大哥和我，用板车推到集市卖。到了当时位于同安县西桥旁的一个农贸市场，花生刚刚摆到路面上，便有几个流里流气的家伙走了过来，问交钱了吗？我们一脸懵逼，不知什么意思。正要解释，他们二话没说，一脚就将花生踢翻，我正想跟他们理论，不料，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没有哭，只是觉得自己的无能，回去无法向父母交代。

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让我彻骨地体味到底层百姓的痛楚。

入学前的两天，家里翻修猪圈，父亲要到山上运石料，让我一块去。父亲拉着满满的一车石头，我在后面或推或扶，下坡时，板车不慎翻倒，我的手臂被擦破，一时鲜血直流，父亲着实吓了一跳，但我却若无其事；回到家，母亲看了，拉着我的手，哽咽地责怪父亲说，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你怎么这么狠心？我赶紧劝母亲，就擦破了点皮，没伤到骨头，不碍事。

但在我心中，母亲是坚强的，任凭命运的作弄，她从不低头。这是我懂事后，看见她第四次为我落泪，我前面说过，第一次是我五六岁时，她山上砍柴，让我照看摇篮中的妹妹，我深感孤独寂寞，不让她出门，抓她的衣角时，不小心抓到了砍刀，我的手被划破，母亲落泪了；第二次，困难时期的那一年（1963年）的某日，我饥饿难耐，饥肠辘辘，偷吃了他人家里剩稀饭，被人给掴了脸，母亲回家看到了，眼泪汪汪；第三次，10岁那年，我第一次踏进因移民而即将废弃的振群小学时，几乎无书可读，便到河里捞鱼，被母亲一阵抽打，她边打边哭，斥责我没为什么不读书？第四次，就是这次了。后来，还有两次。这是后话。

1980年9月底，父亲请木匠给我定做的那个笨重的木箱，终于完工了；10月9日晚上，母亲将几件旧衣服、一包带壳花生、几本书，塞进了箱子，并将一瓶水、一把土、几粒米放在一块包好，母亲千叮咛万吩咐，到了学校，要悄悄地将水倒进水井（她以为城市还在用水井）、将土倒在路上、将米跟饭一起煮。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母亲怕我水土不服。

当天晚上，父母几乎一夜未眠，我在土坯房的小房间里，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大多是关于我的过去，我的未来。10月10日一大早，母亲煮了一碗线面蛋，蛋是一颗鸡蛋，一颗鸭蛋，说是平安蛋，要我无论如何得吃进去。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最为美好的祝福吧。

家里的亲戚，几乎倾巢出动，骑着自行车，到当时位于城南的长途汽车站送我。到了车站，看到也有几个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一问，还真的同个学校的，虽然不同系。看到我有了伴，父母算是松了一口气，其实，我已经24岁了，但父母在，儿女再大，在他们眼里心里，永远是孩子。

上午七时有余，汽车开动了，亲人们纷纷飞挥手与我告别，此时，我看见母亲拿着手帕，不时地擦拭着眼角。这是母亲为我第五次落泪，只是，这次的眼泪，应是喜极而泣，她嚅嗫道：“到了福州，来信啊……”；然而，这却成了母亲在世时，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车子一路往闽中开去，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沿途莆仙一带的甘蔗林里，农夫忙忙碌碌，正收获一年的果实。过了乌龙江大桥，我深情地多望了几眼；因为，我在初中读地理时的课本，是福建省自己编撰的，其中介绍福建的成就，就有乌龙江大桥建设的内容，图文并茂，跟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天车子从大桥开过，有一种亲切感。

下午两点多，车子到了位于福州南门兜的长途汽车站，一下车，只见彩旗飘扬，但听人声鼎沸，福建师范大学的师兄、师姐们，分系别，设立了接待站。我刚走到中文系接待站，就有几个师兄涌上来，将我的箱子、被褥等接了过去，并指派人带到学校的接送专车。上了车，一位师兄瞧了瞧我的脚，笑了：“你也是穿着拖鞋来的啊。我当年也是。”我穿的拖鞋，是人字拖鞋，箱子里有一双布鞋，舍不得穿。

一到学校，我被安排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八零级四班，并被指定为临时班长；其实，我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雾里看花，懵懵懂懂，我不知道为什么“班长”是我？我以为是自己年纪比较大，因为，我们80级虽然是恢复高考后第四年考试，但同学年纪差异很大，最大的是别的班级的，1950年出生的；最小的在我们班级，1965年出生的。总体上，我算是居中。所以，年纪大，不是我当“班长”的唯一理由。后来，我的指导员老师叶立俊告诉我，当年高考，我的语文成绩总分89分，作文满分；再有，就是我当过几年的代课老师。

翌日，我迫不及待地给父母写了到校的第一封家书。我将沿途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写在信笺上，跟父母共享闽都的风景、校园的见闻。

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跟系里制定的团支部书记、生活委员等班干部投入到为同学服务中去，召开各种会议、下发各种通知、收集各种意见、发放各种票据……

刚刚就绪，学校突然通知，新生要再“高考”，试卷是1980年考卷的B卷。这让我们，尤其是我，措手不及，身无一点复习资料，只能赤手空拳应付了。但是，有“消息”说，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者，将被“打回老家去”。这着实让我胆战心惊，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如果被打回去，怎有颜见“江东父老”？

考试如期举行，我感觉，成绩不如A卷，但应当也是马马虎虎过得去。

后来，成绩也没公布，那个吓人的“消息”，算是谣言吧。

自此，我的人生，算是真正从读书开始了。

四季常青、蓊蓊郁郁的长安山，给了我容膝之地。

宿舍楼的左侧，是图书馆，图书馆三楼是阅览室。因为十几二十平米的宿舍，挤进了四张高低床，住了8位同学，只能摆放两种小桌子，同学的锅碗瓢盆一放，连放书的位置都没有，更遑论能坐下来读书了。

所以，大多同学，一下课，便到阅览室抢找位置，来不及的，就托其他同学先将书包放到椅子上占位。可容纳两三百人的阅览室，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平时，还是假日，座无虚席，悄然无声，静到就连一根头发掉到地上，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学习环境，让我欣喜若狂，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真想一夜吃成一个胖子，将失去的时光，失去的知识，一夜补回来。

毕业40周年聚会时，我的同班同宿舍同学廖宣祥忆起当年时光，情不自禁地说，他真正懂得要读书，是被“老班长”带进图书馆的那一刻开始。

四年大学，我因为是班长，不得已要组织班级的活动，如节假日，到鼓山，游西湖，除外，我几乎没逛过街，将点点滴滴的时间，全泡在图书馆的阅览室。

宿舍的背后，是校园里最迷人的是长安山。那里长满了相思树，跟家乡的相思树一样，一到夏天，淡黄色的小花迫不及待地尽情盛开，嗡嗡嘤嘤的小蜜蜂忙忙碌碌，飞来飞去。每天清晨，其他同学还在睡梦中，我就早早地上了山，在相思树下背诵我从未读过的古诗文，还有那赶鸭子上架的英语单词。我将母亲给我带来的家乡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撒在相思树树根上，心里默念，但愿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会因母亲的这把土而茁壮成长。多年后，跟妻子到榕城，再上长安山，想寻觅当年的那棵相思树，但野趣横生的长安山，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再也认不出来。

然而，母亲突然去世的变故，给了我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一击重拳。

时光刚刚踏进1981年的门槛，我正在全力以赴，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这是入学后的第一次期末考，同学们都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敢有丝毫大意。

1981年1月23日，是周五。晚上，我大约十二点多从阅览室回宿舍，洗漱后，躺到床上，顿时头痛欲裂，加上窗外的野猫，凄厉地哀嚎，使我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

24日，是周六，我仍然在阅览室温书。突然，年级的一位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家里来了加急电报。那时候，通讯十分不便，一般没有急事，谁也不会发电报的。

我接过电报一看，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母病危，速归！”

我踉踉跄跄地跑到了辅导员处，向他请了假，并请他转告班上同学，就急匆匆地坐上公交车，赶往位于福州华林路北的火车站。

凛冽的朔风卷起了路上的滚滚尘土，吹进了车里，往外一看，四周灰暗；我来不及吃饭，就买了当晚至厦门集美站的火车票。

火车一路哐当，将我的心绪带到了母亲身上。我祈祷着，祈祷着，希望母亲平安无事。

25日，一大早，火车抵达集美站。等候在那里的乡亲，用自行车驮着我，一路使劲狂踩。我来不及回家，直接到了当时位于同安梵天寺下面的海军医院。

进入病房，母亲头上被纱布紧紧包裹着，只露出了两只紧闭的眼睛。家人告诉说，母亲是意外事故，跌倒后，后脑勺着地导致重伤。听吧，我嚎啕大哭，呼唤着“阿母阿母……”但母亲却永远听不到她心爱的儿子的呼声了……

1981年1月26日，农历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廿一，母亲抢救无效离世。母亲的遗体运回家里，当天晚上，我们兄弟姐妹为母亲守灵。我拿起梳子，梳了梳母亲凌乱的长发，摸了摸母亲的眼角；刹那间，我似乎摸到了母亲的泪水。一时，我又失声痛哭。突然，梳子刺破了我的手指，血滴在了母亲的额头上。我顿悟，母子连心，血脉相连，血浓于水。这是母亲第六次落泪，也是最后一次落泪，只有我知道。母亲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我始终觉得她的灵魂与日月同辉，与儿女同在。但愿那个世界，没有贫穷，没有痛楚，没有悲伤，母亲不再受苦受难。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从此后，我只能把亲爱的母亲永远埋在心里:消瘦慈祥的面容，中等偏瘦的身材，做事井井有条，待人客客气气，一身干干净净，偶尔家长里短……

母亲的离世，家庭的变故，让本来还在学校读书的三个妹妹辍学了，父亲终日以泪洗脸，我的大学生活更加窘迫。

我曾在两篇短文写到两件小事。一件是，大二，也即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因学习明清文学需要，我十分盼望自己有一部《红楼梦》，周末到位于台江茶亭街新华书店一看，定价3·45元，放在今天，当然是“一毛不值”；但当时，我自身也是“一毛不值”，实在拿不出这区区三四元钱。于是，突然想到父亲提过的，他的一位结拜兄弟在香港谋生，便写信请父亲向这位陌生叔叔求援。果然，很快，一套竖排版的《红楼梦》寄到了学校，让我喜出望外，欣喜若狂。还有一件事是，我担任班长，时常要参加各种会议、召集各种活动，急需一块手表。1982年暑假，我照常回家，跟着父亲到田野里干活，找了一个机会，我跟父亲说，花生收成了，能否卖一点，换点钱，给我买一块手表？父亲也没怎么做声，但快开学了，父亲便用自行车，驮了一麻袋花生，到城里卖了，塞给我20元钱，到福州，又托关系，才买了一块二十多元的广州牌手表。

日常生活，我更是省吃俭用，我非常喜欢食堂的荔枝肉、米粉肉，但也是十分克制，一周才敢买一次；早餐更是“斤斤计较”，只敢买一块馒头，蘸着酱油配稀饭，生怕“寅吃卯粮”。更重要的是，当时学校发给我们的伙食费每月13·5元，女生常常不够用，如我家庭困难的男生，就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菜票卖给女生，以应付日常开支。

也是毕业40周年聚会，我同班一位女同学的先生，是我们同年级邻班的，他跟夫人也一块参加。敬酒时，他用浓厚的莆田腔问我，当年，我俩常常不敢在中文系食堂用餐，而是悄悄地到政教系食堂，为什么？没钱买菜，酱油配饭，怕被同学遇见。可见，当年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并不少见。

雪上加霜，可见母亲去世，对我打击有多大。

办完母亲的丧事，就是春节了，我在老家过了一个没有母亲、没有欢声笑语的春节。

1981年春节，过了大年初九，我跟父亲告别，匆匆赶回学校复习，准备补考，因为我落下了四年大学的第一次期末考。父亲问我需要什么？我摇了摇头，我深知，自此，我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只能靠自己扛了。

又开学了，因我来不及参加期末考，立即向班上同学借来课堂笔记，争分夺秒复习；没几天，我便跟年段几位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块补考。成绩出来了，我补课成绩每科都在85分以上。

在此，我得稍带一笔我的同学张晓歌。她是当年厦门三名考入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之一。她的朴素无华，她的娴静淡雅，在女同学中，说不上出类拔萃；而其实，她出身书香门第，灵秀聪慧，她的外公是地下党，老革命；她的父亲巫日辰是名师，时任厦门双十中学副校长，我们高考时的历史教材、复习资料就是她父亲编写的，母亲是厦门大学外语系名教授；但她则似平常人家的女儿，没有丝毫架子、任何做作，时时处处像一位知心姐姐，关心、爱护着班级的每一位弟弟妹妹，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尤其是，她从日常中，发现我没钱订阅报刊，就将自己看过的、家里给她订阅的《小说月报》《散文》，下课时，悄悄地递给我。我想，她是不想让我在其他同学面前尴尬的。

多年后，她任教高校时的学生吴慧泉考入厦门日报社，她多次给我发微信，说是她看到吴慧泉，就似乎看到我在大学时的身影，她希望我能将心比心，对吴慧泉给予指导、关心。

我要说的是，我们那个年代，最为宝贵的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贫富贵贱，学不辩“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就像一家人，即使个别年纪小的同学，偶尔闹闹脾气、耍耍孩子气，我们也不当回事。

1982年，年段首批发展党员，我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年级辅导员叶立俊及三班老党员林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入党之前，得写申请书。没有任何范本，我完全依照自己对党的朴素认识，写了1963年，父亲因饥饿患水肿病差点将我卖给人家当儿子，是人民公社及时补助才得以将我留下；写到我高考落榜，是我所在地小学、中学领导向我伸出援手，才使我得以迈入大学大门……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结果，林伟找我谈话，说是入党申请书当然要有对党的感情，但更主要的是提高思想认识、提升理论水平、提出信心决心。我只好重新起草，几易其稿，才得以通过。

1983年2月份，父亲来信告诉我，福建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发函给老家三明大队党支部，调查我家的情况。父亲说，刚开始，他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我在学校有什么不良表现，被人家调查了，当得知是有关我入党的事，父亲说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起我爷爷也许当年就是一个地下党，再想着我今天追求进步，想起母亲不在人世，百感交集。父亲千叮咛万吩咐，要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党，踏踏实实做一名好党员。

1983年3月7日，福建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谢逸灼找我们几位即将入党的积极分子谈话，一一对我们进行了点评，指出我们的优缺点及今后努力方向。3月8日，党总支在系办公室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进入一年预备考察期。那一份庄重，那一份激动，让我终生难忘。1984年3月，我通过了组织的考察，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我对自己入党经历捎带几笔，是想说，当年我们入党动机非常纯洁，完全是想在政治上进步、思想上重视、理论上提升、学习上提高，并无任何个人私心杂念；而且，当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要求非常严格，包括家庭背景调查、个人成长对照、老师同学认可。所以，我们第一批入党的同学，都感到无尚荣光。

再回到1983年秋季，因为我们读的是师范，毕业后是要为人师表的，所以，是否通过实习，是能否顺利毕业的必备条件。

我所在的80级四班有4个小组，我所在的第1小组被安排到当时晋江县安海镇养正中学实习，带队老师是教我们现代汉语的陈老师，我是组长。

在养正中学3个月时间内，我们教的是高一年级的语文。养正中学是晋江侨乡著名学校，在海内外久负盛名。我们跟着语文老师，下班级熟悉人头、参加语文教研组会议、模拟备课、批改作业，“万事俱备”了，才正式上课。上大学前，我毕竟当过几年代课老师，所以，也可以算是重拾粉笔、再上讲台，倒也没什么好紧张的；但小组有位同学，是1964年出生的，算是比较小的，第一次上讲台，紧张得磕磕巴巴，好在那时候的学生，也是非常淳朴的，尽管这位同学时而语无伦次，但班上依然鸦雀无声。这给了这位同学极大鼓舞，再上课，就完全挥洒自如了。

实习期间，我们跟养正中学老师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2019年5月2日，应我在养正中学实习班上同学肖文焕、黄峤盛邀，我跟妻子来到了安海镇。是日，细雨霏霏，春雨绵绵，当我走到肖文焕、黄峤身边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老者，文焕忙介绍，老者是养正中学退休协会会长、时任班主任蔡祖居老师。我很是惊喜，连忙拉着蔡老师的手，一起撑着雨伞，走进了养正中学旧校园。36年过去了，一切似乎那么熟悉，一切又似乎如此陌生。学校已经搬迁了，旧校舍大多已拆除，只有旧操场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我站在操场看台上，透过朦胧的雾气，一个个青春少年的身影在脑中跳跃着，激动的泪水与雨水一时混搅在一块。

从旧校园出来，肖文焕驱车到我们到了新校园。此时，雨过天晴，春光明媚，等候已久的陈金明副书记将我们带上校园观光车，亲自当起了导游。据介绍，新校园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在福建所有中学中皆首屈一指。尤其是校史馆，更让我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其中的“旧教室”一角，旧桌椅、旧黑板、旧教材一一呈现，把我拉回往日时光。此时，只见肖文焕坐在旧椅子上，拿起当年高一年级语文课本，翻倒《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文，大声地、动情地朗读了起来。朗读完了，他对我说，我当年教他们的第一课，就是这篇被视为经典的课文。末了，又说，我当年教的这篇课文，非常生动，使他深受教育，立志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天从人愿，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福建医科大学，在学校认识了来自武夷山的妻子，毕业后，夫妻俩回到故乡安海镇，在安海医院从事医生职业，现在已是闻名遐迩的骨科医生。一段往事，一番回忆，一缕心香，一丝情愫，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时序进入1984年，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

此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我小学、中学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四年大学，我深受时任中文系系主任俞元桂影响，对现代散文情有独钟，1930年代的散文大家作品我竭尽所能找来研读。所以，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比较小众，题目为《现代散文意境美探微——以陆蠡为例》。今天，对陆蠡其人，知者寥寥。但在1930年代，陆蠡在中国文学史上则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的散文作品，在现代散文的百花丛中，有着夺目的光彩和独特的风格。他擅于从琐细的生活情节中，挖掘出某种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透出了作者真诚、淳朴心灵的闪光，作品大多瞩目现实社会和下层人民的贫穷疾苦，通过对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淳朴的优良品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颂赞，表现出作家爱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和可贵品格；在艺术上，那乡野泥土的气息，忧郁动人的故事情调，优美清丽的文笔，严谨的构思，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或许这与我内心的某种情愫相契合，我从大二始，就精读了他的《海星》《竹刀》《囚绿记》等散文集。

我的选题得到系主任俞元桂恩师的充分肯定，他特意让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师大中文系助教、后任师大副校长的汪文顶老师指导我的论文写作。

1984年5月，论文答辩，我的成绩为“优”；这样，我们完成了所有学业，开始憧憬起未来的去向了。

当时，我们的去向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安排的。5月底，系里开始摸底，与我同属中文系同一届的毕业生，厦门籍的只有3个。系里说，厦门市对本届毕业生需求，远远超过这个数。我的第一意愿，是回厦门，再拾教鞭，再上讲台，当一名人民教师。这当然与我上大学前，当过三年的代课教师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母亲去世了，父亲在老家，也是十分希望我能回来教书。但是，服从分配，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是表里如一的。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理由。

6月初，俞元桂主任、汪文顶老师将我找到办公室，俞老师像一位慈祥的父亲，跟我拉起了家常，问了我家里的情况，以及毕业意向，我一一如实汇报。末了，他才说，经系里初步研究，要留我在中文系当助教，从事现代散文研究，问我有什么看法？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但很快，我向两位老师汇报说，我读书较迟，基础较弱，加上特殊年代，没读过英语，年纪又大了，即便再如何快马加鞭，为时晚矣；另外，就是父亲也希望我能回去。听罢，俞老师微微一笑，说是系里再研究研究。很快，汪老师向我转达了系里的意见，认为主要是我英语水平的确欠缺，怕影响我今后评职称，同意“再考虑”。

说是“再考虑”，其实也就十来天，系里又通知我到办公室。我一走进去，只见系党总支傅雪英副书记正与两位我不认识的干部模样的人聊天，其中一位是女的，矮矮的，胖胖的，齐肩的短发已染霜，看上去快60岁了。傅老师先是将我介绍给两位干部，又指着女干部说，她是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周处长，再指着另一位中年男干部，说是干部处的科长，才说明来意，原来是他们调阅了我的档案，认为我适宜到宣传系统工作，想征求我的想法。这次，我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我提了一个去处：福建文学杂志社。周处长问我，为什么？我说，为了圆我的文学梦。她听了，倒也没什么惊讶，想是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文青多了去。但很快，她说，很遗憾，“今年”（1984年）福建文学杂志社没有指标；未了，她又问，福建日报社去否？我想了一下说，可以，但能否到《福建日报》副刊“武夷山下”？这下，她真的笑了，表扬我关注《福建日报》副刊。她爽朗地说，可以的，但要我进了报社，再向社领导提要求。

就这样，我虽然与纯文学失之交臂，但也从此与文字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中途，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转行从事纯行政工作，但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至今想来，我仍无怨无悔，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或许这就是所谓命中注定吧。

6月中旬，还没离校，我就接到福建日报社的入职通知，要求我6月底就得赶往报社报到。因为，福建日报社筹办35周年庆祝活动，需要我们早日到位。

接着，在同年级2班、系学生会主席赵振平的帮助下，我的行李先由他用自行车驮到他福州郊区乡下家里，让我尽快回家，向家里报告，再赶回福州。顺便说下，赵振平是我们这一届学生中年纪比较大的，1953年出生，大我4岁；1983年国庆节，他在学校中文系教室举行了既简单又隆重的婚礼，成为年级的一大新闻。平时，因学生会工作，我常常跟振平交往，他待人以诚、做人以真、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我视之为兄长。大学毕业，他先是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后来又调到省纪委任职。

我匆匆回家，过了两天，又赶往福州，当天中午赤日炎炎，振平早已等候在福州汽车站，一下车，他用自行车载着我，过解放大桥，沿着上渡、仓前、下渡、临江……一个来小时，才到位于当时福州市盖山公社天水大队他的老家，此时，振平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第一次住到同学家里，不免有些不自在；但很快地，我就被浓郁、温暖的家庭氛围所感染，我称振平父母为伯父、伯母，尤其是伯母对我嘘寒问暖，几乎视为己出，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久违的母爱；振平夫人（我称之嫂子）、弟弟、妹妹更是彬彬有礼，弟弟叫我哥，视我为家人。天水大队位于乌龙江畔，到振平家翌日，我就跟随伯父到江湾捞河蚬；晚上，伯母煮了一锅河蚬汤，说是喝了平肝明目。住了两个晚上，振平将我的行李捆绑在自行车架右侧，让我坐在左侧，揽住他的腰，将我载到位于华林路84号的福建日报社，看着报社同志将我接走，他才离开。

振平兄对我恩重如山，那纯洁的友情、质朴的感情，让我没齿难忘，每每忆起，泪流满襟。 

四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怕是连一滴水花也算不上；即使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历尽坎坷的农民孩子而言，则是浓墨重彩的一章，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感恩时代，是时代赋予我的天空，让我能够自由飞翔，我当竭力珍惜它，爱它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