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12日，胡恒山（原名胡端泉）出生在湖北省天门县的将场镇一户农家，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季，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许可以说，胡恒山的命运从出生起就注定和中国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以后的岁月里，胡恒山常爱说的一句肺腑之言就是：先有共产党，后有胡恒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胡恒山。
胡恒山（端泉）的父母共育有两子，大儿子胡端清，从小过继给了他大爸，胡恒山排行老二。在他四五岁时，他母亲就因难产去世了。所幸是继母非常善良，且勤俭持家，对胡恒山尤其爱护。除了几亩薄田，他父亲还经常到较远的地方贩卖点鱼肉、牛杂，挑回蒋场售卖，贴补家用。只要不受灾，一家人的生活也还过得去。
当时的蒋场镇地处江汉平原天门县（现改为市）西南部一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有着“小汉口”的美誉，可见蒋场其时之繁华昌盛。蒋场镇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在清朝时，蒋场就曾出过两个贡生（秀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样文昌商盛的小镇上，胡恒山即便家境清贫，只要不遇荒年，就坚持上学读书，接受了传统的文化启蒙和国学、算术、音乐等新文化教育。他的童年生活虽不富足，然家乡的风土民情，家庭的爱护与言传身教，师长的谆谆教诲，儿时的种种淘气倔强，与玩伴们的种种趣事以及他们成长之后的或分道扬镳或志同道合，都那么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中，至今仍旧令他“回想起来感觉童年生活丰富多彩，快乐幸福，有趣好笑”（见《风雨一生胡恒山》），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从胡老的回忆录《风雨一生胡恒山》中提及的童年二三事就可见一斑。一件是关于他的祖父：胡恒山的亲祖父胡华桂在蒋场是个小有名气的头面人物，热心公益事业，蒋场小学所在的公房就是他督办修建的，胡氏宗谱对他的人品和声望评价很高，称他“性耿直，排难解纷，为一乡之善士”。胡华桂决不允许胡恒山弟兄俩蓄长发留“洋头”，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侵华日军的愤恨，他常讥讽留长发的人：“远看像头牛，近看是东洋头，必是他国种，才学他国模”。所以，胡恒山从小到大一直是光头，1962年才蓄小平头，而他哥哥胡端清一生打光头。这种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具备了最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有一件是关于学习：胡恒山不仅学习文化，更常常学唱爱国歌曲，也让他有了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而他从小就爱读书，尤其爱读当时广为流传的《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薛仁贵东征》《薛丁山西征》等小说，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甚至文革结束后，书中杀富济贫，征战外寇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在面对旧社会的不公平时，儿时的他自然而然想学英雄，做侠客，这甚至成为后来他参加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后来，当胡恒山眼看自己繁华热闹的家乡小镇在反动统治日军践踏下迅速衰败、没落时，眼看着在日本占领天门后，亲人们的悲惨遭遇（有的逃难，有的乞讨，有的甚至病饿而死）时，他毅然决定追随为国为民的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抗日反蒋、建设新中国、为他们谋幸福的革命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蒋场不过是个只有百户的小集镇，土地革命时期却有23人参加了红军。现在到蒋场老街去转一转，依然可以数出19枚“光荣烈属”门牌。胡恒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眼睛看到的是红色，呼吸到的“空气”是革命，苗红根正，终成参天大树。
上篇：战争时期血雨腥风九死一生
一、十九岁的“秘密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略范围迅速扩大到全国。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武汉沦陷后，日寇的铁蹄迅速践踏到湖北广大地区。1939年1月，天门县城、皂市、渔薪、张港、岳口等重镇相继被日本军队占领。日本占领天门后，到处设立哨卡，袭扰乡镇，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无恶不作，惨无人道。胡恒山的家乡蒋场亦不能幸免，惨遭涂炭。加上土匪横行，为虎作伥，曾经繁荣富饶的蒋场迅速败落。
前途在哪里？光明在何方？正当胡恒山（端泉）和蒋场的热血青年们陷入迷茫之时，共产党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共产党推行的土地改革和打土豪分田地，顺应民意；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艰苦奋战，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深的民心；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概，震撼了青年胡恒山。胡恒山深深感到驱除日寇、保家卫国的唯一希望只有依靠共产党了。
于是，1940年，当两位从延安回来的红军干部陈其芳、陈道谦与胡恒山等进步青年秘密接触、传播革命思想、讲授抗日道理时，19岁的胡恒山（端泉）化名“衡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为书写方便，他将“衡山”改成“恒山”并沿用至今），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决心为之坚持到底，奋斗终身。
当时他担任蒋场党支部组织委员，发展壮大了当地的革命队伍。在一次活动失利后，组织按照上级指示，全部撤出，离开蒋场，参加渔南区委工作队。
从此，胡恒山离开了家、离开了蒋场，开始了他壮阔而传奇的革命生涯。
二、保家卫国
1940年底，红军被迫长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残酷杀害给蒋场人民造成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在国共两党的摩擦中，国民党128师执行“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在他们控制的蒋场地区实行“打捉交”，也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从蒋场撤出去参加区工委的两位同志被家人硬拉回去了。胡恒山却没有丝毫动摇，不顾家人的劝阻，顶住巨大的压力，一边坚持“反扫荡”的斗争，一边坚持天汉地委青训班的学习，坚定不移地投身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去。
1941年7月，胡恒山从青训班回天门，被分配到天门石河区委，任区委宣传委员兼白竹乡分区委书记。可以说，在他担任白竹乡分区委书记的这段时间，是胡恒山的革命成长道路的初期不可忽视的阶段。
到任伊始，胡恒山重点抓了一下十方面的工作：
（1）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2）加快乡保政权建设，充实和加强抗日民主政府
（3）建立中共白竹分区委会，建立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
（4）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
（5）建立群众武装组织，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抗日活动
（6）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7）征收爱国公粮
（8）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排渍抗旱
（9）组织反“扫荡”、反“蚕食”
（10）扩兵，为抗日部队输送兵源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镇压下，胡恒山以其饱满的热情、卓越的才能、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排除万难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发动了当地群众，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组建起抗日武装，建立了乡保政权，强而有效地反击了与当地顽军的摩擦，从而成功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抗击日伪军，扩大巩固了当地的抗日根据地。
石家河保卫战
1942年11月1日，胡恒山率队伍组织了一次对曾家湾据点的军事行动，攻打曾家湾，保卫石家河，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保护石家河根据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意义重大。这一仗不仅有力地打击了顽敌、震慑了日伪、保卫了根据地，还为新四军进军襄南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建了张港和多宝两个日军据点之间的聂家滩渡口，为我军进军江南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2年底，日军在占领区残酷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并集中力量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石河根据地被分割缩小，形势越来越严峻，环境越来越恶化，斗争越来越艰苦，石河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胡恒山以八九人的游击队为骨干，带领民兵、自卫队、基干队，反击石河日伪军，还集中一两个基干分队配合游击队一边劳动，一边警戒，使老百姓在壕沟和哨卡的保护下，安心生产劳动。
1944年春，胡恒山任渔北区委书记兼联乡主任，成为该地区党、政领导人，领导渔北边区委开展了以剿匪为核心的武装斗争。这年是斗争极为艰苦的一年。在敌人碉堡林立、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胡恒山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更创造了“化装战”，同时正确实行宽大处理政策，很快剿灭和瓦解了顽匪渗透在渔北地区的势力。
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苦，食物的匮乏，甚至疟疾的威胁，最终都无法将坚韧如钢的胡恒山打败。
1945年4月28日至6月11日，胜利收复石家河的战役，成为胡恒山在抗战时的最后一仗。
就这样，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在革命工作的萃取中，年轻的胡恒山快速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日臻成熟的地区党政领导人。
三、解放家乡
中原突围
日本投降后，内战爆发。中原部队遵照中央决定，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原地坚持，艰难地牵制了国民党三十万大军，为华北战场和华东战场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适应斗争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并为主力突围后作准备，新四军作战略坚持、战略牵制的敌后工作从三方面来开展：一是组织新的天京潜县委；二是敌后斗争的组织准备，转移或隐蔽部分人员；三是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原地坚持。
转战鄂西北
经历了中原突围和敌后斗争后，胡恒山离开天京潜，转战鄂西北，在国民党的尾追堵截中坚持斗争，建立马良根据地。在此期间，胡恒山两次遇险，两次跳崖，都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成功突围。许多年后，胡恒山回忆起坚守鄂西北的这段历史时，仍旧对鄂西北的百姓充满感恩之情，他说，“鄂西北的农民真好！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农民，我们是无法坚持、无法生存的”。晚年的胡恒山非常非常想念鄂西北的老百姓。
在豫皖苏解放区
1947年麦收期间，江汉游击纵队向北转移到豫皖苏解放区，在那里胡恒山先后见到了陈毅、粟裕、李先念、刘伯承、邓小平等；亲眼见识到了这些将领们的风采，亲耳聆听了他们的真知灼见，使胡恒山更加增强了昂扬的斗志。
打回老家去
1947年冬，胡恒山满怀着打回江汉老家，解放老区人民，恢复根据地的信念，随张才千、李人林将军杀回洪湖、天门、潜江等江汉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作准备。新的江汉区党委成立后，组建了荆钟县委，组织起了县党政军班子，于1947年底兵不血刃占领了县城，彼时，胡恒山担任了荆钟县委吴堰岭区委书记一职。之后，胡恒山又转战天京潜，在永隆河区委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组建发展了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组织群众，巩固扩大了根据地。
在攻克了渔薪河，拔掉了向东发展的障碍后，胡恒山调任石河区委书记，解放老根据地，组建汉宜支队。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胡恒山领导的游击队与张轸兵团连续周旋，不久，国民党在三大战场节节败退，张轸兵团的各路兵力迅速龟缩回营，“围剿”以失败告终。
在经历了皂市战役和段家场战役后，1949年4、5月间，天门县全境解放。
“撤职处分”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在胡恒山担任吴堰岭区委书记时，受到了他平生第一次撤职处分。事件的起因还得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说起。
从解放战争开始，各解放区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但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出现了“左”的思潮和过“左”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地主富农的过度打击，对一些开明人士和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统治人士甚至军烈属有过激行为。这种思潮很快波及吴堰岭地区。
在几次区委会上，都有人提出要杀人！每次都遭到胡恒山的坚决反对。因为胡恒山认为吴堰岭区是抗日老根据地，许多头面人物和民主人士都与新四军有良好关系，给予了很多帮助，为抗战出过力。对这些为抗战胜利出过力的人应该团结，况且，新四军离开根据地也才一年左右，并且有彭有德、吴传一等同志在京山地区坚持，也继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怎么能随便杀人呢？这种争论反映到了县委。几经讨论，最后通过了对胡恒山的处分。就这样，他被撤职了。
对自己的撤职处分胡恒山并不服。干部登记表上有一栏“受过何种处分”，他每次填写这一栏时，都写的是“我因没有杀人受到撤职处分”表明自己没有错。
直至1948年的麦收时节，在天京潜县委纠正“左”的错误时，胡恒山接到一个文字通知：
“撤销对胡恒山同志的处分。”胡恒山这才得以平反。是非分明、耿直不屈，这就是胡恒山。
四、“打不死的胡恒山”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胡恒山实实在在是从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闯过来的，在当时那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如今看来就是一段段“打不死”的传奇。
破脑湾遇险
1943年夏季之交的破脑湾战役，是胡恒山参加抗日战争后头一次遇险。胡恒山清楚地记得，遇险那天，他的第一个孩子欣荣出生不到两个月。
那天拂晓狂风暴雨，石河住驻敌突袭破脑湾。听到枪声，胡恒山立即抱着孩子跑出大门。发现何家小湾已有敌人，破脑湾被包围，他抱着孩子，冒着暴风雨向青山湖方向跑去，在一个岔道口趟进了青山湖。因陡下暴雨，湖水飞涨，他只得将小孩举在头顶过河，而受伤被抓的小战士小徐宁死不屈，致死都没有暴露胡恒山的行踪，胡恒山侥幸脱险。此次遇险，如果没有小徐的宁死不屈，没有孩子的掩护（被敌人误以为是老百姓），胡恒山肯定难逃此劫。可惜脱险后，欣荣因风吹雨打陡发高烧，三四天后夭折。
游击队叛变
同年秋天，胡恒山因为游击队叛变第二次遇险。
因为得知白竹乡长吴卫佴（吴金训）同志被石河伪军抓捕，残忍杀害并砍头示众，悲愤的胡恒山决定只身赶到白竹。后听从区委书记杨云同志建议，恰好县总队一个连来到了渔北，于是他带上这个连一同前去。到白竹乡时，胡恒山原本并没有发觉叛徒崔队长已经和石家河伪军搭上了关系。但崔和李班长等人见他带队匆匆赶来，以为他们的汉奸行径已经败露，胡恒山是带队来剿灭他们的，于是仓皇逃往石河，公开叛变投敌。
胡恒山后来回忆说，如果那次他只身前往，不是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如果不是叛徒做贼心虚，他晚上肯定还和叛徒一起滚地铺，那么就必死无疑，万难幸免了。
青山湖遇险
1944年夏，胡恒山在青山湖的苟张湾战斗中又一次遇险。为打击石河张伪，胡恒山带领不到二十人的队伍埋伏在青山湖边的苟张湾这个小村子，不幸被叛徒告密，后被敌人分正面、左右两路包围，胡恒山立即将队伍拉出。当时，有两同志已被打倒；胡的手枪卡壳，见无路可退，只有边打边向青山湖撤。到湖边时，敌人已将青山湖的东西北三面全面包围。不得已，胡恒山只得下湖，敌机枪已封锁湖面，好在湖内蒿草、荷叶生长茂盛，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在水面没有隐蔽物时就潜水，有隐蔽物时如荷叶、蒿草时就浮出水面，呼吸、休息。见胡恒山时沉时浮，敌人以为他已负伤，便勒令吴家下湾副保长范玉生撑小木船将他抓去交给他们。范不知道湖中面临危险的是谁，撑着小船远远划来。一见是胡，二话没说，冒着生命危险将他送到了湖对岸的徐家大湾，胡恒山这才脱险。
坟禁乡遇险
1944年农历七月间，胡恒山第四次遇险。这次是为了追击伪军，与突袭的敌人正面交火，胡恒山与另外两位战友同时站起来观察敌情。正在这时，敌人机枪又响了起来，另两个人中弹，独他幸免。到了当年的秋季，胡恒山因为偶然得知队伍内部有人搞鬼的情报，召集布置锄奸工作。当时他并不知道搞鬼的是哪些人，而这些人做贼心虚，以为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仓促间将坟禁乡长严国兵、经济股长王仕华两同志在邬邵湾残忍杀害后叛变投敌。胡恒山再次幸免于难。
瓦庙集遇险
说起来最神奇的一次遇险，就数瓦庙集碉堡那次战斗了。
为了控制广大农村，控制我根据地，国民党实行堡垒政策，在各大小集镇都构筑碉堡。京山瓦庙集正在修建，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胡恒山和同志们组织了一次攻打行动。
按作战方案，手枪队化装成民工先上碉堡。队员们有的背着箢箕，有的扛着挖锄，胡恒山和王克强身穿长袍，化装成带领民工的保甲人员。王的警卫员张家才、胡先举（王学威）扛着一条扁担紧跟在后。胡祥麟同志带一个步枪班随后百米作掩护。为了隐蔽，他们用门板抬着步枪，上面盖着被子，装成死人。同志们都化装成为死者送葬的亲属随行。
为掩护碉堡的建筑，敌人在靠汉宜公路旁的山包上布置了约30人的部队，离碉堡五六十米的路边布置了两个哨兵。胡恒山与王接近时，两个哨兵分别在左右两边挡住王克强要检查。哨兵问是干什么的，王说是带民工的。又问是哪个保的，王说是王保的。哨兵怀疑地问：“什么王保？”王大吼：“王保你都不知道？”哨兵弄不清真假，就放他们过去了。
此时胡恒山已将手伸进长袍抽出手枪，拉着枪栓，做好了准备。当另一名哨兵用步枪顶着他的腹部发问时，他将枪拿出就打，但连开几枪都打在哨兵的脚下。王的警卫员也在他身后向敌开火，打了五六枪都没打中。在他开枪的同时，顶住他腹部的敌人也开枪了。真是万幸，他的枪居然哑火了，没有响！
已上碉堡的手枪队听见枪响，一位同志用挖锄将一敌人打死，同志们立即回头向枪响的方向跑来。一位同志用缴获的瞎火枪支朝天发火，“砰”的一声响了！如果刚才那一枪不哑火，胡恒山定不死即伤。真险！
鄂西北遇险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胡恒山在鄂西北与敌人战斗时，还经历了两次跳崖，那真是和“狼牙山五壮士”不二啊，这两次幸而都被鄂西北的群众冒死相救，才得以脱险。
五、“小打小闹，抗日打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胡恒山和许多同志一起，是在枪林弹雨、阴谋暗杀、极其残酷艰苦的斗争中过来的。进山，胡恒山对群众、战友，是情满青山；下湖，对群众、战友，上善若水，他则是如鱼得水。胡恒山做到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甚至有时比群众还苦。从蒋场到天门，从天门转战鄂西北，再到豫皖苏，最后回到天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胜利，一次次历经血雨腥风，九死一生，立下了累累战功。为了革命，他甚至连累家里牺牲两条人命，一个是他的父亲受到牵连被逼自尽，一个是他的儿子欣荣夭折。这一切在胡恒山的回忆录里，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句：“小地方、小部队、小游击、小打小闹，抗日打蒋，起了点小作用。”
平实谦虚是他的品格，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做所的贡献。
2009年10月，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胡恒山颁发了一枚抗战纪念章，南京新四军研究会也发给他一枚新四军纪念章。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2015年9月1日，省长王国生，省委副书记张昌尔，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李春明，省委常务、宣传部长梁伟年等同志专程到胡恒山家中，为他佩戴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抗战胜利70年纪念章。
胡恒山，当得起“英雄”二字。
中篇：建设时期锐意进取实事求是
一、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胡恒山到任天门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天门县委书记，主要开展了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吸收城乡青年、训练干部以及清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
“战洪”
1954年，胡恒山又打了一场胜仗——抗洪救灾。
回忆起1954年那次特大洪水，任是身经百战的胡恒山也不禁感叹“真是惊心动魄！”
1954年春夏之交，从省气象预报和水利部门获悉，长江、汉江流域将有历史罕见洪水发生。省委发出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战胜洪水”。
按省委要求和部署，县委召开紧急防汛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抢险工作，成立了以陈英为指挥长、胡恒山为政委的县防汛指挥部。随后，胡恒山到岳口设县指挥部，负责全线指挥。浸漏、管涌频发，此起彼伏，险象环生。而雪上加霜的是，抗洪紧急关头，皂市又发生骚乱。胡恒山亲临现场组织抗洪抢险，又亲临皂市平息骚乱。险情频发时，胡恒山都是以命令布置工作、指挥抢险，一次次地制服了险情。洪灾过后，有些干部说，胡书记命令真多。
最后，在上下一心的奋战下，在省委“分洪消峰”的英明决策下，洪水终于被制服了。
战胜洪水，胡恒山从岳口下堤回城后，才知道，就在前两三天，8月31日，他的女儿出生了。为纪念战胜这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他给女儿取名“战洪”。
“棉花”
在完成土地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胡恒山服从组织安排，前往小庙乡领导棉花生产试点工作。他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作用，大力推广科学植棉，组织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这些改革、应用和推广，使他分工办点的小庙乡于1956年成为全国第一个亩产百斤皮棉乡。
1957年，农业部在北京农展馆专辟“天门县小庙乡亩产百斤皮棉乡”展台，展出了小庙乡棉花生产业绩，影响很大，引起了各级领导及各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57、1958连续两年，天门的棉花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成为全国闻名的棉花生产大县。
1957年，全省棉花比1955年增长了47.4%。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为此编发了一本小册子《向先进县看齐，把棉花增产一倍》，省委分管农业的王延春书记作序，介绍了包括天门在内的四个县的经验，其中就有胡恒山写的一篇《领导棉花丰收增产的经验》。
“一个桩，两个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有些政策的失误，给农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针对这一情况，在胡恒山的积极推动下，他所在的县委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农作物管理上“定了一个桩（责任制）”，在粮棉政策上“甩了两个坨（粮、棉生产和农民收益挂钩）”，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恢复和发展了曾严重受挫的农业生产。
我们看看廖万忠同志《榜样的力量无穷》一文中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怎样评价胡恒山的吧：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县委认真贯彻执行，立即行动。接着又按照中央七千人大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采取措施，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左’倾错误。尤其是胡恒山同志还能深刻认识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敢从实际出发；要改正错误，做好工作，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由于全县各级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苦干实干，很快克服了暂时困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胡恒山同志的这些言行对我的影响很大，从此我也认识到实事求是的思想是非常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处理什么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我在赠给胡恒山同志的两幅对联中，都赞颂他实事求是。一幅是：实事求是建国，艰苦守廉为民；一幅是嵌名联：恒心求实驱寇建国，山川竞秀献宝育人。”
实事求是，耿直不屈，这就是胡恒山。
二、“熬过”文革
文化大革命时期，胡恒山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挨批挨斗，劳动改造。但他从不压哪一派支哪一派，也不胡说八道伤害他人，艰难地熬过文革岁月。这一时期，胡恒山在荆州地委分管干部工作，为解放干部、保护干部，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对被造反派纠缠不放、难以解放出来的干部调换地方任职；二是挽救支派严重、不能自拔的干部。
到文革后期，随着地委、县委和各级组织的恢复，工作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有组织的调查干部历史问题便多了起来。胡恒山为众多老战友证明历史，澄清了问题。
是非分明，有情有义，这就是胡恒山。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转变时期，胡恒山在荆州地区很早就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真贯彻1979年中央“一号文件”，并采取蹲点调查、参观访问、训练干部等多种教育方式解放思想、拆除“抵门杠”，消除了干部在改革开放中的思想障碍，率先提出了“由单纯粮棉经济和农业经济向农村经济转变”的思想观点，并采取切实措施组织实施，推动了荆州地区农、工、商各业的快速发展。
“双季稻”
胡恒山敢于实事求是，也善于实事求是。如种双季稻问题，有的地区山丘多水田少，可早晚连作种两茬；而荆州地区特别是湖区，湖田多，劳力忙不过来，肥料、治虫、植保、灌溉及田管也跟不上。荆州、江陵普遍流行一种说法：二四得八不如一八得八，说白了就是种一季中稻产800斤，早晚连作双季稻也只800斤。因此胡恒山顶住压力，一上任就在荆州减掉了60万亩的双季稻。后来省里召开抗旱工作会议，省委主要负责人当着胡恒山和地委书记们的面，严肃问及此事，他好歹不作声。事后，有县委书记问他为什么不讲话，他说：“我第一不当面顶撞，第二不认错检讨，第三不改变荆州自己的计划”。
胡恒山1965年系全国人大代表，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在在北京看望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湖北代表团时，曾当众给了胡恒山一句非常贴切、公道的评价：“胡恒山意见真多，不过他不看脸色说话。”胡恒山应了陈云同志那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抵门杠”
改革开放初期，湖北盛行这句话：“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道抵门杠”。针对当年荆州地区包干到户联产责任制有了全面发展，全区51734个生产队中，实行“大包干”的比例由1982年的29%增加到1983年的99.3%。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在《历史的转折在湖北》一书中，将开放的做法评价为“一个新的领导方法，拆除‘抵门杠’的艰难过程概括为‘大包干——农村改革突破’”……继而陈丕显又说，湖北省推行“大1包干”的过程中还有不足之处，就是对保护、改革和发展社队企业（即后来说的乡镇企业）的问题认识不够明确，以致全省各地对社队企业和集体财产的处理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有的地方要好一些，当时的地委书记胡恒山同志提出的不能只抓单一的农业经济，要抓全面的农村经济，所以后来在全省来讲，荆州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发展最快最好的。
离开荆州
1983年底，在再三推辞无果的情况下，62岁的胡恒山离开了荆州，调任省纪委和省政协工作，在省里工作了十年。胡恒山对自己这十年的工作评价是“恪尽职守，廉洁自律”。
下篇：从容录往昔峥嵘、淡泊撒夕阳余晖
1997年10月，胡恒山接省委组织通知，正式离职休息。用胡恒山自己的话说：“自此，我结束了工作生涯，当上了‘员外’。”
这年，胡恒山七十六岁，距离他的妻子李明珍同志去世已有五年。
著书立说教育后辈
在胡恒山由省纪委转到省政协工作后，就想将他自己在两次战争中经历的事写成一个小故事，作为家庭教材，对后辈们起一点教育作用。当时，和胡恒山一起工作、生活了四十年的同事、老伴李明珍同志支持他的想法，并很快准备了一寸多厚的稿纸，每张稿纸前面都印有一句话：“一个革命的小故事”。但他一直没动手。在老伴1992年11月去世后，悲痛的胡恒山打消了这个念头，将她准备的稿纸全部烧掉了。2007年胡恒山的小儿子自强代职病休，他跟小儿子讲了一些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小故事。直到2011年，女儿战洪退休后，才真正动起手来。此时，胡恒山已经九十岁高龄了。
经过胡恒山和家人共同努力下，《风雨一生胡恒山》终于成书了。《风雨一生胡恒山》，远不只是一部家教的好教材，也是一部地方党史、国史（近现代史、改革开放史）、军史的教科书。作品以全国全党的大历史、大环境、大事件、大人物为背景，叙述传主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人民、党、军队、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该书以记实为主，用数据用事实用典型和细节讲话，史料详实，给人以真实感同时又有厚重感。为还原几十年的庐山真面目，用历史讲历史，这部书大量引用了天门党史、方志和荆州党史、方志及统计资料；有《湖北日报》、《荆州报》、《天门报》老报纸所载新闻、文章，有王任重、胡恒山摘棉花的照片；有和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棋友及文艺工作者的老照片；有胡恒山的抗日纪念章及其抗日时用过的印章；有烈士遗像、烈士陵园及纪念碑、战场修械厂遗址、有解放江南的渡口、国民党“清剿”我党、政、军领导人的布告、文件、快邮代电。
从书中，我们还能读出胡恒山是个有情有义更有心的人，对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血洒疆场的同志和战友，以“永远的怀念”为题，列了详尽的《两次战争牺牲的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名录》78人，让他们名存实不亡，精神永在。
艰苦守廉淡泊明志
在2011年，胡恒山接受报纸采访。当记者问及他在家卖菜的胞兄时，胡恒山介绍说，他就这一个哥哥。他参加革命后，父亲多次受到迫害，整天提心吊胆，几次带着哥哥去找他，劝他回家“本本分分过点小日子”。但日伪就在家乡横行，哪有什么老百姓的小日子过？结果不仅小儿子没有劝回来，思想进步的大儿子也差点留在新四军队伍里。后来兄弟俩的分工是：弟弟对国家尽忠，哥哥对父亲尽孝。全国解放后，很多同志劝胡恒山为哥哥安排一份工作，但胡恒山坚持不搞特殊化，哥哥觉悟也高，从不给弟弟添麻烦。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哥哥晚年得了重症，胡恒山专门把哥哥接到荆州治疗，尽心尽力，一直陪伴到最后。而当胡恒山得知，几十年来，他带出来的干部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没有一个倒下的！”他听后连声说：“好！好！同志们都干得不错，都对得起入党时的宣誓！”——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风骨。
《风雨一生胡恒山》这本书的前言，是一段胡恒山所写的“开头的话”，我们从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我已年过九十，党龄亦逾七十三，离休前在职工作五十七年。五十七年里，我的工作有成绩也有失误，领导同志对我有表扬也有批评。但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也是值得子孙们引以为傲的，那就是即使在物资极其困难的票证时期，直至离职休息，我从未多占国家一分钱、一斤粮票和一寸布票，从不收受任何人的礼物，从不以权谋私。我之所以能这样做，一方面是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我小时候读过课本里的几句话：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胜过我，要钱做什么？对我的教育很深。社会上流传的一句经典也让我刻骨铭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更重要的是参加革命后党对我的教育，从抗战时期起到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整风’、‘三反’、‘五反’和勤政廉政的教育，时常给我警醒，所以我能做到一生自律守廉，无愧于党和人民。
艰苦守廉，淡泊明志，这就是胡恒山。
如今的胡老已是95岁高龄了，老人家依旧步履稳健，连拐棍都不需要。虽然耳朵稍稍有点重听，但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双目依然炯炯有神。胡老，衷心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原发《聚力》杂志2016年2期）
陈晴
陈晴，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喜阅长征》《转型与重构》（与人合著）及小说、散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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