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罗维开
乡村悲歌——西瓜的伤心往事
（当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实例之一）
我真不敢把这往种事写出来，怕被现在的年轻人怀疑说谎，但此文内容绝非虚构，如需佐证，可询问当年老农——尽管他们最年轻的也快80岁了，但多数人应该还能回忆起当年那荒诞事：
大约1969年前后，宁波城里西瓜出奇稀缺，市民有钱也难买到，原因是国家出了个''以粮为纲''的农业战略定向，下面僵化地理解并执行，“左”得使人可怕。宁波在某段时间还曾在入城口设卡拦截西瓜进城，于是农民把西瓜藏匿在干粪桶里，偷偷带进城，市民争购，一瓜难求。农村县至公社各级干部规定下面的生产队一律只能种水稻，严格控制经济作物，尤其是西瓜——以下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于那种背景下。
当年的宣传口号
该年，农村收入奇低，我们生产队每工只有0.67元，与其他队比还算是高些的，也就是说，一个好劳力，劳累一天，收入只有0.67元，非十级劳力收入更低。这一年，种一亩西瓜，地下交易，收入就有300多元；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种一亩水稻，收入100元还不到。种什么划算，傻子都懂。但上面规定，只许种水稻，经济作物允许种一点点，不许超面积。当年，我队经过私下讨论，上级精神是“允许种一点点，不许超面积”，有门，向上报得含糊一点，不是过“门”了么？于是那一年偷偷多种了十亩西瓜。
农民们都不笨，你有脑筋，人家也有，这一年，全公社各生产队暗中几乎都这样。
西瓜长势喜人，社员们也感到今年有点盼头了……
正在成长的小西瓜
谁想到有个与队长结过私怨的社员，向公社举报了西瓜超种的事——麻烦来了。西瓜已经是满地绿油油，藤蔓上的瓜已经拳头大了，公社包队干部（即蹲点干部）火急火燎赶来，调查西瓜超种的事。
我们的生产队队长本来讲话结巴，一急一气，讲话更结巴：“又、又、又不是我们队、队、队超种，人、人、人家也这、这、这样……”
他以为法不责众，把其他队也抖出来，可以不了了之——有人向他眨眼睛，示意别扯上别队，不想他竟误会了意思，扯得越来劲。
于是拔起萝卜带出泥，包队干部召集其他生产队长开会，调查西瓜种植面积。队长们抽烟的抽烟，看天的看天，都装起了傻，一言不发……
包队干部怕失职，自己拿着丈量尺，到各队西瓜田去量，然后拿着面积统计，汇报到公社。
公社''革委会''（即当时的政府组织，全称革命委员会）大吃一惊，开始全社普查，结果大家都暗中超种。于是——“割尾巴喽！”
全公社召开了干部大会，主题是“以粮为纲，斗私批修，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
当年的宣传口号
会后，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开始处理''西瓜超种''。
我们村的共产党员方轩忠，既是村里的民兵连长，又多年兼任方家的生产队长，威望极高，再加上彪形大汉的形象，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号召力。他在处理''西瓜超种事件''中，高风亮节，为追求农村脱贫，敢怒敢言，带头竭力抗争。
他说：“国家的政策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生产队有自主种植经济作物的权利。”以此为根据，他与公社干部据理力争，几天下来，连嗓子也吼哑了……
可惜，由于当时''以粮为纲''是绝对的硬杠杠，涉及到''路线斗争''问题，公社干部不敢让步，因为怕被上面追究政治责任——那个特殊的年代，路线是性命攸关的事。
最终达成协议：不追究个人的责任（保护了很多生产队长），但超种的西瓜必须耕毁，补种水稻——这已经算是当时的公社或革委会干部最大的政治担当了。
于是，奇葩的景观出现了：公社干部带着众多的生产队长，到各生产队去摧毁长势良好的西瓜，互相监督。因为要毁的西瓜太多，有人不耐烦，提议干脆用犁耕更快些，于是牵着牛，背着犁，后面跟着一长溜耷拉着脑袋的生产队长，在互相监督中，去耕毁每队超种的西瓜。
这种行动名曰：''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场会''
公社干部能掌犁的亲自掌，不会的逼着生产队长掌，一声吆喝，绿油油长势正旺的西瓜，被生生地耕掉。拳头大的瓜，在田里滚来滚去，不是被牛踏烂，就是被犁起的泥土压到下面。犁完了这个队的，再去犁另一队……
长势旺盛的西瓜
生产队长们心疼得含着眼泪，站在田埂上无可奈何，倒是个别胆大的社员（当然是贫下中农），现场指着公社干部骂起来：“国家发给你们工资，你吃得太饱了吗？可是我们……”
公社干部在现场也只能苦笑着回应：“斗私批修割尾巴，斗私批修割尾巴！”
因为都是上级精神，公社干部也只是执行者而已，其实他们内心也很别扭——城市里买不到西瓜，生产队却不许种西瓜，怎么会这样拧巴呢，他心里也懵得七荤八素理不出头绪。
唯有牛，在耕毁的西瓜田里，悠闲地用舌头卷食起满地嫩绿狼藉的西瓜藤蔓，惬意地咀嚼着，青绿色的汁水，沿着牛唇向下涎——也许连它都感到奇怪，人们，这是怎么啦？
也在当年，各生产队偷偷地把私自超种的茭白、梅豆、茄子等其它经济作物，拔掉的拔掉，改种的改种，因为超种的，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不割掉，被查到谁都吃罪不起。
当年的这种荒诞剧，发生在我们地区，在全国农村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就不大清楚了。
这一年，我们队收入比上一年还低，每工0.45元，其他队还有更低的，日子越过越难……
好在这种过''左''的政策，在农村没有持续几年，若干年后，政策开始有所松动，宁波城市里的西瓜，才慢慢多了起来。
但农民仍不舍得吃自己种的西瓜，连自留地上产出的，也大多去市场卖掉，自家只吃些歪瓜小瓜。记得当年，我和父亲，用手拉车装着五六百斤自留地西瓜，拉到宁波去卖。半夜动身，用吃奶力气，咬牙拉（推）车上岭，翻过育王岭，一身汗，沿着夜色中白晃晃的砂石公路，一步一步向万灯闪烁的宁波城挨，脚下“索索”声，是草鞋与砂石在磨擦，车把上挂着水壶，水在壶内“咣啷咣啷”地响，渴了，摘下水壶喝一肚子，舍不得动车上的一个西瓜……
城内我们卖西瓜的首选地，一是老江桥边大世界后的农贸市场，二是鼓楼的大教场农贸市场。西瓜拉到宁波，天蒙蒙亮，睡眼惺忪的市民提着篮出来了，一个个带着露珠的瓜，被他们装进篮，提回去享用，而我与父亲，却饿着肚子，只担心漏收了钞票，还盼望早点卖完瓜赶回去，下午还有农活等着我们……
这种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西瓜真正成为农村人城里人谁都吃得起的普通蔬果，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允许农村多种经营后西瓜多得放开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