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中华传统美德三部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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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美德主要内容的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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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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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由我主编，我与傅治同、邹豪生、邹琦新、马万辉合著的《中国传统美德》一书于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了三年，此书改名《中华传统美德》于200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再版。全书五章。作为主编，我写了其中第一章《总论》。《总论》三节，第一节《关于道德的几个问题》，第二节《关于传统道德的几个问题》，第三节《关于传统美德的几个问题》。第三节的内容包含以下三点：一、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二、传统美德的现实价值；三、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根据这几方面的内容，我写了《中国传统美德主要内容的梳理和研究》、《论中华传统美德的现实价值》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和第3期，获得读者好评，认为这是“合时”、“合事”之作，对于学习、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养民族精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朝花夕拾，最近我从书柜里将这两篇旧作翻捡出来，拟分期转发于此，与大家共赏。（202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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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美德属于传统道德范畴，是传统道德的优秀成果或者说精华。其内容丰富多彩，究竟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学界有不同的归纳。有的学者把传统美德列为十大德目：一是仁爱孝悌；二是谦和好礼；三是诚信知报；四是精忠报国；五是克己奉公；六是修己慎独；七是见利思义；八是勤俭廉正；九是笃实宽厚；十是勇毅立行。有的学者把传统美德分为十二个要点：（1）献身祖国，尽忠为国；（2）廉洁奉公，清正廉明；（3）扶危济困，见义勇为；（4）尊老爱幼，乐群贵和；（5）谦恭礼让，宽以待人；（6）艰苦创业，勤劳勇敢；（7）自强不息，勇于开拓；（8）立志自强，崇尚理想；（9）注重气节，威武不屈；（10）家庭和睦，重义尊道；（11）诚实守信，言行一致；（12）严于律已，省察克治。

上述两种归纳大同小异，都有道理和根据，但欠具体和明确，且缺乏深入分析。我们认为，如果从修身、齐家、处世、治国这几个方面看，中国传统美德至少有以下20项内容即20种精神值得梳理和研究：

（l）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才有的，但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却早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之一。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以公灭私”（《尚书·周官》）、“夙夜在公”（《诗经·采繁》）、“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主忠信”（《论语·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君子有九思：……言思忠”（《论语·季氏》）、“忠，德之正也”（《左传·文公九年》）、“孝、敬、忠、信为吉德”（《论语·述而》）等“公”“忠”的道德概念。其共同点，就是强调以公义战胜私欲，要求社会成员奉公尽忠。在先贤们看来，“公忠”之德的最高表现，就是要胸怀天下，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无私奉献。墨子所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所谓“成天下之大事”（《荀子·非相》）……等等，都表现了胸怀天下的道德信念。这种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提高，到了宋代的范仲淹、明末的顾炎武分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警句，对之作了精辟总结，把中国古代奉公尽忠的思想推到了最高境界，表达了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豪情壮志。奉公尽忠思想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自觉报效祖国，献身于国家、民族，这成为我国一代代杰出人才自觉修身的重要内容，并在关键时刻经受了考验。例如，屈原“眷顾楚国”，自沉汩罗；曹植不愿闲居，“甘心赴国忧”；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岳飞“精忠报国”，奋力抗金；文天祥慷慨就义，“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信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格言，严禁祸国殃民的鸦片，同英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这种“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献身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爱国主义是一种极为宝贵的传统，不仅对过去，而且对现在以至将来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2）博爱大众的利民济世精神。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提倡博爱大众的利民济世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提倡“仁爱”，墨家就崇尚“兼爱”，道家就主张“慈爱”。这些都包含着博爱大众的观念。儒家明确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其所谓“爱人”“爱众”，就是提倡关心和爱护他人。具体说来就是“推己及人”。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回》）；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都是儒家泛爱大众思想的表现。墨家所谓“兼爱”，就是主张无差别地把爱施展到所有人身上，做到“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具体说来，就是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使“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暴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道家所提倡的“慈爱”，就是主张以慈善之爱维护弱小者的利益。我国历代杰出人才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都非常注意培养自己博爱大众、关心民生、利人济世的高尚品格，并努力将之付诸实践，自觉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例如，唐代进步思想家柳宗元以“受命于生人之意”为己任，在政治上关心民生，反对苛政。宋代进步思想家范仲淹，十分体恤民众疾苦，主张“爱民”、“顺民”。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已成为我们民族万古传颂的格言。明代改革家张居正，为官期间，站在“保民”立场上，极力主张励精图治，革除弊政。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一生戎马住惚，南征北战，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为民”，所以他把自己的施政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博爱大众方面，更是历代前贤所不能比拟的，他的著名格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自己把毕生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他的亲人中有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的精神，把我们民族博爱大众的利民济世精神，升华到了最高境界。

（3）重气节讲操守的人格独立精神。重气节，讲操守，自尊自爱，维护人格尊严和独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又一传统美德。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突出了“志”在立身做人中的重要地位。后来孟子又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开了中国历史上以培养正气为目标的道德修养的先河。孟子还提出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一“大丈夫”式的理想人格观念。这种观念表现了我们祖先倡行正道、自尊自爱，鄙视奴颜媚骨的道德追求。后来《礼记·儒行》用“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来概括儒者应有的刚毅正气。《吕氏春秋》用“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来歌颂人们永不变节的品性。唐朝诗人孟郊以“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千古绝唱来形容崇尚气节的人格独立精神。北宋诗人梅尧臣亦用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的惊世壮语来表达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硬骨头精神。明代诗人于谦更用“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豪迈诗句，抒写操志高洁的人格理想。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民族一贯重视高尚气节和理想人格的培养。注重人格尊严和独立是我们优秀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之时，便有无数热血男儿，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表现了“玉可碎而不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的大无畏精神；也有的在暴君奸臣面前，正直不屈，志节不移，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鲁仲连义不帝秦；苏武持节牧羊，终不左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头可断，身不可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秋瑾“你们可以杀我的头，不能夺我的志”；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等等，都像一座座高耸的碑塔，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4）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自强不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自强不息”一语最先出自《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汉代到清代，历时两千年，《易传》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点，为社会所接受。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准》、《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段有名的记载说明了古代的先贤圣哲都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典范。这里所提倡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杰出人才自我奋斗，勤奋治学，永不停息。从战国末年苏秦“锥刺股”，到汉人孙毅“头悬梁”，再到晋人车胤“囊萤”夜读，都是中国古代学人勤奋好学、刻苦读书的典范。像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举不胜举。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穷”，“铁杵磨锈针”，“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谚，以及不少人径用“自强”作为自己的名字，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自强不息的高尚品德。他们凭着这种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事例外，还有诸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之类的神话传说和寓言，以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吴仇、司马迁忍辱含垢著《史记》、李时珍踏遍青山穷搜博采修订《本草纲目》、徐霞客游历中华投身实践写成《徐霞客游记》等历史故事。在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最终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我们读一读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对照祖先们作出的榜样，可以吸取无穷的力量，激发起自己为实现伟大理想和崇高目标而奋勇拼搏的雄心壮志，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5）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所谓忧患精神，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历史责任感，是个人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把自己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表现。通过对潜在危机的洞察，提出预防措施或主张，从而表达主体关心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忧虑心理。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忧患精神的优良传统。《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易传》则更明确提出“危者，安其危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周易·系传辞》）西汉前期，统治者还沉浸在歌舞升平中，而贾谊敏锐地看到蕴藏着的社会矛盾在发展，将危及国家的存亡，从而提出了“居安思危”的思想（见《治安策》）。唐代魏征在辅佐李世民为政过程中，通过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隋之灭亡，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致。为此，他指出：“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旧唐书》第8册第71卷第2554页，中华书局1975版）魏征的体验，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居安思危”观念的深刻总结。到了宋代，范仲淹又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而明末顾炎武则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以天下国家为重的思想感情。我们追寻历代志士仁人的心灵轨迹，可以发现，在他们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中，无不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思虑，深隐着魂系国运的忧患。这种忧患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它往往在祖国前途命运风云激荡中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唤醒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走上救国之路。可见，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世代相传，永远发扬光大。

（6）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成仁取义”，语出《论语》和《孟子》。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宋史·文天祥传》）孔子把“仁”，孟子将“义”作为他们最高的道德理想。为了实行“仁”和“义”，不惜“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见义勇为的最高表现和最高境界。这种至真、至善、至美的崇高德行，历来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景仰和赞美。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指把“仁”和“义”或崇高理想和高尚人格看得高于一切。当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要求人们以“仁”"义”为上，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仁”和“义”。从而显示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史·文天祥传》），“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咏石灰》）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这在我国古代既表现为田横式的悲壮就义，也表现为李离等为维护国法和正义而气壮山河的“视死如归”；既表现为缩高式的以身殉道义和龙阳典史那样的以死请命，也表现为魏公子乳母那样的舍己救人……。在我国历史上，由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为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而进行的斗争，总是非常的艰难卓绝，也更多地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需要人们为正义、道义而舍生献身的情形已经不是很普遍的了。但由于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存在，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复杂，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斗争有时还很尖锐，为坚持真理和正义，为祖国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有时会需要我们作出崇高的献身。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见义勇为以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

（7）见利思义的重义精神。见利思义是我国古代一种职业美德。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不能不讲利；但是，职业人员要取利，又必须受道德的制约，这就是要遵循“见利思义”或“以义制利”的原则。在这方面，先贤们作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他还公开表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里讲的是以道制欲”和“义以后取”。对于利，如果符合道义，取之无妨，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荣华富贵，也不能获取。这种“以利制欲”，“义以后取”的思想，后来为孟子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笔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这都集中表现了儒家先哲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原则。这种原则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价值取向。这种道德价值取向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这种道德意识对我们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它渗入我们“民族心”的深处，启示人们自觉地与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丑恶行为划清界限。这无论是对我们个人防止自身的堕落，保持自身的心灵健康，还是对社会的反腐倡廉，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8）忠于职守的敬业乐业精神。中华民族具有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优良传统，“忠于职守、敬业乐业”是这一传统在职业道德中的集中体现。忠于职守、敬业乐业是传统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忠于职守反映的是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忠实地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其精神实质，就是把职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兢兢业业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因此，忠于职守，敬业乐业表现了人们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高尚品德。对此，先贤们作过许多论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后来《礼记·学记》更明确提出“敬业乐群”一语，其所谓“敬事”、“敬业”均指的是忠于职守、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朱熹说：“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这种“不怠慢、不放荡”的敬业精神，正是从业人员搞好本职工作所应具备的思想品德。故朱熹又说：“敬字工夫，乃是圣门第一义……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二）只有做到敬业，才能产生巨大的思想动力，进而达到乐业，自觉地“乐事劝功”，并由此产生“勤业”、“精业”意识。敬业、乐业、勤业、精业意识，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础。从业人员只有具备这一品格，才能做好本职工作。这种敬业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职业道德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9）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所谓诚信，就是诚实而讲信用，也是忠诚信义的概括。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诚信被视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进德修业之本”。诚信作为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关键在于“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言而无信，何以为言？”（《春秋毂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治家而无信，不可行于家﹔治国而无信，则不可行于国。”（宋·林之奇：《文侯不爽猎人奇》）“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新唐书·陆贽传》）“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宋·晁说之：《晁氏客语》）“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和诚实。”（清·陈弘谋：《训俗遗规》）“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唐·武则天：《臣轨》）“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憎怨。”（宋·杨时：《二程粹语》）“至诚则金石为开。”（晋·葛洪：《西京杂记》）这些警句格言，是先贤在立身处世方面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国家大事，前人均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尾生信守女友之约，抱柱而亡，为后世所美；范式千里跋涉，遵时践约叙友情，受众人称赞；诸葛亮七擒孟获，以诚信取胜蛮夷；郑和七下西洋，亦以诚信结交于异邦。由此可见，诚信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规范，也是维护国家尊严和声望的指导方针。如背信弃义，食言而肥，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就会失信于民，带来祸端。《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把诚实守信列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内容，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这一传统美德。

（10）尊老爱幼的公德精神。尊老爱幼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也是传统的社会公德。作为传统的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尊老爱幼历来为我们民族高度重视。早在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中，就以“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作为重要内容。后来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首先要求人们在家行孝道，做到“老吾老”，即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然后进而“以及人之老”，即以孝敬自己父母的感情推及到去尊敬天下的其他老人；做到“幼吾幼”，即抚爱、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然后进而“以及人之幼”，即以对自己子女的爱心推及到去爱天下人的子女。由此可见，所谓尊老敬老首先是要孝敬父母，然后推及到尊重社会上的其他老人；爱幼教幼，首先是关心爱护、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然后推及到关爱、教育整个下一代。历史上有许多尊老爱幼的动人事例，例如，刘敏元舍己扶孤老、严世期赡养老幼、李玄卜敬老爱幼、齐宣王访敬老之道、汉文帝存问老幼，以及曾参不欺子、孟母三择邻、陶侃母封鱼乍截发，颜之推谆谆教子，等等，都被传为佳话，深得世人称道。尊老爱幼这一传统的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的实施，关系到一个家庭和社会总的道德状况和个人总的道德面貌，它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继承和弘扬这种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具有现实的积极的作用。

（ll）尊师重教的传道精神。尊师重教不仅是处理师生关系的道德要求，而且被视为重要的社会公德。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儒家更是积极提倡尊师敬傅，甚至把尊师敬傅与否看成国家兴衰的标志。荀子就说过：“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以文化教育为基础，故必然尊师重傅；轻视教师，是对文化教育的轻视。一个不重视文化教育，不尊师敬傅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王安石：《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推而广之，人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人。因此，儒家强调提倡全社会尊师，把教师称为严师、良师、恩师，不仅执礼甚恭，而且修学弘道不敢稍有怠慢，形成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吕氏春秋·尊师》篇列举了十圣人、六贤者尊师的例子，说明“古之圣人未有不尊师者也。”至于孔门诸弟子尊夫子，杨时游酢的程门立雪，史可法坚守危城不敢负恩师于地下，其品德皆彪炳于史册……，以及民间把“师”和“天地君亲”并举，等等，都是中国历代尊师重教的典型。尊师重教，就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重视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人才的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真正做到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12）举贤任能的尚贤精神。举贤任能是我国历史上优秀的政治家治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其内容涉及到选贤、举贤、荐贤、用贤和爱贤诸问题。就为国家民族举荐贤才而言，基本上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某些身居高位者出于公心，力荐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才代替自己，而自己乐居其下或退位，“鲍叔辞宰让夷吾”（见《国语·齐语》）、“进叔敖虞丘辞位”（见刘向：《说苑·至公》）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二是不以个人恩怨妨碍人才的举荐与提拔，即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论是自己的至亲还是私仇，都能以大局为重，荐而不悔。祁奚荐解狐、祁午、伯华，内外不失举”（见《左传·襄公三年》）即属此类；三是求贤若渴，视人才为国宝，或亲自登门造访，或恳留追寻，或下令选拔。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其爱才之心，求贤之情，溢于言表。就对人才的使用、器重而言，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知人善用，扬长避短；二是用而不疑，以信待才﹔三是珍惜人才，尊重敬爱。古人云：“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亡。”（范仲淹：《选贤任能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王安石：《临川集·兴贤》）我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君主都重视选拔贤才，有眼光的大臣也都以举荐贤才为己任。举荐贤才，任用贤才就成为历代政治家提倡的一种美德。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需要造就和启用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举贤任能的传统美德，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道德风尚，意义十分重大。

（13）勤劳节俭的勤俭精神。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著称于世的传统美德，既是传家之宝，又是富国之道。勤俭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与懒惰相对的勤劳，二是与浪费相对的节俭。勤劳和节俭尽管有区别，但二者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这正如石成金所说：“勤俭两件，犹夫阴阳表里，缺一不可。勤而不俭，譬如漏卮，虽满积而亦无所存；俭而不勤，譬如石田，虽谨守亦无所获。须知勤必要俭，俭必要勤。”（《传家宝》初集卷五《知世事》）我国古代思想家有许多关于勤俭的粹言。例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奢则不孙，俭则固。”（《论语·述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勤有三益：“可以免饥寒”、“可以远淫辟”“可以致寿考”（宋至熏：《古今药石·续身警编》），俭有四益：“俭可养德”“俭可养寿”、“俭可养神”、“俭可养气”（石成金：《传家宝》二集卷四《留心集》）。这些尚勤戒惰、倡俭抑奢的思想和观点，充满着人生哲理，对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起了酿造和强化的作用。从古圣先贤关于勤俭的训示中可以看出：勤劳不仅能致富、成功、兴家、兴国，而且能养德、养身，懒惰则不仅无以立身，还会导致道德堕落，甚至国破家亡。节俭于己于家于国有益，奢侈则于己于家于国有害。勤劳节俭是劳动人民和古圣先贤的道德追求，因而在我国世代相传，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美德。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把“生产和节约”作为战胜困难、解决财经问题的重要“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版，第1176页）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447页）刘少奇同志也说：“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28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些指示，都是对传统的勤俭美德的直接继承和发扬。

（14）秉公执法的奉公精神。这是我国古代官吏遵循的道德规范，被视为治国之美德。中国古代虽说以人治为主，但也重视法治。各朝不断地制定和完善法律条令，对稳定社会起了一定作用。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各级官吏在执法中有很大随意性，法律的执行情况往往决定于官吏的道德素质，即廉吏还是贪吏。所以就产生了约束官吏行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奉公守法、循法而行；秉公执法、执法如山。一方面官吏要克已奉公，以身作则，严守国家法纪﹔另一方面，作为执法者必须公正无私、刚正不阿、赏罚得当。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法行事，不畏权势，不论亲疏，不因私人利益、私人感情和亲人关系违背国法，袒护亲友。史书中记载了许多清官廉士不私亲族、不受私情、不记私仇，不以私事害公义的事迹。例如，子文执法不私亲、叔向断狱不隐亲、石醋大义灭亲、包公铁面无私、海瑞为民请命，等等，历来为人所称道，被作为执法者的道德楷模。在赏罚中严格按法律办事，也是取信于民的一种手段。诸葛亮对有功者“虽仇必赏”，对犯法者“虽亲必罚，狄仁杰与唐高宗争辩，坚持依法定罪，这些都体现了维护法律，依法行事的传统美德。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更要强调执法的严肃性，发扬奉公守法、秉公执法的优秀传统。

（15）清正廉明的清廉精神。这也是我国古代官吏的道德规范，被视为“国之大维”，“为政之本”，“为官之宝”。我国古代政德（官德）的内容十分丰富v最主要的就是提倡“清正廉明”。这“清正廉明”，核心是一个“廉”字。“廉”是“清”、“正”、“明”的先决条件。什么叫“廉”？古人关于“廉”的概念有种种说法，大致有如下几种含义：一是指“清廉”。《广雅释诂》曰：“廉，清也”，此“清”与“浊”相对立，《周礼·小宰》注：“廉，清不滥浊也”，这就要求作官之人洁身自好，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不谋私利。二是指“公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载：“廉之为公正”，此公正与偏私相对立，就是要求为官之人办事公道，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三是指“不苟取，不妄得”。《孟子·离娄上》：“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汉代刘向曰：“廉士不妄取。”这是要求为官之人要坚持以义制利，不取不义之财；四是指“节俭”。《辞源》注曰：“廉，犹俭也。”明代清官海瑞曰：“公以生其明，俭以养其廉。”这就要求为官之人俭以律己，以防走上不廉之路。五是把“廉”看作高尚的道德情操或理想人格。《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这里记载的子罕“以不贪为宝”，正是对廉德的歌颂，表明了子罕追求的是高尚的理想人格。我国古代要求官吏清正廉明，这到今天仍没有过时。当前，我们党领导的反腐倡廉、反贪拒贿的斗争，其目的就是在于加强廉政建设，转变党风、官风，进而优化民风。因此，我们说清正廉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6）民为邦本的民本精神。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可以溯源于殷周之际。《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和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说对百姓只能亲近他们，而不能轻贱他们；百姓是立国的根基，根基稳了，国家才会安宁。民为邦本的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有典型、集中的反映。可以说，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便是民为邦本的学说。得民与否，是政治成败的根本所在。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所重的是“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民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他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又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至于荀子关于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则更集中反映了其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既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精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实践活动中的智慧和卓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民族存亡、王朝兴衰、社会治乱、民众苦乐紧密相连。它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伦理价值观上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进步性，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

（17）谦敬礼让的谦虚明礼精神。谦敬是个人自身修养的美德，也是对人处事的道德要求。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儒家强调谦敬之德，不仅要用于修身、齐家，而且特别要用于治国、平天下。谦敬必须真心诚意，尊人卑己，自厚宽人，克骄防矜，不自为大。因此强调“事思敬”，“不自矜”，“不自是”，“不居功”，“能下人”，“择善而从”，“自厚薄人”，“自反自省”。“满招损，谦受益”，“治礼，敬为大”，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谦敬作为一种美德，表现了人类对德业追求永不止息的进取精神，反映了主体对自身、对他人，对自己所认同的文化与道德的尊敬。如果说谦敬是主体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一种道德精神状况和态度，那么礼让就是主体基于这种道德精神状况和态度而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这里的“礼”，指的是礼貌、礼节；“让”指的是辞让、谦让。“重礼让”是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礼义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古人说：“让者，德之主也。”在古人看来，“礼让”是整个“谦敬礼让”的传统美德的灵魂。因此，一个宽以待人、严谨律己的人也应当是一个礼让为先的人。“礼让为先”，重在一个“让”字，包括让功、让名、让位、让贤、让利……“让”，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它要求通过“克己”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让”的精神也就是“和为贵”的精神。“让”并不是无原则地一味退让，而是明“礼”而让。“让”是礼义精神的要求，也必须符合礼义规则，“让”得在理。“让”的礼义准则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从上层社会的志士仁人，到下层社会的平民百姓，从来都很注重“礼让”美德的修养。因此，不只是上层社会的让功、让名、让位、让贤、让利等美德故事层出不穷，而且下层社会的行路让先、耕田让畔、居处让邻、席而让座、食而让鲜等美举也是美不胜收。在人际交往中，能不能明礼、守礼，能不能礼让为先，讲不讲文明，讲不讲礼貌，是一个人道德文化素养高低的试金石。儒家认为人的本性在于其道德性，贵德守礼，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并高于动物的根本所在。故孔子强调“立于礼”，认为无礼不行，无礼不立。传统的谦敬礼让的美德对于我们建立现代精神文明，促进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仍然不失其借鉴的意义。

（18）厚德载物的宽厚精神。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努力求索的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全民族的福祉和社会的完善。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坚定的性格，造就了中华民族深厚、宽广的胸怀。《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是说，君子的胸怀像大地一样广厚，能够承载、长养万物。儒家学者把“易传”这一思想概括为宽厚的美德，作为君子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明代薛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薛文清公读书录·器量》）所谓宽厚，指人心胸广阔，器量宏大，宽容厚道，不苛责于人，乐于成人之美。这种宽厚胸怀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首先表现为对他人的宽容。《论语》说：“宽则得众。”“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孔子设计的“仁人”人格，就具有极为宽容的气度。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韩愈说：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则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原毁》）重以周即重而周，对自己要求需严格、全面，“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正由于身负重任，故需严格要求自己；轻以约即轻而约，对人宽厚、随和。这里贯穿着这样一种处理人己关系的意识：严己宽人，宽则得众，和则同心，与人为善，人亦与己为善。讲究宽容，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使我们正确地对待他人的缺点和错误，恰当地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这种传统美德。

（19）乐群贵和的和合精神。乐群贵和既是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也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世的道德要求。所谓“乐群”，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要乐于合群。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的个体，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群”，人是群体中的一分子，具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具有道德理性，因而倡导“群居和一”。“乐群”便是这种思想在人们心理上的积淀，是一种强烈的归属心态的表现。它反对离群索居、独往独来、自我封闭，而主张与他人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在特定的群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它把与群体的和谐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所谓“贵和”，就是主张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以“和为贵”，以“和”为最高价值，做到“和乐如—”，和谐相处，即保持群体中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根据乐群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要采取谦恭礼让的态度，以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要讲协调、讲和睦、讲团结。“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林逋：《省心录》）“和”则万事成。反之，“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刘向：《说苑·敬慎》）“和为贵”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化焉”，民间所谓和气生财、团结就是力量、齐心协力、众心成城……。这些思想和言论都体现了我们祖先“乐群贵和”的传统美德。

（20）求真务实的求实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历来是中国人的认识原则和道德信条。儒家孔子主张“每事问”（《论语·八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孟子提倡知人论世，并认为“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孟子·离娄下》）荀子否认生而知之，强调后天学习对掌握知识的重要性，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反映。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以耕战为核心的事功，抨击空谈和玄想，执着于现实，用刑罚和庆赏“二柄”来刺激和制约人们的情欲，而不是用空洞说教来训导人们。这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道家虽然大讲“玄而又玄”的“道”，但仍具有求真精神。老子主张“反朴归真”。所谓“朴”，是朴实无华，是未经加工的自然材料，保存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没有任何虚伪造作、掩饰包装。这是一种自然朴实之美。“真”，是假的对立面，是人类诚实美德的体现。“真”总是同“善”和“美”联系在一起的，哪里有“真”，哪里就有“善”和“美”；同样，“假”总是同“恶”和“丑”联系在一起的，哪里有“假”，哪里就有“恶”与“丑”。所以追求朴真，从本质上说就是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求真必然表现为务实。务实是受到中国古代有为之士普遍重视和提倡的一种美德和精神。先哲们所提倡的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其一，在名誉，声望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的关系上，以名过于实为耻，要求名实相符，提倡重实轻名，力戒追求虚名，更不可欺世盗名。其二，在说和做的关系上，要求办实事，求实效，立实功，不说空话、大话和假话。其三，在道德修养上，要求躬身践履，不尚空谈，更不可口是心非。总的是要求人们戒虚、戒伪、戒浮、戒空，提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关于这几个方面，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启迪的古训。综观历史，古代的优秀人物、有为之士所以能作出各自不同的贡献，是同他们求真、务实的精神分不开的。求真务实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对古代求真务实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上述20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高尚的民族精神，它基本上概括了中国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些经过长期历史的筛选而积淀起来的传统美德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理想和追求。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深厚根基。《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60字具体规范和三个层面（国家、社会、个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道德和中国革命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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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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