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头条长春头条总5309期
传记 岁月屐痕 作者/邸刚
第三节
（1952年12月至197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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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父亲。拍照于1954年】
1953年5月，父亲在长春地质调查所的任务完成后，被调任天津华北冶金地质勘探总公司任职。因父亲在军队长期从事后勤物资保障管理工作，资历深厚，业务精湛，爱岗敬业，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出色的职业素养，令人赞叹不已，得到了总公司领导及广大业内人士的一致赞赏和认同。
1956年4月，为了加强基层管理，总公司决定调任父亲前往驻地在河北省唐山市的515地质队任职，父亲带着领导的祝福和感谢踏上了新岗位，主管515地质队的物质供应管理工作。父亲从不居功自傲，加强自己的责任感，在任职期间，父亲恪尽职守，大公无私，经常深入勘探作业第一线，与一线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倾听职工的意见，关心职工诉求，为职工排忧解难。期间，有职工向父亲反映：地质勘探一线职工经常加班加点，由于粮食供给不足，经常饿着肚子进行勘探作业，影响勘探进度。一线作业班组负责人和职工代表曾经多次向时任领导汇报此事，可这独断专行的时任领导，无动于衷，对待群众专横跋扈，言语粗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权力恐怖分子，对职工的诉求熟视无睹，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至使问题始终得不到落实，一线职工敢怒而不敢言，久而久之，广大职工怨声载道，充满了抱怨和质疑。父亲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甚感忧心，立刻与时任领导进行商榷，呼吁他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尽快给勘探作业一线职工增加粮食供给，提高生产效率。不料，这位作风霸道的时任领导，立刻暴跳如雷，勃然大怒，音高拔调，怒怼父亲，口吐芬芳飙脏话，言词不堪入耳，横加指责父亲激化职工矛盾，破坏干群关系，干扰生产秩序，政治觉悟模糊。双方发生口舌之争，展开了激烈的争吵，针锋相对，各执一词，都不愿意退一步，氛围进入白热化，父亲始终站在广大职工的一边，深知广大职工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广大职工的利益毫不妥协，据理力争。此事件在515地质队广大职工家属中间持续发酵，與情滔滔，掀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和轩然大波，同时也惊动了总公司领导的极大关注，总公司领导明察秋毫，通过现场调研，就那位时任领导脱离群众，缺失对广大职工家属的真情实意，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工作方法欠妥，对他在处理职工诉求过程中，存在渎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被上级领导约谈，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敦促他吸取教训，以此作为对他行为的纠正。关于一线职工的诉求，在总公司领导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最终得以落实，广大职工和家属拍手称赞。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左”倾冒进的产物，由于那些不切实际的瞎指挥泛滥，高产风、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很多地方开始放卫星，一亩地几万斤产量，可谓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三年五年赶英超美的影响下，这股风刮到了各行各业，导致众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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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讲真话、办实事要担很大风险，由于时任领导的冲动和失态，自从发生争吵之后，双方的关系产生了难以修复的裂痕，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担忧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而心生忧虑，便把父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以及仕途中的拦路虎。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凭借手中的权力，公权私用，把父亲列入排斥和打击的对象，在公众场合大张旗鼓地枉法营私，诬陷诽谤，旁敲侧击，指桑骂槐，进行攻击抹黑，诋毁父亲的名誉，曲解父亲的一言一行，不择手段的进行道德绑架，蛊惑广大无辜的职工家属选边站队，纳入自己的阵营，用不光彩的手段公然栽赃陷害，把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污名化，并打上政治烙印，把父亲推上了风口浪尖，导致关于父亲的负面舆论铺天盖地，并持续发酵。
这位时任领导为泄私愤，在工作中事事处处给父亲设置障碍，为难父亲，明枪暗箭，进行无端指责，造成两者关系持续恶化。
在一次运输勘探设备和仪器仪表的途中，突然乌云密布，忽降暴雨，父亲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顾脚部旧伤再度被感染的风险，在暴雨中用身体遮挡雨水，导致装在上衣口袋里的报账凭证被雨水浸泡，无法按时向财务科报账。父亲在第一时间就与时任领导和财务科负责人做了汇报，并商讨了补救措施。可这位粗暴蛮横阴险狡诈的时任领导，根本不给父亲补救的机会，却罔顾事实，借题发挥，在背后捅刀子，诬陷父亲挪用公款，故意销毁报账凭证。这位权欲熏心的时任领导，拉帮结派，与培植的个人势力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狼狈为奸。在他的指使授意下，一小撮利益捆绑的关系户露出了真面貌，他们有虎视眈眈，上蹿下跳，有恃无恐，表现的十分活跃，趁机跳出来写大字报，捏造谎言，恶意扭曲事实，煽动不明真相的职工家属及周边广大群众，诱导极少部分职工家属在未了解事情真相之前，盲目的情绪化判断和跟风炒作，以讹传讹，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激起众怒，极力阻挠广大职工家属与父亲之间的正常交流，割裂群众与父亲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打击迫害父亲。他们苟且私刑，持续轮番对父亲实施疯狂的极限施压和胁迫虐待，实施各种刑讯逼供，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使父亲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压迫。他们其势甚猛，嚣张跋扈，为所欲为，手段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明目张胆地把515地质队视为他们兴风作浪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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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父亲与515地质队部分成员，拍照于1959年】
父亲熟知： 亘古以来，任何人只要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公众人物，就会面临各种各样挑战和矛盾，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群众有怨言，受指责，被冤枉，受委屈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处理这些矛盾并保持良好的干群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处理问题时，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思考，兼顾各方利益，在上下级关系中，友好合作和相互理解是缓解上下级紧张关系的关键所在。倘若得罪了心怀叵测之徒，就会为日后埋下祸端，厄运就会跌宕而至。
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位思想偏狭的时任领导，对父亲打击迫害的强度与日俱增，日益显著，成为常态，并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1960年12月，父亲被迫调离物资管理岗位，另任他职。
1961年3月，时任领导处心积虑，有组织，有预谋，在他的精心策划和主导下，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极其荒谬的给父亲贴上了“对国家粮食政策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标签，并以此为幌子，变本加厉，继续对父亲进行强烈的打击迫害。同年4月，时任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度，迫不及待地做出了荒谬的错误决定：解除父亲的一切职务，开除公职，并强令父亲携妻儿限期离开515地质队，否则将采取强制驱离措施，且没有上诉的权利，他们的办事效率如此之快，堪比雷霆之势，令人瞠目。他们明目张胆的陷害，比古代赵高“指鹿为马”还要恶劣，他们穷凶极恶的恶劣行径极其凶残，将无辜的妻儿添加到被打击迫害的行列，这种殃及家人株连九族式的手段丧心病狂，有悖天良。面对汹涌袭来的劫难，父亲陷入困顿，内心五味杂陈，郁愤不平，感到失望和沮丧，无法接受这样的决定，此情此景，没有任何抗争的余地。父亲意识到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在那个百口莫辩的年代，只能默默承受，保持沉默，充满了对现状的无奈和未来的期待。然而，父亲并没有感到彷徨，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保持一贯的坚韧和尊严，以温和的恣态面对人生的波折，父亲的坚韧与执着抗压能力，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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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与母亲、大姐和二姐，拍照于1959年】
作为单位管理人员，不论职位高低，理应坦诚相待，彼此尊重。面对这位时任领导的不断打压和挑衅，父亲始终保持克制，因此，父亲主动找到时任领导，希望双方增加理解和支持，修弥互信，缓和双方紧张关系，奉劝他改弦易辙，摒弃前嫌，撤回处理决定，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怙恶不悛，父亲无论怎样对他苦口婆心地进行劝告，都无济于事。这位心胸狭窄的时任领导，继续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态度强硬，断然拒绝了父亲的好言相劝，一门心思的为了扫清障碍，执意把父亲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1961年夏，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失去了工作，家庭生活失去保障，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四处奔走寻找工作。几经周折，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于1961年秋，我们家搬迁到辽宁省、盖县、上河寨乡、马家沟村安家落户，从此开启了艰苦的农村生活模式。
马家沟村的马氏家族势力庞大，村里的重要岗位都被马氏家族统治，当他们得知父亲的资历后，忌惮父亲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然而，父亲将过往的是是非非，早已烟消云散，无意再涉足领导职位，只想当一个农民，过安安稳稳的农村生活，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可马氏家族却不以为然。从此对父亲及家人的态度急转直下，隔三差五对我们家搬弄是非，制造事端，令我们全家人不堪其扰。
1962年春，无处可去的父亲，为了保护家人不受到伤害，无奈之下，我们家只能再次迁徙，投靠我的祖父，来到父亲的第二故乡，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玫瑰营镇.全胜局村，寻求家乡亲人们的庇护。父亲少小离家，已经22年没有与亲人相见了，只是没曾想居然以这种方式与亲人相见，父亲无数次在梦中回到家乡，但因为父亲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征战沙场，在和平年代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而忙碌，始终没有得到回乡探亲的机会，父亲对亲人们的思念和愧疚刻在他的心里，成为父亲永远的痛，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父亲与久别的亲人们相见的那一刻，喜极而泣，心中的愧疚和思念像一股涌动的激流无法控制，潸然泪下，令围观的父老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这次迁徙，有我和我二姐、二弟和三弟。因为我母亲身怀六甲，为了让我大姐顺利完成学业，大姐（邸翎）继续留在营口市（外婆）大舅家完成学业，故此我母亲我大姐没有与我们同行。由于我们年幼，对当时发生的情景记忆模糊，只记得我们坐了好几天火车，来到一个既亲切又陌生的地方。我们这个从唐山市落难下来的家庭，早已一贫如洗，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困境，给我们这个家庭的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令人堪忧。
父亲为共和国立过赫赫战功的传说，在家乡早已口口相传，家喻户晓。当乡亲们得知父亲遭受打击迫害，沉冤返乡，无不为之感到惊愕不解、唏嘘不已和瞠目结舌。为这样一位多年征战沙场，南征北战，九死一生，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舍生忘死，伤痛满身的【共和国人民功臣】，蒙受不白之冤而感到疑惑不解和强烈愤慨。
由于家乡政府和百姓对父亲知根知底，父亲不但没有被孤立，反而受到特别关照。因为父亲是【共和国人民功臣】和二等甲级伤残军人，为了不让父亲流血流汗又流泪，家乡政府按照国家政策，每年给父亲补偿50元的残疾军人抚恤金，每个月补贴7元钱的医疗处方费，还给我们家新建了两间土坯房，分了三亩自留地。父亲在抗日战场上因伤致残，旧伤经常复发，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家乡政府为了照顾父亲，安排父亲在大队林场做护林员，偶尔受邀去周边村庄的学校宣讲战争年代的红色革命故事，为中小学生做爱国主义教育，受到校方的赞誉。父亲经常回忆战争年代的艰辛和牺牲，也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记得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述亲身参战的故事，父亲那深沉的嗓音总能把我们带入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那一年，我二姐九岁（邸翔），我七岁（邸刚），二弟五岁（邸强），三弟三岁（邸伟），我们姐弟四人随父亲一起生活，二姐负责洗衣做饭，还要看护两个年幼的二弟和三弟，我是男孩中的长子，负责挑水，筹措烧饭用的柴火，父亲在大队林场做护林员，整日早出晚归，忙的不亦乐乎。所以，日常生活全靠我们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自理，我们姐弟做到了同龄儿童难已完成的家务，实属不易。1964年春季，我三弟突患麻疹，连续高烧不退，我二姐背着三弟四处求医，村子里缺医少药，多亏我二姐的悉心照料，三弟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64年腊月，久未谋面的母亲，怀抱着未满周岁的四弟（邸红），从辽宁省.营口市的外婆家返回内蒙与我们团聚，骨肉分离，母子重逢，相拥而泣，那种悲欢的感受，每忆及此，痛彻心扉。我大姐从小就天资聪慧，智商很高，从入学开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德智体方面表现非常出色，为了确保大姐的学业不受影响，妈妈忍痛割爱，将大姐寄养在辽宁省.营口市外婆家，继续完成学业。我大姐从上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毕业，一直在营口与我（外婆）大舅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直到结婚。
母亲的回归，辍学一年之久的二姐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校园，实现了二姐继续上学读书的愿望。我们兄弟姐妹在母爱的呵护下，得到了数不尽欢声笑语，我们经常围坐在母亲的身边，听母亲讲那过去的的故事，母亲还教我们唱很多过去的老歌，同时把歌词大意一字一句给我们讲解，使我们懂得了很多人情世故，记忆最深的是一首叫做《苏武牧羊》的歌曲，也是母亲生前经常唱的一首歌，晿出了父亲的不幸遭遇和当时的心境。歌诗大意是 ：汉武帝时，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劝其投降，苏武坚贞不屈，匈奴没有办法，就让他到北海去牧羝（公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在北海的冰天雪地里，拿着象征汉王朝的尊严和代表他身份的旄节牧羊，渴了就喝雪水，饿了甚至吃铺垫的毡子，就这样，苏武在匈奴留居十九年，持节不屈，至汉昭帝元六年方获释回国。歌曲旋律很美，没有急风暴雨似的激昂愤怒，没有北风凛冽的肃杀，只是一片平和，而这平和之中却蕴藏着无比坚贞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感人之处。每当我想念母亲的时候，就会晿上几句《苏武牧羊》的歌词，以解思母之痛。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母亲的熏陶下，经过母亲的言传身教，加之二姐自身的努力，从小就展露出非凡的唱歌舞蹈天赋，年仅14岁就被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乌兰牧骑选拨录用（县级文艺演出团体），从此走上了文艺岗位，脱离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成为一名歌舞演员，而母亲正是二姐走向文艺岗位的引路人。
曾记得，每逢秋收季节，父亲就率领我们姐弟去自留地收割莜麦，脱粒后，将莜麦颗粒经过淘洗、风晾、炒熟、直到磨成莜麦面粉等多道工序，整个过程非常繁琐，我至今难忘。尤其是父亲推碾子礳面的憔悴身影，仿佛就在眼前，令人心疼。母亲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不适应农村生活，不适合干农活。内蒙的农村生活给母亲增加了很多痛苦的领悟。当地百姓的主要食材就是莜麦面和土豆，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吃黄米面油炸糕，尤其捏莜面是一项复杂的厨艺，操作起来比较繁琐，火候也难以撑控，土生土长的妇女们由于从小就受到当地饮食习俗的熏陶，个个都是捏莜面的高手，能捏出很多花样，比如家常做法有：莜面窝窝、莜面魚魚、莜面饨饨等等，莜麦面的黄金搭档是土豆，与土豆撘配能烹饪出很多种美食，多达几十种食用方法。由于母亲对莜麦面的特性知之甚少，捏莜面对母亲来说是一种挑战，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母亲捏莜面的厨艺虽然枝不如人，但非常用心，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都吃的非常香，那种独特的妈妈味道难以忘怀。
每逢刮风下雨天气，父亲脚部旧伤后遗症就会复发，经常伴有炎症，脓血外溢。后遗症导致双腿疼痛难忍，寝食难安。为了让父亲减轻痛苦，我们姐弟就要轮番给父亲捶腿。深嵌入父亲右脚里的弹片，长达53年之久，使他老人家长期饱受伤痛折磨，父亲坚韧的毅力，令我们竦然起敬。
父亲戎装虽解，但军魂犹在，始终保留着军人本色。把自家院落打理的井然有序，还在院子里建造了一个花池，种了很多花，每逢花开季节，香飘满院。见证了父亲在逆境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待。记忆中的父亲是那么温暖，那么真诚，不管生活有着怎样的境遇，父亲对待我们总是保持着一副笑呵呵的脸，无论生活有多苦多累，父亲总是穷不责妻，苦不凶子，从来不将焦虑、恐惧、愤怒、委屈以及生活中的压力与愁苦传递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岁月静好，安暖相伴，父亲总是以最平淡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爱，默默扛起家中所有的重担，付出而不求回报。
父亲与乡亲们相处的非常融洽，经常在一起聊天、下象棋，打扑克，有时还分享战争年代的故事，小一辈的乡亲们都称呼父亲为“二大爷、老八路、老革命”。父亲德高望重，平易近人，深得乡亲们的爱戴和尊敬，不论公事私事，乡亲们都愿向父亲求教，父亲是个热心肠，有求必应，从不推脱。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岁月里，农业生产条件很不发达，我们所在的区域气候寒冷，风沙茫茫，土地贫瘠，旱灾冰雹频繁，百姓靠天吃饭，粮食十分短缺，生活异常艰难，尽管如此，一穷二白的乡亲们给了我们家很多物资和精神上的帮助与支持，回忆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们全家人永远铭记于心。
1966年12月26日，我们的小妹（邸鹏）出生了，那个年代，每增加一口人都会给家里带来很大压力，尽管如此，新生命的到来，给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期待，巨大的幸福感洋溢在我们家每个成员的心里。感谢我的母亲，忍受十月怀胎的艰辛，将可爱的小妹带到我兄弟姐妹中间，和我们一起成长，感谢母亲一直以来无怨无悔的付出，相信一定会将母亲美丽纯朴、勤劳善良的基因遗传给我们的小妹。
1963年至1966年，我国发生了一场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四清”运动，从一开始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演变成带有政治色彩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很多干部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受到不应有的惩治。
1968年冬，内蒙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深挖“内人党”的政治运动，造成大量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有的被致伤致残，甚至被迫害至死。被拘禁、被揪斗、被专政的人数愈来愈多，仅我们所公社挖出的“内人党”就遍及各个角落，几近到了人人自危，无一幸免的地步。父亲对“四清”运动，和“内人党”事件中的错误行为始终心存芥蒂，但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执着，因父亲体验过整人之苦，冤枉之苦，非常厌恶痛恨整人，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有着特殊的情结。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面临重重困难和压力，不顾个人安危，说服专案组负责人，拯救了诸多无辜人士免遭其害。
1966年至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给一小撮臭名昭著的造反派提供了可乘之机，无数老干部和有识之士被打倒，甚至含冤至死。公检法被砸烂，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停产，从街道围墙到房前屋后到处都涂写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地.富.反.坏.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标语口号，那些标语口号广为流传，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宣言；“破四旧”及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及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否则将被视为“黑五类分子”的典型，被执行无产阶级专政（注：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那会儿的政治宣传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煸动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当时的情景是牛鬼蛇神当道，红卫兵造反派猖獗掌权，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内乱，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一面面照妖镜，照出了各级政府的管理能力；照出了各地的官德民风；照出了各个领域的魑魅魍魉。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背景下，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政治挂帅”是重中之重，“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是左右铭，“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耳濡目染，动辄上纲上线，挥舞政治大棒、乱扣帽子习以为常，对这种见怪不怪的行为，百姓们嗤之以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令人捧腹的趣谈。许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外优秀文化作品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遭到封杀（注：封、资、修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称）。在那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岁月里，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要“突出政治”，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媒体，都把“突出政治”列为首要的宣传任务和头等大事，坚持不懈，天长日久。全国各行业、各系统、各领域、各部门，都受到政治阴霾的侵蚀。为了攫取一己私利，一小撮跳梁小丑们利用政治运动公开荒唐地打击异己，绞杀人性，是他们烂熟于心的政治手段和伎俩，也是惯用的套路。在政治风波的漩涡中，人人自身难保，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注：（第三节完，下转第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