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黄埔二期学员
——写在黄埔军校建校百年之际
严诺夫
一九七九年春节的前几日，我接到老家父亲的电报：“大伯今年回老家过春节，你务必回来见他！”从小父亲就经常告诫我说：“没有大伯就没有你爸爸的今天，就没有你们的今天！”我知道，大伯在父亲眼里的分量。
我老家湖北省黄梅县龙感湖，解放前系江西省九江郊区，长江北岸，原名小池口严家闸。严家闸分大墩、二墩、小墩三个自然村落，据说是祖辈严氏三兄弟各居一墩。解放后，以长江为界，划归湖北省黄梅县管辖。因严家闸地势低洼，解放前又没有筑防洪大堤，每遇长江涨大水，洪水很易倒涌进龙感湖后湖，久而久之，形成一大片湖泊洼地，又叫龙感湖后湖。
正是老家屡发水患，加上又紧靠长江，交通便利，出外逃生谋生的人很多。一九二四年长江泛洪，眼见大水淹没稻田和水塘，大伯知道当年又要挨饿受冻，他头项一斗笠，冒雨出走。一九三五年，已是国民党一军队营长的大伯，将我父亲召去见面，要我父亲去上海学驾车。一年后，父亲还是通过大伯在江西省公安厅任职的黄埔军校同学，介绍父亲在江西伪公路局开汽车，后辗转江西各地。若不是大伯将我父亲从老家召出，父亲很可能终生务农呢？！
一九五八年，湖北省调集全省部分军转干部和知识青年，开赴龙感湖后湖，垦荒拓地，在水洼地建起了国营龙感湖农场辖省农垦厅。我老家正处在建总场的范围内，祖祖辈辈种田的老家人变成国营农工。
说起来有缘。我的出生和成长地江西赣州，虽与我原籍跨两省，又相距一千多里远，却有割不断的渊源。
清光绪年间，赣县白鹭秀才钟谷在黄梅任知县多年。在任期间，他亲率士民修筑长江大堤。得知经费不足，他不惜从赣县老家折出巨额家产补充，一时被喻为“赔钱的知县”，当地士民将河堤命名为“钟公堤”，并为其立生祠。钟谷也因治水有功，被朝廷署于知州，荣升外郞，加三品衔。
大革命初期的一九二八年二月，黄梅籍上海大学生宛希俨，被派往赣州搞革命，曾任中共赣西南特委。长征途中第一位牺牲的红军师长洪超也是黄梅籍人士。他是在长征突围中，阵亡在赣南信丰新田乡的。现当地驻军和政府已为他重修墓冢。
据了解，现在赣州的黄梅籍人近千人。他们有的是党政领导，有的是现役军人，有的是科技人员，有的是在读的大中专学生。
巧的是，在二00六年十二月当选的赣州市第三届人大代表中，竟有我老家严家闸的三名姓严的代表。我是大墩人；驻赣现役军官严国雄是二墩人；章贡区经贸委严晓云女士是小墩人。一个自然村，在外省设区市有同一届的三名人大代表，全国也罕见，成为赣州市人大的一段趣闻。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我父母与小妹从下放的宁都山区迁回老家时，正是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家人接纳了外出多年，且背着“历史污点”的父亲。第二年又将小妹转为国营农工。在老家人的帮助下，小妹很快进了砖瓦厂，后又转入纱厂。自父母和小妹回老家后，我每年均会利用探亲假去看望他们，与老家人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是个大地回春的日子。大伯约定回老家的那天中午，我和父亲及几位亲戚早早地就站在河堤上，等待大伯从小池口坐船而来......
大堤旁的杨柳已经发芽吐青，湖水随风荡起微微轻波，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五十五年前，大伯从这里走出去，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漫漫人生路......
那可是个风雨飘摇的年头，暴雨瓢泼而下，大伯不顾恶劣的天气，他要冲出去，冲出去，去寻求光明之路，去寻求阳光灿烂的明天。大伯在武汉读省立高中时，受中山先生思想影响，信仰“三民主义”，非常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立志要为中华复兴而努力！
他走出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与在省立中学毕业的同学结伴南下，去追寻孙中山先生“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广州黄埔军校，成了该校的第二期学员接受军训。
大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要步入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府，显然非同一般。因他有文化有抱负，黄埔军校毕业后，紧接着参加北伐。北伐中，大伯屡立战功，职务也随之扶摇直上，几年后晋升为骑兵营营长。
一九三五年的一日，大伯将我父亲召去武汉。在黄鹤楼上，大伯拿起一张报纸，指着报上“上海驾驶学校招生”的广告，对我父亲说：“三弟，你就去上海学驾驶汽车吧！”没等父亲回答，他又叫下士替他拿上两佰银元交给父亲。他交待一佰银元给年迈的爷爷添置冬衣和补贴生活；另一佰银元作为父亲去上海的学费和生活费。
临分手时，大伯再三叮嘱父亲：“三弟，你在老家不要逗留，要尽快赶到上海去！”不知是大伯对时局有所预见，还是有其他不便说出的原因？当时，父亲还很久都想不通。按常理，已是营长的大伯，将自己的同胞兄弟留在麾下、亲手栽培，应该是不难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大伯没有这样做，他真是有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吗？！
解放前夕，大伯已升任国民党二四八师少将师长。临解放前，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云南全军起义，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副师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大伯因急性阑尾炎开刀，未随部队开赴朝鲜战场。
等待组织重新安排，还是作其他选择？大伯却恰恰选择了后者，而且自愿回到老家当一名乡村教师。他的很多同事和部下对他的这样选择，非常不理解，纷纷劝他去找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李先念。要他通过李先念这位黄冈大老乡，安排一个相应的职务，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大伯始终没有这样做。
这大概是大伯二十多年来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他太累、太疲倦了？他希望再不出头露面，不招惹任何事，心平气和地安度晚年。也可能是他终生的愿望和抱负没有实现，他厌倦了翻来覆去的政治风云，他需要修身养性，以平常心做人和做事。
事与愿违，一九五七年那场扩大化斗争，大伯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据说，在那场人人过关的斗争中，他将一些青年教师的过激言论，全部承担一身。最终被打成“极右”分子，押送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劳改15年。
还是那么个风雨如磐的日子，53岁的大伯怎么也没有想到，历史就是这样翻云覆雨一次一次地戏弄他，一次一次地躲也躲不开，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劳改农场的生活是苦涩的，然而也是幸运的。考虑到大伯年事已高，他又必竟也有一定的身份。劳改农场破例允许他带家属，我大妈始终陪伴大伯，照料大伯。同时，劳改农场也不安排大伯做重体力劳动，他只需在仓库记码登账。
尽管外面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在不断深挖隐藏在二、三线的阶级敌人，但劳改农场相对平静，相对安全。因为监狱是不允许任何人冲击和带犯人出去斗争的。
大伯的一生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15年刑满后他即留场工作。那正是是非颠倒的一九七二年，可以设想，如果将大伯放到外面去，他少不了挨批挨斗，恐怕也性命难保？！
粉碎“四人帮”后，随随着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大伯的问题也得到一步一步的解决。先是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接着又恢复了他“起义军官”的身份。一九七九年元月，组织已将大伯安居在湖北沙市，等待新的工作安排。
于是，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大伯决定回到阔别二十二年的家乡过春节。
船缓缓地过来了，已经可以看见船头立着一位精神矍铄、满头银发的老人。他选择站在船头，可能便于更好地眺望。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风云变幻，看着水波荡漾，看着田园风光，看着父老乡亲，看着不断变化的大千世界......
我和堂哥上前去搀扶他。大伯个子不高，身板就很挺拔，握着我的手非常有力。只见他从桥板上一步一步正步走向岸边，完全是一副行伍出身的架式。
“大伯，您好啊！我是诺夫！”我自我介绍，因为他曾没有见过我。
“噢，是诺夫。真是个英俊青年！”大伯眼睛一亮，直觉告诉我，他在我身上，看到他当年风华正茂的影子。
“听你爸爸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很有文采。”大伯一边被我扶着走，一边夸我。
“写得不行，不行，还要请大伯多多指点呢！”我知道，大伯的文章写得好，特别擅长写格律诗词。
“好哇，过几天我们来切磋、切磋。”大伯的笑声朗爽，这是一种富有磁力的笑声，完全放松的笑声......
大伯谢绝了亲戚的盛情，坚持在祖屋搭了一张床住宿，同时他又答应轮流到亲戚家用餐。他说，这样即可以让他重温少小时家的温馨，又可以逐步熟悉亲朋好友。
在那段日子里，我陪同大伯去过祖坟山凭吊先人。在祖辈的墓前，他说，他没有很好的尽孝。我知，我父亲辈是三兄弟，父亲三岁时，奶奶就病故。爷爷一直务农，家境不富裕。因此，土改时成分划为下中农。正在爷爷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大伯和父亲又相继外出。一九四五年，父亲在江西宁都开车时，才将爷爷接到身边养病。不久，爷爷病故。后父亲将爷爷灵柩车送老家。在老家的爷爷丧事是二伯操办。正在西北军队任职的大伯，没有赶回来参加爷爷的下葬，是他一生的憾事。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可以理解。
我陪同大伯去过农场总场，又去了总场纱厂、糖厂、砖瓦厂和邻近的几个分场。所到之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几天下来，大伯感概地说，没想到，解放三十年，长江大堤越修越高，越修越宽。从此，龙感湖再没有水患。没想到，世辈为农的老家人成了国营农工，不少农工又成为了工厂工人，老家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从中，他鼓励我，要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相信社会主义祖国！
为求教大伯，在大伯闲暇时，我将当时学写的一首诗呈他阅改。我的诗这样写道：“十年一场梦，白了少年头；功业未及建，岁月蹉跎流；志者事竟成，闻道有先后；挥笔勤疾书，青春永长久。”
诗很稚嫩，却欲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大伯看得很认真，在诗句旁边划满红线和写满批释。
他对我说：“诺夫，你写的这诗有一定的立意，但如果按照格律的要求，对仗和平仄都不很合格。”他若有所思后，又说：“不过，古典格律诗词也过于拘束，也要改革，要吸收新诗的一些元素，推陈出新吗！”此一番话，我不知道，大伯是评诗，还是对我今后人生道路的指点？我只是不断地点头说：“对，对！好，好！”
大伯回沙市后，不久升任沙市政协副主席，兼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沙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
一九八一年春，大伯作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参观团成员，到英雄城——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等纪念地和风景名胜点。大伯电话约在南昌工作的我大姐到他下榻的宾馆会面。
鉴于大伯一生未生育，身边的大妈又病故，一九八一年，沙市党政部门建议并同意：大伯可以将一至二位旁系亲戚迁到沙市，安排工作，照顾老人。大伯曾与我父亲商量，希望我去沙市。后听说，我已有未婚妻，即将在赣州完婚，故放弃。最后他在老家选择了一个侄孙子和侄孙女到沙市工作，与他为伴。
一九八二年元月，我结婚时，大伯还邮来一床当时全国有名的沙市产“鸳鸯牌”床单，表示祝贺。
大伯的这些做法，均表达了他对后辈的关怀和呵爱。
真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
大伯曾是蒋家二公子蒋纬国的黄埔同学，又是中山先生灵柩迁至南京中山陵的护卫兵。他与很多国民党军政要员有过交往。解放前夕，为使他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蒋介石的死党早早地将他的二任妻子——甘肃天水女子及金银首饰空飞台湾。等于断了他的后路！
自任沙市政协副主席的大伯，不顾年事已高，写出多篇回忆文章，在湖北省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发表，以尽他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绵薄之力。
大伯的这些努力，引起了时任全国政协主要负责人的关注。
一九八三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调大伯去省政协，任湖北省政协常委。临去前，他在沙市的同事和老部下设宴欢送。盛情之下，过去对酒不太沾边的大伯，破例多喝了几盅。结果，引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病故，时年79岁。
父亲与我老家的一堂哥，代表家乡人赴沙市，参加了大伯高规格的遗体告别仪式。
虽我与大伯仅有一次短暂的接触，但的胸襟和风范长留在了我的心里，永远不会忘却......
今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活动。海内外黄埔军校同学会也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值此时，我不由得深深地愐怀我的大伯——黄埔二期学员严正老人。
故追记了上述的一段文字。
写定于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的二0二四年六月。
（作者：农工党江西省赣州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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