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中华传统美德三部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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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传统美德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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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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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代代传承的美德。例如，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公忠为国的爱国精神；博爱大众的利民济世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重气节讲操守的人格独立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秉公执法的奉公精神；清正廉明的清廉精神；尊老爱幼的公德精神；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勤劳节俭的勤俭精神；刻苦耐劳的艰苦奋斗精神；举贤任能的尚贤精神；尊师重道的传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精神；乐群贵和的和合精神；求真务实的求实精神，等等。正是这些经过长期历史筛选而积淀起来的传统美德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理想和追求。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深厚根基，不仅在古代受到思想家们的普遍重视，长期以来为我国各民族所践履，成为我们民族进步发展的精神支柱，陶冶出一代代志士仁人，推动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而且由于它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由于它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因而到今天依然闪烁着它应有的光彩，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对当前公民道德建设，对党和国家实现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文化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特别重大。下面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道德修养等方面，论述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的现实价值。

一、传统社会公德在当今公共道德建设中的现实价值

社会公德又称公共道德。它作为人们在一定社会的公共生活和人与人的交往中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好坏起着最直接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重私德而忽视公德的倾向，但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向来强调“家国同构”，强调“群已合一”，因而其私德规范也内在地包容了基本的公德要求。例如，古人讲的“天下为公”的“公”，在封建时代，就打上了明显的阶级烙印，统治阶级常常把他们的“大私”，冒充为天下的“大公”，要人们为其无私奉献。对此，我们应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古代所讲的“公”，也指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对此，则应予以充分肯定。从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荀子的“成天下之大事”；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包含着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分忧愁的思想，因而受到普遍重视，成为千古绝唱。在我国古代，大至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分忧愁，小至那些“修桥补路”的社会公益，都被视为传统美德，其中包含的“公德”意识，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国封建时代，由于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大多局限在个体农业生产的岗位上，社会公共生活范围极为狭窄，因而社会公德的内容也极为有限，并且，在封建时代，没有纯粹的社会公德范畴，它们往往包含于社会共同道德之中，需要我们加以剥离、筛选。封建社会的共同道德或国民公德，集中体现为孔子讲的仁、智、勇“三达德”，管仲讲的礼、义、廉、耻“四维”，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四端”，以及董仲舒集先秦儒家之大成而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德”。这是当时社会道德体系中的最高层次，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对社会其它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起统帅作用。但是，它所涵盖的许多道德规范，有时又直接成为社会公德或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具体内容。例如，“仁”和“礼”、“义”、“廉”、“耻”等，常常又表现为社会公德的规范。这里，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我们对这五种道德规范作简要分析，并通过这种分析，看一看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德建设有何现实价值。

先说“仁”。“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被儒家视为“五常德”之首。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所以“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爱众”。这种仁爱思想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应有爱心、同情心，怜悯心。首先在家族内，应孝敬父母，慈爱子女，和睦兄弟姐妹，这是仁爱之本。其次，要把这种爱心推而广之。作为统治者，应当重民、保民、爱民，惠民，实行仁政。为了达到仁爱的目的，人们应遵循推已及人的原则，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即所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则提出“兼爱”的道德原则。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下》)墨子所讲的兼爱，就是要求人们爱别人如爱自己，用对人无差别的爱代替对人有差别的爱。具体地说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他要求“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儒、墨两家的“爱”，都是古代人道主义的体现，其中包含着社会公德的成份。把儒、墨两家的“爱”扩展开去，我们在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就应当相互奉献爱心，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正是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公德建设中所应大力提倡的。

再说“礼义廉耻”。“礼义廉耻”作为四大传统美德，到了今天仍有它们独特的价值。“礼”指的是文明礼貌。这里所讲的文明，主要是语言文明和行为文明，这是社会公德最基本的要求。礼貌，是文明的起码要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采取的谦逊恭敬的情意表明和行为方式，如衣着整洁，仪表大方，说话和气，谈吐文雅等。在相互交往中，礼貌造成道德氛围，沟通道德情感，传递道德信息，是人们的交往起点和保证。所以，礼貌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一个人讲不讲道德和有没有修养的尺度。作为社会公德的一个基本规范，文明礼貌说明了一个人对别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尊重，是一个人心灵美和行为美的和谐统一。我国古代思想家一贯重视“礼仪”、“礼节”，讲究文明礼貌。虽然封建时代的“礼”，打上了封建阶级的烙印，我们不能照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但就其强调待人以礼、举止文明、容貌可观等，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完全可以有选择地加以继承。“义”指的是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正义行为。“正义”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价值标准，体现了谋求社会整体利益的精神，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大义灭亲”，同时也具有坚持人格的尊严，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它所包含的“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以后取”、“义以为上”等思想和“见义勇为”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应当继承和弘扬。“廉”，指的是廉洁。“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所谓廉洁，就是不贪财货，立身清白。廉洁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被视为“为政之本”“为君之宝”。它要求为政者廉洁自律，实行廉政，当清官，做廉士，不贪污、不受贿，不谋私利。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士，一身清白，两袖清风，在廉于自身、廉于公职、廉于社会方面的高风亮节，表现了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已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在政府官员中提倡廉洁，惩治贪污受贿的不法分子，是长期的任务，古人关于廉洁不贪的廉德为当今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耻”，指的是知耻。知不知耻，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分界线。所谓知耻，就是有羞耻之心，就是知道什么事不该做，也就是“从不枉”、“羞为非”的“善恶之心”。它要求人们做事守仁义、谨言慎行、辨知荣辱。“知耻近乎勇”，一个人懂得羞耻，才能自省自勉，奋发图强。有羞耻心之人，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战胜自我。“人知耻，则能有所不为”。一个人有了羞耻心，就能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无耻，则无所不为”，一个人，没有羞耻心，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偷、淫、拐、骗，为所欲为，从道德的起点上找原因，就是不知耻，没有羞耻之心。因此，在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中，如何帮助人们提高羞耻感，使人们知耻自重，知耻改过，知耻自爱，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二、传统职业美德在当今职业道德建设中的现实价值

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具有本职业特征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中国传统道德中关于职业道德的门类繁多、内容十分丰富。历代伦理思想家和各行各业中卓有建树的人士不仅大力提倡“敬业乐业”、“诚实守信”、“礼貌待人”、“办事公道”、“见利思义”、“奉献社会”等带有共性内容的职业道德思想，而且构建了不同行业特殊的道德规范。例如，为政的，有“政德”，要求为政者依法治国、秉公执法，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克已奉公、清正廉明，以民为本、勤政为民，举贤任能、任人唯贤；做教师的，有“师德”，要求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严以律已、言传身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师徒同体、教学相长，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当医生的，有“医德”，要求医生仁爱习医，精研医理医术，救死扶伤、尊重病人，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经商的，有“商德”，要求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做到公平交易、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明察取利、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此外，还有武德(兵德和将德)、士德、艺德，民德，等等，都有相应的道德要求。重德，既使各个行业注重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从而树立起良好的职业形象，又可以融洽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生活祥和安宁。

在传统的职业美德中，无论是各个行业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思想，还是不同行业特殊的道德规范，在当今职业道德建设中都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里仅以“敬业乐业”和“见利思义”两种职业道德思想为例做些分析和说明。

“敬业乐业”是指从业人员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满腔热情地勤奋地工作，忠实地履行岗位职责。其精神实质，就是把职业当作崇高的事业，兢兢业业地为之奋斗，乐此不疲，终身不懈。敬业乐业，表现了从业人员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高尚品德。对此，古圣先贤作过许多论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后来《礼记·学记》更明确提出“敬业乐群”。所谓“敬事”“敬业”，均指的是忠于职守、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朱熹说：“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熹语类》卷一一九)这种“不怠慢、不放荡”的敬业精神，正是从业人员搞好本职工作所应具备的思想品德。故朱熹又说：“敬字工夫，乃是圣门第一义……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朱熹语类》卷十二)敬业是职业道德的首要规范，只有首先做到敬业，才能产生巨大的思想动力，进而达到乐业，自觉地“乐事劝功”。古往今来的有志者和成功者，无不具备这种敬业乐业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将敬业乐业精神视为职业道德的第一要素。同时弘扬敬业乐业精神也是克服职业领域存在着的种种问题所需要的。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上班不做事，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人业务不求上进，行为不守职规，自由散漫；有的人服务意识差，不讲服务质量；有的人这山望见那山高，见异思迁，不安心本职工作。诸如此类，不仅败坏职业作风，损害职业形象，而且影响职业活动的有序进行。这种状况从反面告诉我们，弘扬敬业乐业精神多么重要。

“见利思义”或“以义制利”，也是我国古代一种职业道德规范。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不能不讲利；但是，从业人员要取利，又必须受道义的制约，这就是要遵循“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道德原则。在这方面，先哲们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他还公开表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里讲的是“以道制欲”和“义以后取”。对于利，如果符合道义，取之无妨，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荣华富贵，也不能获取。这种“以义制欲”“义以后取”的思想，后来为孟子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笔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这都集中表现了儒家先哲“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价值取向，它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当“利”和“义”发生冲突时，应该自觉地恪守“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原则，在必要的时候，做到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传统职业美德中的这种“义利观”，对于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的“义利观”，从而有效地克服当前职业道德生活领域里某些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拜金主义的不良倾向，显然有着极富针对性的现实启迪作用。当前，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市场经济应当重视经济效益，讲求利润，允许通过市场竞争扩展自己的企业，但是，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市场经济，又不能不顾及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不能为了一已的私利而损害全民族的大利。在这里，我国传统的“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道德准则，是完全可以借鉴和利用的。

职业道德建设在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可以说，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职业道德建设是突破口。抓好职业道德建设，就能带动、推进整个公民道德建设的开展。列宁曾指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找到整个链条才能更好地带动起来。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高对建设职业道德重要意义的认识，坚持不懈地抓好职业道德建设，就能不断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帮助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更健康地发展。因此，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华传统职业美德，以史为鉴，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既是我们继承传统的需要，也是我们推进当前职业道德建设的需要。

三、传统家庭美德在当今家庭道德建设中的现实价值

《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指出：“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家庭道德建设的状况在当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到社会的安危理乱，所以，在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传统中向来特别注重家庭道德的建设，并建立了一套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体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处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二是调节家庭与邻里关系的道德规范；三是维持家庭生活的道德规范。这些方面的优良传统对当今社会主义家庭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父子、夫妇、兄弟三种人伦关系。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父慈子孝”。“父慈”即父辈对子辈的关怀爱护，它不仅是一种哺育之情，更是父母对子女成长的关心，期待、培养和教育。“子孝”是子辈对父辈的孝养和孝敬，是古代最基本、最受重视的道德规范。“孝”最基本的要求不只是养亲，更是敬亲、爱亲、尊亲。“孝”与“慈”作为处理家庭内部长幼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处理这一关系实践过程中所作的世代相继的道德思考，它们都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这种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昌盛，是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的智慧选择，因而它们不仅具有社会性，更具有民族性，体现了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需要。只要我们民族存在，就永远需要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尊老爱幼这一正确的道德标准。因此，在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应批判地继承，并弘扬这种道德准则。

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也是家庭关系的轴心。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家庭关系。在传统的夫妻关系中，具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甚至有一些灭绝人性的人伦规范。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夫妇伦理，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具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现代人去继承和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几点是：（1）互敬互爱，和睦相处。“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幼学故事琼林》)夫妻关系融洽是家庭和谐的关键，而夫妻要做到关系融洽，就必须相互之间能够首先做到两个字：一个是和，一个是爱，而爱是前提。“爱者，夫妇之第一义也。”(《蔡元培集》第2卷)只有夫妻互敬互爱，相敬如宾，才能保证夫妻和睦。（2）忠贞不渝，白头偕老。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很多，比如，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不弃“老恶”之妻，东汉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等，都是夫妻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表率。（3）同甘共苦，生死相依。这是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感情基础。古代民间故事或文艺作品中所颂扬的刘兰芝与焦仲卿、祝英台与梁山伯、织女与牛郎、七仙女与董永、白素贞与许仙、胡秀英与刘海、林黛玉与贾宝玉等的爱情故事，虽然都一个个成了悲剧，但却被人们推颂为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典范。上述夫妻关系中的合理因素到今天并没有过时，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兄爱弟敬”是家庭中有关兄弟关系的道德规范，也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兄长对弟弟应该关心爱护，弟弟对兄长应该尊重恭敬。在家庭中，相对父子、夫妻关系而言，兄弟关系具有更多的平等的因素，其道德规范也有更多的合理性。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家庭生活和谐安宁的关键。徐田臣说：“家和万事成”(《杀狗记·第十九折》)，林逋说：“内睦者家道昌”(《省心录》)，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兄弟间团结、和睦的重要性。颜之推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颜氏家训》)这说明兄弟之间的关系如何，不仅仅是兄弟之间的事情，而且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和睦、团结。而家庭是否和睦、团结，是家庭兴旺发达的关键。因此，传统的兄弟伦理关系特别强调“兄爱弟敬”，并以此为起点，推而广之，以和她埋，以谐社会。尤其把这种尊长爱幼之德推广于整个社会，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更显示出传统的兄弟伦理广泛的应用价值。这些伦理规范，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可取的一面。在今天的社会中，多兄弟的家庭愈来愈趋减少，独子家庭在未来将占绝大多数，传统的兄弟伦理的直接应用意义似乎显得减弱了。但是，如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传统的兄弟伦理则比以往更具实用价值。如能正确地发扬这一传统，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幼的风气，社会主义大家庭会显得更为和谐与美满。

邻里是家庭地域位置的邻近，是人们居家生活中比屋相连、朝夕相见、守望相助的小型自然群体，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家庭同左邻右舍的关系，实际上是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良好的睦邻关系不仅为家庭创造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邻里间还会相互影响、教育和感化，有利于营造温馨、稳定的社会人际环境。因此，古人不仅非常重视择邻，而且非常重视搞好邻里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强调“里仁为美”(《论语·里仁》)，认为邻里有仁德；强调“君子居必择邻”(《荀子·劝学》)，故孟母为选择邻居，而先后三迁；认为“邻里是兄弟，相敬又相让”(壮族：《传扬歌》)，“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林逋《省心录》)，“远亲不如近邻”、“不是一家亲如一家”。因此，在处理邻里关系时讲究与邻为善、团结邻里，提倡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互谅、互让的道德要求。这种亲善邻里的美德，是人际关系团结友爱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所体现的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精神。今天，我们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更应该搞好邻里关系，从而为我们造就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毫无疑问，古人重视搞好邻里关系的美德，至今仍具有现实价值。

关于维持家庭生活的道德规范，我们民族历来倡导“勤俭持家”的美德。“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古人认为“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金缨：《格言联璧·齐家》)。治家乃齐家的前提，勤俭为和睦的基础。勤，即勤劳，它反映了人类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自然界作斗争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俭，即节俭，它体现了对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的珍视。特别是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贫乏，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兴旺与和睦，就必须力戒奢靡，克勤克俭，在家庭生活中培养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美德。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物质财富的增长已经达到古人不可想象的程度，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奢侈和浪费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勤劳节俭仍然是当今社会特别是家庭生活中应当保持和发扬的一种美德。

四、传统的修身美德对当今个人道德修养的现实价值

所谓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个人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方面，自觉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要求，所进行的自我修炼、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等的行为活动，以及通过这种努力所形成的相应的道德情操和达到的道德境界。传统的伦理学十分注重道德修养的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并且在道德修养方面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对当今公民道德修养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里仅就道德修养方法作出考察和探讨。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华夏历史文明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套道德修养方法，例如”学思并重”、“反思自省”、“积善成德”、“慎言重行”、“慎独”等。这里我们仅就其中的“反思自省”、“慎言重行”、“慎独”三种方法作简要分析，并探讨其现实价值。

1、“反思自省”。“反思自省”是指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省察。《论语》记载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思自省的修养方法，影响十分深远。孔子自己也说过:“内自省”、孟子则提出“自反”、“反求诸己“的思想，也是指反省自己的言行而言。《易传》把这种自省的修养称为“修省”。后来的思想家又发展了这一方法，还提出了“责己”说，相当于现代人说的自我批评。宋明以后更是用“省察”表示上述这种自省的的思想。综合起来，就是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辨察自我意识和言行中的善恶是非，严于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过错。“反思自省”的修养方法，是儒家所倡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2、“慎言重行”。这也是儒家倡导的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所谓“慎言”，是指言语要谨慎。中国最早的典籍《诗经》《左传》就有对“慎言”的记载。《诗经》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如果有污点，还可磨掉，说话如果有错误，就不能挽回。这是说明在人际交往中，言语应该谨慎，应该深思熟虑而出，不可信口开河。《左传》更有“君子之言，信而有证”的话，强调说话要有凭据，认为信口开河是结怨招祸的根由。孔子以“讷于言而敏于行”作为仁人的重要标志，反对言过其实，更反对巧言令色取悦于人。连极少言道德修养的老子也有“轻诺必寡信”，“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样的隽语名言。《易传》把“谨言行”作为事之成败的重要因素。嵇康的《家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把谨言慎行引为训诫后代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更把言语行为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教育弟子多在言行上省察克治，不能丝毫放逸。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要求人们慎言，而且还要求人们重行。所谓重行，即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高度重视道德践行。在中国古代，先哲们深入探讨了道德认识(知)和道德实践(行）在培养道德品质方面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者，行也。”道德品质是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的。道德认识(知)对于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停留在道德认识而不付诸道德行动，只知道什么是善恶，而不能在行动上切实为善去恶，就毫无道德意义。只有将获得的道德认识转化落实为道德行为，德，方是我之德，善，方是我之善。否则，“善是善，我是我”与我无关。因此，在道德修养中最可贵的是切实践行，不尚空谈。否则，修养就要落空。重行，这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又一优良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扬。先哲们重行，是为了纠正知行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恶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今天这些恶仍然严重存在。因此发扬重行的优良传统是十分必要的。总起来说，慎言重行，也就是强调躬行实践，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学习革命理论要在“行”字上下功夫。他说“我们要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这使得传统的慎言重行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放射出时代精神的光彩。

3、“慎独”。“慎独“ 一词最早出自《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是儒家创造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修养方法。所谓“慎独”，就是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谨慎小心，自觉遵守道德，不要因为别人不在场或不注意而干坏事。同时“慎独”也是与诚实、不自欺欺人相联系的一种道德境界。它表明主体对道德的高度自觉，时时处处按道德标准办事，正如孔子所说:“随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要做到慎独，首先必须以高度的理性自觉为前提，把道德规范化作自己内心的信念，时时刻刻约束自身，其次，只有真诚地按道德规范办事，才能做到慎独。俗话说:“口头上的君子好当，背地里的君子难做。”因此，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须是达到慎独境界的人。从道德修养来说，人们只有过了慎独关，在道德上才能有真正的长进。慎独，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和道德境界，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价值。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十分重视“慎独”。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将“慎独”作为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而大加提倡。他说，共产党员“即使在他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慎独”，经少奇同志这样点化，就变成了具有新时代意义的道德修养方法。这是“古为今用”的范例。

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如此突出地强调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结合，这不仅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不断深化和拓展的重要体现，而且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显著标志。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又明确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种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003年1月，教育部组织全国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江泽民同志为此书题词：“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我们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和江泽民题词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富内容和现实价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传承中华美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202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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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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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