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出嫩芽的拐杖
赵远智
早年下乡返城，分配到一家区办企业做学徒工。
百八十人的厂子大多是些年迈的老职工。说是职工，其实是些赋闲在家连识字班也没上过一天的老人；提着自家暖壶，拿着各自的板凳马扎，一边聊着家常，头顶上就慢慢有了厂房，身边就渐渐多了一排排车床机械。即便如此，厂子仍小得可怜，说瓜子皮可以吐到墙外是逗趣笑谈，但来提货的车辆将吊臂越过墙头装货，却是人人所见的实情。每次看着晃悠悠的货物漫过墙去，手心里都汗渍渍的。
这是一九七六年的岁末。
几十张在广阔天地打造的黝黑青春面孔，一起在逼仄的厂区绽放，着实令老职工们兴奋异常，几周下来彼此便熟络起来，上至厂长书记下至伙夫民丁，竟子丑寅卯了然于胸。
唯独没搭讪过的是钣金车间的一位小伙子。
其人目不斜视，操一口京腔作底衬的普通话，一副天降大任之相让人仰慕。那时的普通话还远没普及到街巷坊间，有好事的师傅愿意听他的京普，便故意引他说话，每每得逞，便快意地向身旁的同事侧目炫耀。
车间的管理甚严，却偏偏约定俗成对他网开一面，稍有闲暇，他便抱本厚厚的书坐到车间门口，迎着冬日暖暖的阳光，燃起一根烟，凝神蹙眉旁若无人地看着，如入无人之境。人们对特权待遇的适应承受，很快便由牢骚愤懑转化为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一点想必连人们自己都始料不及；差距微弱，会是一种伤害，云泥之别，也就飘风过耳无所谓了。这不，人们今天没看到那个聚精会神的身影，倒有些许的不适，忙碌中的余光总会寻他几度。
师傅告知那人姓冯，其父是个颇有来头的大领导，原本生活在京城皇城根下，因早年间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同犯过错，文革时受到冲击，一家人便辗转着回到老家山东。老人懿言嘉行，家教甚严，三个孩子全在社会底层自食其力谋生，所以同事也就成了同事。
师傅话音未落，我便惊愕地探身望望暖阳中翻动书页的他，随之将信将疑道：
“不会吧！这么大的干部，孩子会在这里上班？还是钣金工？”
师傅未置可否，似和我有同样的疑问。
说不上是他时常怀抱着的书，还是显赫神秘的身世背景，总之，我和卓尔不群的他渐渐地有了些接触。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好奇：
“你怎么也在这里上班？听说……”
“子不言父威！子不言父威！”
他即刻摆摆手，打断我的话。
想必话题对他已甚是敏感。我也略感唐突,即刻呵呵着转了话题，暗想：他对家中老父隐露着微词和责怨。子不言父威，亦即儿女不可轻言父辈的权势功名吧。
那时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省部高官之后，还在这等恶劣环境下光着膀子抡铁锤、每月挣个三五十元的已寡见少闻了，难道他和家里有什么嫌隙不睦，才使得身居高位的家父对其窘况不闻不问？
后来听说，老人对子女的严苛已超出一般人想象；兄妹三人，同事排行老二，其兄早年下乡至今未能返城，妹妹在区运输公司维修车间当车工——那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孩也唯恐避之不及的工种。至于他，除了他的书，他那口京味普通话，还在这个荤盈素浅的环境中尚显另类，那丁点的收入及日日的灰头土脸，早令诸多依门待嫁的女孩望而却步了……
故事似乎刚刚开始——
九一八事变不久后的鲁北。
阳信县商店镇冯家村一座破落的院落内。沉沉夜幕下，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手脚捆绑着，被几个汉子用辘轳送入井下。家中主人铁定了心要将儿子管束在自家院内，免得再去外面惹是生非。
被送入井下的学生是同事的父亲冯乐进。这一尊名其后半个多世纪，一直被熟知共和国第一大案的人们所铭记，涉案之巨、涉人之众、触到的位置之显赫，均为近百年来绝无仅有。
这些自然是后话，眼下冯乐进正因频频在乡间集市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惹翻了胆小怕事的父亲，而在阴森漆黑的井下思过。老人的惊恐不无道理，奉系军阀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稍有不慎，一腔热血换来的将是殃及家门的惨痛代价。
晨鸣时分，心疼侄子的姑姑，泪眼婆娑找人帮忙将侄子打捞上来，匆忙塞给他几块干粮，催其赶紧翻墙逃走。
几年后的一个早上，伴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响，冯乐进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重又杀回了鲁北镇上。
那时没人知道他已是阳信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更没人知道其后不久，他由于在北平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而被捕入狱。直至三年后的1936年9月，才由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报请张闻天和政治局同意，以一种“履行监狱手续”的方式出狱，一来可以为党保存大批党的骨干力量，二来随着日寇占据华北危情的逼近，这批干部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殊不知，收到中央密信后，狱中支部认为此信可能是敌人设下的圈套而拒绝执行。三个月后见狱中同志仍没动静，情急之下刘少奇便再次派人送入第二封密信，信中严词正告：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狱中同志见事态严重，便按中共北方局指示“履行监狱手续”，分期分批出狱。
此惊天大案，便是那场运动时期轰动全国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的始末概述。除了当年负责此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狱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冯乐进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跃然纸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乐进历任华东革命大学秘书长、少数民族地区中央访问团秘书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水产总局局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曾在《济南日报》副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了老人在国家水产总局局长任上的一次经历。那是招待周总理和其他几个中央领导，吃的是鱼宴。晚宴结束前，周总理将一盘吃剩的鱼汤用馒头蘸着全部吃掉，并说：什么时候让老百姓都吃上鱼就好了。老人一直记着总理的殷殷嘱托，给我说起这事时依然激情难抑。
命运的节点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一次征询意见会上发生了急剧转折。
当时自上而下有一种说法，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老人满腔热情准备了大会发言。老伴见状再三叮嘱他不要冲动、谨慎行事，但他还是一意孤行毅然前往。会议在怀仁堂礼堂召开。一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的老伴放心不下，不祥的预感令她急匆匆骑车赶去会议现场，进入大门时她听到会议主持正宣布：下一个发言的是国家水产总局局长冯乐进，便两眼一黑，瘫倒在门口。
事情的结局自然不难预料，不久后老人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山西任水利厅水产局副局长。在山西期间，老人与《小二黑结婚》作者，著名作家赵树理成为挚友，私下里，两人相谈甚欢，互诉衷肠。几年后，冯乐进得以平反，随之迁居老家山东，1965年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运动开始后因“履行监狱手续”一事蒙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次平反，1979年出任第一任山东省司法厅厅长，1983年，任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隔年离休。2010年1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于济南去世，享年102岁。
老人的去世惊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纷纷送来花圈、发来唁电。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亲去殡仪馆吊唁，为有着80年党龄的世纪老人送最后一程……
作为后生晚辈，毫无资格对老人的一生赘述点评。所感的是冯乐进老人一生光明磊落的执念，纯澈而又坚韧不拔的崇高信仰。说到底，理想信念，对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而言，虽山高水险天荆地棘，有牢狱之苦，杀身之虞，却依然铮铮铁骨、岁寒松柏；难就难在历经60余年的和平建设、改革发展，金銮殿的龙椅已经遍布京畿重地和乡村边寨；当一个电话、一个签名、一个眼神、一次缄默，都可换来滚滚财源时，曾经的壮语豪言是不是还余音犹在？淡然的胸口上会不会还有尚存的余温？信念，说到底是一种操守；诺言，拼到后是一份责任。职业革命家最光可鉴人之处是始终如一、忠贞不渝的信念。如果头顶上神祇的光环似有可无，背离初衷，无异于彻头彻尾的背叛……
身陷囹圄背负叛徒罪名的年月，老人一次去泉城路百货大楼，看到营业员手脚忙乱地算不清账，拄着的拐杖咚咚敲击了几下地面，拿过算盘手把手教起营业员来。在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任上时，他算的账是数亿人的衣食住行，此时，他让一个普通营业员弄懂了最便捷的加减乘除。
落实政策官复原职时，老人补发了一笔为数可观的薪资。拿到巨款没几天，他便带着几个孩子回到老家阳信。
改革开放之处的鲁北平原寒苦依旧、天苍地茫，老人为这个大队添置水泵，给那个小队购买拖拉机，看看这里的小学断垣残壁需要修缮，瞅瞅那边的卫生院风雨飘摇亟待翻新……
在故乡的土地上，老人几度哽咽，数次背身拭去沾巾的老泪。这可是求学时，舍弃生命也要改变的故国家园啊！可是眼下，除了热血衷肠，除了身上的杯水车薪，他已经两手空空。无语的老人慷慨地捐献着，待财源散尽之后，才带着几个孩子聊以自慰地回到泉城。而此时，他的大儿子依然要回乡务农，女儿依然要去开C616车床，小儿子依然要去钣金车间的烟尘中挥汗如雨……
一次，无意中看到见诸报端的一则消息：一位和老人级别相同的高官贪污收受数千万元巨款，十几年没回老家看望过病重的父母，祖上的老宅家徒四壁，墙角的缝隙可以伸进拳头，老母亲倚门眺望了数十年，等来的却是儿子锒铛入狱的噩耗……
如果理想的破灭是一种信仰溃败，那么人伦温情的荡然无存则是更深层次的悲哀！好在冯乐进老人还在，坚挺着走过百年依然巍然屹立。
几年前，老人仙逝，未能赶去送别，实为一生憾事。此时的“七一”，又该是他的生日了，虽然他确切的时辰不是今日，但他的芳华英名属于这个日子——
“七一”！——没人怀疑，更没人忘记！
【作者简介】
赵远智（男），原济南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作家、编剧。其作品曾多次获全国“飞天奖”、“金鹰奖”，省级、国家级奖项。现为山东省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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