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游子在外乡愁是无法避免的，但现代人很难想象我们当年到非洲工作与家人一别就是两年！漫长的两年中，除了一个月一次的接到家书外，平日里无电话可通，无视频可言。2年一期的任务完成后才有回国探亲的机会。您说说，我们那个时候容易吗？发一篇旧文，同乐。

远离家乡

文/龚如仲（Ralph）

我在非洲待了四年，先是服务于工作组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总部，后来随着铁路建设向赞比亚方向推移，就又分别在坦赞两国的交界处姆贝亚总部和赞比亚腹地的姆皮卡总部工作，前后各两年。四年里，如果不是亲临其境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所承受的孤寂和煎熬的。试想想：整整24个月，你无法见到妻子儿女、父母兄弟的面容，你甚至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没有长途电话可打）；整整24个月，我们聊以慰藉的只有带在身上的亲人的照片，而唯一可以与他们保持沟通的方式就是书信来往。然而一封信漂洋过海、到达我们的手上，就需要个把月的等待和盼望。

就拿我来说吧。当我离开北京飞往坦桑尼亚时，我的妻子怀孕才三个多月。而我头一届任期期满回国探亲时，大女儿力援业已一岁多，已经是一个会走路、会说话、会唱歌的小天使了。记得我当时到家的时侯是白天，因为有我带给她的糖果和饼干，小家伙对我这个“陌生人”还算友好。但等到夜幕降临，小家伙见我还“赖着不走’，她就开始很不乐意了。再等到妻和我打算上床休息时，小家伙甚至开始哭闹、逼着她的妈妈要将我这个“陌生人”扫地出门。最后，看到我还是不走，她就火冒三丈，骂我是“大坏蛋”，是“胡汉三”（当时中国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反派人物），说着还把口中正嚼着的饼干吐在我的鞋上。想来那种滋味，怎一个难受了得！

不过话又说回来，除了长期与家人分离和远在他乡的寂寞，我们在非洲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充满快乐的。虽然无电视可看、无电话可打、无卡拉OK可唱，但我们这群“单身汉”（任何人不可带家属，连贵为副部长的布克先生也不例外）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吹吹牛，或是听听十二管的收音机。每逢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打打排球、羽毛球或是乒乓球什么的。工作组总部的排球队水平还真不低，我们常常和铁路施工的工程队、甚至当地的“专业”球队比赛高低，而身为排球队长的我，会比一般人更加忙碌些，但也忙得有滋有味。

还有，就是一月一次的“电影放映日”。每当这个日子来临时，整个工作组大院就像过节似的，大家就快乐地忙碌起来。有挂银幕的，有打扫场子的，也有拉电线安灯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忙完之后，我们工作组的全体“单身汉”们加上唯一的女翻译小张便会拿着小板凳或是提着“小马扎”早早地来到工作组大院内的“露天剧场”，静等着享用这场难得的“视觉盛宴”。

或许是后来得知我们这些援外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实在太苦，铁道部破天荒地让铁路文工团派出杂技团到坦赞铁路慰问演出。杂技团先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演起，一步一步演到赞比亚的姆皮卡。这次演出让我们这些“单身汉”们着实快乐了一回。

说到杂技演出，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趣事。杂技团抵达姆皮卡时，演员离开中国已经一个多月了。一次演出完毕后，因为离熄灯睡觉的时间尚早，我们几个臭味相投的年轻人又返回办公室开始“侃大山”。正当我们哥儿几个聊得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敲门的音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位年轻貌美、身材苗条的女孩儿站在门前。原来这个女孩儿是杂技团的一名演员。她进入我们办公室后，就问我们她能不能见到工作组的小唐？我们知道小唐是由铁道部派到姆皮卡工作组的工程师，刚刚飞抵非洲上任。我们说当然可以，并立即派人把小唐找了来。姑娘一见小唐，马上急切地问到：“是您昨天把我爱人托您带给我的信交给我的吧”（当时中国人对外人介绍自己的“另一半”时一律叫“爱人”，绝不叫“老公”、“老婆”）？小唐点头称是。姑娘听罢，立即又问到：“我爱人在信中说，他托您带了样东西给我，可我只拿到信，没有拿到东西呀”！小唐一听莫名其妙，忙解释道：“你爱人没让我捎东西给你啊”。姑娘一听小唐否认，顿时心中不悦。于是她将手伸进衣兜，掏出那封信来。然后她从信封中取出信纸，展开其中一页，并手指其中一行字对小唐说道：“不信您自己瞧瞧，我爱人就是说让您带东西给我的嘛“。 小唐低头一看信，不由得放声大笑。见此情景，我们这几个“好事者”也连忙凑了过去，也来看看这行字。信未看完，我们也不由得笑出声来。

原来这位姑娘新婚不久，夫妻间十分恩爱。见妻子出国月余、音信难通，丈夫心中十分想念。正好小唐被派往赞比亚工作，这位小姐的丈夫赶忙修书一封，万分珍重地托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小唐把信亲自交到妻子手中。信中的这句话写的是：“特请我同事小唐带去我给你的一个吻”。由于姑娘从小练功学杂技，没读几年书，她竟然连“吻”字也无从相识，自然就闹出了这么一个可爱的笑话来。

当这位漂亮姑娘得知“吻”字的真意后，立马臊得满脸通红。姑娘一跺脚、一扭身、夺门而去，追在她身后的是一串更响亮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