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何处真善美.墙里墙外探人生]
---读王钰《25号监舍》
我与王钰是在敦煌参加一个学术会期间相识的。我从西北调入广东工作，已经10年没有回大西北了，过去曾在兰州工作，对西北对甘肃倍感亲切，对故乡人王钰像是久别的亲人心中倍感温暖。他朴素、满腹经纶卓有成就，却不张扬。记得在告别晚宴上，他一一向与会者道别：“有机会一定到天水来”，为人谦和、彬彬有礼。期间没有过多介绍自己，只是说在“天水在线”可以找到“王钰”。回广东后，拜访“天水在线”，方知“王钰”了：甘肃省作协会员、天水市作协会员，对三皇文化研究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已是一个作家、学者，著有《神农山与神农文化》、《笔走大墙内外》、《九花》、《难忘的岁月》等，在司法界任职能有如此专业文化研究、文学成就者甚少。长篇纪实小说《25号监舍》出版后，原司法部领导、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学者纷纷作序、题跋给予了很高地褒奖，甘肃新闻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其影响甚广。我随即向其索求《25号监舍》，读后令我震撼。
王钰的《25号监舍》，是一部很耐读的长篇纪实小说，它在一群鲜为人知的特殊的群体中，以精巧的艺术构思、跌宕起伏的情节结构、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出颇为耐人寻味艺术内容。
一、以小环境体现大社会，小说故事情节曲折主题深刻寓意丰富。目前反映监狱题材的文艺作品还比较少，王钰小说创作比较冷静，没有去张扬，在反映犯罪与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现实，通过“25号监舍”这个特殊的窗口，把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众多方面，并由此尖锐提出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下岗、网害、毒害、黑社会、暴力色情、贫富分化等，促使人们去正视、去思考，发挥了文学为人生的作用。
王钰善于运用长、短镜头，把人物从狱内推向狱外，由狱外拉回狱内；从眼前推向遥远过去，又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眼前，由此把读者的视野、思维由狱内引向社会，又从社会聚焦到狱内，把一群特殊的群体，把一个个特殊的人物，从监狱还原放大到社会，向读者客观展示犯罪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督促人们去思考其犯罪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根源。狱内罪犯被囚服刑，狱外找原因探根源，作者把狱内、狱外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社会空间。作者构思和表现技巧是非常巧妙非常聪明的。小说对狱外社会各个层面生活场景描写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化，也使小说情节获得了丰富的意蕴。
在狱外，阎队长原部队战友排长从部队专业在县针织厂当保卫科长，因脾气耿直被下岗，排长拿残疾证找县领导，结果是：“残疾证那是过去的事，现在是市场经济，那玩意儿能当饭吃！”从此不再求人，他做清洁工天不亮扫大街清马路被车撞倒，血流满地，事主逃逸，过路人“个个都躲闪溜走”，在医院先交钱再看病没钱不看病，家穷交不起钱伤没好就出院，再后来给一家企业看大门而死在值班室。当年的战友在土匪面前，面临生命危险不流泪，在严寒面前面临冻掉手脚“没一个人哭”，“哭是软，哭是无能，哭有损我们军人的气魄”。但在排长下葬那天“我们‘哇哇’都哭了，个个哭得像小孩，都忍不住了”。阎队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面对战友的苦、遭遇的不公正无能为力，只有哼“秦腔”以排心中的忧愤。乡村女老红军为证明自己身份坎坷历程令人心酸。狱内是个丑，狱外也不仅是美！小说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当前社会的不正和不公，从而使这部小说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厚重感。
在狱内，“我”---刘文俊，因恩人王义被毒而害而变为弑父的大逆之人而憎恨贩毒之徒为正义而愤慨而工作失误，由一个刑警队长而被囚；绰号“老虎”的老万当过兵是一个正直的汉子，因小儿子参加黑社会并成为主干，祸害一方，他为家除害而弑子，成为一只“食子之虎”而被囚；矮子因岳父嫌贫爱富、以貌取人而与恋人双双殉情不成而被囚；“三下跪”堕落犯罪直接原因就是网害；“黄毛”的坏与其在社会流浪被歧视不被信任不无干系。小说内容丰富，寓意深刻，给人启迪，可以说小说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启发人们作更深一层反思。
长短镜头的运用，使故事情节富于变化，跌宕起伏，给人一悬念，结果出人意外，具有戏剧性。黄毛在狱内是一牢头狱霸刁钻凶残，竟将其义父活活气死，阎队长却执意送黄毛回家奔丧，就此连25号监舍犯人也担心会出什么事，有的预测黄毛会寻机逃跑，为此形成悬念，然而结果却大出人们的意外，黄毛在奔丧途中遇到了脱逃的机会但他没逃跑反而舍己救人做好事，立了功减了刑，人格也发生了90度大转弯，人性得到了复归。偷窃是可耻行为，然而娄阿鼠偷高级蛋糕不是自己吃却是为了拜祭他死去的奶奶，奶奶生前疼他爱他，在奶奶祭日那天用奶奶从没吃过的蛋糕寄托对奶奶的思念，丑行径折射真性情，结果又出人意料，并由此引出了一段在西北农村女老红军的故事。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可谓是一波三折，一环扣一环，一会云来雾去一会豁然开朗，小说耐读值得品味，对读者具有吸引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境界。
二、人物刻画圆润饱满，性格鲜明具有多重性。作者有一副过硬的文笔，这幅文笔主要来源于对生活的热情关注和细微的体察。他以朴素、平时、凝重的笔墨，以白描的手法，从带有戏剧性情节和实实在在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成功地塑造了“特殊人群”中的特殊人物，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个鲜明的艺术形象。
阎队长是一位维护正义护法执法者，是作者多层次多角度重点刻画的人物，他生活中不离四件事：吼秦腔、喝二两半（北京二锅头酒）、捣灌灌茶、吸旱烟，是一个“严”而“威”而“公”而“慈”的监狱警察形象。本文通过三个细节描写来看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其一：“阎队长敞开上衣，没戴警帽，头上露出多半个秃顶，黑黝黝的脸在灯光下显得越发铁色，活像戏剧里的‘包公’，他板着严肃的面孔一声不吭”。
就这幅形象他平日的作风可想而知，由于执法严格被罪犯绰号为“阎王爷”。
其二：“我看他满头大汗，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他强忍着”，“面还没泡好，他就狼吞虎咽吃开了，他实在饿极了”、“又呷一口‘二两半’，巴砸着嘴皮‘啊嘘’地津津有味，阎队长脸色并不好，铁青的脸上皱紧了眉头，额上的一条青筋涨了起来，两边脸上连着太阳窝的几条青筋，尽在那里抽动”。
这些描写通过细微的表情、动作把阎队长强忍病痛忘我工作牺牲精神烘托地淋漓尽致。
其三：为了抓改造希望浪子翻然悔悟他殚思竭虑，甚至带头为帮助罪犯解决家庭困难给刘老三母亲治病捐出1000元，然而因存折少了1000元的误会妻子性急患急病而去世，因妻子的去世：
“苍老了许多，高高的个子又显得清瘦多了，凹下去的眼圈又深了，本来已秃了半个顶的头好像又稀落了头发，脸上的褶纹好像又多爬上了许多”。
由此看出他对妻子的深情对失去妻子的伤痛，以及为改造那些浪子的那种拳拳之心。
以上三个细节通过肖像、表情、动作的描写，阎队长那威严、公正、无私、仁慈的形象清晰地站在了我们面前，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最后却倒在了冥顽不化、泯灭人性的“三下跪”的轻慢和奚落之中：
“犯人判的是无期、死缓，可终究还是有期，可你判的是无期，就挣那么一点钱，连老伴也养活不了，没本事，孩子也安排不了，社会上谁理料你，料你何用？监禁子吗？就在四堵墙内逞凶逞能，别以为你是警察、公务员，还大言不惭个屁，说话脸不红……吊死算了”。
三下跪这番轻慢和奚落刺到了他的软肋刺到了他的痛处：
“阎队长站起来睁大眼睛呆呆盯着三下跪，呼吸急促，手指指着三下跪，发抖的厉害，腿也颤了，站不住脚跟，看样子浑身在抖，眼睛里先是浑浊，后是滚出来两行泪珠”，“腿虽然颤抖着但还是要当硬汉子，直立而站起。眼睛仍呆滞盯着，手指仍在发抖指着三下跪，脸色一会比一会难看，本来蜡黄的脸一会比一会更蜡黄了，终于他哇吐出一大口痰血，接着又是一口二口三口……”。
阎队长口吐痰血猝然而逝，这使我们有一种侵入肌肤的疼痛。25号监舍对阎队长的悼唁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在追悼和哭声中我们看到了对他的敬重。
小说另一类人物是一批特殊人群，他们有杀人犯、毒枭、惯偷、赌徒、诈骗犯、贪污犯、强奸犯等，小说对这些特殊人物的描写，用绰号的方式点明他们的各自性格，一个绰号一种性格，既形象又简洁明了。罪犯有其不同寻常的“狼性”，他们恃强凌弱，他们阴招损招不断，制造麻烦一个接着一个，方法令常人意想不到，手段令人发指：往新犯脸上撒尿、对着人脸放屁，把人脸压到尿水桶里冒泡。土地爷、赖秃子、三下跪是心灵扭曲、执迷不悟典型代表。土地爷身为一方官员却大逆不孝，连自己亲娘也害，灭人性的毒。
监狱接见室是罪犯与亲属定期会见的地方，是监狱与社会交流的地方，也是善良与丑恶矛盾交汇碰撞的地方。“接见”一章作者把罪犯对“亲情”的理解及表达描写地入木三分：在接见窗口儿子对探监的父亲：
“你拿这些没价值的东西还好意思来看我，香烟是低档的，我怎么敢往出拿……没钱？就不要来了……借钱也得给我拿来，不然，以后你没我这个儿子，我没你这个老子”。
老子被儿子刺痛伤心由警察搀扶弯背而去。一个母亲见到服刑的儿子伸手摸摸儿子的头、摸摸儿子的手泪水潸然而下，儿子却急切地“妈，你来给我带了些啥？”当儿子看到母亲用塑料袋拿来的东西是面皮、呱呱不值钱，知道“再没啥”时，他接过面皮、呱呱“一下子摔打在母亲的脸上，里面的辣椒油从老母亲的脸上红油油地往下滴溜，母亲惊呆了，犹如一截木桩”。此情此景被另外一个探监的老母亲看到“不由地‘哇’哭出声来，声音渐渐由小而大，接着几个老父亲、老母亲也哭开了，一片哭声”。这就是父亲、母亲彻夜思念的儿子，这就是数百里之外赶来看望孩子的结果。亲人相见应该是情意浓浓，有诉不尽的思念和嘱托，这里的相见却出现了如此的偏差。还有张百万不认百里之外从农村赶来探监的妻女；黄毛竟在接见室将自己的义父活活气死；还有以妻做交易，以妻身做赌注换取自己一时的娱乐、赌博的享受。人间最珍贵最温馨的“亲情”成为罪犯为自己“满足欲望”的条件、手段和资本，丝毫没有因个人犯罪给亲人造成的伤害而感到愧疚却又变本加厉对家庭对亲人制造新的伤害。人们为罪犯心灵扭曲无人性无廉耻的行为，捶胸跺足痛心不已。罪犯这种肆无忌惮地灭绝人性是对社会道德和文明的冲击，是对人性的挑战，人们对其更加憎恶。
小说高明之处并非一味对罪犯进行揭露和鞭挞，作者对这些特殊人物描写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位立体的：
“关在这里的犯人，虽然是社会上的渣滓，但在‘犯’字的后面，又是个‘人’字，是人也是有感情的”。
阎队长利用平时搜集的剪报对罪犯进行事实教育，《儿子啊，天理何在？》讲述了一个山区农村妇女，年轻失去丈夫，为了孩子不被歧视不改嫁，含辛茹苦把儿养大上了大学当了局长，而母亲却没人赡养以乞讨为生，儿子却嫌弃母亲，指使部下将晕倒在路边的母亲送往火葬场，临入殓时母亲醒来哭喊着跑出了火葬场。“25号监舍”被这个母亲的遭遇所感动：“会场一片沉默，个个低下了头”，“有几个有良心的也勾想起自己的亲人，都哭起来，一片哭泣声”。
这些在押服刑案犯“恶”中又有表现出了“善”的一面：娄阿鼠在“偷”的后面还有敬老的“美”，黄毛在阎队长感化下也实现人性复归，也实实地救活了一个“真”。虽然失去了自由，被视为犯人，他们却也以自己的行为书写着人生的真、善、美。这种描写符合生活真实性，人物性格有立体感。
小说成功运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使之有血有肉。“我”一个刑警队长竟然和一群“人渣”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不愿但又无奈的心理描写，入情入理描写比较到位。
三、构思精巧。监狱一个关押罪犯的特殊地方，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群。围墙、铁门、铁丝网、警戒线与外界相隔，给人一种神秘感、恐惧感、距离感。监狱与社会其实只有一墙之隔或者说只隔一层纸，《25号监舍》捅破了这层纸、拆除了这堵墙，把监狱的工作、罪犯的生活向社会全方位多角度敞开了大门。小说的成功得力于作者深厚的生活基础，得力于对监狱、罪犯的熟悉及扎实深入的体会和把握。小说以“我”一个原刑警队长入秦王山监狱改造为线索，描写了“我”服刑改造的历程及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它涵盖了监狱改造罪犯全过程：“上山”、“下队”、“改造岗位”、“接见”、“下山”等，明白而完整呈现了罪犯在狱中是怎样服刑改造的，罪犯在不同阶段接受不同教育，这些不同阶段，不同改造场景，出现不同改造对象，引发不同矛盾冲突，小说以警察与罪犯之间矛盾冲突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思路清晰，故事脉络清楚，可谓以点代面，达到以一叶而知秋的艺术效果。小说对心灵扭曲、执迷不悟、十恶不赦的罪犯进行无情揭露和鞭挞，对被迫受害者予以同情，对维护正义护法执法者给予热情歌颂。小说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咄咄逼人的说教，在行云流水似的叙述中，使读者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震颤，使读者的情感、精神得到升华。
四、表现形式新颖。“小说”描写虚构的人物情节，配以真实影像图片，这些影像图片包括西北风光，西北农村耕作及生活、监狱设施设备、罪犯劳动场景、罪犯生活、学习情景、罪犯看病就医等等，这些真实的影像照片与小说情节人物相结合增强了小说现场感，形象而确切体现了“纪实性小说”，突出了“纪实”，印证了“纪实小说”真实性。如罪犯整理内务，配有罪犯“内务整洁的监舍”的影像图片，整个监舍干净整洁，一个个被褥叠得四四方方像军营一样整齐划一；“我”下队给黄毛做徒弟向黄毛学机床技术时，配了一张两罪犯在机床机器前操作的照片，确切而形象反映了罪犯在狱中学劳动技术的情景。在小说结尾，“我”出狱后去寻遁入佛门的妻子，她没有跟“我”回家，“她双手合十默念着走了，从一扇写有‘无我’的门里穿过，不知她走在哪里去了”，“我呆呆地站着凝视着那两个‘无我’的大字，大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这段描写旁边配有一张影像图片，图片上有一个门，门上方挂有一个‘无我’门匾，图片下面题有一行“遁入此门，空空也”的小字。深沉而凝重的描写再配有“无我”的影像图片可谓意境深远，让人对世界对人生产生无限地遐想。
小说语言简洁明了富有表现力，富有地方特色，值得一提。“秦腔”是陕甘一代地方戏，唱腔铿锵有力，像西北汉子一样硬朗豪爽。“秦腔”是一种文化，文化可以造就一方水土性格秉性，把“秦腔”这一地域文化穿入其中，交代了人物文化地域背景和环境，突出了故事及人物浓郁的地域特色。
由于时间仓促，对小说研读不深不细，本文观点欠准确、表述欠分寸，没有把握好或者曲解了小说的原意，还请王钰斧正。
作者简介：
聂子明，男，大学文化，山东省淄博市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等。
《25号监舍》作者简介:
王 钰，笔名: 覆盆子，甘肃省天水市人，曾供职于甘肃省天水监狱。近年先后出版《笔走大墙内外》《25号监舍》《难忘的岁月》《上磨的时光》，主编《神农山与神农文化》等著作，现为天水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甘肃省作协、天水作协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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