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贴着地面飞翔
——李健小说简论
文/张艳梅
李健小说读得多了，慢慢发觉这是一个内心很温厚专注的人。他的小说大多写乡村生活，字里行间弥漫着淡淡的乡愁。写作，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创造。李健，像一位孤独的远行者，最终选择文字的方式，与世界和生命对话，他的作品中隐现着时代和历史的疼痛，也蕴藏着浪漫的想象和温暖。他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大自然的飞鸟游鱼，原野麦田，都生动诚恳，平静从容，干净热忱。李健的小说，很难轻易定义为现实主义的乡土型，或是浪漫主义的审美型，小说中既有严肃的现实关怀，也有浪漫的理想情怀，有田园牧歌，也不乏大地忧思。湖南的文学传承、地域环境、乡土民俗、风物人情、文化积淀、现实变革等共性条件，给了他写作的外在基础；自觉的审美探索，思想历练，语言锤炼，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他的文字里，年年花开，处处家园，看得到他对人世的郑重，以及对生活的敏感。
一
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对于大众来说，生存始终是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如何去表现这个时代，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巧的运用，还关乎基本的艺术良知。奈保尔推崇明确的历史意识：“人一旦有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就不再凭本能过日子，而会开始以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所属的团体，也开始产生某种愤怒。”这种愤怒就是基于历史意识之上的批判意识。对于这个时代越来越严峻的社会不公正，道德伦理混乱等现状，李健没有做简单的善恶判断，但是他明确了人生应具有道德义务，以对平常生活的包容，颇具耐心地寻找深入复杂生活内部的有效性表达。我们面对的是如此平庸而又深不见底的时代，作家如果一直浮在生活水面之上，无法看到水下的艰难呼吸和生死挣扎。李健写生活踏实自然，对人的关怀平和亲切，有种透明的体恤和温暖的宽厚在里面。他把自己对世界的态度融入小说叙事之中，观察视角细微多样，表达方式繁杂丰富。纳博科夫反复强调：“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他认为，“艺术大师懂得以其独特方式表达一连串独特的令人惊异的物事。至于平庸的作家，可做的只是粉饰平凡的事物。”“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因此一个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义往往会合而为一而大放异彩。”他的意思大略是，一个优秀作家，要会讲故事，要能像一位魔法师，变着花样讲故事，而且其用意不能局限于故事本身。我们读李健的小说，看得出他为之付出的努力，那些普通人的生活我们感同身受，他以热忱的笔墨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在时代、生存、爱和命运观照中，秉持对美好自由生活的永恒眺望……
《幸福的花朵》在李健的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小说以一个被家庭抛弃的小男孩的经历，折射世间万象。爷爷和父亲绝情，母亲软弱，村支书贪心，吴婆把他当成乞讨的工具，这些人共同编织了一张冷漠的生活之网。汪四千出生本身就不合法，又是残疾，人生注定悲剧。一个孤独敏感的男孩，被家人和社会抛弃，完全成了世界的弃儿，留给他的美好记忆只有童年的桔梗花香。爷爷拒绝相认，母亲改嫁不想收留他，回故乡的路断绝，正常社会和黑社会都不能容纳他和野狗。野狗的死把底层的不幸以更鲜血淋漓的方式推到我们面前。这个流浪儿的死是个预言，摆脱非正常社会的残酷折磨，通往外面自由世界的依然是死路一条。回归不可能，出走也不可能，人生就像绿竹村废弃的煤窑。不过，李健终究温厚，小说结尾写四千和吴婆的拥抱里有了相依为命的味道：“我也高兴，想起了容我来到这个世上的废煤窑，以及窑洞边匍匐的桔梗花，一朵一朵，浴着早晨的露水，烂漫地像个舞女，也踮起脚跟以膜拜的姿势向着幸福眺望……”小说写出了很残忍的现实，以及普通人对幸福的渴望，对抗广阔的冷酷，来自于细小的温情，爱终究是彼此的需要和支撑。同样写底层普通人的生活，《城市豌豆》这个短篇色调要稍微明快些。小说表面上写一个女孩子进城摆摊卖水果，爱上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的故事。在这个感情故事的背后，是水云的不幸遭遇，眼镜的曲折经历。水云的悲剧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症候，一个迫于生存压力走进欢场的女子，具有令整个社会熟视无睹的普遍性。而眼镜因为工厂破产，刺伤了引起公愤的腐败厂长，被判了刑。出狱后，周围人都认为他很晦气，躲得远远的。这个情节意蕴丰富，那些为民请命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往往最先被民众抛弃，以暴力的方式反抗不合理现实，没有出路。这个上过体制黑名单的危险分子，随时可能被重新抓进监狱。晚红抛向警车的豌豆与其说是一种武器，还不如看成是无奈的宣泄。无论是对国民性的质疑，还是对现实的反思，小说都没有正面展开，晚红的洁身自好，眼镜的嫉恶如仇，两个年轻人的朦胧情愫，是小说的主线，小说依然保留了作者对普通人坚守自我，憧憬幸福充满理解和尊重的现实关怀立场。《黑蜘蛛》把一对离婚后的母女生活经历和一只硕大的蜘蛛纠缠在一起，阴郁混乱，黯淡潮湿，贫困疲惫。女儿艾静被诱惑裸聊，母亲对这一切忧心如焚，却乏力改变。邻居男孩徐黑父亲因病早亡，母亲改嫁。母亲改嫁的时候，徐黑跪在母亲床前，一直跪到第二天天亮，也没能阻止母亲出嫁。徐黑流落街头，受尽欺凌。小说写这三个人“就像盘踞在城市生活阴暗角落的黑蜘蛛，孤独地经营着自己的家，独守着自己的清贫、痛苦和无奈，当遇到外界的破坏时，又舔着伤痕坚强地自己对自己进行修补。”作者的笔触里有生活的辛酸和疲惫，他不愿意认同这种状态，所以让小说中那位痛苦的母亲恍然憬悟，下决心走出阴影，找回生活的阳光。尽管这一决心看起来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虚幻。
从这几篇小说可以看出李健的基本立场，那些生死挣扎都是底层生活的真实再现。作者对野狗的偷窃，眼镜的犯罪，徐黑的暴力，艾静的裸聊，没有道德评判，而是把这些流落在生活底层、社会边缘的普通人的境遇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这个时代，一切都在变异，朴素与浮华纠缠，真诚与虚伪颠倒，平静的生活日益喧嚣，无论是被家人抛弃，邻居抛弃，体制抛弃，在时代大潮中，这些身处底层的生命无疑都形同蝼蚁。李健把批判和反思的锋芒隐藏在人物灰茫的存在状态之下，把沉重的思考和质疑留给读者，努力寻找生活的希望和动力。灰茫的生活境遇里，每个普通人都不是伟大的先知和圣者，即使只有一米光亮来自内心，也要照亮身畔的世界。
二
乡土写作一直是新文学主流之一。牧歌与挽歌交相映现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和文化裂变。“家园”印象的断裂意味着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故园不断被异化，在乡土文学传统中，“家园感”从来都是情感的主线，对土地的眷恋与谙熟，对故园的怀念与守护，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鲁迅当年痛苦地意识到的那道“厚障壁”，如今在写作者笔下，愈发难以逾越，并非主观上拒绝，而是客观上那些离乡的人和遥远的家园，都已面目全非，较之鲁迅笔下的迅哥和萧索的荒村，新乡土小说中的归乡者记忆里没有海边的西瓜地，荒芜是从内心记忆开始的。乡村社会面对的现实问题多多，如何写出真实的乡村，如何写出乡村社会凝滞不动的文化淤积，以及农民生活和精神世界面临的诸多难题，李健在思考和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他笔下的乡村不是想象的精神之地，也不是抽象的寓言载体，他熟悉乡村生活，熟悉乡村人物，他以挚爱的文字拥抱这一切，深情触摸，小说充满人间的烟火和大自然的蓬勃，对土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真诚，让他的乡土家园既是经历动荡疼痛的现实之乡，也是永恒不变的心灵依托。小说里弥漫着浅淡乡愁，那种种变迁，不仅仅是离乡者的精神回望，同时还意味着寻找和重建，透过浑浊细碎的尘世烟火，李健在试图找回生命的透明清澈。他的文字里有鸡鸣犬吠的乡村生活实录，也有牧歌悠扬的乡土诗意，这诗意来自于他内心。乡土小说中的原乡想象，多半暗含游子伤怀，李健小说看不到这种自我沉湎，大自然，给了枷锁深重的现实生活以无限远的精神维度。鸟鸣山更幽，依依墟里烟，乡村的四时更迭，晨光落日，夜色星空，落在他笔下，真是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泼墨写意，细节聚焦，浓淡相生。浓郁的浓到化不开，恬淡的淡到水上惊鸿。
《约定坳蚂蚁》在李健的作品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篇。小说意蕴丰富，立足点是乡村的变和人心的乱，小说叙事呈现出多种走向。少女香莲懵懂，与父亲相依为命，未婚夫椿宝安分守己踏实勤恳，闯入者开发为一己之利不择手段，香莲被开发引诱然后抛弃，椿宝最终找到香莲，救赎了她。香莲的命运没有任何浪漫主义。逃出乡村的香莲最终还是回来了，这样的生命只能属于这块土地吗？这只小小的蚂蚁到了外面的世界，只能被生活幽闭得更深、折磨得更痛苦吗？在这些普通农民身上，看到了作者对于当代乡土中国的沉重思考。对于田名正来说，家园就是房子，对于椿宝来说，家园就是日子。而香莲厌倦了这一切，开发打碎了这一切。田名正是李顺大式的旧农民，开发是新一代农民，精明重利，贪恋物欲，不负责任，缺乏道义感，甚至为了金钱铤而走险，椿宝坚守本分，香莲甘愿迷失，这种分化带来的现实，才是最直接最严峻的。山上是单调寂寞的日子，开发和老章头意味着外面的世界，商品化，世俗化，欲望化。乡土中国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家园感的断裂是当代乡土叙事的思想起点之一。蚂蚁是香莲的生活写照，烧死蚂蚁，隐喻了主人公对现状的不满和压抑。香莲对动物很残忍，因为它们是她见得太多，又无法沟通交流的生命。她摧残蚂蚁的同时，也就暗示着自己的生活将备受蹂躏。在香莲这个形象身上，有作者对乡村文化和生命存在形式的思考。是守着椿宝劳作一生，如父辈一样，寂寞单调，还是走出去留在外面的世界，甘愿为此忍受更多的痛苦折磨？这篇小说有世外桃源的味道，山光水色民风民俗写得诗情画意，各种民间风俗，混杂着现代意识冲击带来的动荡和不安，使小说具备了杂色的风格。《霜天霜地》里同样充满了乡村生活的酸甜苦辣，情爱的抒怀和人世的感慨。秀姑丈夫无性能力，秀姑和华吉有了孩子。华吉为了秀姑一直单身，四口人两个家庭日子过得平平静静。小说结尾一场大火，秀姑和华吉在睡梦中告别了爱怨交织的尘世。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家园在自己内心，每一寸土地，每一场大风雪，每一点滴在一起的时光，都是生命。小说温暖而又苍凉。想起许地山的《春桃》，都是一个女子和两个男人的故事。两个女子出于道义，没有离开与自己结婚的那个人，但也不愿意委屈自己放弃真实情感。两个女子在性情上有相近之处，为了守住自己的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真心面对生活，努力把日子过好。小说以李健作品中不常见的主人公死亡的方式结尾，这种意外死亡，与许地山的《命命鸟》，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一样，让爱获得了带有悲剧意味的永恒。
梅山文化是楚文化的一部分，深受梅山文化熏染，李健小说有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巫，神，灵异，带有类宗教色彩，以仪式感和神秘感建立起人与现实之外世界的密切关联。小说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穿插了大量风物习俗和风土民情。如村人对春祭的虔诚，香莲娘向法师讨神水，田名正盖房时“退煞”，椿宝在深夜吹葫芦呼鹌鹑等等。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谈到：“人们在自觉到自我存在的根源、并欲客观表现之时，其方式不光受历史的制约，也受风土的制约。从未有过不受这种制约的、精神上的自觉。”“人类把自身风土化，并且国民的心理与性格都具有风土性，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人们总是只出现在特殊风土的形态中。”李健擅长把景物描写和内心情绪融在一起，无论是黄狗，还是鸡崽，蚂蚁，蜘蛛，包括植物，都是内心丰富的个体，连一朵桔梗花，一粒小豌豆，都有喜怒哀乐，像人类自身的一部分，抑或是人类世界的镜子。这种恍若梦境的诗意，不是沉湎，不是逃避，倒更像是一种试探，以各种不同的触角，伸展不同的方向，试探生活这一魔方随意组合变幻的多种形态。
三
《圣经·约伯记》里有一句话：“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很多小说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李健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认知方式。他喜欢写普通人的世界，喜欢尝试用不同的钥匙打开紧闭的世界之门，在生命的城堡里，找到那些等待救赎的个体，给他们新的生机。他看到晚红、陀螺她们的温婉坚韧，也看到明生、春打锣这些人的精神负面。在他的小说里闪动着来自普通人的生活智慧，在讲故事的同时，他在尝试探讨生活和生命的哲学。他的思想来自民间，贴近民生，是贴着地面的飞翔，是以人的关怀体恤为本体，思考人的处境，追问生命的自我超越。
中篇《白鼠》里，老鸦冲陀螺和春打锣是边缘人，一个甲亢，一个瘸腿，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同情走到一起。陀螺和教她种大棚蔬菜的肖清凉有了感情，经历很多曲折，最终陀螺走出原有的残缺生活，拥抱了一个崭新的健全世界。白鼠，是小说中的一个核心意象。这个神秘世界的访客，守着一堆金条的纺线者，这个貌似邪恶的精灵，不过是现实世界的试验品，人类和那个未知世界之间隔着什么？人类可以肢解这个世界，却并不一定懂得这个世界的真谛。陀螺，依旧旋转在世俗生活的涡流里。笼子里的白鼠，只不过是人类的镜像而已。短篇《迷彩帽》以心理分析为主线，女主人公的内心纠结更像是自寻烦恼。小说算是没有故事的故事，于无疑处，生出生活的疑问，生活的考验包括爱情，友情，和自我内心的边界，有多少人对人对事，对万物，存着珍惜顾念，去向生活要一个答案？那些认真活着的人，往往成为受挫者。小说对人的心理洞察幽微，对社会生活的反思不着痕迹。现代人的孤独无处安放，朝夕相伴的人，却很难真正信任自由沟通。而娜娜潜意识里，最后扔掉的恐怕不是一顶帽子而已，一段心事，一种压力，或许还有那种认真生活的态度。《疯子事件》写的也是内心的压抑与困扰。小槐疯了，是怕父亲与妻子乱伦。父子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仅仅是家庭伦理，对于一个父权制社会来说，往往还有更深的隐喻意味。
这几篇小说或是走出原有生活的围困，或是走出内心的缠绕，都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生命和情感的冷静理解。人活着，就像一只陀螺，不停地被鞭打，旋转。 “不论你是幸福快乐如做神仙，还是受尽磨难如在炼狱，日子的脚步却绝不会因此而为你停留。”“人之所以活着是证明自己还活着，与快乐苦难无关。”“人活着体力疲累时需要有个停靠休息的地方，精神疲累时也是需要有个停靠休息处相互搀扶的。拥有了这两个去处，活着就踏实了。”这种生活哲学很朴素，虽然小说中人物多少有宿命的意味，还是看得出作者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换个角度看，李健小说写人，写生活，有种对亲情的冷眼打量，陀螺和家人，椿宝和舅舅，华吉和华响兄弟，艾静母女，小槐父子，被抛弃的徐黑、汪四千、野狗……，对亲情的不信任，根源于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秩序的扭曲和败坏，这种对个体处境的观照视角，与社会体制的透视互动，构成了对这个时代真实性和复杂性的解读。乡土社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形态，其文化属性相对保守，滞后，作为中国社会最底层，承受了变革转型的危机，文化失范，稳定感丧失，本源性价值体系瓦解，人的存在充满了疑问，被时代异化体现在生存方式、精神状态、情感选择等多方面，李健的写作正在不断拓展这一艺术表现空间。
奈保尔说：我受不了我所看到的苦难。在李健凝视生活的眼睛里，我们读出了温柔的情愫，宽和的感念和安静的思考。他不选择命运的惩罚，理解那些超出道义的抉择，在肖清凉、眼镜等人身上，这些触碰底线的人，有种侠义之气。他笔下的那些被生活伤害的人，对于生活，有忍耐，有妥协，但是没有暴虐，仇恨，恐惧和黑暗。我们不可能治愈这个时代，但是可以通过精神超越的方式，努力治愈自身。在这个精神病态的社会里，写作者理应是最清醒的一群人。库切在谈到索尔·贝娄时说：贝娄断言，文学阐释生命的混沌，赋予生命意义。在谈到君特·格拉斯时说：君特·格拉斯从来不是一个散文风格家或小说形式的开拓者，他的力量在别处：在于他对德国社会所有层面的敏锐观察，在于他有能力探入民族心理的深层激流，在于他的伦理稳固性。这些话，应该也是李健对文学的理解和执着吧，作为一位年轻作家，李健正在不断超越自我的局限，他的目标依旧是贴紧生活的血脉，朝向更高远、深邃的文学境界。
作者简介：张艳梅，女，吉林长春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
李健，男，1969年1月生，湖南新化人，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