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地 悟 “两 点"
一一陕北追寻红軍长征落脚点、出发点有感
作者：郝俊凱
陕北，泱泱华夏一块亘古神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的热土，中国革命的福土圣地。黄土漫漫，赤血殷殷，势关天下。
金秋时节，广袤的陕北大地，天高云淡，风和气爽，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茫茫高原，涛涛黄河，座座山梁，条条沟川，在九九艳阳照耀下，焕发出璀璨绚丽、令人陶醉的塞外秋色，尽显浑厚辽远、沟壑纵横、山川秀美、钟灵毓秀的北国风光。
壬寅、癸卯重阳节前后，有幸两次在古稀之年，开启陕北圣地红色之旅，随咸阳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众同仁一行，奔涉延安、吴起、子长、洛川、绥德、靖边、佳县、米脂9市、县，行程3600余公里，瞻仰革命遗址，观览革命纪念馆，追寻红軍长征落脚点、北上抗日出发点，领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果敢、伟大圣奇；感悟陕北这块为红軍长征提供“两点”、孕育革命的热土，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历史性贡献。实地切身感受革命历史启迪，教育深刻，收获满满。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唯一的、坚实稳定的落脚点
1935年10月19日，冲破国民党軍队重重围追堵截，走过万水千山的中央中央率领中央红軍陕甘支队，胜利抵达一个因战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而得名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吴起镇（今吴起县）。自此，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成为红军北上抗日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对于这块红色根据地，毛泽东主席的评价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讲，陕北有两点，一是落脚点，一是出发点。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他再次强调：“没有陕北我们就不能下地”。
据党史史料记载，长征中，党中央为了能创造一块使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根据地，在极端险恶的长途跋踄和瞬息万变的斗争环境和中，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曾经历了选择“有利于红军生存、有利于红軍北上抗日、有利于能够影响全国”的三个阶段、七易落脚点的艰苦卓绝过程，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首次选择。1934年10月，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中央红军被逼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伊始，首要的问题是生存。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博古、李德等人掌握着中央领导权和红軍指挥权，主张从赣南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湘西与红二、六軍团会合，在湘西一带落脚发展。但在转移突围时，被国民党察觉并先期于周边构筑起四道封锁线，集结重兵，堵截围剿。湘江血战，红军损失极惨，由出发前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危急时刻，毛泽东不顾“左”倾教条主义的反对阻拦，力谏中央放弃原定计划，转移至贵州，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落脚发展。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改为进軍黔川边地区落脚，建立根据地。
二次选择。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换了博古、李德的领导权、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張闻天负总责，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軍，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为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党中央指挥红軍在贵川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
第三次选择。遵义会议前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要在川黔立足发展，便亲自座阵指挥，调集中央軍、川黔滇軍共150多个团的兵力，迅速对红軍所处的地区形成新的包围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显然已不可能。见于此，中央第三次修改战略计划，再次把目光放到了北面，意欲北渡长江，进軍川西北建立立脚点，进而赤化全川。
第四次选择。当时，蒋介石又很快洞悉到中央红军的意图，紧急调整军事布局，调集中央軍、川滇軍一大部，利用长江天险阻拦红军北上。战局突变，党中央于扎西召开会议，决定第四次修改长征落脚点。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中创立根据地。”扎西会后的一个多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取得四渡赤水、突破乌江等一系列运动战，接连取得胜利。后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敌人的合围圈。
第五次选择。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举行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之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此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基于民族危机加深与全国抗日民族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曾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抗日立场。红军长征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因之，长征中在选择落脚点问题上，不仅考虑生存，更要利于北上抗日。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审时度势，第五次改变长征落脚点计划，从1935年6月26号的两河口会议到8月4至6日的沙窝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但党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因受当时敌情变化的制约，主要是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掣肘，未能实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清醒的认识到张国焘妄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和中央軍委纵队仅7000人，连夜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前往甘南俄界。并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规劝红軍广大指战员维护团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第六次选择。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六次改变长征落脚点计划，决定北上到中苏边界地区创造一块根据地，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会议还决定，将中央红军一、三軍和中央軍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中共中央一边继续做工作，争取跟随张国焘南下部队回头，一边率领红軍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最终选择。1935年9月18日至20日，党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陆续抵达甘南一个小镇哈达铺（今属宕昌县）。先行到达的红一軍直属侦察连在活捉的一个国民党少校副官处及镇邮政代办所，缴获收集了《大公报》《中央日报》《晋阳日报》等多种报纸，发现报纸上刋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还有“匪区略图”。为了进一步核实消息，充分了解陕北根据地和当地红军的情况，中央又找到长征红军队伍中来自陕北根据地，熟悉陕北红军，同刘志丹、谢子长是战友的贾拓夫，祥细了解了陕北情况。进一步证实，这里既有红軍，又有根据地。这对于长途跋涉奔波，历经千难万险，一直在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中央红军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大喜从天降！9月22日上午，党中央在“义和昌”药店毛泽东住处召开领导人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制订的计划，到陕北根据地去。当天下午，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作了进一步动员。
9月23日，红军挥师北上。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当日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根据新了解到的情况，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至此，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才有了明确的行进方向和目标。
榜罗镇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張行军，涉渭水、渡黄河、翻越六盘山，并在沿途攻占了数座县城，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阻击。9月29日攻占通渭县城，毛泽东非常兴奋，吟诵了自翻越岷山后就酝酿于心中的律诗《七律.长征》。整个诗的磅礴雄壮意境，正是明确了红军长征最终落脚点，伟人有了喜从天降的不尽欢愉，故在回首红軍艰难的长征历程时，吟出了这首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以千古少有的英雄豪迈之气，前无古人的夸张浪漫手法，用轻快的笔调写出胜利的喜悦，并极端蔑视了长征途中的巨大困难，谌称盖世无双之杰作。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红軍陕甘支队，意气风发地登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又诗兴大发。他屹立山颠，遥望四野，触景言志，借山抒怀，即兴吟诵出《清平乐.六盘山》词一首，咏怀对革命胜利的乐观情绪、宏伟抱负，抒发彻底打垮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强决心、壮志豪情。翻越六盘山后，党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由宁夏固原踏上挺进赴陇东的征途。 10月16日，出陇东环县进入陕北。10月19日，胜利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目前行动的方针》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明确指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軍，将以陕甘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軍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軍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全面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落脚点，最终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的唯一选择，也是最英明、最果断、最正确的决策。它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机的关键时刻，在全国“硕果仅存”、唯一完整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各路红軍找到了一个坚实稳定的落脚点，保存并扩大了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总方针。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新的落脚点、出发点，有了新的大本营、大后方，成功实现由南方向北方的重大历史性转移。
同时，红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世界軍事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党中央和广大红軍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的伟大长征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党魂，革命軍队军魂，中华民族民族之魂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曾就长征作过精辟的总结，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夺取抗战和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中央红軍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中央当即纠正了陕甘苏区的错误肃反，解救被冤屈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根据地领导同志，以及被关押的所有同志，并进行了公开平反。随后，红一方面軍经过东征、西征和取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陕甘革命根据地，也最终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扩大改为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战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大后方。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在地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指挥中心。
（一）陕甘宁根据地、边区是中国共产调整政治路线、走向复兴的出发点。
1935年初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时，正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决定改变党的策略路线，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战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还提出：“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瓦窑堡会议的召开，适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的主动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 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促蒋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上旬，周恩来在延安同張学良举行会谈。此间，中共中央也已同杨虎城建立联系。张杨二人均赞同中共的主張，并达成合作的协议，使党同东北军、十九路軍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统一战线工作进入新阶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受张学良之邀，派出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宜。经过各方多次商议，反复做工作，蒋介石表示同意经过双方协商提出的六项条件，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此后，张学良虽被扣南京，但在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得和平解决。中国十年内乱局面基本结束，共同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
（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边区，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出周恩来等人同国民党代表以至蒋介石本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了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开始得到广泛赞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华北告急！九万里山河同悲，数万黎民蒙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立即于7月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7月14日，发布《关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7月15日，又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17日，周恩来赴庐山督促蒋介石抗战。最终，蒋介石于8月22日接受中共提出的主张，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共两党开始了在军事上的合作。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后不久改为总司令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改编后的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共4.5万人。8月下旬、9月2日，八路军在泾阳县桥底镇、富平县庄里镇分别举行了改编出征誓师大会。9月6日，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改编出师抗日誓师大会，朱德率领全体指战员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随后，各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最前线。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确认：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属行政区。此时的延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红色圣地。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抗击倭寇的大本营、总后方。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土窑洞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指挥八路军三大主力和新四军，迅速开辟建立华北、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撑起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半壁河山。标志着，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中国革命全面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折。
“两点一存”奠定陕甘革命根据地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为中国革命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创造了条件
历经艰辛曲折的党中央和中央红軍，其所以最终选择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红軍北上抗日和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出发点，这是因为：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大格局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支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两当兵变等70余次兵运和武装斗争，且愈挫愈勇，百战不殆。1930年，于甘肃合水县太白镇成功发动太白起义后，学习借鉴井冈山经验，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组建起南梁游击队，成功创建红二十六軍，坚持走武装割据的道路，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发展为更广区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 二）陕甘革命根据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武装斗争思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探索了新路子。
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认真总结汲取寺村源、照金根据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注重从陕甘地区区情出发，充分利用这一带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梢林遍布的独特条件和政治因素复杂、綠林武装众多的情况以及多种有利因素，实事求是，探索创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用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践，自觉抵制来自“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制定和实施符合革命斗争发展需要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的走出一条顺应当时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实际的革命路子，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第一，坚持不“左”不右、符合实际的思想路线。坚持“又斗争又联合”，根据需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坚持“以群众为天”，创造性的开展群众工作。总结探索出正确的执政理念和领导方法。
第二， 运用“红白灰”的三色建軍方式，创建壮大陕甘红軍。选择“狡兔三窟”的多区域发展战略，创建巩固根据地。按照古田会议提出的“党对軍队绝对领导”的精神，实践“支部建在连上”的軍队建设模式，逐级建立部队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胆探索，形成弥足珍贵的建軍思想。
第三， 制定“十大政策”，全面加强苏区政治、軍事、经济、社会建设，使陕甘苏区出现空前巩固繁荣的局面。根据地区域也一步步扩大发展，东临黄河，西接庆阳，北起长城，南至淳耀。根据地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关中一带的30多个县，人口逾100万，面积达6万多平方公里。
第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孕育铸就“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涵的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历久弥新，赓续传承，永远熠熠生辉。
（三）陕甘革命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在北方取得成功的唯一区域，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大格局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环节， 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由南方向北方的顺利成功转移。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稳定坚实的后方基地，中国革命的局面为之一新。
陕甘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实际的革命路子，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苏区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为后来党在陕甘宁边区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借鉴，成为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2009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瞻仰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心南梁革命旧址、参观南梁陕甘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时指出：“南梁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大力传承南梁精神，使其发扬光大“。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红军长征胜利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也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但其峥嵘辉煌的历史、不朽的精神，同党的百年历史，同建党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复兴发展的灵魂，是千秋万代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我们一定要铭记革命历史，赓续弘扬红色精神，把其蕴含的红色基因、精神养分融入血脉，赋予奋斗新时代新征程之中，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24年6月26日于咸阳
作者简介：郝俊凱（网名：九嵕峻岭），陕西礼泉人，1951年农历11月生。从事过县、乡共青团、宣传工作。曾任中共咸阳市委办公室秘书科长，泾阳县委副书记，泾阳县委副书记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咸阳市农发办、咸阳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爱好文学和理论研究，在报刊及有关网络平台发表文章100余篇，以丰富履职既退休生活。《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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