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地 悟 “两 点"
一一陕北追寻红軍长征落脚点、出发点有感
作者：郝俊凱
陕北，泱泱华夏一块亘古神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的热土，是中国革命的福土圣地。黄土漫漫，赤血殷殷，事关天下。
金秋时节，广袤的陕北大地，天高云淡，风和气爽，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茫茫高原，滔滔黄河，座座山梁，条条沟川，在艳阳照耀下，焕发出璀璨绚丽、令人陶醉的塞外秋色，尽显浑厚辽远、沟壑纵横、山川秀美、钟灵毓秀的北国风光。
壬寅、癸卯重阳节前后，古稀之年，我有幸两次开启陕北圣地红色之旅，随咸阳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同仁一行，奔赴延安、吴起、子长、洛川、绥德、靖边、佳县、米脂9个市县，行程3600余公里，瞻仰革命遗址，参观革命纪念馆，追寻红军长征落脚点、北上抗日出发点，感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果敢、伟大远见；体悟陕北这片为红军长征提供“两点”、孕育中国革命的热土，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历史性贡献。实地寻访，深受革命历史启迪，教育深刻，收获满满。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唯一坚实稳定的落脚点
1935年10月19日，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围追堵截、走过万水千山的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胜利抵达因战国军事家、政治家吴起而得名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吴起镇（今吴起县）。自此，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成为红军北上抗日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对于这块红色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评价很高。他曾不止一次讲到，陕北有两点，一是落脚点，一是出发点。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他再次强调：“没有陕北我们就不能下地。”
据党史史料记载，长征途中，党中央为寻找一处能够让红军生存发展的新根据地，在极端险恶的长途跋涉与瞬息万变的斗争环境下，开展艰难探索，付出巨大牺牲，先后经历立足“有利于红军生存、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有利于能够影响全国”三个阶段，八次调整落脚点。长征的磨难，既来自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也来自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长征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长期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博古、李德照搬外国军事教条，脱离中国苏区实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推行冒险主义，致使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失败，红军被迫撤离南方根据地开启战略转移。长征初期，他们又实行逃跑主义，行军部署被动，一味硬打硬拼，造成红军重大伤亡。湘江血战的惨重损失，正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带来的惨痛后果。直至遵义会议，党中央才从根本上纠正这套错误军事路线，实现党的领导与军事指挥的历史性转折。
第一次选择：
1934年10月，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影响，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之初，生存是摆在红军面前的首要问题。彼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主导，博古、李德等人把持中央领导权与军事指挥权，计划从赣南突破敌人封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但战略转移行动被国民党侦知，敌人预先构筑四道封锁线，调集重兵围堵。湘江血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由出发时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顶住“左”倾教条主义的反对，力主中央放弃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黔北地区开辟根据地。
第二次选择 ：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否决北上湘西的原定方案，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党史权威决议明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此次会议，正式确定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为红军新的长征落脚点，彻底扭转红军被动西进的混乱局面。但红军在挺进黔北途中，实时研判敌情态势，发现国民党各路大军正向黔北合围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在此建立稳固革命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已然缺失，这一落脚点方案无法落地实施，党中央随即酝酿新一轮战略调整。
第三次选择：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中央领导与军事指挥机构，结束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张闻天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统一指挥红軍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深刻研判全国战局变化，果断变更黎平会议确定的川黔边落脚方案，作出全新战略部署：放弃在黔北立足的计划，确定北渡长江、进军川西北，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伺机与红四方面军协同配合、发展革命局面。 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指挥红军在贵川边境开展大规模运动战，全力推进北渡长江、立足川西北的战略部署。
第四次选择：
遵义会议前后，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在北渡长江、立足川西北，亲自坐镇调度，集结中央军、川黔滇军共计150多个团，重兵封锁长江沿线，对红军形成严密包围圈。红军北渡长江受阻，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条件已然彻底丧失。党中央第四次调整战略部署，暂缓北上渡江计划，重新谋划新的落脚区域。
第五次选择：
蒋介石很快洞悉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紧急调整军事部署，依托长江天险阻遏红军北上。战局急剧变化，党中央召开扎西会议，第五次更改长征落脚点。2月2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中创立根据地。”扎西会议后一个多月，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开展四渡赤水、突破乌江等经典运动战，接连取得胜利。5月初巧渡金沙江，红军彻底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第六次选择：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理扩大会议，明确继续北上。此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坚定扛起抗日旗帜。长征始终贯穿着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因此落脚点的考量，既要立足生存，更要服务抗日大局。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审时度势，第六次变更落脚点规划。从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到8月4日至6日沙窝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就在革命形势迎来新的节点之时，张国焘分裂主义成为北上路上严峻的党内考验。张国焘自恃所部兵力众多，个人野心膨胀，无视民族危亡大局与中央既定北上方针，刻意拖延行动、向党争权。1935年9月9日，他公然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裹挟中央，甚至威胁党中央。党中央反复劝说无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敏锐察觉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图谋，果断率领红一、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共7000余人连夜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开赴甘南俄界，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号召全体红军维护团结，坚决贯彻党中央北上方针。张国焘随后率部南下，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红军重大损失。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在艰难环境下坚持斗争，同分裂行径坚决抗争。
第七次选择：
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七次调整落脚点，计划北上靠近中苏边界建立根据地，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依托苏联谋求发展。会议同时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党中央一面继续争取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重回北上路线，一面率领陕甘支队向北挺进。
第八次最终选择：
1935年9月18日至20日，党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抵达甘南哈达铺（今属宕昌县）。先头红一军直属侦察连，从被俘国民党少校副官以及镇上邮政代办所缴获《大公报》《中央日报》《晋阳日报》等报刊，获取徐海东所部红军与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师的相关报道，还有敌“匪区略图”。为进一步核实情报，了解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真实情况，中央找到长征队伍中熟悉陕北革命斗争、和刘志丹、谢子长并肩战斗过的贾拓夫，详细问询陕北实际情形，确认陕北既有红军武装，又有稳固根据地。对于历经千难万险、苦苦寻觅落脚点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而言，这无疑是久旱逢甘霖的重大喜讯。9月22日上午，党中央在哈达铺义和昌药店毛泽东同志住处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放弃俄界会议既定方案，确立进军陕北根据地的目标。当日下午，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关于形势和任务》政治报告，完成行动动员。
9月23日，红军挥师北上。9月27日进驻通渭榜罗镇，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合掌握的最新情况，会议正式作出决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至此，党中央、中央红军拥有了清晰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
榜罗镇会议之后，陕甘支队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行军，涉渭水，越关山，翻越六盘山，沿途攻克多座县城，数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击。9月29日，红军攻占通渭县城，确定落脚点之后，回望一路浴血征程，毛泽东同志豪情满怀，吟诵出酝酿已久的《七律·长征》。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饱含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以豪迈浪漫的笔触抒发胜利喜悦，藐视千难万险，成为光耀史册的不朽经典。10月7日，毛泽东同志率领陕甘支队登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登高望远，触景抒怀，写下《清平乐·六盘山》，即兴抒发革命必胜的乐观信念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志抱负。翻越六盘山后，队伍自宁夏固原向陇东开进。10月16日，由陇东环县进入陕北地域。10月19日，胜利抵达吴起镇，同陕北红军实现会师。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作《关于目前行动的方针》报告并总结讲话，明确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结束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将依托陕甘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长征取得全面胜利。
红军长征最终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立足实际、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作出的唯一可行、英明果断的正确抉择。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块土地作为全国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坚实稳固的落脚点，保存壮大红军骨干力量，推动党中央落实北上抗日总方针。中国革命由此拥有新的落脚点与出发点，拥有新的大本营和战略后方，完成从南方到北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党和军队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中国革命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宣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中国革命绝境重生、浴火重生，顺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成功打开中国革命全新局面。
伟大长征铸就伟大长征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灵魂，是鼓舞激励中国人民攻坚克难、不断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概括长征的历史价值：“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夺取抗战和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之后，党中央迅速纠正陕甘苏区错误肃反，为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根据地领导同志及蒙冤关押的全部人员平反昭雪。此后，红一方面军取得东征、西征以及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成为夺取抗日战争与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与总后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扎延安，延安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圣地与指挥中枢。
（一）陕甘宁根据地、边区是中国共产党调整政治路线、走向成熟复兴的出发点
1935年初冬，党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之时，中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立足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政治局势，调整党的策略路线，完善根据地军事战略，确立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方针。会议提出，“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会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报告，系统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主张。瓦窑堡会议适时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标志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主动权，走向政治上的成熟。
（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全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上旬，周恩来同志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同杨虎城建立联络。张学良、杨虎城认同我党抗日主张，达成合作共识，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实现重大突破，统一战线工作迈入新阶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受张学良邀请，党中央派遣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斡旋，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经过多方反复磋商，蒋介石应允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六项协商条件。尽管张学良遭到扣押，经过中共代表团不懈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落幕。国内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终结，团结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
（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边区，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之后，党中央委派周恩来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同国民党乃至蒋介石本人谈判，历时七个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更加广泛认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失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7月14日下达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命令；7月15日向国民党递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17日，周恩来赴庐山敦促蒋介石落实抗战。8月22日，蒋介石接受我方主张，宣布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共军事合作正式开启。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确立全面抗战路线，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后改称总司令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全军共计4.5万人。8月下旬至9月2日，八路军分别在泾阳县桥底镇、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改编出征誓师大会。9月6日，八路军总部于泾阳县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朱德率领全体指战员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各部随即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确认陕甘宁边区为直属行政区。延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与红色圣地，陕甘宁边区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本营和总后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立足窑洞运筹帷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开辟华北、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撑起全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柱，推动中国革命完成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折。
“两点一存”奠定陕甘革命根据地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为中国革命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创造了条件
历经重重磨难，党中央、中央红军最终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北上抗日与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有着深刻历史必然性。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格局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在陕甘大地先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两当兵变等七十余次兵运与武装斗争，屡遭挫折却愈战愈勇。1930年，成功发动合水太白起义，借鉴井冈山斗争经验，高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旗帜，组建南梁游击队，创建红二十六军，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建成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后同陕北根据地合并，形成范围更广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二）陕甘革命根据地丰富发展党的武装斗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展宝贵实践探索
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总结照金、寺村塬根据地的经验教训，立足陕甘地区实际，依托沟壑纵横、梢林密布的地理条件，正视当地复杂社会环境，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右倾错误干扰，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根据地建设实践，探索出符合西北实际、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的革命道路，打开西北革命斗争新局面。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握斗争实际，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践行“又斗争又联合”；牢固站稳人民立场，创造性开展群众工作，形成符合苏区实际的执政理念与工作方法。
第二，创新运用“红、白、灰”三色建军策略，发展壮大陕甘红军；推行“狡兔三窟”多区域布局，巩固拓展根据地；落实古田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支部建在连上”制度，逐级健全军队党组织，形成宝贵的西北建军治军经验。
第三，推行“十大政策”，统筹苏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项建设，推动陕甘苏区走向巩固繁荣。根据地疆域不断拓展，东临黄河，西接庆阳，北抵长城，南达淳耀，游击区覆盖陕北、陇东、关中三十余县，人口超百万，面积达到6万余平方公里。
第四，在根据地革命实践中淬炼形成“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道，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历久弥新，代代传承。
（三）陕甘革命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与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北方领导苏维埃运动取得成功的唯一区域，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全局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枢纽作用，保障中国革命重心顺利由南方转移至北方，为中国革命筑牢稳固后方，革命局面焕然一新。
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成功探索，为后续陕甘宁边区政策制定实施积累宝贵经验，成为新中国的实践雏形。2009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南梁革命旧址参观考察时指出：“南梁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大力传承南梁精神，使其发扬光大”。
历史硝烟已然远去，红军长征胜利、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距今已近一个世纪。新时代、新征程，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赓续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血脉，坚定不移的走好新的长征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自觉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红色根基，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不惧新征程上的“雪山”“草地”，勇于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娄山关”“腊子口”，以踔厉奋发的姿态、勇毅前行的担当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奋力书写新时代长征路的崭新答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不竭力量。
2024年6月26日 于咸阳
作者简介：郝俊凱（网名：九嵕峻岭），陕西礼泉人，1951年农历11月生。从事过县、乡共青团、宣传工作。曾任中共咸阳市委办公室秘书科长，泾阳县委副书记，泾阳县委副书记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咸阳市农发办、咸阳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爱好文学和理论研究，在报刊及有关网络平台发表文章100余篇，以丰富履职既退休生活。《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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