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对文革前宁波高师发展的回忆，可以视作宁波师专的历史渊源。宁波师专东胜路分部是宁波高等师范教育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个转折点。

（本文由汤德祥老师供稿）

艰难曲折二十年

苏滋禄

宁波师范学院前身为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作为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我对初创时期的艰难和日后的曲折发展历程，至今仍记忆犹新。

初创时期  因陋就简

1956年7月，我从北京教育行政学院毕业回到老家台州(时属宁波地区管辖）。宁波地区当时管辖14县，即鄞县、镇海、慈溪、奉化、余姚、上虞、绍兴、新昌、嵊县、宁海、临海、三门、天台、仙居。当年我还没休息几天，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到宁波地委报到。到甬后，领导告诉我，为适应中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浙江省教育厅根据中央提出的“合理部署，统筹安排”的方针，决定在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各办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以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并说地委已确定由我担任宁波师专的领导工作。此前，地市负责教育的同志已成立了“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事宜，并抽调地委一位干部和基层三位工作人员从事具体工作。

我到任时，首先着手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师资，二是校舍。办高等学校，首要的是师资问题，当时要聘外地教授到宁波任教，实不可能，只能就地选材。根据领导的意见，师专暂设一个科(系)：中文科。在地市教育部门的支持下，第一位商调了台州中学校长陈康白先生担任中文科主任。陈老师在浙江颇有文名，曾在浙江医专担任过领导，职称为副教授。我到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前，担任台州师范学校校长，常与陈先生一起开会，比较熟悉。他到甬后，我们便一起商订教学计划、挑选教师。好在当时地市范围广，可以从优选调，很快从市、县抽调了几位中学骨干教师，如郁东明、蒋屏风、金湘泽等，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在中学任教多年，对文科某一方面有一定造诣，适合大学任教。此外，我们还与宁波第五中学(即效实中学)校长李庆坤、第六中学(即女中)校长徐季子(后来徐于1957年正式调入)等老师商定，请他们来校兼课。还物色了几位当年分配给我市的大学毕业生担任助教。这样，师资队伍算是基本建立起来了。至于校舍，由于筹建时间匆促，基建经费当年未曾列入，经地市商量，暂借江东宁穿路宁波第三中学一幢二层楼房及五间平房教室作师专用房。

8月底，按省教育厅指示，我校着手招生。先在参加高考的地市小学教师中招了一批，都是小学骨干，怕影响小学教学，地市教育领导要我们退回一部分。省教育厅见所招人数不足，要我们到上海再招收一部分。前后合计146名——这是宁波师专的第一届学生。

9月初，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华东地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工作会议。我接到省教育厅通知，前往参加。到沪后，由于宁波师专尚未在教育部备案，并没有代表名额。但既然来了，也允许我与会听议。会上，听了教育部领导同志的报告，还发给一些资料。回甬后，我向教师们作了传达，大家颇受鼓舞。9月17日，市长葛仲昌、副市长翁心惠到校视察，见筹备工作已有端倪，遂确定开学日期。10月9日，借市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学典礼，宁波地委文教部部长王圣章、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等出席并讲了话，热烈祝贺宁波第一所高等学校诞生，勉励学生要勤奋学习。翌日，就正式上课。

由于是临时校舍，一切因陋就简。每逢开会，我总是向师生们说明创业的艰巨，勉以把目光放远，在艰苦环境中努力教学。令人可喜的是，当时虽环境如此，但师生们精神状况是好的。不久，学生会成立，下设学术、文娱、劳动福利、体育四个部。大家学习认真，生活朴素。他们看到学校操场受八月飓风侵袭，坑坑洼洼，便动手挑土平整场地。体育活动逐步开展，女同学率先组织篮球队，积极练习基本功，对推动全校体育运动起到了很好作用。

1957年上半年，我们办学的第二个学期，正好赶上了整风学习，大鸣大放，有些学生贴了大字报，说“宁波师专是大学牌子、中学师资、小学校舍”，嫌学校规模小，设施差，又没有中央批准文件，要求并校到杭州去。我一方面尽力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向上级积极反映。7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转达教育部(57)高师计纪字168号通知，正式批准成立宁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部还同时发下一枚铜质校印，即开始启用。教育部批文下达后，市里决定调西北街原宁波护士学校作我校临时校舍，并在孝闻街租用部分民房作师生宿舍。当年没有招收新生，打算让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再视情况是否办下去。

大起大落  饱受折腾

1958年7月首届中文科学生毕业。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中，宁波师专不仅没有下马，反而升为宁波师范学院。宁波市长葛仲昌兼任院长，沈达任支部书记(1960年改为党委，沈任党委书记)，我任副院长。系科扩充，原中文科改为中文系，增设教学系、生化科。当年除招收本科生外，还招专科生，共317名。同时，开办夜大学，为宁波第一所成人高校。秋季开学时，浙江电影制片厂专程来我院现场拍摄纪录片。

1959年，中央提出文教工作“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宁波地委根据中央文件，决定将各县在大跃进中一哄而上的师范专科学校归并我院，让我院充实提高。4月，鄞县、镇海两所师专先行并入。接着，又有舟山师专、余姚师专、绍兴师专及宁波体专相继归并到我院。1959—1960学年，我院设有中文、数学两系及语文、生化、数学、体育四个专修科，还有一个短训班，共17个班级，学生648人，教职工增至113人。1959年底，我们举办了“1959—1960学年第一学期教育工作展览会”，陈列师生教学成果，全院学习气氛浓郁，初呈高等学校的景象。

1960年，学院进一步发展。秋季，除继续招收本、专科学生外，还创办了五年一贯制的体育、生物、物理、化学、外语等专修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并开办数理、文史、生化师训班，全院共有32个班级，学生1145人，教职工增至147人。这是我院创办以来发展的一个高峰。接着，随形势的变化，急剧跌落。1961年7月，上级指示我们进行调整，紧缩规模。于是，决定将1958年考入体专的五年制学生学习三年，提早结束，发给修业证书分配工作；1960年开办的五年一贯制的各个专业，改为小学教师训练班，学生提前实习，安排工作。至此，宁波师院的物理、化学、生物、外语、体育等专业均告下马，仅留下中文、数学两系。到1962年5月，上级又发来通知：宁波师院停止招生，对在校学生作不同安排。经研究决定：(1)中文、数学两系一年级学生来自农村的，动员回乡支农；来自城镇的，与当地联系做代课教师；(2)二年级学生作为专科二年提前毕业，大部分送省财贸干校学习后分配工作，少数从事教育工作；(3)三年级学生继续学习一年，修满学业；(4)四年级学生正常毕业。决定宣布前，我们担心有些学生承受不了，布置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开大会动员学生为国家分担困难。出乎意外，三四百名一二年级学生在响应为国分忧的大前提下，没有一个提出异议。—批来自农村的同学，默默地整理自己的书籍笔记，虽然内心十分难过，还是强打起精神向老师告别；女同学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凝视着矗立的教学大楼，依依不舍地离开。

1962年8月，我院中文、数学两系首届本科生118名毕业分配工作。是年下半年学校只剩下第四学年本科生140多人。翌年2月，中共宁波地委与宁波市委分别发了《关于宁波教师进修学院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宁波师范学院撤销，改为宁波教师进修学院，担负全区师资轮训、函授和教学研究三项任务。学院党的领导关系、政治思想工作由中共宁波市委负责；行政工作和轮训、函授、教研等业务工作由地区专署有关部门负责计划安排和领导。中共宁波师范学院委员会改称中共宁波教师进修学院委员会。”沈达任党委书记，我任党委委员、副院长兼轮训部主任，张孔日任党委委员、副院长兼函授部主任，徐季子任副院长兼教研室主任。调出大部分青年教师到中学任教。是年8月，1959年入学的148名本科生毕业分配工作，宁波师院工作告一段落。

轮训、函授、教研工作逐步开展：举办中学校长教导主任轮训班；一部分教师到新昌、嵊县、奉化等中学蹲点搞教研；一部分教师搞函授，编写资料，下乡辅导。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上级通知我们抽调部分教师参加工作队，轮训停顿，教研蹲点也撤了几处。1965年，教师全部奉调参加“四清”工作，教研及函授也告暂停。

“文命”开始后，学校机构瘫痪。至1969年9月经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宁波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师院”校名，有名无实。翌年6月，与宁波师范学校合并，改称宁波地区师范学校，是年10月恢复办学，先举办初中教师短训班，从1973年起开办两年制普通班，培养初中教师。设中文、数学、理化、外语等专业。

我在“文革”初期“靠边站”，至1972年解放任校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月，我年届65足岁，办了退休手续，后按政策改为离休。

二十年中，学校起落跌宕，三易其名，历程坎坷，与邻省同类学校相比，令人感慨系之。

数迁校址  损伤元气

学校搬进西北街临时校舍后，我们继续为学校定址，建筑永久性校舍奔走，得到市领导的支持，由有关部门提出三处地方供选择：一是在西郊体育场一带；二是在萧甬铁路线奉化江铁路桥东堍；三是在江东宁穿路北边姚隘戎家村。经实地勘察，我们与市有关领导部门研究决定，以姚隘戎家为基地，圈定土地200亩，第一期工程动用106亩，很快完成土地征用手续。当年省政府下拨给我校基建经费35万元(后又增拨35万元)，6月份正式动工，年底建成部分学生宿舍，再越一年，教学楼、宿舍、生活用房陆续竣工，全校迁入。

学校刚刚步入轨道。1960年2月，宁波市要开发东钱湖，提出“十年东湖赛西湖”的口号，要宁波师院充当先锋，在陶公山动工建校，把刚刚建成的江东新校舍交给宁波工学院。当时，我们十分不愿意，但不敢抵制。市里雷厉风行，专门设立了“宁波师院工地指挥部”，从各方面抽调劳动人员先后达3000多人，征用居民住房600多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建校群众运动。学生也投入劳动，有的上四明山扛木材，有的在建筑工地挑沙搬砖。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陶公山上第一幢教学楼——西大楼，从1960年5月开山动工到当年10月基本竣工，学生迁入上课。接着，又建造大饭厅、东教学大楼，校舍造好了，但有几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一是交通问题，学校没有汽车，到宁波去要到大公汽车站乘过路车，有时等了半天也乘不上；二是供应问题，陶公山是个村，上千人食堂的副食品供应根本没法解决，到宁波采购，只能托航船带运，上午托运，到傍晚才到，天热时，—些鲜货往往要变质，食堂工作人员啧有烦言；再—个是户口问题，教工子女读书就业很麻烦，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成了迁校后的后遗症。

“文革”中期，地区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以“备战”为由，曾一度要我们把学校迁至四明梁弄，有前车之鉴，所以，学校没有积极响应，只在梁弄设了一个分部。1970年冬办了一期四个月的短训班，后来就撤回了。

1973年，工农兵学员入学后，要开展教育革命，学军、学工、学农。在陶公山，学军没有一块象样的操场，学工没有一家工厂，就是学农也要跑出5里、10里以外；搞教育实习，则须租车拉到市县所在地。新的形势带来新的一连串困难。于是，我们在1974年以“宁波师范代表团”名义写了一份《向地区党委汇报我校教育革命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恢复“宁波师范学院”(因为我校是培养中学教师)，并要求将江东姚隘原师院校舍(当时工学院早已停办，由另外单位使用)归还我院。但市里不同意，后经一再要求，列举陶公山种种不利教育革命因素，才答应我们在三官堂建立分部。三官堂房舍场地，原为劳改农场，“文革”前由青年中学使用，“文革”中办过宁波市五七干校。房舍破旧简陋，我们部分教工迁进时，这里尚有6417部队同志驻扎，有70亩土地由宁波市消防队耕种，还有茶厂筹备处一块招牌。我们暂且混合杂居。不久，部队移防，茶厂筹备处迁走。我们把过去劳改犯住的宿舍改成教室及师生宿舍，条件极差。不由使我们想起两次大兴土木建校，先后用去基建经费330多万元，建成教学大楼、学生宿舍、生活用房(食堂、膳厅)等，而结果江东校舍让给人家，陶公山校舍又不能很好利用，大家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如果当时在江东立定，没有搬迁，已有12000多平方米校舍，加上陶公山建造的15000平方米，一共27000多平方米，应该说是初具规模了。1978年，我已离休，省教育厅根据国务院批示恢复“宁波师范专科学校”，定点在三官堂，一切从头安排，等于重起炉灶。校址一迁再迁，实在大伤元气。

学子勤奋  人才辈出

在数度搬迁、兴建校舍中，确实也累苦了学生，特别是陶公山校舍紧张施工，学生参加建校劳动，负荷不轻。上面我说到有部分同学上四明山扛木料。他们从树料的采集地到装运的河口有十多里路，往返一次约三小时，每人一天扛三趟。清晨吃过早饭出发，每人带一个饭包(1斤米饭)，没有小菜(当时正值困难时期)，饿了吃一点冷饭；渴了，喝几口溪水，直到傍晚才回到住宿地。饥馑、劳累，真是一言难尽。在学校工地挑砖运沙的同学，劳动也很艰苦，重担压肩，暑假中骄阳肆虐，再加上当时粮食定量供应，不能满足强体力劳动的消耗，大家无不咬牙坚持。后来，同学们回忆说，那时所受的磨炼是刻骨铭心的，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使我们参加工作后遇到困难时，就有一定的精神承受力，能知难而进。因此有的称：参加建校劳动是“余味犹甘的课程”，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生活艰苦是六十年代初大学生的又一特点。尤其是我院在陶公山建校阶段，许多同学分为十多人一组，散居在陈旧的民房里，夜晚，老鼠成群结队在梁间奔窜，尘土簌簌落下，棉被蒙上一层灰，有时衣服被咬破，叫人提心吊胆。其他条件也很不好。当时因为用煤紧张，开水只能供喝，不能供用。早晨起床后，大家端着脸盆到东钱湖边洗脸刷牙。入冬，湖水结冰，就敲开冰层取水。大饭厅未建成前，临时在河埠间的空地上搭个大棚，四面通风，棚内摆有几十张旧方桌，没有凳子，大家站着进膳。至于吃的饭，由于粮食定量供应，都是瓦罐蒸的。副食品供应方面，困难时期市里虽然对师院重点照顾，但供不应求，学生因营养不够而患病(浮肿病等)的常有发现。

生活是那么艰苦，而学生的学习则很努力。当时，宁波电网没有通到陶公山，学校靠小型发动机发电，每天到夜里九点半停电，学生要开夜车，煤油买不到，矿烛也很紧张，只得用土制蜡烛，借微弱烛光看书。

那时，教师的教学也非常认真，备课细致，有的课没有课本，教师便广泛搜集资料自编教材。教师还深入辅导，上夜自修时，年纪大的教师也不怕天黑路滑，从山下宿舍攀登数十级台阶来到教室，为学生释疑解惑。

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师生建立了融洽无间的感情，督促、鼓励，更增添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他们在课堂里悉心听课、记笔记，按时按量做练习。傍晚，三五成群在东钱湖散步，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1961年12月，学校举行首次学术报告会，并举办展览会，展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还陈列了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的学生整理的听课笔记，竟有厚厚几大本。显然这为他们毕业后的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奠立了一定的基础。

“勤奋出人才”。六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几届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都很快适应，许多人成为教育骨干和优秀教师。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有的被提到市县一级担任领导职务，有的因教学科研成绩卓著获得崇高荣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们对母校都十分眷恋。我离休以后，有的专程来看我。今年学校搞40周年庆典，许多老毕业生纷纷写信给母校，还问起我，情意深长，弥足珍贵，使我这个老教育工作者深以为慰。

尊重人才  一波三折

宁波师专创办之时，正是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之后，我们学习报告，心里热乎乎的，我想起自己30年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时，常常听到关于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盛情聘请著名教授的故事，深受教育。我担任宁波师专领导后，深知要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就必须很好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按政策办事。1957年“反右”运动时，市文教部门领导以宁波师专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数次点名要我整理某些教师的言行。我考虑到调这批学有专长的老师不容易，且教学秩序刚刚建立，大家忙于教学；同时在大鸣大放中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一直没有整理上面所需要的材料。有个别教师的原单位寄来其一些鸣放材料，我看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也就把它搁下。只有—位从杭州调来的讲师，原单位送来一顶帽子，才被划为“右派分子”。显然，宁波师专的反右成绩是不佳的，我受到市文教部门领导的批评。1957年9月，市委派梁杰同志来接替我的支部书记工作。仅两个月，梁调走，由沈达同志任支部书记。从此，我专管教学行政。师院成立党委会后，我任党委委员，分管统战工作。院党委重视知识分子政策，一位讲师家庭出身地主，但他本人一直在外读书。大学毕业后当教师，市文教部门负责人要重新划他为地主，我们据理力争，结果没划。

经济困难时期，市里根据中央指示，对讲师以上中高级知识分子给以物质待遇的照顾，我们均遵照办理。在学校住房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尽量改善教师的住房，不致因住不好而影响教学科研。

“文革”开始后，沈达同志与我均“靠边站”、受审查，党的统战政策遭践踏，心里很难受。特别是看到几位年老体弱的同志一次又一次挨批斗，甚至戴破痰盂，精神肉体两受折磨，自己又无能为力帮助挣脱，心情十分沉重。直到现在想起来，愧疚之心，犹使我不能平静。

七十年代有一批教师子女在陶公山长大成人，在当地无业可就，要求市里解决，又受户口限制，向市领导反映多次，没有结果，只得由学校自己消化，勉强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又有位家住宁波市的教师，因1957年反右扩大化而被错划，其时虽已摘帽，但其儿子高中毕业后，学校迟迟不予分配。该同志向我反映，我亲自跑到该校交涉，终于分配了工作。

我校在五十至七十年代，虽然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重视的，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做得实在很不够。惟校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初步形成，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文命”开始时，社会上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到处抄家、焚书。我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与部分教师一道为保护馆藏图书，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值班，并采取措施，或将贵重书籍转移，或将书库封闭。终于使一批较为珍贵的图书如《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万有文库》等以及许多外文科技书籍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二是在宁波师院下马及与宁波师范学校合并时，有两次人事大调整，而对一批骨干教师始终未动。图书与人才为以后复校创造了条件。

回顾我在宁波师专、师院的岁月，确是艰难曲折的二十年。宁波师院真正的健康发展是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依靠党的方针政策，拨乱反正，日新月异。事业千秋永在，奇曲何堪铭记。

作者：苏滋禄，首任宁波师范专科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后为宁波师范学院副院长。

沈达（左）、苏滋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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