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徐向前同志——能不花的钱不花》

50年代初期，徐向前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去的时候正值初夏，他们身着薄军服，随身仅带了一套普通料子便衣。到了莫斯科，由于购买武器装备的谈判进展缓慢，代表团在前苏联一住就是4个多月。莫斯科的气温比北京低好几度，刚进入9月，天气就已经很冷了。徐向前和同去的代表团成员把带去的衣服全穿上了，也不能抵御寒冷。负责管理生活的同志向徐向前请示，计划在莫斯科给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徐向前考虑到这要花去许多国家外汇，决定让使馆的同志告诉跑莫斯科的信使，请他把军事代表团成员家里的冬衣捎来。并特别嘱咐那位同志：“我家里有一件大衣，你帮忙取来。”有同志认为，买一件大衣也不值几个钱，就对徐向前说:“徐总，还是给你在莫斯科买一件吧!”徐向前说：“我家里有大衣嘛，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呢料贵，做工也贵。如今，每一块钱的外汇，我们都要付金子呀！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钱，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就是将来富裕了，不该花的钱也不能乱花。”他还说了一句名言：“历览前朝兴与亡，成由勤俭败由奢。”

《清正廉洁公而忘私——方志敏》

清正廉洁，公而忘私一生清廉、公而忘私的方志敏，为了革命，他能够坚持在清贫的生活里追求理想，不贪图高官厚禄。1935年，在北上抗日过程中，他率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堵，而他又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逮捕时，敌人竟然在他身上只搜到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大失所望的国民党兵怎么也不能相信，领导赣东北8个县根据地的苏维埃主席，被国民党悬赏费就要8万元的人，身上没有一文钱。然而，事实真的就是这样。手上握有巨款的方志敏始终把自己看成穷人的主席，他身上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每日的伙食费，也仅仅只有7个铜板。他认为：革命的钱就要尽量节省，该花就花，不能花的坚决不能花。在方志敏眼里，只要是党的经费，哪怕一分一厘，他都要锱铢必较，但当革命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碰到难处，哪怕花再多的钱，他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努力为他们解忧。曾经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参谋长的乔信明，一次在江西贵溪与敌人作战时腿部负伤，伤情危及生命。医生来了，看到乔信明的生命危在旦夕，决定将他的伤腿锯掉。醒过来的乔信明得知医生们的决定，一再恳求不要锯掉他的腿。他说：“失去一条腿，我还怎能行军！怎能打敌人！”万般无奈之下，医生把乔信明的情况告知了省委，他们希望省委能够拿出意见。信转到方志敏的手上，他立即批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腿。”他还对具体负责的同志讲：“如果药在苏区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乔信明的腿保住了。他做完手术后，深深地感激党，感激组织，并在以后的对敌斗争中舍生忘死大义凛然。方志敏不仅认真对待党的事业，而且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那时，根据地生活异常艰苦，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他在冰天雪地里穿着薄薄的棉袄，脚上长年穿着一双草鞋。为抵御寒冷的天气，他在脚脖子上裹上许多棕毛和棉花。他的薄棉袄，由于长年跟随他行军打仗，许多地方都露出了棉花，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没了棉花，寒冷的北风呼啸着钻进他的身体，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有些同志想给他换换那身破棉袄，他总是讲：“队伍上还不宽余，能节省就要尽量节省。节省一点，乡亲们就会少一点负担。”方志敏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彰显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为六角钱作检讨的董必武同志》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设在红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为了改善红岩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一天晚上，办事处的同志围坐在红岩村救亡室里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应董必武的要求召开的，会议开始后，董必武取下老花镜，翻开笔记本，认真地看了看大家，就开始作检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不久前，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的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董必武翻看发票，都是买菜、买米、买煤、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就签了字同意报销。所长在报账的时候，办事处的出纳却发现有六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这件事情完全是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按理说，发现后纠正过来就行了，但董必武为此十分自责，执意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董必武在会上说：“同志们在生活上这样勤俭节约，但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错误，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董必武继续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六角钱这件事情，起码说明我的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对办事处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我必须为此作深刻检讨。

《贺龙坚持官兵一致》

1928年冬，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吃不上一粒盐，喝不上一口稀粥。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大一点盐巴，给贺龙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尝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贺龙微笑着说：“我们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贺龙很生气，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接着叫他们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工兵连住。

《陈毅的“管住自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和项英率部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作为领导人，陈毅和项英每人保管着一些金子，陈毅深知这些钱的重要性，保管极为精心，随时缠在腰间。可是到了夏天，因衣服单薄，腰部所缠的金袋凸出来了，陈毅觉得不安全，怕给党造成损失，他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后来，陈毅把这笔经费全部分给信得过的同志保存，自己没留一分钱。我党执政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部队一名执行公务的干部打了阻拦其闯红灯的旧警察。陈毅得知后，把这个干部叫到自己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军管、军管，一是管制敌人，二是管理百姓，三是管住自己。”过后，他又补充说：“前两条好办，最难的是管住我们自己。”

《罗荣桓的故事》

“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罗荣桓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可是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他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廉洁守法的楷模罗瑞卿》

罗瑞卿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廉洁自律方面，罗瑞卿堪称楷模，他的秘书罗家祯回忆：罗瑞卿同志1949年6月从军队到公安部任职，1950年住宅迁至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这是一个独门小院，罗家住楼房七间，另三间为办公、会客、餐厅。院内的附属房为秘书和公勤人员居住，他家人口多，一个孩子已工作，独立生活，七个孩子上学，一个烈士子女(邓发之女)也在上学，五个亲属，加上他们两口子，最多时有16口人。1953年实行工薪制，他是行政四级，月薪400元。他又是公安军司令员，大军区级，本可拿军队较高薪金，但他以主要工作在公安部为由，坚持拿地方工资。他的夫人郝志平行政十二级，月薪200元，全家每月生活开支及学费、服装和日杂开支，所剩无几。他常穿有补丁的内衣，孩子们的衣服多是大的穿过小的穿。他从未接受过组织上的特殊照顾，也从未接收过部属的馈赠。他为人热情，常自费请熟识的同事到饭店吃饭。他有一个妹妹在xx老家，偶尔也给些经济支援，但对她提出安排子女工作的要求，坚决拒绝。他到外地考察工作时，关照秘书要付饭费、按标准吃，莫要特殊化。可以说，他家的生活是一般常人的生活水平。人的眼睛里容不了一粒灰尘，罗瑞卿胸中容不下一点腐败。他嫉腐如仇，毫不手软。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揭发出行政处长宋德贵有严重贪污浪费行为。经过专案审查，证据确凿，经法庭审理，判处死刑。正当大会公审前夕，我接到一个电话，反映宋德贵在红军东征时作战有功，负过伤，意思是在审判中是否注意到这个情节。我不敢怠慢，立即向他反映。他听我说完后，脸色变得十分严厉。立即召集公安部党组同志开会，说枪决宋德贵，是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并经法院审判定案的。现在有人动摇，说宋德贵东征有功，负过伤，他的功再大，比得过刘青山和张子善吗?党组同志同意罗瑞卿的意见，决心已下，不应动摇。我当时虽颇为难堪，但对罗瑞卿嫉“腐”如仇的精神有了深刻的印象。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是执法的领导同志，也是守法的普通公民。有一次，他和两位随行同志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随行同志来不及买站台票，便领着罗瑞卿直接到了检票口，对检票员说了句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想起了进站的情景，忽然问道：“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同志摇了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立即对那位随行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有一次苏联顾问伊凡诺夫由莫斯科经乌鲁木齐到北京，在乌鲁木齐拉了一些哈密瓜，请人送一些给罗瑞卿。罗瑞卿立即吩咐转送给病号。有时，南方一些省市送来一些时鲜果品，他总是一面让送礼的人今后不要再送，一面将东西送到医院去。1957年冬，罗瑞卿去苏联访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送给他一台带有点唱机的落地式收音机，他回来后即送给部机关团委，供他们开展机关文化娱乐活动之用。在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期间，有些地方代表带来了苹果、葡萄等土特产，罗瑞卿在大会上宣布：“各地带来的东西，一律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