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星-段鸿》
最美的时光有最美的遇见 |
作曲家段鸿的艺术人生
贵阳月亮岩，在一处很普通的院落里，不时传来阵阵优美的钢琴乐音，还有孩子们视唱练耳的哼唱。
这是贵州省民族歌舞团的院子，挤挤挨挨的建筑合围成一个很小的世界，秋天难得的阳光倾泻而下，整个空间的调子一下子明丽起来。作曲家段鸿每天一出门，遇见的都是熟悉的面孔，歌舞演员、舞美职员、办公室行政人员，还有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纪录片镜头一般闪过。这样的景致，后来转化成一首歌的曲子，叫《最美的遇见》。
不过《最美的遇见》写的是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歌舞团的小情小景。路途漫漫，段鸿遇见最多的是家乡福泉的山山水水，赤水河畔的漫漫风情，以及浩荡绵延的长江。人生回旋起伏，生活赋予他的认知，仍是最美。
一生中，段鸿有许多人生的转折。最初的转折是1974年到福泉龙昌区团阳公社第十三生产队插队落户，那是他成为一个社会人之后开拓人生故事的起始，尽管当时他才15岁。1975年在牛场镇赶场时，他意外地结识了贵阳知青赖晓明。赖晓明拉得一手动听的小提琴，段鸿一听，整个人就被空灵悠远的天籁深深吸引住了。
拜赖晓明为师后，段鸿的艺术人生就此开启。段鸿很想拥有一把小提琴，但当时很穷，他只好把自留地里的包谷和洋芋全都卖了，跑到贵阳花80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是他音乐人生的第一个乐章，激动伴着兴奋。
段鸿所在的生产队距赖晓明的知青点有20多公里，每隔10天，他都要操正步去学琴，整整3年，风雨无阻。在那个遥远安静的小山村，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单调的年代，小提琴的乐音，在人们的心湖荡起的不止是阵阵涟漪。
1977年赤水航运分局招工，段鸿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水手。行赤水，跑长江，出东海，机动船为家，满天星斗为被，在漫长的行程中，小提琴的悠悠琴声赶走了缭绕不绝的寂寞和孤独，那艘拖着化肥的机动船每到一地停下卸货，岸边的人们总能看见有个小伙子拿着小提琴，在长江边上拉起悠扬的曲子。思念？倾诉？叙说？都有吧。人们停下脚步，静静地品味旋律，不是最好听的，但能够浸彻肺腑。有一次，段鸿的船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夜深人静，他在甲板上练习舒伯特的《小夜曲》，引来许多行人的驻足围观，那一刻，音乐的魅力让他体验到了什么是最美的心灵遇见。
5年后，水手生涯转换频道，段鸿从赤水调到福泉县粮食局，开启另一种人生。那时，文化馆组织的许多演出活动，经常出现段鸿拉小提琴的身影。在一次全省文艺调演活动中，段鸿认识了军旅作曲家杜兴成。在杜兴成的引导下，段鸿开始学习音乐创作。1984年，他考进中央民族大学作曲专业，与宋祖英、乌日娜等成为同学。首都北京，为他提供了一个艺术腾飞的舞台。
大学生活紧张并快乐着，除了完成作业，段鸿一边创作一边投稿，先后在《歌曲》《解放军歌曲》《上海歌声》《音乐创作》等全国性刊物发表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由郁均剑演唱的《远方寄来的枫叶》，冯健雪演唱的《山乡艳阳秋》，雅荷洁斯演唱的《农家小院桂花香》《阿哥寄来一张像》，乌日娜演唱的《飞吧，云雀》，宋祖英演唱的《校园里有一条林荫路》，这些歌曲在校园内外引起一时轰动，段鸿被大学主课老师在班上表扬多次。那时，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与同班同学到郊区采风，到胡同里感受老北京的风味，艺术的良好感觉，在他的内心深处悄悄滋长。
3年的大学生活结束，段鸿的人生轨迹又回归到福泉县粮食局。县里十分重视他这个音乐人才，1988年把他调到县文化馆，为他提供平台和机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段鸿参加多个赛事活动，获奖不断，如《云雾山》《如今的老汉》在贵州省首届“好花红”艺术节歌曲创作比赛分获一二等奖；《卖藤箩》在贵州省首届农村歌曲创作比赛中获一等奖；创作的作品在贵州电视台面向全省征集台标音乐活动中获特等奖。《贵州日报》《贵州民族报》《贵州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对他的不俗表现均予以报道。
段鸿的艺术才华，引起了业界的注意。1990年，时任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冀洲、歌唱家阿旺等多位专家到福泉考察段鸿，之后将他调入贵州省民族歌舞团从事专职作曲。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段鸿的艺术才情也得到更大的展示，舞蹈音乐《一心向党》《民族欢歌》《妈妈的收获》，电影《多彩贵州》《龙腾乌蒙》《草地》主题歌，电视剧《绿色的呼唤》《热土》、电视专题片《美丽的宽阔水》音乐等作品，像清泉一样汩汩流出，向世人展现了一个音乐家的艺术情怀和追求。
利用音乐艺术为社会献力，为人民歌唱。秉持这一理念，段鸿于2006年成立了贵州大舞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旨在展示人生中最美的遇见。从2011年开始，他连续举办“贵州大舞台·名人名歌演唱会”，让本土音乐人登上舞台展示风采，让更多的人们认识贵州音乐和贵州音乐人。他还引进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级文艺团体到贵州交流演出，广获好评。受邀组织文艺家和文艺新秀到基层开展文艺演出活动，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凝心聚力。至今，他的“贵州大舞台”已演出380多场。
近几年，段鸿把生命旋钮调整到“创作”的刻度，《深深眷恋祖国母亲》《我的中国我爱你》《最美的遇见》《我去贵州谈恋爱》《我的母亲我的家乡》《中国和世界握手》等作品相继推出，多数作品在贵州广播电视台影视文艺频道、优酷音乐等平台播出，反响良好。“贵州乃至中国的进步有目共睹。讴歌建设成就，赞美大好河山，抒发生活豪情，是每个艺术家的使命。伟大的时代为每个艺术家提供了深厚广阔的创作空间，我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展开的。”段鸿说。
段鸿为音乐艺术献力的脚步一直未歇：他在贵阳市观山湖区成立了音乐俱乐部，目的是为热爱音乐的人们提供最美遇见的场所；他利用月亮岩自家的屋子，培训音乐苗子，让孩子们与音乐有一个最美的遇见。一切作为，均为心中所愿。
在人来人往的世界里，最美的遇见无疑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段鸿坦言，因为遇见了音乐，因为遇见了时代，所以此生快乐体验常在，幸福感受常在。
小平头，中等个子，温文尔雅，走路不温不火，在月亮岩贵州省民族歌舞团的院子里，那个痴迷于音乐艺术的男子，仍在为梦想忙碌……
《临危受命王岐山》
2003年4月20日，北京SARS风暴最猛烈的时候，王同志离开海南急赴北京，任市委副书记，22日被任命为北京代市长。20日这一天，政府公布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数从37急剧增加到339，王同志的前任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黯然离职。他们都曾说，北京是安全的。在4月24日上任后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同志以“强硬”亮相，“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他说，就是要在这种时刻把组织化程度提高到最严厉最高的水平，只有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很多官员都愿意以低调行事，“低调”这个词如果和“谦虚”两个字放在一起，则有一定的政治道德意味。“面对老百姓这种恐惧心理的时候，电视、报纸，我们各层官员，都应该张开嘴巴，需要边做边说。”灾难中最可怕的状态是，灾难的严重程度被无限放大，抑制灾难的可能却被无限缩小。而2003年4月后的北京就处在“夸大”和“缩小”的并存中。夸大和缩小背后是SARS病例数在王同志到来前后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增加的不仅仅是恐惧，更多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恐惧、混乱、没有信任和安全感，打开窗户都担心病毒会跑进来，这是当时每个普通北京市民的心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王同志来说，首先要修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告诉公众北京市政府是一个有效率的、果断的、会给人民带来信心的政府。“高调”在这种情况下是必然的姿态。4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问题一点也不含糊，37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339这个数字就可信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对《纽约时报》记者的提问，直到今天还让关心他的人捏把汗。“因为疫情，有两位高官被撤职，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行动来调查到底有谁参与了掩盖事实真情的行动？以及向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向国际社会进行道歉呢？”王同志回答，不愧为纽约时报，问题就是尖锐。可是时间和对象选得不太对。“政治上的责任和原因的问题，这不是我担心的。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方面是不含糊的。在不久的将来，在抗非典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总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及到这个问题。到那时候纽约时报的先生可以再来问这个问题。”在SARS风暴中，这是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到标准答案，而王同志却给了一个即使到今天也是石破天惊的回答。王同志让人们重新拾起对北京市政府的信任，但仅仅说还是不够的，SARS并不会因为王同志的高调表态而收敛。在王同志上任的第9天，病例数迅速从339上升到2705，其间，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患者的病死率居高不下。物资出现匮乏，没有纱布，没有口罩，没有隔离服，没有床位，有的病人甚至放在了大街上，疑似病人在健康人中来回走动，怎么办？4月23日，王同志上任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达了隔离令，对受非典污染的人员、场所依法实施隔离。4月24日，王同志上任第三天，小汤山医院开工，加，看更多内幕好文！4月29日，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被紧急改造，总共16家定点医院加入收治行列。王同志说，“我们以救治为中心，目标是提高收治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4月20日后的王同志保持了高曝光率，他必须让市民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市长在干什么，说什么。王同志甚至希望办公室有一直播电视，让老百姓天天看见他。5月1日早晨，王同志出现在天坛公园晨练的人群中，与老百姓笑谈“非典”。王同志向公众保证，作为市长，自己的正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而且自己还有很多非正规消息渠道，这个话是说给老百姓的，更是说给各级官员的。5月9日，也就是王同志上任后的第19天，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表示，北京非典上升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从5月2日以后，新增确诊病人数从70到80下降到30到40。5月19日北京当日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降至个位，为7例；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大多关注王同志，他的家事、他的崛起奥秘、他的工作风格、出色的口才和强硬作风。1998年，他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发生了广信、粤海事件，他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是协助李长春应对金融危机。长期以来，很多外国债权人的想法是，借给窗口公司就是借给政府，而且有官员出面担保，当然是主权债务了。中农信破产时也是优先偿还外国债权人的。而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严肃金融纪律，体现在广信事件中，广信资不抵债，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不会替广信偿还债务。王同志必须和那些债权人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甚至有外国金融机构表示威胁性的意向，王同志详细地向债权人解释窗口公司的概念，窗口公司不是政府，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外国债权人非常不理解，甚至提出诉诸法律，王同志表示，你们可以去告，到哪里都可以，在国内、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到国外，也愿意奉陪。处理广信粤海事件使王同志为公众所知，被外界称为有理有利有节。2000年12月王同志回到北京后任体改办主任，2002年11月，十六大前后的新一轮地方换届中，王同志奔赴海南，到“天涯海角”任省委书记。此前，海南省还没有真正从泡沫经济中恢复，发展方向模糊待定。王同志到任后，仅仅5个月，就在海南各界留下了极佳口碑。他告诫海南各级官员，可持续发展是海南的生命线，在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上，一定要死死抓住长远利益，不能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发烧”。当地一位局级官员说，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尤其重要。对比以前提出的“工业立省”思路，王同志等人提出“生态立省”，要把海南建成全国人民的度假村和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抓住了海南的实质。更重要的是，在全国都在扩建城市时，王同志却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五网工程加沼气”即王同志的提议。所谓五网是指路、水、电、广电、通信，提出要用5到10年使海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这意味着，5到10年他将没有显赫的政绩，但这个思路对海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是非常反对搞政绩工程的人，可惜，他刚跑遍海岛，还没有来得及一展鸿图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