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暖的外婆家成长
母亲是外婆疼爱的独生女。由于母亲参加工作的前八年间，一直在县城东沟里较为偏僻的多个村庄教学，生活不稳定，条件比较差，所以外婆外爷便义无反顾、力所能及地承担起照顾我们这四个外孙子（女）的责任。这样，儿时的我们先后相继在外婆家生活，其中我这个长外孙居住的时间最为长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即我从四岁至十四岁间），约十年多的童年少年时光在外婆家度过。
外婆外爷离开我们已有近四十年了，重温外爷外婆家的温暖，触摸这个家曾经给予我那么多无微不至的关爱，深切缅怀陪伴我呵护我教育我的可亲可敬的两位老人家，是我长期以来的谆谆心愿。外婆外爷的家在县城南一公里处的石台寺村，一条清涧人的母亲河——清涧河（亦称秀延河）在村前潺潺流过，自北向南由县城方向流向延川县，尔后折东汇入黄河。河水流量不大，但全年多数时间清澈见底，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冬天的城里人可在河里挑水做饭。亿万年的鬼斧神工所使，河水在村子前的河道里两侧雕凿出了一条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河槽，犹如一个个青色、低矮的天然乳状石林，煞是美观！夏天，大人们在这里洗完衣服，很快就能在石床上晾干晒透；我们则在其中奔跑玩耍，虽然两脚烫的踩不下，却乐不可支！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一些开发商或村民为了开发此处的青石板和建筑石材，钻炮眼、搞爆破，将此美景毁坏殆尽，真是太可惜了！清涧河与一条由东北流向西南的南沟小河在村口交汇，交汇处的南侧有一高高的巨大石台，耸立着一座全村乃至县城城南的唯一地标建筑——三层红砖塔式魁星楼。此楼是古代清涧先人祈求学子在科举中榜上有名，拜魁星而建，体现了清涧先贤对培养子孙文化素养的高度重视。该楼坐北朝南，端方整肃，气势恢宏，堪称清涧一景。楼的北侧偏东约一百米的半坡上，建有在村子里颇为气派。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的魁星楼）
七孔窑洞一线排开、坐东朝西、直对秀延河的大院，外婆外爷就居住在其中的一孔窑洞里。外爷中等个头，体格偏瘦，人很精神，少时曾读过多年私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知书达理，面善心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解放前后的二十多年间，青壮年时的外爷曾在榆林、清涧的多家私营公司任账房先生。
（上世纪四十年代外爷在榆林）
五十年代，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后，年已五十的外爷回到村里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外婆的娘家，是解放前县城东郊东门湾村有名的王家大户，出身门第。王家大院坐北朝南，依坡而建，有正窑5孔，厢窑4孔，窑檐高挑，回廊敞亮，院子设有大门二门，台阶上下，雕梁画柱，十分讲究；大门外有青砖照壁一面，更显气派。整体院落布局合理，错落有致，精巧实用，在城郊村子里极为罕见。我的外婆就是在这样的家里长大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外爷于清涧）
我在外婆家生活的十年间，正处在农村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时期，也是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年代。石台寺村自然条件较好，有近百亩的河道水浇菜地，全县独一无二，不仅可以保证全村的吃菜问题，甚至可以满足全城大部分居民的蔬菜需求。然而，种在山上的庄稼无水可浇，只能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当时集体经济分配粮食的政策是: “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可问题是，村子里人多地少，产量很低，剩下的就没多少了！因此每年生产队可供社员分配的粮食十分有限。分粮的一个重要要依据是工分，外爷五十岁后才回村参加劳动，在年龄、体力、农活经验等方面均无优势，在生产队所评的工分自然相比同龄人低一些，因此分到的粮食就比别人更少一些。外婆外爷家的大姨、大舅早年成家，在家里有两位老人家和二舅三舅共四口人，加上以我为主的几个外孙，口粮不够吃是当时最突出的问题。青黄不接时，免不了用杂粮配以米糠、麦麸及树皮、野菜充饥。那时基本上一天都是两顿饭，早餐一般是用玉米、高粱和米糠一起在石磨上推出的面粉蒸出来的褐色馍馍，切成片分着吃，口感较粗，倒还能咽，但必须同时蒸一些红薯、洋芋配起来吃，否则主食就会断顿。一年难得吃一次白面馍，外婆外爷自己舍不得吃，总是留给我们这些孙子辈。晚餐多数是稀饭配咸菜，最多在灶火上烤一两片褐色馍垫个肚子；有时会做点“活活（hùohùo）”饭，即将面片、一点小米和洋芋、白菜煮在一起的面食，外婆总是把稠的捞给我们，自己喝稀的。家里但凡剩下的一点饭菜，哪怕已经发酸变质也舍不得倒掉，外婆外爷总是要热一热然后吃完。因为生活困难，外婆曾发过牢骚：“现在过的这日子，还不如以前哩，农业社弄得人连饭也吃不上了！”当时已是小学生、红小兵的我，嘴上不敢说，心里想：“外婆咋这么落后的！”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是多么幼稚，我实在是错怪外婆了！对于曾经有较好生活条件的外婆来说，前后对比有这样的感受，太正常不过了。更重要的是，外婆道出了当时的实情，既客观又真实。家里粮食不够吃，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真实现象。其根源外婆家除了外爷工分少外，主要是当时农村集体经济机制所致，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中，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为了抵御严峻的国际形势而集全国之力打造核武器（俗称“打狗棍”）及相关重工业，以及为了还清苏联的债务等，不得已用尽量多地提取农村农业剩余的方式解决这些涉及国家战略的重大急迫问题。当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可以说别无它法。在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迈进的伟大进程中，粮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家只能用农业补贴工业方法推进工业现代化。应该说，包括外婆外爷在内的那一两代农民，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缴足公家粮食，舍小家顾大局，无疑是这个伟大转折中默默的、重要的、无私的奉献者。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于外婆这个小家的生活窘境能够起到一点缓解作用的状况是，我们几个外孙（女）的户口随母亲也都在东沟的农村，口粮在母亲任教所在村庄，生产队每年将所分粮食的大部分，用驴子驮到外婆家，由外婆统筹调剂，全家勉强度日。
外婆家的窑洞，一进门左手边是一盘大炕，可以睡六至七人；往后是灶台，旁边灶火疙痨上方有一墙柜，放着做饭用的调料之类；再往后是一排立于石条上的、高约四五十公分的灰黑色瓦罐，存放着家里的小米、杂粮面及豆类粮食等，其中一个小一点的瓷罐罐，存的是一点可怜的、精贵的、供全家全年食用小麻油。每年，生产队按照工分给每家分一点地里种的小麻子，外婆将小麻子在碾子上碾碎，在大锅里熬上几个小时，最大限度地将麻子里的油全部熬出来，然后存放在这个罐里，供全家人一年食用，那真是太精贵了！窑洞的右侧，有一张长约两米、宽约六十公分的大木床，靠门口的床边放着两个铜制的洗脸盆供全家洗漱用，一个是黄铜制作，呈流线型敞口；一个是青铜制作，盆的上边有一圈约三公分的雕花装饰，很是精致。往后是一个条桌，有两个抽屉一个小柜，其中一个抽屉放置的全是我们小时候各式各样的玩具；桌子上立一块穿衣镜，外婆是位爱好的老人，经常在这里梳头穿衣；再往后是一条放置小米或高粱米的陶瓷缸，缸上有石盖，石盖上放着木制的餐盘，餐盘里放些油盐酱醋的小杯，还放着铜制的汤勺和笊篱等，外婆在缸里面有时会给我们珍藏一点苹果和梨子；并排有一条水缸，里面有一个盛水的铜制大马勺；两个缸再往后是一个中高木本色立柜，最后面是一支横置的高一点的、黄铜五金件的存放衣物的油漆大立柜，柜子上面放了两个木箱。大立柜的后面还有一个淹制咸菜的大缸，放置一些物品，窑掌有一约三米深的小窑，存放着一些南瓜、红薯之类的食物及杂物。
生活尽管十分艰辛，但一家人过的忙忙碌碌，温馨实在。在两位舅舅年幼时，外爷是这个家的主要体力劳动者，同时处理与家庭有关的外面的各种事情，需要做大量的背、挑、扛、拉等家里家外的活儿。记得我小时候的每天早晨，外爷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村后的水井里，用他瘦弱的肩膀给全家人挑水。外婆村子水池里的水，是无任何污染的纯天然石泉水，清冽甘甜，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泉水，至今忘不了。水缸挑满后，外爷便拿着农具，上山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在干好集体农活的同时，外爷还要负责将全家的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用品弄回家，将自留地的翻土、送粪、种植、除草、收割等农事铺排好，大部分年份的开春，还要把鸡仔、猪仔、羊羔买回来，全家动手喂养一年，才好给全家过年作必要的肉食准备。外婆特别爱干净，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洒水扫地，将家里的所有家什抹上一遍。直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后，开始生火做饭。那时家中做饭的燃料，春秋季用柴火，冬季用煤炭，夏季则在窑洞外的台炉上用冬天烧煤剩下的煤渣（蓝炭）。因为农民没有经济来源，仅靠卖点蔬菜、鸡蛋的钱，换回一些日常生活用的酱醋盐，以及少量的冬天用煤，特别的艰辛但也只能如此。为此，两位舅舅及长大后的我，在假期里都干过砍柴、拾草、拦羊以及在河道发洪水时冒着生命危险捞河柴（在石板上晒干后的这种柴禾，可用于家里烧火做饭）的等家务活。除了一天两顿做饭两次洗碗外，外婆还要为全家老小缝、补、洗衣衫，整理大大小小的家什，筹划家里粮食的加工、簸晒、存储等事项。在没有机器加工粮食的时代，农民的粮食要靠自己在石磨、石碾上加工。农闲时社员可向生产队申请安排牲口来家帮助拉碾推磨，农忙或有特殊情况时，只能靠人力自己完成。这个时候就需要全家上阵，多数情况是在月光下推碾拉磨加工米面，因为白天大人要出工集体劳动，农民没有礼拜天，小孩要上学。两位舅舅自然是推磨拉碾的主力，稍长大一点的我也少不了参与其中。此外，外婆还要养猪、养鸡，有时还得养羊（我也曾当过家里的拦羊童），还要抽时间到自留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总之，一年四季干不完的家务活，累了的外婆就坐在穿衣镜旁的木床边上，抽一锅旱烟解解乏，然后再继续干！繁重的家务劳动，使外婆的脊柱发生了病变，过早地出现了驼背现象。晚年的外婆又患上了肺气肿，咳嗽不止，令人心痛！可亲可怜的外婆外爷，一生太劳累、太辛苦了！
除了农活、家务活，有时还抽时间做点能挣点小钱以补贴家用的活儿。印象较深的有三件事：一是卖石子。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公家对外婆家河对面的210国道进行整修，需要购进石子，定价一立方石子为6元。于是，全家人只要有时间，便从河滩收集运回些薄片石头（便于将其砸成石子），用类似箍水桶用的破铁皮条做成一个有手柄的圆形小工具，将薄石片放入其中用斧头砸成1-2厘米左右的石子。数量达到一板车时将石子装到车上，至少两三个人又拉又推，从家里出发，涉水穿过砖窑湾水门桥，再爬几十米的陡坡，行约一公里左右，到城南巢丝厂工程部验货领钱。一家人辛苦好几天完成的一板车石子，不到半立方，最多能挣三元左右吧，在当时算不错的收入了。二是卖蔬菜。我在外婆家生活的时期，农业社给社员分自留地。石台寺大队分的有山坡旱地和园子水地两种。外爷将水地里种的黄瓜、茄子、番瓜、西红柿以及旱地里种的南瓜等蔬菜，选出一部分用筐子挑着到城里，在邮电局两侧街道或农副公司石台上卖给县城居民，有时年幼的我也跟着外爷或三舅到摊点吆呼叫卖，一次能挣多少钱我就记不得了。三是挖药材。县药材公司大量收购药材，其中有些药材在石台寺的山里也是有的。三舅领着我和小伙伴便利用砍柴等机会到山里挖些甘草、野扁豆等，带回家，洗干净，晾干透，而后用筐子轻轻提着到药材公司交售。其中野扁豆（药名似乎不准确）是一种比较细的根茎类药材，挖到后得先用杆杖杆扁，把其中的木梗抽掉，包裹木梗的肉和皮才是药材，并要将其轻轻地放到石板或纸板上晾干，尽量保持完整性，排列的像队伍一样整齐，药材公司收购时按照其质量、干净度、整齐度来确定级别并定价。每次出售药材，能有2、3元甚至几毛钱的收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外婆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一年难得的一两次吃饺子，外婆用手捏（套）出来的饺子皮那个漂亮、亲手拌出来的饺子馅那个香，至今难忘！那年月家里的口粮多是高粱、玉米等粗粮及红薯、洋芋、南瓜等，外婆将粗粮中的玉米面，用她的巧手蒸成摊黄（发糕），色泽金黄，甘甜劲道，可谓粗粮细作上乘之作，色香味俱佳。这种吃食是用来招待来村里下乡的干部的，我们自己家里人只能隔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吃上一次，算是解馋。秋收季节，将粘香的南瓜、糯小米做成的南瓜饭，也是外婆的一绝，褐红色的南瓜与金黄色的小米相配，南瓜香与小米香相融，再佐以外婆绝佳刀工切出来的红萝卜咸菜，那叫一个绝，想起来就口水直流！还有，外婆将从母亲在龙头山生产队分回的红枣晒干，与高粱（可能还有一点豆子）磨成面，而后炒熟变成炒面，在干粮不足的时日里，挖两勺炒面用开水或稀粥搅拌成团状，狼吞虎咽吃下去，对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说是相当不错的美餐。记得，一年只有一次炼小麻油时间，外婆将麻油渣与小米、洋芋、红豆及白菜等炖成一锅粥，做成陕北人都喜欢吃的麻汤饭，有油香，有面香，有菜香，那个味道真的是香极了！家里经常喝的一种粥叫“钱钱饭”（或叫“稻tāo黍饭”），外婆将高粱米、小米、钱钱等食材的比例、熬粥的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熬出来的这种粥饭就是好吃，真的是又香又甜，喝上一碗，不仅止饿解渴，而且神清气爽！每年的清明时节，外婆带我们捏寒燕、蒸 “子槌”，追思故人，期盼安康。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外爷提前买好粽叶，外婆提前泡好糯米（藏了一年的好米），洗好红枣，带我们一起包粽子，并连夜放入大锅里去煮。端午节的一早，大家起床后打开锅盖，一股清香气扑鼻而来！这端午节一早的粽子，我们这些小孩是可以管饱吃的，但两位老人则是浅尝辄止舍不得，二老要把好吃的留给我们这些晚辈节后再慢慢分着吃。还有特别难忘的吃食就是，外婆给我们孩子偶尔会开小灶，在铁勺里炒一颗鸡蛋放到我们的碗里，馋嘴嚼着香喷喷的炒鸡蛋的那一刻，最大的感受是：“太香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在外婆家的许多温暖细节，深深地、永远地印在我的心底。年幼时的我，瞌睡重是出了名的。晚上睡觉时，外婆总是把我安排在她老人家的身边，精心料理着我的起居，确保我起夜犯迷糊时不致摔倒受伤。八岁之前的我患有疝气，每当天气变化或不慎剧烈运动时，体内的一小节小肠便会下坠，引起病灶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在随外婆外爷或舅舅外出时，一旦发现我犯病，不管路途有多远，他们便无数次义无反顾地将我背回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在我大约五六岁时，外婆带我去距家大约有1.5公里小环沟自留地营务庄稼，这块地在接近沟掌靠南一侧的半山坡上，路况很差，来回一趟十分辛苦。这天的农活结束后，外婆在地里摘了些南瓜、玉米棒子等放在自带的筐子里，用胳膊提着领我返回往家走。半路上我突然发病走不了路，于是外婆只好将筐子用胳膊挂在前面，把我背在后背，走一段歇一歇，弯着腰、流着汗、喘着粗气，一步一步艰难地把我背回了家。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这个镜头！现在想起来，还是心里隐隐作疼，这么长的路，外婆该是费了多大的劲呀！七岁起，我在石台寺小学念书，二年级前的教室就设在魁星楼的二层房间里。魁星楼有一个院子，进出大门是一条陡立的、两侧为石板条、中间是石板台阶的路。放学后，好奇贪玩的我，有时故意不走台阶下，而是爬在两侧的石条上往下滑溜，衣服上的扣子自然就被磨掉了，回家后外婆只好再给我缝上。三舅比我大两岁，我们从小一起与村子里的狗溜、小猫、娃娃、彩银、高阳等同龄伙伴玩藏猫猫、滚弹珠、推铁环、摔元宝等游戏，经常是满身尘土回到家，外婆便要及时给我们清扫。冬日里，那时的孩子们穿的都是黑色粗布棉袄，少有外罩衣服供换洗，于是棉衣袖口不长时间便是一层油亮油亮的污垢，还是少不了外婆经常给我清洗干净。进入冬天，为了不让我们的脚冻伤，外爷每年都要托老关系，从榆林买回一些驼毛，多半利用晚上时间，用他老人家那粗糙的但却很灵巧的手，在“柺子”上旋转着把它捻成驼毛线，然后用不长的竹签织成厚厚的驼毛袜，优先孙辈而后才考虑两个舅舅，在零下近二十度的冬天出门，我们穿上它可暖和了。寒假时的早晨天气寒冷，外爷和两位舅舅外出忙家务活，我年龄小也是亲人心疼我，便不让我出去干活。于是，我将炕上的被子叠好码好后，一边看着外婆做饭，一边躺在炕席上滚来滚去，唱着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方红》《少先队队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等歌曲，一首接着一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个随意、畅快、舒坦，外婆直夸我唱得好！二舅大我八岁，在我眼里是大人，不仅学业优秀，而且喜欢音乐，特别是笛子吹得好。二舅中学毕业后，被生产队选派到县重点工程——河口水电站建设工地工作，因业绩突出被站里作为优秀人才推荐到南京学习水电专业技术。期间，舅舅笛子留在了家里。我也喜欢笛子，利用二舅回家之机求教，而后自己利用闲暇时间练习，竟也能吹几个小调调。有了这个基础，在我高中毕业后去石咀驿公社九里山林场下乡时，有生第一次斗胆向母亲提出买口琴的想法。清楚地记得，当时一把国光牌口琴的售价是三元两角五分钱，那时这是家里一笔不算小的开支，没想到母亲竟然同意了。这把口琴陪我度过了两年的知青生活，至今还珍藏在家里。应该说，受外爷的教导与影响，二舅、三舅都写得一手好字，我从小将两位舅舅作为自己的榜样，模仿学习写字，对我字体的形成影响挺大的。十年间，我在外婆家居住的习惯了，哪里都不想去住。一九七零年母亲回城工作后，我刚上初中，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回在城里的家，直到初二年级后期才算基本上住在父母县城的家里。
（1977年1月我入伍时与全家人在清中门口留影）
一九七六年底我应征入伍。到部队后，我写信问候外婆外爷两位老人家，汇报我在部队的学习工作情况。很快的外爷就在舅舅当时所在单位清涧县水泥制品厂信笺上，用他极具功力的正楷字体，给我写了满满一页纸的回信，详细告知了家里的情况，鼓励我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跟共产党走，听华主席话，为祖国增光，为人民服务。外爷外婆的激励，成为我在部队不断进取的重要精神动力。这封信，是目前我所保存的唯一的外爷的笔迹，至为珍贵，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柜里。
（1978年2月外爷写给我的信）
（1980年第一次探亲与家人在石台寺留影）
没想到，这次见到两位老人家，竟成了最后的永诀！这年秋冬，两位老人家因病相继离世，舅舅和父母为了不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对我封闭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我这个外爷外婆付出疼爱最多的外孙，养育之恩未报，最后一程未送，成为外孙儿一生的遗憾！树高千尺根，永记养育恩。外婆外爷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2022年清明节前写于西安莫泰酒店隔离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