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辉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 310012 ）

【摘 要】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如同炎帝、黄帝二帝。人文始祖，区别于进化论所说的猿为人祖先；就如同海内外的华夏儿女到天水伏羲庙、淮阳太昊陵、炎帝陵、黄帝陵去祭祖，拜谒自己的祖先一样。人文始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产物和数千年人文化的积淀，包括具体的文化载体。正因为伏羲是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的功绩在人间而不是在天上，同样有着和常人无异的生卒之地。通过校核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再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本文认为伏羲生于西北的今甘肃秦安县莲花镇一带，向东开拓于陕西宝鸡、发展壮大于中原新密、濮阳，卒于今河南的淮阳，并且得到了多学科的印证。

【关键词】 伏羲 出生地 考古学 莲花镇

引 言

伏羲出生于秦安莲花镇的观点，我在1998年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华夏文明》节目作主持人时，就已经清楚地表述过，只是人们关注不够罢了。现在重新提出，结合近二十年的研究心得，有两个特点：一是考古新发现在资料上的补充与丰富；二是有关伏羲年代的重新架构。愿与大家共同探讨。

伏羲是人，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部族首领。由于伏羲距离我们今天大约有10000年以上，远去的时间，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和不完整的碎片，包括后人对他的出生地的不同的认识。本人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考察，结合出土文物的印证，结论是：

伏羲的故里在甘肃省的天水市，他出生于天水秦安县东北清水河与葫芦河交汇处的莲花镇一带，然后随葫芦河向南到天水麦积区渭水河谷中突起的卦台山上定居下来。他面对浩渺无垠的苍穹，沉思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面对大地，认真观察万物的变化，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亲身生活的实践，苦苦求索孜孜不倦，终于从中找到对立规律，发明了以八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有了质的飞跃。

伏羲发明八卦之后部族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初兴的基础上开始向东方开拓。在伏羲的带领下他们顺着渭水来到了陈（今陕西宝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继续向中原腹地开拓，与东方的太昊融合于河南的濮阳，定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并葬于此），是为太昊伏羲氏。从此之后伏羲部族由中原大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发展，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认同和积淀，终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伏羲由个人到部族首领，再到始祖文化的象征，代表着大一统历史观影响下的民族和谐与团结，是中华民族欣欣向荣不断发展进取的象征。

一、 有关伏羲出生地的考察

伏羲既然是人，就必然有他的生卒之地。就伏羲的出生地而言，西汉以前史藉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不少关于伏羲其人其事的记录。《易·系辞下》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是有关伏羲及创八卦和其它发明的最早文献记录，其后诸书大抵依此而述。

我在1996年提出伏羲大体经历了信史（存在）——神话（追溯）——信史（科学）三个循环演进的历史阶段，即由人到神再到人的发展、演变与定式的积淀过程。

从史官文化看，司马迁撰《史记》首先肯定这一说法，承认伏羲是《易》及八卦的发明者。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同时司马迁对伏羲的人格德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虑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虑牺即伏羲，历史上有庖牺、宓牺、皇牺、牺皇等多种称谓。在司马迁时代，人们认为伏羲不仅仅是《易》、《八卦》的创造者，而且是一位至德至善的君王，他重教化而轻刑罚，其德行高于后来所有的帝王，这是汉代初年人们对伏羲的普遍认识。除《史记》以外，惟《淮南子》一书表现的最为充分。东汉以来，随着人们寻根热起，伏羲作为中华的人文始祖开始载入史册，并有了详尽的出生地域和生孕过程。如：

《潜夫论·五德志》称：“大人迹生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嘉》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魏博士宋均注：华胥，伏羲母）；

《纬攟》卷十一称：“燧人之世，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河图握矩起》载：“燧人之世，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

《河图稽命征》载：“华胥于雷泽履大人迹而生伏羲于成纪”；

《帝系谱》载：“伏羲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

综上诸纬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推崇伏羲的，因此，掺入了不少神话的成份。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言：“祖先离得越远就越非人格化，也就地位越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诸纬书中非人格化的载述目的，就是要确立人文初祖伏羲的完美形象和神圣帝王的高大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流传意识。可喜的是汉儒们的希望得到了实现，今天我们认可的有关伏羲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诸纬观点的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讲，纬书对伏羲概念的完善与传世之功绝不可没。对此，我们今天应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有机构成之一。就宏扬伏羲概念与伏羲文化而言，纬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记录了相关的口传历史文化，并予以加工完善。

《补史记·三皇本纪》称：“太昊伏羲氏，风姓。代燧人氏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自注：成纪，亦地名。按今（唐）天水有成纪县）等。

不过，关于伏羲的生地，历来有甘肃、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四川、湖南等多种说法，这是由于伏羲遗迹遍布祖国大地，活动地域广泛的缘故。在甘肃有天水的卦台山、龙马洞；秦安的安伏乡、伏家溪、伏家湾、伏家河、伏家峡、伏家梁；甘谷的古风台，以及葫芦河等；在陕西有蓝田的华胥乡、华胥渚等；在河南有巩义的浮戏山、伏羲台、羲皇池；沁阳的始祖山、伏羲洞；范县与山东接界一带的雷夏泽等；在河北新乐有伏羲台、葫芦头、金河水古；在山东有泗水的华胥山、华胥渚等；其在江苏有无锡的惠山(古称华山)，太湖，苏州的震泽等。在这些地区不但有伏羲的生地的说法，而且还有大量的纪念伏羲的陵、台、庙、祠等建筑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有数甘肃天水的伏羲庙，河南淮阳有伏羲陵、新密的伏羲山、始祖庙、伏羲女娲祠、天爷洞，山西洪洞的伏羲庙，河北新乐的伏羲台，湖北房县的伏羲女娲庙等。

其中河北省的新乐市有伏羲台，已被考古证明为商周时期的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台是新乐市伏羲文化遗址的重要载体。根据相振稳先生《新石器时代的伏羲社会》一文的研究：“河北新乐境内的伏羲台、葫芦头、金河水古遗址，是原始社会之中的伏羲氏及其部族在此生活、发展、壮大的地方，在遗址之内及其周边地区和四十余里的金水河沿岸曾有石斧、石镰、骨刀、骨镰、陶轮和早期陶片的出土，根据文物考古专家认定，这些乃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的遗物。

伏羲台由三层台组成，根据史料和文物考证，第一层台系原始高台，它处于两河之间的台地之上，近水便于汲，并可避水和躲避野兽袭击，这些符合新石器先民的选址要点；第二层台乃‘概帝喾巡游此土集四方之民，而化导养育之，故其遗址至今存志’，在第一层台上加筑，建成为祭祀始祖圣地；第三层台的组成乃是‘台文化’时期的遗存，其用途有二，其一是商周时期继高辛氏之台而加筑，其二是在春秋战国七国争霸时观察敌情的了望之台。秦汉复建庙宇祭祀人文始祖伏羲氏至今”。其中伏羲台的上层台为不等边的八角形，名曰八卦台（又称之为伏羲画卦台），该台高3.96米，南北长46.78米，东西宽33.9米。新乐的伏羲画卦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却相当的深厚。在伏羲台及其周围曾经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商周、秦汉、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陶器等历史文物，可以作为伏羲台不同时期的历史象征。

除河北新乐之外，另有一说伏羲在四川省阆中市，很有意思。根据冉云明先生的研究，伏羲的一生与中华版图的三个地方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孕育在四川省阆中市，生长在甘肃省的成纪县，崛起、殁后并葬在河南省的陈州市。他在《阆中与伏羲文化》一文中提出：“据宋代罗泌的《路史》记载：‘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尚暨叔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生于仇夷，长于起城。’意思是说，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为踩了雷神的足迹而怀上伏羲。伏羲生于仇夷，长在起城。《路史》注释说：‘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地也。’《周地图》解释说：‘阆中水为渝水。’《遁甲开山图注》亦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彭池、成起皆西土，是伏羲出生处。’《览胜》云：‘彭池，即今之南池也。’沧海桑田，原先碧波荡漾，华胥曾在此嬉玩而孕育过伏羲的阆中南池，如今已成为高楼林立的七里镇新城区。中国最早的文献、战国时成文的《山海经》在探索这段历史脉络时说：‘西南有巴国。太皋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由此推论，伏羲还是最早的巴人祖先。……同时，阆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关于伏羲的物证和传说。解放初期，在阆中今七里镇妈皇山上一直有座巍峨的伏羲殿，‘文革’中被毁；在七里镇千鹤村，至今仍有一座伏羲、女娲凭两扇石磨滚落合起而定婚的‘合起桥’；阆中灵山脚下的东河里，静卧着大量的五彩石，据说是女娲补天时遗下的残物；七里坝旁的黄土包，也传说是伏羲之妹女娲抟黄土以造人的地方”。伏羲是否孕育在四川阆中，值得进一步考证。但是，《遁甲开山图注》所说的“仇夷山为伏羲出生处”，却在甘肃省的西和县境，在1985年以前归属于天水地区管辖。

伏羲部族遍足祖国大地，因而在山东、山西、湖北、四川等地都留下了有关他的故事传说，值得一提的是，顾吉辰、吕锡生俩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太湖史》一书，就认为伏羲就出于东南地区的太湖流域。称：

太湖流域的人文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伏羲氏根据地本在东南，说得更具体一点，那就是太湖流域。

《中国太湖史》所依据的有两个证据，一是《楚辞》，一是《诗含神雾》。《诗含神雾》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他们提出：

据此，如果说伏羲是华夏族神话中最早的祖先英雄，那么华胥就是华夏族的祖母。华胥所在之雷泽当即太湖。《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吴承仕先生《山海经地理今释》据“在吴西”一语，认为雷泽当古之震泽，今之太湖。“吴”即今苏州，太湖有其西，古称震泽。《易传》：“震为雷”。震，雷古字通，震泽即雷泽。

伏羲为中华民族之人文始祖，是长时间融合了多个部族才最后形成。这些部族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被融合后，都公认为伏羲的后裔，于是就有了伏羲生于不同地区的说法。

不过，《中国太湖史》的一段结论很有启示。称：“太湖史流域的华胥——伏羲氏后被逐渐分化，一支南行，就成为后世东南种族之祖，一支北行，发展为炎黄——夷夏诸族”。如果将太湖流域的华胥改为渭水流域的华胥，则东行南下北上，仍不失为精妙之说。

其实主东南说，本来自《楚辞》，其《大招》曰：“伏戏驾辨，楚劳商只”。伏戏即伏羲，王逸注曰：

伏戏古王者也，始作瑟，驾辨、劳高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辨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乐听也。

又《楚辞》亦有“上同凿枘于伏戏兮”。对此，吕思勉先生认为“伏戏遗声在楚，亦其本在东南之证”。而姜亮夫先生根据《楚辞》记载和出土文物的考察后认为：

伏羲号曰太昊，又作太皞，又曰皇羲，又曰东方之帝，亦曰春皇，亦曰泰帝，其名大半有大明光耀之义。伏羲皆奉日轮，此三事虽出自四川，实为战国楚地，或与楚接壤之区，则谓蜀楚两地民间传说之伏羲，为日神无疑。

但是，他在“历太皓以右转兮”下说：“按太皓即太皞也。古帝王传说多死而为神，庖牺世为东方之帝也，此传说自春秋战国以来已然”。可见，姜亮夫先生是主张伏羲东方说的。尽管有些故事出自蜀楚，但与伏羲之出身无太大的关涉。

在诸说当中，惟有仇夷山和甘肃天水成纪影响最大。成纪说是传统的伏羲出生地，其代表性资料为：

1．《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条载：

右与成纪水合，水异源西北当亭山，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城东，帝太昊庖牺所生之处也。

2．同条载：“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也，非陈国所建也”；陈仓即今陕西宝鸡市，陈国即今河南省的淮阳市。成纪即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东北。

3．《帝王世纪》记载：

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迹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

4．《补史记·三皇本纪》自注云：“成纪，亦地名。按今（唐）天水有成纪县”。

5．《元和郡县图志》记载：

成纪县，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

6．《史纲评要》称：

太昊伏羲氏，帝生于成纪，乃木德继天而王，故风姓。

还有《太平寰宇记》等典籍均记载伏羲生于成纪。唯荣氏《开山图·注》后世不见著录，可能亡佚于北魏之世，故仅保留在《水经注》中。

仇夷，仇夷即仇池，以山为名，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南，距天水市一百六十多公里。其说主要资料仅见于《太平御览》所列。《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牺生处”。

由于仇夷说仅见于一书，而且《遁甲开山图》该书已佚，在历史上又有过几个本子，并流传了几百年，因此有必要作一考辩。其流传过程如下：

1．《隋书·经藉志》五行部载：

《遁甲开山图》三卷（梁氏撰）

《遁甲开山图》一卷（梁《遁甲开山经图》一卷）。

2．《旧唐书·经藉志》五行部载：

《遁甲开山图》一卷（王琛撰），又二卷（荣氏撰）。

3．《新唐书·艺文志》五行部载：

《遁甲开山图》一卷。荣氏《遁甲开山图》二卷。

4．《太平御卷》卷八引《遁甲开山图》不著名姓卷数。

综上材料，得知该系统书有郦道元引用过的荣氏《开山图·注》、《开山图》；荣氏撰《遁甲开山图》二卷本；梁《遁甲开山图》三卷本和一卷本；王琛《遁甲开山图》一卷本。这里除去荣氏《开山图·注》，当有四个不同本子的《遁甲开山图》。如果郦道元所引用的《开山图》是荣氏《遁甲开山图》的简称（古人有此习惯），则有荣氏、梁、王琛所撰三个本子在流传。

在三个本子当中，唯荣氏所撰《遁甲开山图》成书最早，下限在南北朝时期。到公元945年刘昫等修《旧唐书》时已残缺一卷，仅存二卷。该书又流传到公元1240年陈振孙撰《直斋书录题解》时已不见著录，故荣氏所撰《遁甲开山图》当亡佚于公元1240年之前，该书从全本至亡佚大体流传了六、七百年之久。

至于梁《遁甲开山经图》一卷本在刘昫时已经亡佚，仅流传了四百年左右。王琛一卷本《遁甲开山图》最迟，出现于公元656年之后，亡佚于公元945年之前，大体流传了近三百年。

由此可见，《太平御览》所引《遁甲开山图》只能是荣氏所撰《遁甲开山图》的残本，即二卷本。因为《太平御览》完成于公元977年，时距荣氏三卷本亡佚的下限时间公元945年又过了32年。至于罗泌、罗苹叔侄《路史》见到的当与李昫的《太平御览》所见的是同一个本子，均出自二卷本《遁甲开山图》，其具体内容今已无法得知。

值得关注的是，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引《开山图》说仇夷山，但只字未提伏羲生处。

另外，《太平御览》说仇夷山，也只字未提伏羲生处。又《太平御览》卷四四、卷五六、卷一六七等在记载仇池（夷）时同样未提。所以《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仅仅是一孤证，如作为立论的根据，不免稍显单薄无力。至于其他地方，均由于文献记载不实，因此不予考辩。

我通过这些年的研究和多次实地考察，确信伏羲出生地就在成纪即今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一带的莲花镇。

成纪，始于秦，废于明洪武初年，历时一千五百余年，旧为秦州之属县，本无异议。然而，近年来却围绕着该地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争执。

1996年8月18日至20日，在甘肃静宁召开了一次《伏羲文化暨民俗文化前景展望研讨会》。会议是由甘肃民俗学会、关陇民俗学会及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的。会议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以田野考察的方式，想认定伏羲诞生地为静宁城南53公里处的治平乡。不过，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1994年元月，大雪之后，我应秦安县志办之邀与王文杰、王建祥等先生一道前往实地考察。在去治平前，我们曾专程拜望过静宁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原想请他们做向导一同前往，无奈他们说他们自己也没有去过治平遗址，于是，我们只好单独考察。

通过在治平乡的实地踏勘，重新审视成纪为静宁治平说，发现多有牵强。

首先，成纪在秦时是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区名，而当时的静宁尚无明确的地名称谓，是包括在成纪的范围之内。

其次，根据《静宁县志》说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置阿阳县（静宁城南）。依此而论，静宁在汉高祖二年以前仅属成纪之地，而不是成纪的治地。换言之，静宁是阿阳县，而不是成纪县，因为置阿阳县的同时，成纪依旧存在，而并属于陇西郡。

再次，实地考察的结果表明，伏羲诞生于此，环境不具备，难以成立。

作为实物证据，在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县境的陇山中曾发现一通河（阿）阳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应张川县博物馆、地方志办公室的邀请与张家川县志办的安耀民、博物馆的崔俊峰先生、马玉琴女士一道在大雪放晴后专程前往考察该路及碑刻。该碑因长年遭受风雨侵蚀，再加上人为破坏，当时已漫漶不清。仅存以下下碑文：

（汉）和平元年岁庚寅……

故阿阳太守口君讳口字伯喜……

巳先汉置口口子封爵田畦君……

令幽州刺史部守口口民之……

有虑深远之羌口尔难……口明……

从瑕荒之不毕 口怨命……修……

唯乃睠西顾命君守邑……

口怀远人岁丰情尔……

吏民追思泪口惠……邽怀……

口君德口绝 ……主子

……公素俭约

明口功实往古……财费国邦……

……阳赵億建造

和平，东汉桓帝年号，元年即公元150年，这是甘肃省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距今已有1855年之久。此碑当为《阿（河）阳（重）修路碑》，从残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出当年阿阳的有关情况，亦可可视为阿阳未必在静宁的有力佐证之一。

二、 秦安莲花为伏羲出生的文献记录

伏羲于成纪，历史是有明确的记载，如《河图稽命征》载：“华胥于雷泽履大人迹而生伏羲于成纪”。以及《补史记·三皇本纪》称伏羲：“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自注：成纪，亦地名。按今（唐）天水有成纪县）等。尤其是这一段自注，非常明确，具体位置就在天水成纪。

成纪在历史上颇有名气，十二年为一纪。晋人王嘉称“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所以称之为成记。《史记正义》称：“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伏羲为三王之首，“统理众事”当属分内之事。至于“系之年月”，则是伏羲制甲历节的表现。《礼稽命征》称“伏羲建寅”。《周髀算经》称“伏羲作历度”。《广博物志》称：伏羲“初置元日”等，当是制甲历的具体表现。又《河图开始图》称伏羲“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文应瑞，凡二十四……”。是以观象授时方面历法而助耕殖稼穑。

古人认为天之道“成于十二”。“成于十二”，十二，暗合伏羲生于成纪，今天我们知道伏羲是生于成纪，所谓“纪”者，十二年为一纪，是说伏羲大成于今甘肃天水秦安的大地湾一带，所以该地取名为“成纪”，这是我的最新研究成果。

成记，伏羲诞生于此而一画开天，文明初始。成记自古以来就是通向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是中国最早的农业文化区之一，也是一个极富传说的地区。据《汉书·文帝纪》载：

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春，黄龙见于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

黄龙之见无从考稽，不过在这一地区有不少地名都与龙有关联。如龙山镇、大陇山、小陇山、陇水、陇泉、陇城、陇县等，陇本龙字，后加阜方为之陇。伏羲是龙图腾，所以这里以龙（陇）命名的地名很多。

又《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称李广为“陇西成纪人也”。司马迁与李广相善，曾就李广戎马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他的为人品行如同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样为天下人尊敬。李广卒于公元前119年，此时成纪已归属天水郡（前114年置）五年，有汉印“成纪子典祠令”为其佐证。如是，司马迁为何不说李广是“天水成纪人”反说是“陇西成纪人”呢？大概是司马迁出于当时天水郡的历史、名气远不如陇西郡的缘故，所书“陇西成纪人”者，是突出李广的做法。但从侧面反映出成纪在汉初确实有属陇西郡的事实。具体地望，先秦时期的成纪，其中心当在今泰安县东北一带，因为大地湾的发现与伏羲关系密切，而伏羲的生地，正是众所周知的成纪。

伏羲生于成纪，在今天水市境内秦安县东北的清水河流域，清水河又叫五营河，古称略阳川水。该水发源于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的大陇山南麓，自东向北向南流，汇入渭水。略阳川水得名于略。略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地名之一。西周末年的不其簋铭曰：

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方玁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归来献擒，余命汝御追于畧，汝以我车宕伐玁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车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乃从事。”不其拜稽手，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

事情大体经过是周宣王时玁狁反王室，周王派伯氏与秦庄公不其一道反击。伯氏与不其追戎于“西”，获得胜利，伯氏回宗周向王献俘，命令不其率领兵车继续追击。不其遵命指挥兵车追戎于“畧”，几经搏杀后多有斩获，受到表彰。铭文所记与《史记·秦本纪》中秦庄公伐西戎的记载大体吻合。

不其簋的盖早年出土于陕西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而簋身却是在山东省滕县城郊的后荆沟村的一座残墓里由农民发现的，时间在1980年，现藏滕州市博物馆。滕州不其簋的簋身上铸有相同的文字，仅仅比盖少了一个“方”字，堪称离奇。

畧，通略。1989年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中，曾出土了七块绘制于木板上的地图，上面就直接标有“略”的地名，具体位置与不其簋以及后来的略阳道、郡同为一地，才使我们多年的疑惑得以消失。这七幅地图均用墨线绘在四块大小基本相同的木板上，其中三块是两面（A、B面）绘制。据何双全先生的研究，其中第一块地图A面的内容如下：

绘有山、水系、沟溪等地形。注明地名10处；邽（封）丘，略、中田、广堂、南田、、、杨里、贞里、。

略阳川水是甘肃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汉初于此地置略阳道，属陇西郡。汉武帝元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分陇西郡置天水郡，略阳道属天水郡。东汉为略阳县，晋为略阳郡。另外，这一流域先后建立过略阳、街泉、陇等郡县，略阳川就是源出于此。

在略阳川水入口处与成纪水交汇一带，正是成纪故城和伏羲所生之处。《水经注·渭水注》记载：

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离川水。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于西北当亭川，东流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帝太昊庖牺所生之处也……。

我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可以说《水经注》的记载是有根据的，完全正确。所以，自《水经注》出后，不同时代的史、志都认定伏羲生于此，原因正在于此。例如，集官学于一身的唐朝李吉甫，在其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秦州》条中称：

成纪县，中，东南至州一百里。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

李吉甫所指唐时秦州即今甘肃天水市，其西北一百里之成纪，正是今天水市辖的秦安县。

另外，晋人王嘉称“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河图握矩记》载：“燧人之世，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河图稽命征》亦载：“华胥于雷泽履大人迹而生伏羲于成纪”。事实上伏羲母亲华胥氏和华胥之洲的“华”即“花”，“花”与“莲花”均为女性生殖器官的美称，都与莲花镇相关，表明伏羲生于天水古成纪之华洲，即莲花城，也就是大地湾西侧5公里处清水河与葫芦河交汇处的（洲）——莲花城。

2016年6月天水伏羲文化节期间，在天水师范学院刘红岩教授的陪同下，考察了莲花镇华胥履所之大人迹、雷祖庙等伏羲遗存、遗物等，十分震撼。事实上在这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留有多处与伏羲相关的文化遗存，如大地湾附近的陇城女娲庙，以及女娲出生的风沟等女性伟人的传说，包括出土文物放马滩战国木板上地图也有女娲庙的标记，毫无疑问，所有指向都与伏羲出生于此息息相关。

三、考古学的印证

伏羲出生地在秦安县东北清水河与葫芦河交汇处的莲花镇一带，这是正是距今60000年以来文化连续的大地湾所在地，正是距今10000年前伏羲部族最早的活动中心，来自于考古学为我们提供的证据。

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世界古文化的中心之一，而渭水流域又是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源头之一。地处祖国的几何中心的渭水上游，就象围棋中的天元，其辉煌的史前文明如同她的地理区位一样，格外令人注目。渭水上游的史前年代序列是以秦安大地湾遗址、天水西山坪和师赵村为代表，这是因为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年代要早于师赵村一期文化，且遗址面积大，出土文物丰富。

大地湾文化遗址座落在渭水上游的渭水一级支流葫芦河的清水河流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和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清水河发源小陇山，西行，经大地湾所在的略阳川然后南流。该川又名清水河川，五营川。在秦安县东北，为东西走向。略阳川始于张家川县张绵驿南侧，东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与陇城乡交界，西至莲花乡与静宁县交界处，全长约25公里，宽度0.5公里～1.0公里，二、三级阶地高约20～80米。

略阳川主要受清水河侵蚀堆积而成，河流两侧保留有较完整的一、二级阶地。这里水肥土美，植被茂密，十分宜于农业生产。考古发现在清水河川地南岸二、三级的台地和山坡上布满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大地湾文化遗址在内。

大地湾遗址是1958年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的，1962年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秋天正式发掘，到1984年发掘工作暂时告一段落（1995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现知遗址总面积达275万平方米，已揭露面积14752平方米，出土陶、石、玉、骨、角、牙、蚌器共8296件。另外还出土了17000余件兽骨及碳化植物等。“清理出大地湾文化至仰韶文化晚期及常山下层文化各类房屋遗址241座，灶址104个，灰坑和窖穴321个，窖址35个，墓葬79座，壕沟9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认定的大地湾遗存的最早年代是距今8220年，其绝对年代是：距今8200～7400年（新校正的树轮年代）。谢端琚先生《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对“大地湾一期文化”列出4个年代，分别为：

1.距今8220～7420年；

2.距今7540～7360年；

3.距今7561～7422年；

4.距今7709～7546年。

现在不少学者都认可“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年代是距今八千多年，作为参考的年代之一，更有不少学者直接对于伏羲。

距今8200年是不是伏羲时代的最早年代呢？现在看来有些偏晚，应该前提到距今10000年以前，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上与伏羲相关的文化背景是女娲，而伏羲与女娲多是以人首蛇身交尾的画面出现的。

1942年9月出土于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中的楚帛书就有明确的记载：“帛书横47厘米，纵38.7厘米，四周绘有12个神灵，每边3个。……四周的神像旁边都有一小段文字，共有900字之多。……文字中还提到伏羲、女娲、炎帝、祝融等名字”。由于长沙子弹库楚墓是盗掘十分秘密，由于出土的文物十分珍贵，因此有关楚帛书的流出国外时间也是众说纷纭，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衣箱上的漆画中发现了伏羲的画像。该伏羲是与女娲的蛇身人首画像，画在弋射图衣箱盖面弋射图像的一头边缘，并有漆书“兴岁之四”等二十字，象征着五谷丰登、“为政以德”等意义。该墓中出土的铭文纪年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 年，属于战国早期，距今已有2430多年。据此，曾侯乙墓中的伏羲女娲像，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最早的伏羲女娲画像。

另外，在新疆古高昌阿斯塔那出土的绘有伏羲女蜗的彩画布上的唐朝伏羲、女娲同样是手持规矩人首蛇身的交尾图。从传说故事看，不但苗族有洪水之后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繁衍人类的故事，而且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在伏羲故里的天水一带同样有着丰富的流传，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大地湾为核心的史前文化区，早在6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活繁衍，其DDW60探方自下而上共有六层，下层距地表8.5米，1～3文化层距今60000～20000年，发现有人类技术砸击的石器；第4文化层距今20000年～13000年，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第5文化层距今13000年～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年～5000年，以大地湾二期文化为主。从二期文化到“距今4100年～3900年的第七期文化及距今3400年～3000年的辛店文化,一脉传承，生生息息绵延至今。

依据大地湾最新的考古发现，伏羲初兴之时当属于大地湾第5文化层，即距今13000年～7000年之间，结合世界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12000年左右，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一次灾难性的大洪水。而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足够时间跨度的民族历史和传说中，都有着惊人相似的“大洪水”的传说，而且在传说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内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预警、船、高地、两个人结合和繁衍人类等，证明不是空穴来风向壁虚构，而是口耳相传的历史事实。

根据统计，全世界已知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有600多个。例如，中国及日本、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印度、澳大利亚、希腊、埃及及非洲、南美、北美土著等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传说中都保留着对这场大洪水的记忆。

伏羲与女娲的传说与产生于各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民族，但是却有着极其相似的故事情节和典型人物，显然，用偶然或巧合是根本无法解释的。那么，只有一种解释，那就在是同一时期发生过相同的大洪水事件，年代也都在距今12000年左右。由于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特大洪水大灾难，所以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成为人类无法抹去的记忆，伏羲与女娲成为这场大洪水的佼佼者，因而也就成为了繁衍我们的最直接的祖先。

学者们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认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伏羲时代基本吻合，可以证实伏羲生于成纪的说法成立，并非向壁虚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过去以大地湾来直接对应伏羲，似乎过于直白。道理很简单，只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没有考古学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伏羲出生于成纪说法难道就不能成立吗，显然不能。我们今天说伏羲出生于秦安县的莲花镇，首先就是来自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不是考古学的指认。考古学不是万能的，至少不能完全代替历史文献的记载。

所以，我常常在思考，现在不少地方往往以地下的考古发现试图来铁定伏羲的生地以及其他，实际上是不可取的。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没有地下发现，伏羲就不存在了吗，显然不是。

四、伏羲是文明初创的代表

伏羲文化是文明初创的代表、中华民族的象征，是经过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积淀形成的定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伏羲是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伟大人物，具有广泛而又深层的代表性，伏羲文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历史文化，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本源文化，是经过漫长积淀才最终形成。考察伏羲文化的发展历程，有很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

伏羲是三皇之首，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根据陈建魁先生在《伏羲、伏羲时代与伏羲文化散论》一文的统计：“三皇”有七种说法，即：天皇、地皇、泰皇；天皇、地皇、人皇；伏羲、女娲、神农；伏羲、神农、祝融；伏羲、神农、共工；伏羲、神农、黄帝；燧人、伏羲、神农。而“五帝”则有五种说法。在“三皇”的七种说法中，伏羲（太皞、太昊）出现8次，炎帝（神农）出现8次，黄帝出现4次，是以伏羲出现的次数最多，而其他皇、帝都在3次或3次以下。而有关伏羲的称谓，南北朝以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历史文献：

（1）《易大传》、《列子·黄帝》、《法言·问道》、《孝经·援神契》、《汉书·扬雄传》、《后汉书·律历志》、《新论》、《世本》、《帝王世纪》、《水经注》等写作：包牺、伏牺、炮牺、皇牺、宓牺、庖牺。

（2）《庄子·缮近》、《白虎通义·三皇》、《管子·封禅》、《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郊祀志》、《汉书·古今人表》等写作：伏羲、虑羲、宓羲、包羲。

（3）《庄子·大宗师》、《管子·轻重戊》、《礼·含文嘉》、《战国策·赵策二》、《史记·赵世家》、《汉书·司马迁传》、《汉书·艺文志》、《荀子·成相》等写作：虑戏、宓戏。

以上有关伏羲的诸多称谓，是人们对伏羲多角度全方位认识的记录，其伏羲、虑戲、伏戲、包羲、包牺、伏牺、宓牺、皇牺、炮牺、庖牺、虑戏、宓戏等各自不同的释义概念，就是人文化的最好证明。

从伏羲二字的本意上看，正是人化、人文化的结果。伏羲之“伏”，《说文》称：“从人，从犬。伏，司也。司者，事于外者也。司今之伺字，即伏伺也”。是说伏羲这个“伏”的本意就是服侍人，为他人服务。

“羲”，《说文》在“兮部”，称：“羲，气也。谓气之吹嘘也”。“羲”有吹嘘行气，暗含交接之意，故伏羲又有“春皇”之称，后为伏羲之专称，所以又成为古人生殖崇拜的“禖神”。我们从考古发现的葫芦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全面。

我认为“羲”本意与西部的“羊”有关。《汉语大字典》将“羲”列入“羊”部是可取的，遗憾的是大字典没有解释清楚。

“羲”当从“羊”，源于西羌。《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在汉代以前，西北影响最大的民族，分布广、人口多的就是羌人。羌人以家庭饲养羊作为主要肉食的来源，所以“羲”从“羊”。“羊”又是美味佳肴，如“羨”“羮”“美”等都与“羊”有关。有专家认为“古羌族分布在云、贵、川、藏、青、甘、陕、新疆、宁夏和内蒙一带，长期从事采集狩猎游牧生活，但在生态环境适宜农耕的条件下，即渐进入定居农牧经济生活。如古羌人在甘肃东部秦安大地湾天水一带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并且在从事黍粟旱作农业生产”。大地湾的考古发现这里就是旱作农业发源地，而作为旱作农业的发明者伏羲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辉煌历程。

“犧”，“犧”为祭祀宗庙用的牺牲。郑玄注《周礼·宰夫》时说：“牢礼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时也。三牲，牛、羊、豕具为一牢”。据知周礼祭祀用三牲者牛、羊、豕。究其内涵，所称“犧”者，本为取犧牲（包括其它动物）以供食用，当是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生活的真实反映。所以《汉书·律历志》称：“作罔罟以田渔，取犧牲，故天下号曰炮犧氏”。孔颖达疏《礼记·月令》引《帝王世纪》称：“取牺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犧氏”。《尸子·君治》称：“宓羲（犧）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所以魏人张晏说：“作罔罟田渔，以备犧牲”。清人梁玉绳考证为：“言圣德伏物，故教人取牺牲以供庖厨”，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备”者，就是人工饲养家畜的表现，而所谓“庖厨”者则是伏羲由渔猎转入农耕时代的重要标志。这在伏羲故里大地湾、师赵村和西山坪等遗址中出土的象、鹿、麝、野猪、狍、黑熊、狸、竹鼠、鼠、鱼、龟、鼢鼠、蚌等动物遗骸和人工饲养的家猪、牛、马、羊、狗，以及令人震惊的旱作谷物黍、油菜籽等，充分证明了整个伏羲时代（大约3000年左右）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时代特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伏羲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本源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关于这一点古人讲得很清楚。伏羲亦称伏戲，《礼·含文嘉》称：

虑戲、燧人、神农谓之三皇。伏者，别也，变也；戲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

所谓“变化天下”，实际上就是《易·贲卦》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正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亦是文理之“文”。“文”，又与“纹”相通。《说文》释曰：“文，错画也。像交文。”《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其“文”即交错之“纹”。所以《古今韵会举要·文韵》称：“文，理也。如木有文亦名曰理。”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称：“即刻画之文饰也。”朱氏所释是客观的，这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饰及青铜器文饰上可得到证明。所谓刻画之文饰，就是依据自然现象而刻画的“纹”、“纹理”、“花纹”。实际上“文”与“纹”有相交，也有不相交的，在距今大地湾8200年前的陶器上就刻有不相交的水波纹等，只是许慎没有看到而已。

《贲卦》中的“观乎天文”，也就是观看天文，天纹，即天上的花纹或天上的图画。在先民们看来，天上繁星点点银河闪烁，是一幅美丽而永恒的图纹。尤其是在大气没有污染的年代里每逢夜晚，先民们围着火塘望着天空更是妙不可言。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使先民们依据天纹“文”总结出一套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历法，以天纹图案观象授时，区分春秋冬夏。

“文”是人类长期人化，文化，人文化的结果。没有人也就没有文化，只有人的参与和有意识的加工，才会产生文化。因此文在甲骨文里写作“”、“”，在金文里写作“”、“”，象下立之人，胸部有刻画之纹饰。强烈地表现出带有图案的“文”，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原来的物体，或者说是对原来固有的物体使之人性化，赋予了新的内涵，而被大家所认同。

“文”也是美称。由于文是人文化的表现，所以读书人受此称誉的最多，从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到王安石为“文荆公”，司马光为“文正公”，朱熹为“文信周公”，范仲淹为“文正公”等，就是对这些文人一生成就的肯定。为什么“文”对文人最为青睐，是因为“文”代表着光明。

化，化就是变化。在甲骨文里写作“ ”、“ ”，像人一正一倒之形。化就是变化。《殷周文字释丛》认为，化字象人一正一倒之形，即今俗所谓翻跟头。也就是说伏羲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在发展在变化。《说文》释曰“化教行也。从匕，从人”。《管子·轻重戊》称：“虑戲作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教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而《荀子·成相》称：“文武之道同伏羲”。这里的“化”则明确为管理天下了。“戲”的释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施”。《广雅·释诂三》：“戲，施也”。所以说戲者，以施以变，以贤以法，实指伏羲发明创造的治人之道。所谓“天下化之”，是以人文化治理天下。

伊世同先生认为：伏羲（曦）代表太阳；女娲（蛙）实乃月亮；要想当年，尚处于神、人、鬼不分的混沌状态”。伏羲、女娲代表太阳和月亮，这一观点我很赞同，但是，说当时混沌不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1974年内蒙和林格尔发现的东汉壁画墓中，就是从伏羲开始，只画了苍颉、周公、成王、孔子等人，可见，伏羲的确不是虚构出来的。

马克思说：“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伏羲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是作为一种认同始祖的文化信息来认识的，当然他首先应该是作为历史时期的杰出代表，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因为伏羲文明的创始者，农业文明的发明者和创造者，而且有十二项发明：

第一、造罔罟，发展渔、牧业。

第二、开田地，发展农业，使先民们从游走迁徙转变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定居生活。

第三、发明生产工具，加工食物。

第四、取留火种，烤制熟食。

第五、尝百草，制九针，治疗疾病。

第六、制甲历节气，发明历法。

第七、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古史考》说“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就是用一张鹿皮一分为二，作为男婚女嫁的信物，改变了过去群婚的原始状态，进入一夫一妻制的时代，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八、发明八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九、创造书契，发明文字。中国的文字，能够看到的文字，或者说能够完全识别的系统文字是甲骨文。当然，如果把中国的文字再往前提，大概能上溯到八千多年以前的甘肃西山坪，在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图案就形似于“山”字，而且与现在的“山”完全一样。发现了距今8200年前的原始刻画符号。如用于记事的↑、T、个、V，以及|、‖、+、↑等。这些符号是否就是文字，尚不敢最后确定，但认定为一种记事符号，即每一符号代表一件事或其他用途，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十、立九部，设立佐，画地之制。

第十一、建立礼制，以道德礼教治理天下。

第十二、制作琴瑟、鼓、埙，渲泄情感，丰富生活，开创文明。

通过上面的十二项发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认识到在农业文明下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历程。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十二项未必全部是伏羲的专利，但是，绝对不能否定伏羲的功劳。庄子说：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从历史的角度看，伏羲作为时代的象征，是我国上古时期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人物，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他又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象，宋兆麟先生认为：

首先，伏羲是一个生产能手，发明家。其次，伏羲是一个氏族部族的首领。……此外，伏羲也是一个巫师。……从伏羲的命名，传说和淮阳人祖庙会所保留的风俗看，伏羲并不是拘构的神，而是充满着人性的英雄，如渔网的发明，琴瑟的制作，婚姻的改进等等，都是人力所能办到的。

我非常赞同宋先生的观点，其中有不少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伟大的发明，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全部归功于伏羲个人的名下，则是文化的表现，充分说明我们这个民族，需要一种奋发向上的创新精神和造福于民的实际功用。伏羲是我们祖先的代表，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一位开创文明的伟人。

五、伏羲是天水初兴的称谓

我提出天水对伏羲的称谓应该伏羲而不是太昊伏羲氏的观点，是因为太昊伏羲氏是伏羲到中原以后融合东方太皞部族之后形成的新的称谓。伏羲的出生地在西部的甘肃秦安莲花镇一带，与东方的太皞没有关系，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

从伏羲文化发展的轨迹分析，伏羲虽然诞生于天水，但伏羲部族的发展却在陕西省的宝鸡、河南省的淮阳、濮阳等地。其中淮阳是伏羲最重要的建都和陵寝之地，与天水伏羲庙形成了东陵西庙的传统格局，在伏羲文化中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南淮阳作为伏羲之都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是被称为中华第一陵的太昊伏羲陵所在。淮阳古称宛丘、陈、陈州，有着6500年的文明史，2700年的文字记载史和4500年的建城史，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当年伏羲率部从甘肃成纪沿黄河南下，就定居并建都于宛丘，也就是今天的周口淮阳，伏羲死后就埋葬于此。淮阳作为伏羲之都至少在唐代就已经成为定论。如唐代《通典》记载：

陈州，今理宛丘县。昔庖牺氏所都，曰太皞之墟。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

陈州，《禹贡》豫州之域。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妫满于陈，春秋时楚灭之。……包牺氏，神农氏并都于此。……八卦台及坛，县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画八卦于此。

又如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

陈州州城枕蔡周回三十里楚襄王所筑，即古陈国也。包牺氏，神农氏并都于此。……八卦坛在县北一里，即伏羲于蔡水得龟，因画八卦之坛。

《舆地广记》记载：

陈州，包牺氏都，曰太昊之墟。周封舜后妫满于此，三备三恪，为陈国。

《元丰九域志》载：

陈州……伏羲庙。……八卦坛碑，在宛丘县，刺史李邕文。

还有《大清一统志》记载：

陈州府，古太昊氏之墟，周初为陈国，战国属楚，秦置陈县属颖川郡。汉高祖十一年置淮阳国。后汉章和二年改曰陈国，后为郡。（有）八卦台。（有）古太昊陵。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陈州，古庖牺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周初封舜后妫满于此，为陈国”。而顾炎武在其《历代宅京记》的第一句话就是：

伏羲氏都于陈，（今河南开封府陈州有太昊陵）。

正是由于历史上肯定淮阳为伏羲之都所在，因此，淮阳官方祭祀伏羲的年代要早于天水。所以，今天淮阳太昊陵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纪念伏羲的场所。

淮阳伏羲陵最迟建于汉代，唐代以来就开始不断扩建，唐朝时就开始置户守陵。宋太祖曾经下诏修建该陵庙，明太祖则亲自到太昊陵祭祀，是历史上中央祭祀伏羲的最重要场所。根据《淮阳县志》的记载：“宛丘在县城东南”。近年来考古发现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埋藏数千年的宛丘古城。平粮台古城遗址属于龙山文化遗址，与伏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平粮台古城遗址的发现，为伏羲定都宛丘找到了翔实的证据。该城城墙宽10米，总面积约五万多平方米。经碳14测定，筑城年代距今在4500年前。城门下面还埋有陶排水管道。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研究表明，平粮台即古宛丘城。

由于历史上黄河改道的缘故，使太昊淮阳的陵建筑一度被毁，现在的太昊陵是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在原址上重建的，其格局是仿明代故宫。太昊陵分内城和外城，以南北为中轴线，分为午门，东西天门，玉带桥，道仪门，先天门，太极门，统天殿，显仁殿，大始门和寝殿。整陵园东长817米，西长748米，北宽396米，南宽458米，面积达35.2万平方米。

淮阳祭祀伏羲的活动十分隆重，每年从农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长达一个月之久，称之为“人祖庙会”。在庙会期间方圆数百里的民众打着自制的旗帜，蜂拥而至，每天少则几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其祭祀活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堪称中国之最。淮阳伏羲陵由于香火过于旺盛，以至于将数百年的柏树都活活烤干枯死。

如果说平粮台为古宛丘城，那么令人振奋的则是河南濮阳市西水坡M45号墓的发现，则更有实践意义。因为在该墓中发现了一条长1.78米的蚌龙，其造型与后世的“龙”基本一样，而且距今已有6500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龙，影响很大，甚至有人认为M45号墓就是伏羲的墓。

今天的河南淮阳之所以能成为伏羲之都所在，究其原因就是伏羲立足西部面向东方勇于开拓敢于融合于东方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这一地区与东方太皞部族的融合，便是太昊伏羲氏的由来。

太皞，又作太皓、大皞、太昊、大昊，为东夷部族的著名首领；伏羲，即虑牺、庖牺、宓牺、皇牺、牺皇等多种称谓，发祥于西北地区，本与东夷的太皞无涉。但是，在后世却往往将太昊与伏羲合而为一，称之为太皞伏羲氏，从文献上讲是班固的发明，但从历史上考察则是伏羲与太皞在河南融合的结果。我曾经在《太皞伏羲氏与中原文明》一文中有过专题探讨，认为：“中原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地区，其中以太皞伏羲氏与龙文化最为突出。研究表明太皞伏羲氏是不同部族在中原融合的结果，而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则是社会所公认的事实”，

关于太皞伏羲氏的称谓，最早出自班固的《汉书·律历志》。班固之所以将太皞和伏羲合二为一，是从维护东汉王朝的利益和形象出发，按照刘氏集团的意志，用神学美化王权，是宣扬“天人感应”思想的具体表现，其目的就是突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为刘秀的图谶神学服务。因此《汉书·律历志》将古今人物按照五德之运，从太昊、炎、黄、大禹、成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帝作了一个排序，并且注明各自的五德之运，强调必然的神秘程序，这是刘氏集团意志的表现。

另外，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亦将伏羲列为古今第一人。称：“太昊帝伏羲氏、女娲氏……”。王先谦注曰：“此表首伏羲，与《律历志》《世纪》同，亦《易》春秋立例也。《白虎通·号篇》三皇兼数火燧人。《礼记》疏引《六艺论》，《路史》注引《世纪》诸书，并云燧人在伏羲前。班表断自伏羲以来，故不数燧人”。王氏所言有理。

五德之中，伏羲被认作是木德，木德则与东方有关。《吕氏春秋·孟春》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又《鹖冠子》称：“东方者，万物立止焉，故以调征”。所谓东方者，指《淮南子·天文训》之“东方木也，其帝太皞”。所以“以木华物，天下尽木也，居东方主春”。《鹖冠子》一书的年代在“公元前236～228年之间”，属于战国末期作品。这一时期人们对太皞的认识是东方之神，但尚未与伏羲合为一人。而高诱注《吕氏春秋·孟春》称：“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代表的则是汉代人的思想。

自从《汉书》将太皞与伏羲合为一人之后，后来的不少著作就沿此而说，久而久之遂成定论。如《帝王世纪》就称：

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称太皞，一号有熊氏。

特别是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中称：

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下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田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曰《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

仔细考察，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的内容，实际上乃是《易·系辞》、《汉书·律历志》及《帝王世纪》的组合，并没有新的资料。但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是附丽于《史记》之后，所以影响反大于前人。

太皞与伏羲是否就是一个人，古今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以清人崔东壁、近人顾颉刚及徐旭生为代表。查历史文献，伏羲至少在战国时就已经定型，而太皞与伏羲合为一人是在班固手里，从时间上确实要晚出的多。太皞与伏羲合为一人是东汉年间的事情，无怪乎学者们怀疑是刘歆的伪作造假，从文献角度讲，最早记载伏羲的《易·系辞下》的确没有提及与太皞的关系，更不用说合为一人了。有意义的是伏羲与太昊合为一人称之为太皞伏羲氏，在今天的研究看来却有着一定的可信程度，而且也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

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他的三大集团说中，将太皞列为东夷集团，并且指出太昊伏羲氏说是否为齐、鲁学者综合整理的结果。他说：

东夷集团：这一集团较早的氏族，我们知道的有大皞（或作太昊，实即大皞），有少皞（或作少昊，实即小皞），有蚩尤。……至于太昊与蚩尤二氏族认先谁后却很难说。太皞在后来与伏羲成了一个人，是齐、鲁学者综合整理的结果，较古的传说并不如是。我们现在的意见，太皞氏族在东方，属于东夷集团。……太皞的遗墟在陈，就在今河南淮阳县境内。

徐先生的考察很有道理，他的结论来自于“两重证法”，是可信的。但是否为“齐、鲁学者综合整理的结果”尚需作更多的研究。

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太皞为首领的东夷其核心地区在山东。对此李白凤先生指出：

经过初步探索，黄帝、太皞、少皞这些古代的氏族是实际有过的，但并不是人名而是族姓，除了黄帝族聚居在今郑州一带外，其余各族都聚居在山东省南部。

考古发现表明，山东地区从距今8000年的北辛文化开始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其序列是完整的。研究还证明，山东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后就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其中代表人物就是从太皞与少皞开始的。因此，《山东通史》认为：

太昊与少昊是传说中东夷两大部族首领。昊又作皞。太昊即大昊，从大小对称来看，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同时并兴，就是一前一后，大概以二昊嬗代相继较为合乎历史实际。

考察太皞氏族活动范围，最初大体在山东的蒙山、济水一带，后来为什么又迁徙到了河南呢，《山东通史》称：“很可能在太昊时代，蒙山、济水已被奉为太昊部族山川之神。也就是说，蒙山，济水当时已在太皞部族居住、活动范围内。蒙山是泗水的发源地。因此，泗水、济水流域应是太昊部族最初活动地区。由于这一带也正好是少昊部族的活动区域，从这一点看，太昊、少昊不可能毗邻而居、同时并兴，他们必属前后相继关系，所以少昊部族兴起后，太昊部族逐步受到排斥，乃至于一度南迁到今河南淮阳一带”。这是山东专家们的看法。对此，何星亮先生认为：

史载“太皞帝伏羲氏”，史学界一般地把太皞与伏羲等同起来，以为太皞即伏羲，或以为伏羲为太皞之号。在我看来，“太皞帝伏羲氏”应理解为“太皞帝伏羲氏族之人”或“太皞帝出自伏羲氏族”太皞、少皞、炎帝、黄帝等名称，都可能不是远古时代具体的人物名称，而是部族首领名称。在原始时代，部族首领一般是由部族内最强大的氏族选出，或由该氏族酋长担任。

何星亮先生还认为：“一般情况下，部族首领的氏族图腾往往成为部族图腾，或者在该氏族图腾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图腾。太皞部族的首领出自伏羲氏族”。我赞同部族联合或融合后产生新图腾的观点。但是，不赞同“伏羲氏族的图腾就是太皞部族最早的图腾”的说法，这是因为，伏羲最后形成的龙图腾主要造型应该是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号墓出土的蚌龙。

当代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他在把古代中国人的来源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而伏羲被认作是苗蛮集团的祖先。徐旭生先生认为：“伏羲与女娲实属于这一集团（苗蛮），传说由南方传至北方”的。同时提出：

另外相信《左传》所载郯子的话为颠倒追溯，黄帝前为炎帝，炎帝前为太皞，那么炎帝当为伏羲，这样的附和此后遂成了定论。但就我们今日探讨的结果，知道炎帝、黄帝属于西北方的华夏集团，太皞、少皞属于东方的东夷集团，伏羲、女娲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来源不是一个，不应该牵强附会。

伏羲为苗族祖先，作为很有影响的观点之一，最早见于清人陆次云的《峒谿织志》，称：“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后经芮逸夫《苗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说》一文的光大。以及常任侠先生依据重庆沙坪坝出土的石棺上有关伏羲画像所作的研究等，逐渐流行起来。至闻一多《伏羲考》一文的出版，苗族说遂有定论之势，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今天在巴蜀地区的考古发现远比闻一多时代丰富多少倍，但是依然不能证明伏羲闻一多的观点。依据考古学的最新成果，确实有必要给予修正。对此，马世之先生认为：

有些主张伏羲、女娲为南方人物的学者，认为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是伏羲—女娲族的一支北上发展而成。“伏羲氏后来逐渐扩展分化……一支北行，发展成为炎黄—夷夏诸族。”此说可商。伏羲、女娲虽然是苗蛮文化的创造者，但原本并非南方土著，大约是关陇地区伏羲—女娲族中的一支南下发展的结果。

我赞同马先生的观点，伏羲的故事不是由南方传入北方，恰恰相反，是由中心区域向周边扩散和传播的。因为伏羲在不断东迁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向北、向南发展，这就是西南民族奉伏羲为人文始祖的由来。正因为如此，西南的彝族就认为是“虎伏羲”，而不是龙伏羲。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汉朝带虎钮的青铜錞于，还有重庆三峡博物馆收藏的虎钮青铜錞于，以及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24号墓的牛虎青铜案等，充分说明虎文化是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特色之一。

另外，我一直认为太皞本不出自伏羲氏族，这不但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已经被考古资料在不断地证实。太皞原自山东，后活动于江淮一带，而伏羲发源于西北，逐步向东发展，最后才到达中原大地。

事实上当山东的太皞部族被迫迁徙到河南时，这里早已经是伏羲部族的活动中心。东方太皞部族的到来，积极地加入的伏羲文化当中，经过长时期的融合之后，一个新的伏羲部族，也就是以濮阳龙图腾为标志的—太昊伏羲氏终于形成。作为考古学的支撑，尤其是河南新密市非常丰富的伏羲文化遗存和民俗文化，以及10万年以来连续不断考古发现，足以说明伏羲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使我更加相信太昊伏羲氏的产生和由来。

伏羲文化不是一天形成的，而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形成的。由于历史发展的缘故和伏羲文化在中原大地和东方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远播，才使后起的东方的太昊伏羲氏的称谓逐渐成为定式被广泛接纳。但是，作为西方伏羲诞生地的天水，尤其是对于秦安的莲花镇而言，伏羲是初兴的称谓而不是其他。(完)

作者简介：

徐日辉：男，汉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原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主要从事：旅游文化、伏羲文化、炎黄文化、大禹文化、史前文明、《史记》、秦早期历史文化、三国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主讲课程：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前文明、伏羲文化、考古学概论、考古与文物鉴赏、《史记》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史专题研究、城市发展与规划史、城市建设史、都市文化概论、姓氏文化等。

学术成果：

1、现已出版《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史记札记》、《秦早期发展史》、《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中国饮食文化史-西北地区卷》、《秦朝至六朝时期的西湖》、《会说话的青铜器》等学术专著19部；

2、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

学术活动：自1998年以来先后做客于：中央电视台CCTV-4“华夏文明”、CCTV-10“家园”、“百家讲坛”等，2019-2020连续两年为陕西卫视一套直播“智山之巅 论道鬼谷”，以及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直播。并且在：国防科技大学、浙江人文大讲堂、海南国际旅游岛讲坛、名家论坛、天一讲堂、天中讲坛、陇右讲堂、文澜讲坛等作以下内容的演讲：

《丝绸之路—中华民族对外开放的大手笔》、《丝绸之路的回声-从长安到罗马》、《丝绸之路的创新—从洛阳到罗马》、《一带一路倡议—从洛阳到马德里》，《仰望文明—丝绸之路与帝国的崛起》、《丝绸之路的传承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感恩—迎接明天的“一带一路”》、《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浙东唐诗之路的战略意义》、《漫谈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丝绸之路与中国饮食文化》；

《以数智赋能为抓手以地方文化为核心创新全域旅游优质发展》、《大数据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县域全域旅游发展》、《全域旅游提质与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县域旅游规划为例》、《文旅融合—旅游业深度改革的再度创新》、《文化振兴与全域旅游》、《文化—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以琼浙两地县域旅游发展为例》、《高位统筹，一把手工程，加速文旅融合与县域A级旅游景区打造的新路径》、《伏羲女娲文化的文旅开发》；

《乐山悦水—传统文化与旅游》、《传统文化与旅游开发》、《乐山悦水—旅游者的最高境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旅游文化》、《对话历史—文物考古与旅游》、《凝固的音乐-建筑文化与旅游》、《慎终追远—史前文明与旅游》；

《铁马金戈-青铜器与中国古代战争》、《中原地区的古代战役》、《礼乐兴邦—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面面观：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为例》、《说三道四—数与中国传统文化》、《司马迁与<史记>》、《中国饮食文化史》；

《诸葛亮治国谋略的启示-以用人识人为例》、《五丈原—诸葛亮精神的开始》、《家风与国风》；

《伏羲女娲的历史考察—从神话故事到智能化时的文明启迪》，《伏羲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甘肃天水麦积山伏羲女娲交尾图的新认识》、《伏羲文化—中华文化之源》；

《大禹与越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大禹治水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伯益与赢徐文化》；

《会说话的青铜器》、《会说话的陶器》、《会说话的石器》、《会说话的建筑》、《会说话的衣、食、住、行》等传统文化内容的演讲。

社会职务：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嬴徐文化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特别顾问；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社会公益：① 常态化免费为社区、民间书院、医院等开设文化与学术讲座；② 常态化免费为西北、西南经济振兴地区做文旅融合指导；③ 自费为甘肃乡村振兴规划《莲花伏羲始祖文化园》，开发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创新经济收益模式服务，已初见成效。

社会兼职：现任省内外地方政府及所属机构等多部门的智库专家，以及北京天一博观、中国美院、浙商大等国内旅游规划、城市规划等设计院、乡村文旅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实体单位的学术指导和首席专家顾问。

（载《陇上重镇莲化城》甘肃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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