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散文创作与赣南地方文化研究，著有《山水赣州》《赣州风雅》《赣州古城地名史话》《南康笔记》《秦淮河上寻桨声》等一批在本土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其中有些单篇散文如《风雨客家围屋》《井冈情思》《秦淮河上寻桨声》等广受好评。龚文瑞的散文以“家园”、“文化”、“山水”、“忧思”等为关键词，与赣南大地、历史文化、沧桑岁月对话，抒发真挚的情思，表达深切的关怀。同时，龚文瑞还致力于本土历史文化名人书写，这些书写与其散文创作在内在精神上有其一致性，在勾勒与建构历史文化名人的人生轨迹与生命境界时，也传递自己的生命情怀。这些作品有《王阳明在南赣》》《吾心光明：王阳明南赣史话》《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等人物传记。目前，学界对龚文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对他的传记写作研究涉及不多。本文主要对龚文瑞的传记写作进行集中考察。

一、传记写作的背景

龚文瑞对赣州的热爱是其王阳明、苏东坡传记写作的力量之源。“不管是作品集还是单篇散文，都可以发现，赣州，是他笔下最核心的词语，对赣州的书写也是其散文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围屋、城巷、古塔、宗祠、古屋、寺庙一座座逶迤在他的文章里，与古老的传说、独特的客家文化以及红土地文化相滋相蔓，构成了他作品中的丰厚内涵。”“这座古老的城市，宋城文化精粹历历在目……因为有着太多的传说与故事、太多的伟人与名胜，便注定了城市的不朽，注定了城市在让人在阅读时，有着阅读历史并与历史对话的深重感。”这种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对赣州的热爱同样贯穿于他的人物传记写作中，这种热爱促使他全力打捞这些历史名人的赣南岁月，探寻他们与赣南这片土地深刻的精神关联。

他在研究地方文化的过程中，自然也就涉及王阳明在赣南的事迹与传说。这位充满瑰丽色彩的传奇人物深深吸引着龚文瑞，但在随后的王阳明研究阅读中，特别是对心学有一定了解之后，他发现已有的涉及王阳明与南赣的：“这些书多半有着作者鲜明的个性写作特征，或重于素材分解，或重于材料重组，或重于史料诠释，或重于文化演绎，读完后有些不聚焦的感觉。”在这些著作里，虽然对王阳明的战事活动场景及其心学理论观点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但在时间与空间、生活与政事、是非与疾困、学术与传习等方面缺乏整体照应，不同的研究著作对同一对象的表述也各有不同，或单一或多元，有的围绕学术研究，有的是为文化普及，没有相关著作把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王阳明在南赣的历史行踪与文治武功没有得到丰富的呈现：“即全面反映王阳明在南赣，特别是赣南的活动情景的书籍十分有限，令赣南人读来无不遗憾。”于是，“我想能不能有一本兼顾解决上述问题，且更多侧重于介绍王阳明在南赣活动的书呢？”由此，从2013年开始，龚文瑞先后创作了《王阳明在南赣》《吾心光明：王阳明南赣史话》《图说王阳明》等著作，系统钩沉与讨论王阳明与南赣的关系，彰显南赣深厚的历史文化与高远的人格精神。苏东坡是赣州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也是让龚文瑞深入思考的人物：“虔州，这处父亲苏洵壮年时期曾出游寓居过得地方，这个东坡先生少年时期便早已熟知的城市，这片人未到诗却先为之吟咏过的山水，到底有着怎样的人文与情怀，挽留了一代文豪来往逗留了三个月之久，这不能不是当代学者和文化人萦绕于心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与其他苏东坡过化之地黄州、惠州、儋州、眉州、杭州、常州等相关的东坡研究相比，赣州的东坡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基于此，龚文瑞“下定决心，做一件填补空白的事情，即全面、深入、准确地介绍东坡先生与虔州的历史行迹；二是来一次相对彻底的纠错改错，把因为你云我云而出现的文字错误，以及学术圈、社会上流传的错误表述，进行一次以史说话的纠偏。”而这些赣州历史人物的研究背后都可以看出龚文瑞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如：“赣州是幸运的，因为东坡先生把命运里的一段艰难里程交给了这个古邑；赣州是不朽的，因为东坡先生把赞誉的文字留在了这片土地；赣州是风雅的，因为东坡先生把飘逸的身影融进了这方历史。”

当然，这也基于这些历史人物对赣州的不可忽视的意义。王阳明自被任命为南赣巡抚至离开赣州，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他留给南赣人民的精神遗产是极多的：提出了“致良知”说，刊印了古本《大学》，修缮了濂溪书院，创办了阳明书院，提倡了官德清廉，强调了亲民仁政，推行了《南赣乡约》，推进了乡里自治，兴办了书院社学，改善了民风旧俗，教化了南赣百姓，推广了赣州官话………正是他的先知和远见，让南赣从南蛮之地教化为知礼教的文明古城。王阳明，可以说是赣州文明进程中及其重要的历史人物。苏东坡与赣州的关系也同样深远，除黄州、惠州、儋州、眉州、杭州、常州等地深受苏东坡的精神洗礼之外,虔州（赣州）也深受苏东坡的影响，以苏轼题《虔州八境诗及序》为源起，之后南谪、北归一系列名胜景点诗文的写作，催生了虔州八境文化和旅游文化，它是赣州重要的文化构成，也成为今天城市文化旅游最重要的“风景”之所在，如郁孤台、马祖岩与尘外亭、八境台、通天岩、章贡台、十八滩与夏府、慈云塔、廉泉、夜话亭、上犹阳氏故里、南康苏步街、浮石蕉溪茶，大余梅岭，等等。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赣州的不朽文化遗产。这些，是龚文瑞为王阳明、苏东坡立传的背景，也是这些传记值得流传的理由。

二、传记的写作特点

写实与抒情的结合写实的结合是其显著的叙事特色。写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一是要求传记求真求实，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真实地反映传主一生，不能进行虚构和想象；二是必须可信，这种可信来自于真实。这种写实还反映在史料的选取上，正如朱东润所强调“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计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这样的传记作品才能如“磐石”般坚固可靠。龚文瑞在史料文本的选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吾心光明：王阳明赣南史话》所列的参考书目达五十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的参考书目更是多达六十余种，书目的开篇都附录了传主生平的简略年谱。他在传记写作的过程中，“长期坚持田野考察，深入研读地方史志，深耕细作，精心探究”，始终从地方史料和古代的野史笔记中寻找线索，犹如在残破的门窗上刮取金粉，将这些零零碎碎的历史片段小心翼翼地拼接起来，最大可能地还原于呈现历史真实。《吾心光明：王阳明赣南史话》开篇是“王阳明南赣年谱”，作者以时间为序罗列了王阳明的大致人生轨迹，并着重突出了其在南赣的人生经历。精准的年份、详实的叙述和丰富的引证使传记的“写实性”具有了坚实的基础。龚文瑞通过扎实的考证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故事传说进行考证，对一些抽象的事件进行勾勒，用详实可证的史料做了辅佐说明。龚文瑞对王阳明在南赣平乱的具体做法进行了梳理，总的来说共有三大策略：首先是“十家牌法”，这一策略一举切断了百姓与山贼的联系。“凡立十家牌，专为止息盗贼”，龚文瑞在后文解释道，“十家牌法”其实就是户籍管理。户籍管理是明代重要事项，朱元璋于洪武三年推行了新的户籍帖制，王阳明在南赣推行的“十家牌法”，是大名户籍制度的地方版本，更加具体与严格而已，它相对控制了一个时期流民的大量形成，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的地方治安；其次是培养地方武装。挑选招募了一批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组建成了一支队伍；最后是疏通盐法，为了使得盐税收取并保证军饷的充足性，王阳明向朝廷上奏的《疏通盐法疏》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是把原来行销潮州粤盐的范围进行扩大，主要针对南安、赣州两府；二是把南安折梅亭税关归并到赣州龟角尾税关，为了防止偷税漏税，统一纳税；三是在平定民乱之前，这些盐税全部留作军费使用。以上做法基本是龚文瑞从《赣州府志》《安远县志》等地方志中提炼的内容，史述与评论紧密结合，虽有对地方志的援引却不显冗杂，剪裁集中，凝练紧凑。

“一般来说,早期的、传统的论述比较倾向于突出传记的真实性,强调传记的历史属性。”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真实性，将史料文本进行机械拼凑剪裁，则会显得枯燥繁冗，晦涩僵硬，龚文瑞的传记写作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写实性”的同时兼具“抒情性”。20多年的散文创作经历，使他的文字变得流畅、简净、诗意、自然，精雕细刻中灵动飘逸，自然天成中诗意盎然。“其散文不仅闪耀着语言的华彩，涵蕴着学养的大气， 而且充溢着作家卓异的文化人格和心灵体验。”其语言富有抒情性和感染力，这种语言风格在他的传记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以散文手法入传记，不仅使注重史料发掘和再现的传记文学更为活泼而少呆滞之感，散文行云流水之特点也使得传记中的叙事、议论更为融洽而少突兀。”龚文瑞在《吾心光明：王阳明南赣史话》的终章里记述着阳明遗韵：“濂溪桥下莲荷田田，让人仿佛触见阳明先生的高贵气质，光明而如日月”，清澈明净的文字让人在阅读中轻松愉悦。这样的特点在《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中有更突出的体现。龚文瑞以适度的虚构和想象来描述在郁孤台驿馆安顿下来的苏东坡，用诗意的文笔描绘苏东坡的心情以及人生感怀：“诗的潇洒，抑或词的纵横，给了苏轼一生无尽的快慰，却也给了苏轼诸多的人生悲哀。乌台诗案……这种由官场争斗而滋生的伤感，富有巨大的伤害性，因此也就注定了在这座孤郁的楼台上的这个中秋之夜……岁月流转，时光不歇。如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时令转移，物事姣变。人亦如此，悲欢喜怒，聚散离合，本就是平常事。”他用诗的语言对苏东坡在赣州留下的文化光芒进行评价：“苏轼作为一代文化巨匠，来到虔州、南安军这样的偏沅的地区，即便他什么都不做，一个文字也不写，他脚步的滞留、目光的抚摸，就足以暖这片土地。时光如梭，岁月流转，历史足以荒废许多人和事，然而苏轼却如那灼目的太阳，穿透时空，在今天乃至更远的未来，仍旧大放异彩、千古流芳。今天，苏轼远去，但苏子风韵犹存，风流仍在。凡苏轼过化之地，东坡文化均成为这座城市的风雅之最。泱泱中华，苏轼以一人之魅，筑起了无数个文化之巅。” 在这样的抒情性语言中，我可以看到一个人格高远的苏东坡，也可以看到一位与苏东坡心心相印的龚文瑞。写实与抒情的结合，使龚文瑞的传记写作具有可信性与可读性，历史性与文学性，让读者在了解一位赣南文化名人的同时获得一种审美熏陶。

学术性与趣味性相融是龚文瑞传记写作的又一写作特色。“历史人物传记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无疑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一本好的历史人物传记，同时应该是一本好的学术研究专著。”龚文瑞传记写作的学术性一方面体现在对传主理论学说的阐述解读，用专门的篇章概述其脉络，为读者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比如，在《吾心光明：王阳明赣南史话》中，龚文瑞对王阳明的“良知说”做了一个系统阐述。“致良知”本身是“知行合一”的提升版，它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良知”之本体论，二是“致良知”之方法论，三是“知行合一”之道德实践论。“知行合一”有三个要点，即知行不能割裂，不分先后主次；知行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所谓“知”而不“行”，其实是“不知”；知行功夫实质上是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从来源、构成、要点到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龚文瑞对其进行了详尽阐释与考辩，王阳明的“良知说”也就系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另一方面龚文瑞也会在作品中凸显赣南的名山大川、地理风貌、民风民俗，间接的给读者传递风物知识和人文情怀，这也体现了他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修养。比如对天竺寺的考察。世人皆知杭州天竺寺，但虔州也有座天竺古寺。龚文瑞在《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中详尽地讲述了虔州天竺古寺的由来：这皆由韬光大师所致，他从杭州天竺寺来到虔州秀吉寺，怀想旧地，遂借用杭州天竺寺名，将虔州驻锡的修吉寺也改称为天竺寺，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白居易在《寄韬光禅师》中写到的“两寺原从一寺分”的另一种意义，即从杭州分到虔州来了。与此同时，龚文瑞也对虔州天竺古寺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探讨。宋初史料将虔州天竺寺标记为“天竺山，在县西四里”，根据史料记载的苏轼游赏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分析，古天竺寺在水西也完全合乎道理。但明清《赣州府志》及之后所有的文本一律将天竺寺标记在水东，“天竺寺，贡水东，旧名修吉寺”。最后龚文瑞根据《赣县新志稿》的描述得出：彼天竺寺与此天竺山非同一处也，苏洵、苏轼当年造访的天竺寺乃在虔州水西，而现今天竺寺在虔州城水东。对于虔州古天竺寺的细致探究融合了虔州地理风貌和苏轼本人人生经历的考察，也是该传记学术性的重要体现。

人物传记是史学与文学综合的产物。“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个别人的生平必然总是具有不属于任何人类团体的独特性的趣味性，因此传记必然总是具有任何其它各类的历史无可匹敌的魅力。”龚文瑞的传记作品做到了学术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统一。其趣味性首先体现在传主的个人特质上。“作者既不能选择自己不熟悉的人物作为传主，也不能选择平凡无奇、毫无个性、不能吸引读者兴趣的人。”比如苏轼在诗词书画方面的成就独树一帜，同时他风趣、幽默、豁达的性格和热爱生活、拥抱世俗的人生态度，在历史文化名人中又是不多见的。此外，龚文瑞在进行理论阐述时，常以可读性的故事辅佐，比如有专门的一章罗列了阳明心学故事，这些富有趣味的故事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阳明心学的奥妙。在讲述剿匪戡乱时，对“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句话在当时背景进行了解释：当时的南赣山贼已经摸清了官府的办事作风，非常肆无忌惮，而老百姓无奈下竟然也纷纷投奔山贼，特别是一些流离失所并没有户籍的流民也被吸纳成了山贼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心中无所惧，心中存有做贼之心。这一段山贼和官府的斗智斗勇描写得十分活灵活现，王阳明也是自有妙招，推行“十家牌法”，既震慑了山贼，也让流民不敢再做贼。龚文瑞也对这样的小故事进行了解读，往往会在小故事文尾用小字注一段感悟。例如上面智斗山贼的故事，龚文瑞解读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句话是王阳明以“心学”治乱最重要的言论，强调心的重要，再次强调心的主体作用，只有怕当贼、不愿当贼，才是治乱的根本。有趣的情节和深厚的启迪，不仅使传记的可读性大大增强，更让王阳明智慧的光芒在情节中凸显出来，从而拉近了读者和传主之间的距离。

此外，龚文瑞在叙述传主事迹的过程中，也多突出传主生活化或是传奇化的一面。苏轼其人为人率真，生性乐观且豁达，且十分豪爽，“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一直以来都是苏轼对于人生的处事态度，另外苏轼在世人的眼中还非常和蔼可亲与诙谐幽默，历史上关于苏轼的传说与故事数不胜数，一直以来也是后人非常喜欢讨论的话题。龚文瑞在书中也引用了他的出生传说，写到“他一出生，万物精灵都被他吸附过去了，四周的草木也为之黯然失色，尽皆枯死，等到他死之后，这些草木才恢复生机。”在赣南主政过的王阳明，留下的民间传说同样很多。传说，会昌翠竹祠祈雨词之后，王阳明突然说了一段自己的话：上天呵，你若不降甘霖，救我百姓，我便将从漳南俘来的贼首们统统杀了，你若还不降雨，我则将俘来的一千多名所有的贼们全部杀了。后来，果然降雨，人们便说王阳明是个连老天爷都怕的人。至今，赣州坊间仍有一说法，说母亲每每在顽童不听大人话时，用“王阳明来了”来喝令孩子，孩子一听立即老实听话。这些奇闻异事提升传记的“趣味性”，为传记作品增添了情趣。

龚文瑞的传记写作是一种向传主的致敬，他试图通过为王阳明、苏东坡作传的方式，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也就是说龚文瑞的传记写作不仅是一种对赣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弘扬，还是一种自我的情感表达与对话，与王阳明、与苏东坡、与赣南大地、与自己。“成功的传记著作，要既能‘沉’得进去，又能‘跳’得起来，在描述的同时揉进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种“议论”和“评价”在龚文瑞的传记中随处可见：“王阳明是一位大哲学家、大英雄……是一颗彗星，照亮史空，照亮哲学，也照亮文明的原野。”，南昌的阳明公园里立着一尊阳明雕像，十分神似，一手持书，一手仗剑。龚文瑞曾“专程赴南昌城寻找阳明遗迹，在阳明雕像前颇为感叹”。王阳明伟岸的形象激荡起龚文瑞与王阳明一样的情怀，这让两人实现了一场跨越五百年时空的精神上对话。正是因为这种对话，龚文瑞对于王阳明形象的刻画能凸出他人性的一面。王阳明在南赣平乱的过程中，总有一股悲哀之情笼罩着他，这种心态影响着王阳明，王阳明在平乱过程中一直命令禁止滥杀无辜。山贼中有穷凶极恶的恶人，也有被逼无奈讨生活的流民，没有天生的盗贼也没有天生的圣贤，龚文瑞对于这种“仁民爱物”的态度高度赞同，他认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南赣战场上，王阳明的仁政精神时不时闪烁着人性的点滴温情。”而他对苏东坡的阐释则几乎是夫子自道：“苏轼是一个无畏贫困，从不颓废，从不躁乱，甚至能从苦难中寻找到生存之法与生活之乐的人。……既展示出苏轼坚忍、刚毅的人格力量，也展示出他乐观、豁达的生活情趣。”（前言）“东坡先生不是圣人，更不是神坛上的人物，他有着最为接地气的人生姿态……不分贵贱，一旦交往，他都真诚以待，是故，东坡先生走到哪里，友情便在那里发生，人生的光华便在那里绽放光华。”而“学习阳明，时时事事上磨，处处致良知；学习东坡，积极入世，坦然出世。”则是龚文瑞自己的生活准则和人生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龚文瑞为王阳明与苏东坡作传一方面是向赣州历史文化名人表达敬意，一方面也是表达自己的人生情怀。

三、龚文瑞传记写作的意义

一部好的传记作品既能刻画出传主的性格特点，也能深挖出他们的精神内涵，给读者予人生启迪，因此好的人物传记能“深入挖掘历史人物思想和精神的时代价值，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更好地开创未来。”龚文瑞在他的王阳明、苏东坡传记中较好地把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挖掘出来，让我们到了一个文化名人栩栩如生的面貌，又在其身上感受到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苏轼和王阳明都是性格鲜明和人格高尚的人，他们的品性都为后世景仰。龚文瑞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用散文的笔法刻画出了他们的精神品格。龚文瑞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王阳明的功绩，再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王阳明形象，还注重分析王阳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让我们领会了五百年来王阳明思想仍然对当今社会的建设意义。比如，他在“良知说”的诞生地这一章论及了王阳明对于“良知”的表达。王阳明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因为人人都有良知。龚文瑞这样对其进行解释：人们对待人事应该以良知去面对，这样才能发现别人圣人的一面。“一个人对别人的评价往往很在意（这本身就是心的作用）,评价其是圣人，再说别人也是圣人，就顺心顺气了，这既是人的自私体现，也是良知体现。” 当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现象，而“致良知”作为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的道德理念可以为当代社会的人们树立起一个道德标杆。对许多人来说，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良知”，而这种没有道德前提的“知行”，比无知者的“知行”产生的后果更严重。从这个层面来说，阳明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活的时代意义。在苏东坡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以德报怨”的品质，龚文瑞如此阐述：“可以说，晚年的苏轼接受了拜章惇所赐的一切折磨与苦难，却淡泊前仇，心无恨意，当真是心胸坦荡之人，天下少有的正人君子也。”此外，苏东坡也是一个浪漫达观的人，能够以超然、坦荡的生命姿态勇敢接受逆境。在“浩然东坡”这一章中写了过梅关时参悟透生死的苏轼：“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经此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旷达、乐观、豪迈之情。龚文瑞对苏东坡这种精神品质进行解读：梅关上思透人生后的苏轼，有了更多的对人生意义的深刻体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旷达、乐观、豪迈之情怀。这种情怀正是学习东坡先生的精妙之所在，我们应该绝不仅仅是停留在东坡先生的事与文上，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领略、行为上的融会贯通、态度上的达观豁达、情绪上的出入自由、处世时的浩然自若。苏东坡的人格力量在召唤着世人，他的精神品质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王阳明是继孔子、孟子、朱子之后中国儒家的四大圣人之一，但长时间以来学界对他在南赣的经历都没有清晰勾勒，王阳明在南赣更多是以故事与传说的方式传播，很多内容语焉不详，本土人知道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为什么伟大也多处于一知半解之中。同时，尽管学界对王阳明在南赣的经历也有一定的研究，但真正走向大众的却不多，王阳明在赣南本土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基于此，龚文瑞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在众多场合进行了王阳明南赣活动及其心学形成的讲座，听者众多，反响强烈，这种情形让我大为感动，我摒弃了社会上某些不主张将阳明文化通俗化解读的议论，坚定走自己的路，坚持开展王阳明及其心学的文化解析及大众化传播。我想，孔孟之儒学可谓圣贤之学，阳明心学也是圣贤之学，正因为它们是圣贤之学，才更有必要让普通民众了解之，不把圣贤之学束之高阁，而是通俗化、普及化，让更多人学圣贤，走圣贤之道，有什么不好呢？”正是如此，《吾心光明：王阳明赣南史话》不见学术研究中常见的艰涩与无味，多了人物传记的灵动与趣味而深受读者喜爱。这对王阳明在南赣历史细节及其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一书中，龚文瑞讲述了苏东坡与赣州的点点滴滴，对苏轼涉赣诗文做了详细整理，归纳出苏东坡对赣州的极大贡献：奠定了城市旅游基础，催生了虔州八景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赣州教育地位，赣州在两宋时期成为全国郡县治学的榜样和楷模；肯定了赣州盛产人才，对地方贤士、学者的人才高度关注与抬举；肯定了赣人精神高度，树立了以孙立节为代表的具有时代高度与国家情怀的赣州士子形象；示范了真诚处世形象，展现了对身份高低不等、贵贱不一的各式人众一以贯之的真诚交往姿态等。苏东坡历来为人所敬重，但他在赣南具体的生活经历和人事关系，多数人则处于一知半解之中。龚文瑞在其传记中挖掘、整理苏东坡在赣州的历史行迹，并在此基础上，明晰了苏东坡对赣州的影响和贡献，扩大了赣南文化的影响。

结 语

“几千年来，赣州这块神奇而丰腴的土地，不仅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本邑的文人学士，而且以其秀美的山川名胜、深厚的文化底蕴、淳朴的风俗人情，如磁石般吸引着域外高士大儒，慕名远来，流连咏叹。”一代代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赣州文化的历史建构，层层累积便形成了赣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何打捞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参与赣州文化建构的过程？如何在展示这个过程中给今天的赣州文化建设予启迪？龚文瑞赣州文化名人的传记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龚文瑞的传记写作以传主与赣州的空间关系为中心展开书写，这一方面让他的传记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其它同类型的传记能有所区分。而其在传记中展示的丰富的地方史料也为赣南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他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叙述语言，散文的笔调给读者予审美的阅读享受，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思考，从而使传主走向民间，走向大地，走向普通人的心中。而在传记作品中彰显出来的热爱、豁达与光明，是王阳明、苏东坡传记的精神底色，也是龚文瑞自我的精神品质与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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