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文/毛明雪

      老家门前的菜畦整齐如画，碧绿的韭菜、黄瓜、豇豆依旧焕发着生命的昂扬，院坝左右的桂花树和杏树依旧守卫着母亲曾经劳碌的身影，远处的月河汩汩絮说着母亲生前的过往。

       母亲生于1930年9月29日，今年7月3日溘然长逝。带着旧中国的风雨，披着新中国的霞光，沐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安享着新时代的辉煌，走过近94载的光阴，安详而去。

       童年的母亲是苦难的。母亲出生在五里埔丁家营，家兄妹四人，母亲排行三，处于内忧外患、战争频繁的旧中国，很多家庭颠沛流离、饥饿威胁，生活困苦，饥饿的人们啃树皮，甚至挖一种叫“观音土”矿物质吃，结果因无法排泄而胀死。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了活命，母亲被送到大同王彪店的毛家村当童养媳。

       1933年寒冬，奶奶将年仅3岁的母亲从丁家营抱回来，给当时4岁的父亲做童养媳。那时爷爷一直经营着钉鞋的小生意，为了糊口，租了地主的地种，还租了三台织布机织布、染布，家里的境况相对好一些。当时的童养媳，一方面是为娘家减轻负担并谋得一口吃食，但更多的是要为婆家干活挣钱，婆家还可以不花钱给儿子娶个媳妇，家里不单父亲有童养媳，大伯也有，比母亲年长几岁。母亲三、四岁的时候便跟着奶奶学习搓棉条、纺线、织布、扎染等手工活。

       大伯、二伯、父亲、姑姑渐渐长大，住宅开始拥挤。勤劳的爷爷趁着略有积累又借钱拉账盖起了一座四合院，有大门、二门、堂屋门、两个天井、有正房、偏房，在当时看来很气派的房子，虽然是土房。可刚盖好还没住进去，就被国民党当官的强占，安排其太太住进了上房，爷爷一家只能住在二门外的偏房里。母亲曾说，当时当兵的进进出出，就得把房门关着，从门缝向外看，纺线织布时也只能轻手轻脚，生怕吵到人家，不然就会被呵斥，甚至有生命危险。

       母亲说那会家家每天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国民党军队在各村各户大量征拉壮丁。经常原本宁静的村庄会被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吆喝声打破，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冲进了村子，他们个个手持武器，面目狰狞，粗暴地推搡着村民集中到了村中的空地上，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妇女们紧紧地搂着孩子，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上头有令，要拉壮丁补充兵力！凡是15到50岁的男子，都给我站出来！”随着一个军官的大声吼叫，几个官兵开始在人群中拉扯，强行把年轻的男子拽出来。那些被选中的壮丁拼命挣扎，哭喊：“放过我吧，我家里还有老小要养活！”哀求并没有换来丝毫的怜悯；年轻的丈夫被拉走，妻子死死地抱住他的腿，哭喊道：“你们不能带走他，我们一家可怎么活啊！”换来的是一脚踢，毫不留情地将那男子拖走。整个村庄弥漫着绝望和悲伤的气氛，留下的亲人们则瘫倒在地，哭声震天，被拉走的壮丁们望着家乡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对未知命运的恐惧和对亲人的不舍。

       爷爷为了保住三个儿子，经常带大伯出去做小生意在外面东躲西藏，二伯体弱多病，我父亲年幼。为了保住二伯不被拉去作壮丁，爷爷请了村上德高望众的长辈作证，让年仅9岁的母亲和10岁的父亲圆了房，简单的仪式后，爷爷就通过提前托好的关系，把父亲送到安康县城区的一所孤儿院。近十年间，父亲在安康县城里过着当孤儿，被送儿童教养所、被遗弃、被送到教堂、被送到工厂......过着流浪的生活，难和家人见面。

        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父亲两天都没有吃饭了，饿的头晕眼花，正在街上流浪，忽然听到街上有扭秧歌的声音，父亲被挤进了秧歌队里，跟着秧歌队又被挤到一个院子里一块吃起了大盆饭，领队的对父亲说吃饱了想留就留，不想留可以回去。可当时国民党逃跑时怕解放军很快追上他们，炸毁了安康县城连通南北唯一的汉江浮桥，通往老家的路断了，父亲想回家也回不去，就留在那里。后来父亲才知道，自己就这样参加了解放军陕南军政团。母亲也从此没见过父亲了。青年的母亲是刚烈要强的。

      1952年，十几年没有音讯的父亲，从部队向家里发了封信，信里夹了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爷爷一家人看了高兴的奔走相告，十里八村都被这好消息撼动着。在那个“找女婿要找解放军”的年代，母亲激动的流下了眼泪，父亲干的这么好，生性要强而青春年少的母亲内心如大海翻腾着，一定要不能弱于父亲，母亲以极高的热情，积极地投身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中。

      母亲是村里第一个报村扫盲班的，在那个“女子无才变是德的”旧思想桎梏的偏僻农村，母亲的举动，家里极其反对，母亲硬顶着压力参加扫盲班学习。用母亲曾经的话说，我们要求进步，有革命队伍撑腰，他们反对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就给布置了一天织一匹布方可出门的任务。为了识字，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就熬夜织完布，把第二天的任务完成才睡觉。后来家里人又嫌弃母亲夜里织布浪费油灯，母亲便在山里捡桐树籽烧着照亮织布，硬让家里人没话说。扫盲班会发一个本子、一支笔，母亲非常珍惜，经常把字写的很小很工整，正面用了，反面也用，从不浪费。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到初小毕业，母亲认识了很多字，能读能写能算，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同时母亲又积极参加小队、大队、公社、县里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1954年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是母亲一生的骄傲和荣耀，母亲常说，如果需要，她能象刘胡兰一样哪怕被铡刀把头铡了，也要保守党的秘密、也要坚持真理。后来父亲将母亲接到了部队，母亲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嫂，我们兄妹四人生在部队，长在部队，和父母一起过着无比幸福的军旅生活。

       1971年，已升为营级干部的父亲为响应国家支农号召，积极申请回到老家安康参加支农建设。父亲被安排到安康县长岭公社做支农工作，母亲则带着我们姊妹四个在老家大同农村生活。中年的母亲是勤劳而精打细算的。从我记事起，父亲公务繁忙，一两周回来一次，母亲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为了生产队7分一天的工分，为了我们兄妹四人的吃和穿，不分昼夜的运转，日复一日地在土地和家务之间忙碌着。

      记的小时候，邻居家的孩子总是缺衣少穿，大冬天还穿着带补丁的单裤，冻的脚趾头都在外面，或者用棕片把脚包裹着上学。我们兄妹四人却吃喝不愁，穿的也整齐干净，得益于母亲的精打细算。

       母亲常说，不能“有了一顿鎹，没了挞谷种，一筷一疙瘩，吃完了找国家。”就是要懂节约，有计划，不能“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那会是生产队时期，母亲常常在生产队中午休息时急忙回家给我们做饭，晚上放工回来做完饭照顾我们吃完就开始做家务，备好第二天我们的吃喝后，时常半夜醒来，还看见母亲坐在煤油灯下给我们一针一线地纳鞋底，母亲两个晚上就会给我们做一双新鞋子，冬有冬的，夏有夏的。

       水稻收割后，生产队会给每家分一些稻草，母亲就用稻草织草帘子卖钱补贴家用，常常夜里醒来会听到堂屋里打草帘子声音。有时候太忙。母亲会调动起大哥、二哥的力量织草帘子，如果织五个草连帘子，就奖励吃顿韭菜饺子。草帘子1.2米宽，5米长一个，用两个大板凳摞起来，在摞在最上面的板凳上绑一个棒槌粗的木杠，木杠上每隔15公分锯1公分深的槽子，再在柴堆挑选几个手掌长的柴捧，一端用火棍烫一个洞，将搓好的龙须草绳子缠成纺锤形将末尾的龙须草绳从烫的洞里穿出来，两个纺锤形绳子疙瘩一组连起来，连结处放在木杠的槽子里，将晒干的稻草取一把平分为二，交叉起来放在木杠上，再将凳子这边缠着龙须草绳疙瘩扔过那边，那边的疙瘩扔过这边来，这样一把稻草就被龙须草绳子固定住，如此反复，就是一个成品草帘子。

       大哥二哥刚在母亲的教导下，打的很起劲，还会让我加在中间帮忙扔一两个绳疙瘩。到晚上快织够了五个草连子时，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路，在鸡窝摸两个鸡蛋，在后院自留地园子里割一把韭菜，给我们包一顿美味饺子，给大哥、二哥一人盛一大洋瓷碗，给我盛一小洋瓷碗，我们香香地吃着。问母亲咋不吃，母亲却说晚上吃饭睡不着觉，就又去给我们烧洗脚水了。五个草帘子，如果评上一等货就可以卖到1角2分钱，5个就是6毛钱，家里日常买盐、买火柴、买打火石的钱就有了。为了我们吃的有油水，母亲每年都要养两头猪。在生产队上工歇气间隙，母亲拿着笼子拔田坎上的野草，放工时带回来喂猪。年节来临，母亲会卖掉一头猪用于春节给我们置办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新袜子、新手帕；另一头猪杀了春节吃，过年剩下的会炼成油，连油渣一起倒进一个罐子里，没有油水的时候可以挖一勺出来炒菜吃。母亲炒菜时，我总会扒在灶台边踮起脚，眼巴巴地看着锅里，这时母亲会从化开的油里挑一个油渣给我放在手边，我急切地扔进嘴里，油渣在嘴里烫的嗞嗞响，母亲会弯下腰对着我的口呼呼吹几口，我便香香的咀嚼着这天下无敌的美味。

       母亲也是个热心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有时候一捧菜，有时候一勺盐，送给急需的邻居；有时候帮老人提一桶水，洗几件衣服。

       1976年，大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母亲知道大哥录取的消息后，每天会从油罐里挖油渣炒热，背着我们姊妹三个偷偷埋在大哥的米饭碗里，一个多月大哥吃的胖乎乎。

       生产大队敲着锣鼓家什，打着红旗送大哥去公社集合，我们全家都戴上大红花，我和姐姐一个拉着大哥的左手一个拉着大哥的右手，和大哥并排走在红旗下，一路响着锣鼓家什，别提有多傲骄了。母亲则流出高兴的眼泪，高兴的是养育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儿子，难过是从小就没有离开自己一步的儿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兵，母亲很不舍。在公社集合的队伍中，母亲的目光一直在大哥身上，母亲逢人就津津有味地说，我还说我家大儿子在那里边个子最高，长的最壮。

      土地包产到户后，也掀起了农村户口转居民户口的热潮，我们一家自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这个政策，父亲很顺利地将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转为居民户口。父亲一人挣钱养育我们兄妹三人，家里一度生活的很紧吧，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供我们，那时一日比一日消瘦地象个“炉柴棒”。晚年的母亲倔强不服老爱干净。

       父亲退休后，朝夕相处的父母常因微不足道的事耿耿于怀，有吵不完的架，诉不完的仇。母亲与父亲的口角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就是千古没法言和让人头疼发麻的难题。

       父亲83岁去世后，母亲和父亲一生的恩爱情仇也宣告结束了。母亲起初并不感到孤独，天天和邻里幸福地聊天，母亲说：你看现在社会多好，年老了还给发补助，拿个黄塑料本本儿，每个月10号到信用部去，人家就给取钱用，多好呀！娃儿们接我到城里去玩，那超市里干净整齐，五花八门啥都有，晚上街道上，河堤上到处都是各种形状的灯，那电费的，那用一晚上的电不得我用上好几年。我们农村现在做饭也干净，电磁炉一开，一会一碗饭就做好了，烧水有热水壶，不像以前，来了客，添锅洞烧一碗水，热不说，还一身灰，烧出的水还有烟草味。

       母亲家里一切电器化，八九十岁的母亲操作的很顺畅，真的很时髦！我们都陆续参加工作住在城里，农村老家便只剩下母亲一个人，老家房子前面的一块地，母亲打里的井井有条，应季的蔬菜一茬又一茬，我们一回去母亲就挑长的最好最嫩的菜给我们整整齐齐地每人装母亲每次出门，都要提前几个小时洗漱，按照她自己的审美，把头发梳理的光溜溜的，这件衣服试试，再放进柜子去试那件，一直到母亲认为那件衣服合适得体为准。八九十岁的母亲说穿衣服既不要穿起来像个老太婆，又要棍雕（合身、苗条的意思）。母亲每试一件衣服都要问我好看不，我低着头刷着手机回答声好看。母亲说，看都不看还说好看，快给我看看，我只好放下手机，随着她的喜好附和着。看着母亲在镜子前仔细选了又选的身影，我欣慰地笑着，原来我八九十岁的老娘还有一颗爱美的心。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依旧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深深的眷恋。她微微睁开双眼，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着对儿孙辈们的期望，希望儿孙们健康快乐地生活。母亲的眼神中还透着对邻里间和睦相处的怀念，那些相互帮助、互相关心的日子，是她心中最珍贵的记忆。不舍那熟悉的田间地头，每一处角落都承载着她的足迹和故事。舍不得城里耸立的高楼大厦、舍不得城市里尽管她认为浪费却依然喜欢的五彩斑斓形状各异的霓虹灯，舍不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丰富物产。这一份份眷恋，是如此深沉，如此浓烈，如同燃烧的火焰。

       母亲的照片安放在贡桌上。我的眼里可以装下所有，唯独装不下眼泪，母亲的菜地里蔬菜生机勃勃，却少生机勃勃干活的母亲，长歌当哭，千般个无奈，我再也唤不回我的母亲了。

      【作者简介】：毛明雪，安康市汉滨区人，喜爱读书，热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