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民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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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文/马卫民

18岁那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海原县回民中学教书。初为人师，心情格外激动。面对那些和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我的心里装满自豪。虽然年龄相仿，但差别是肯定有的。

登上三尺讲台，我用一段流利的英语作自我介绍，教室里寂静如水，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我，让我瞬间自信满满，阳光灿烂，感觉当老师真好，尤其是当一个英语老师。

秋天的阳光像金子一样铺撒在洁净的校园，小鸟在榆树的枝叶间动情地歌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的教与学从ABC开始。我知道，今后的日子一定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教的第一届高中生是海原回中的首届高中生，意义非凡而重大。语文老师陈君健、数学纳光祖、化学李正虎、地理马佩贤、历史杨志武、物理侯正宝、政治李玉坤，我们几个任课老师同舟共济，相互补台，一心一意培育学生。毫不夸张地说，首届学生的成败牵扯到方方面面。

这一届学生来自海原的各个乡村，他们没有接触过英语，不知道“English”为何物。一切从零开始，千斤重担压在身上，只有脚踏实地，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旗开得胜。

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教给学生。

从1981年到1983年，两年的教学短暂而充实。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结束时，莘莘学子不负众望，他们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几乎一半的学生在高考中榜上有名，其中车如山的英语在全县拔了头筹，被固原师专英语系录取。还有好多学生被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固原师专等大专院校录取。含辛茹苦，历经坎坷，最终所取得的结果出人意料。一时间，海原回中的牌子响彻山城。

那年月，英语教师稀缺，除了县城的中学，乡下和小学是无法开设英语课的，因此，英语老师便成了宝贝，炙手可热。

记得我去教育局报到时，给分管教学的一位副局长谈了我的去处，我想去西安中学，理由是离家近。副局长姓米，山东人，小个子，为人和蔼可亲。一口山东味的普通话，说起来慢条斯理，和风细雨。他笑眯眯地告诉我：县城的英语老师都不够，哪能轮得上乡下呢，再说了县城总比乡里好吧，人家都争抢着进城，你却想走乡下。

当时的城乡差别不大，县城连一栋楼房都没有，街道全是砂砾路，晴天到处尘土飞扬，雨天满街的泥泞，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就这样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海原回中，担任海原回中第一届高中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并且兼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

教书育人的工作波澜不惊，生活沿着既定的轨道缓慢向前，除了没完没了的授课、批改作业、下班辅导，日子在接连不断的重复中一成不变。

当老师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年有两个假期可以享受。

特别是寒假期间，老家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做，我们就窝在李万和家的热炕头上看录像，那年月手机还没有出世，也就没有抖音和快手，街头小巷到处都是录像厅，高音喇叭的噪音笼罩了整个县城。许多小青年都是夜以继日地追剧，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不屑于去录像厅和一群社会青年混在一起，但录像的吸引力无法抗拒。我们看录像是租了录像带，用学校的录像机看。看得最多的是《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精武门》。困了，在热被窝里打个盹；饿了，吃他家的黄米馓饭和荞面搅团；渴了，就喝一碗凉水，夜以继日地迷恋徐文强、郭靖、霍元甲和陈真，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校园里到处流淌着《上海滩》的主题曲“浪奔浪涌，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回忆往事，只感觉年轻真好，可以无所顾忌地做自己喜欢的事，穿自己喜欢的衣服，风衣、围巾、墨镜、喇叭裤、花格衬衣是年轻人的标配，大家都希望自己像徐文强一样风流倜傥，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个像冯程程一样的姑娘。

生活不只是黄米馓饭和荞面搅团，还有爱恨情仇和江湖恩怨。有时候，我们一群年轻教师也会相约，一起去南门影剧院，看一场《少林寺》。坐在影剧院的长条木椅上，一边嗑瓜子，一边幻想着自己有一身武功，可以应对街面上的那些小混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社会秩序相对比较乱，大街上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特别是一些无所事事的小青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三五个人就是一个小团伙，在街边的小摊点上喝上几瓶啤酒，然后乘着酒劲开始寻衅滋事，他们打人的道理很简单，只是看着某个人不顺眼。有时候在影剧院门口，有时候在昏暗的路灯下，有时候在学校大门外，有时候在小巷深处，总会看到一些打架的场景，就像录像厅里看过的某个片段。惊心动魄的暴风雨过后，一切都归于平静。挨打的也不报警，受点皮外伤，自行处理一下，然后，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过几天，打人的和挨打的不期而遇，大家相视而笑，一笑泯恩仇。也有可能坐在一个板凳上，推杯换盏，相见恨晚，真是不打不相识。

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八十年代初，最流行的一首歌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正如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在热血沸腾的青春期，多多少少犯点小错，连God都可以原谅，谁还没有年轻过。

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是在老回中度过的。

讲台虽小，却包罗万象。教师这个职业虽然平凡，却彰显着神圣与伟大。老师最朴素的理想就是把平凡的事情做得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得不简单，不误人子弟，一片丹心，一片赤诚，甘为人梯，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一方天地，给学生一双飞翔的翅膀。

退休之后，我受聘于海原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做编创，给海原县花儿艺术演艺有限公司写点文艺作品，每次踏入这片熟悉的大院，每天坐在二楼的办公室电脑前，我的思绪犹如解冻的河水，哗啦啦地流个不停。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实难忘怀。

回忆是美好的，也是甜蜜的。

那些年，我们在校园里亲力亲为，种下许多树木，有松有柏、有榆有柳，如今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它们依然活在四季更替的岁月中，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只可惜，那些曾经种树的人已经各奔东西，有的去向不明，有的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如今，海原回中已更名为海原县高级中学，并搬迁到新的地方，留下一座空旷的院落。老校区变成海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园，这里风声雨声依旧，小鸟的鸣啭依旧，却没了琅琅的读书声。老回中的名字像刀刻在记忆深处，没齿难忘。

前不久，我的同学加同事李万和建了一个微信群，起名“岁月如歌老回中”，把能够联系到的老同事都拉进来，大家在群里谈笑风生，晾晒那些泛黄的旧照片，曾经的青春岁月，玉树临风，花儿一样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满头银发，满脸沧桑，直教人感叹岁月如歌，时光如水。所有的相遇都是缘分，忆往昔，缅怀故地故人，回忆渐行渐远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遥想当年，我们正年轻，风华正茂。“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成长在八十年代的青年，正好在八十年代建校的海原回中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真是恰到好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海原回中的第一任校长叫唐永明，甘肃靖远人，为人忠厚老实，穿着朴素，管理学校却是内行，他为海原回中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我至今记得唐校长在教师大会上讲话的样子，他操着一口浓重的甘肃靖远方言，稳如泰山地坐在主席台上，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他讲话时铿锵有力的声音、恰如其分的手势、魅力四射的气场，无不影响在场的听众，大家被他的语言感染、感动，内心深处集聚着一股磅礴的力量，蓄势待发。

一群好老师就能成就一所好学校，教出一批好学生。

来自上海的支宁教师张文龙，数学课教的生动而幽默，讲抛物线时，他能轻而易举地联想到男孩子尿尿。他说：男娃娃浇尿，就能形成一个抛物线，女娃娃不行。他的话惹得课堂上笑声一片。课后，一群男生跑到厕所里，站立一排，比赛看谁尿得高，谁的抛物线更大更好。后来，这件事成为学校一个经典笑话。一直到今天，每当我们想起张老师，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抛物线，想起男孩子尿尿。

河北籍老师马佩贤，当了一辈子老师，教了一辈子地理，这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海原人民。一个地球仪、一把“T”字形挂地图用的木头架，陪伴着他的教学生涯，几十年如一载，从五大洲到四大洋，从中国到世界，他的心里装着万水千山，装着每一个海原的孩子。有一次，他的课堂上有个学生趴在课桌上睡觉，他用手轻轻地拍醒睡觉的学生，语重心长地说：我的课讲得不好，成了你的催眠曲。党和人民每月给你十几元的助学金，不是给你的瞌睡钱。那时候，党的民族政策就像阳光雨露，在海原回中就读的学生，每月都有15块钱的助学金，在当时这15块钱了不得的，比一个民办教师的工资都要高。这笔钱就像甘霖，滋润着孩子们的求学之路。

陈君健老师是我的老搭档，我们一起带过两届高中。据说他的名字来自于《周易》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陈老师是正儿八经的上海人，却在海原山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的上海普通话里夹杂着不少的海原方言。君健老师是一个教学能手，也是一个生活能手。他上得了讲台，也下得了厨房，而且还会在缝纫机前做衣服。男人能干的活他会干，女人能做的事他也会。平日里，他的头发梳理的整整齐齐，油光发亮。无论工作多么紧张，他都是忙里偷闲，为家人做上一顿可口的上海菜。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没有进过学校食堂，也没有下过馆子。他不是缺钱的人，他之所以如此这般，我想，这应该是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应该是岁月清浅处，烟火伴清欢吧。

陈老师是一位特级教师，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1958年他来到海原，从此，与海原不离不弃。1982年，他从乡间走进县城，和我成了搭档，他教语文，我教英语。他高尚的人品和严谨的教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正如从海原回中走出去的学生石舒清所评价的那样“海原知识分子的底蕴和面貌，就是由陈老师这样的人影响和改变的。功何如也？功莫大焉！”

陈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品德高尚，德才兼备，文质彬彬。君子的生活，雅致而富有诗意；君子的言谈，温文尔雅而富有哲理。君子之道，借鉴古今；引领风尚，润泽人生。

像陈君健这样的谦谦君子，在海原回中为数不少。

来自首都的佟学猛老师也是教语文的，他在老回中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初中，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写得一手好板书，讲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无数学生。他的生活轨迹很明晰，从家里到课堂，从课堂到家里，两点一线，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生活中再没有其他的杂音。佟老师喜爱运动，课余时间时常看到他在单杠双杠上矫健洒脱的身影，让人羡慕不已。他的妻子刘风霞也是回中的老师。刘老师没有站过讲台，她是司钟兼收发，学校没有收发室，她家堆满了报刊杂志和信件。从清晨到夜晚，她的钟声准确无误，分秒不差，几十年如一日，标准的北京时间。全校师生在她清亮的铃声中上课下课、起床就寝。退休之后，夫妻双双把家还，也算是叶落归根，在皇城根下安度晚年，直至离开人世，在北京的回民公墓安息。

那时候，校园是一片净土，纤尘不染。老师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心全意为教学。从老回中的教师队伍中走出去了三任海原教育局长。后来，又有5位回中毕业的学生先后担任过教育局长。从学生中走出去了无数精英，有省部级领导，有厅局级领导，也有县处级干部，更有专家教授。各行各业都有海原回中培育的学子，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展现才华，成为国家的栋梁。

纳光祖先生也是回中师生敬重的一位好老师，1968年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海原县树台初级中学任教，海原回中成立初期，他调任到县城。从此以后，他的根深扎在老回中，直至退休。纳老师祖籍永宁纳家户，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他去世后，学生马天堂写了一片怀念文章，其文写到：“我的高中数学老师纳光祖先生辞世已经好几年了。想起他总是有种温暖亲切和淡然忧伤一同涌上心头。他的温润敦厚、他的纯朴儒雅、他的谆谆教诲、他的长者风范。除了这些，在我好些年的认知中，他给我理科老师应有的严谨认真和沉默寡言。其实，他是位颇深情的长者，于心底是有许多的不被外人所知的忧苦与伤痛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在岁月的天空中，任何一个人都注定是被时光挥拂而去的一朵浮云，在人生际遇中似乎没有谁是全美的无憾的。在精神情感的烟波中，也没有谁不是孤寂的。纳光祖先生，是一位从教他乡的游子，是我们许多人敬重的故人。在我，是敬仰的老师、慈祥的父辈。冥冥之中的巧合，让我看到20多年前他写的短文《回家的路》，一读之下，潸然泪下”。

其实，在每个游子的心里，都有一份“月是故乡明”的情愫。几十年的游离，饱含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悲凉。为了山区的孩子，纳光祖先生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如今，他如愿以偿，回归故里，长眠于家乡的泥土之中。

每每回忆起老回中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的内心难以平静。那些鲜活的面孔，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在我的脑海一幕一幕地闪现。

曾经多少事，都在记忆中。

2024年八月一日，我和马静结婚整整40年。

40年的光阴在人生的征途算不上短暂，是值得书写和纪念的。比起那些闪电一样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弥足珍贵。

40年的婚姻被称作“红宝石婚”。

结婚40年，不离不弃，难能可贵，就像晶莹剔透、色彩纯正的红宝石，散发着耀眼和尊贵的光芒。

在40年的柴米油盐与风风雨雨的婚姻生活中，我们夫妻之间也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矛盾，但我们懂得忍让，夫妻感情像大海的波浪，起起伏伏，却一直向前发展。两人携手并肩，恩爱有加，一起走过40年，虽然我们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但夫妻感情却越来越深厚，这是几十年争争吵吵、磕磕绊绊、恩恩怨怨的积淀。

夫妻之间虽没有血缘关系，却胜过世间其他亲人。

无论如何，红宝石婚姻是很多人都向往和羡慕的婚姻。

在海原回中工作初期，我已经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工作之余，我时常想像着有一个白雪公主一样的姑娘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学校的年轻男老师多，女老师凤毛麟角，少的可怜。所以，大家的目光时常停留在县医院的护士、百货公司的营业员、毛纺厂的女工以及招待所的服务员身上。

有找了护士的，也有找了营业员的。一个教书育人，另一个治病救人；一个站柜台，另一个站讲台。

婚姻讲究的是缘分，那就是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方遇到合适的人。

我的心里有一个人，让我想入非非。

我教的学生中有一个姑娘，家住县城，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村里一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每次上英语课时，我总是忍不住多看她一眼。面对我的注视，她只是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一股淡淡的红晕。或许，在她的心里，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桌子是桌子，板凳是板凳。

师生终归有别，我心中闪现的念头就像秋风扫落叶，很快就了无影踪。

历经人生的坎坎坷坷、纷纷扬扬，我终于相信缘分。有缘之人千里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春暖花开时节，在我平淡无奇的日子里突然春光明媚。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在海原县油面厂工作的姑娘。初次见面，我的内心欣喜不已。

第一次去她工作的地方，她正好在榨油车间上班。当时，她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清油的味道与少女的气息。

见过面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摩托车，也没有自行车，虽然在一个县城，联系起来十分困难，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我在漫长的等待中度日如年。

几个月后，给我牵线搭桥的李老师带我去她家，与她的家人正式见面。当时，她家住在县城中心的一条小巷子，就是现在海原人称作的“汉民巷子”，典型的小院平房。

她家的院子不太大，却拾掇地井井有条。岳父岳母都有工作，家境殷实，也算是县城的小康之家。家里有5个女儿，她排行老二，大姐已工作，在县城的一所小学当老师，老三在石油公司上班，老四刚上初中，老五还在上小学。5个女儿，5朵金花，其中有一朵花落我家。

从那时起，我们相识相知，初步确立了恋爱关系。

暑假期间，我去她的车间，给她顶班，穿上工装，戴上工作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油面厂工人。从讲台到车间，从老师到工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是你情我愿。

春节放假，我时常跑到她家里蹭饭。她的父亲，我未来的岳父做得一手好菜，家里的几个女儿都不喜欢吃肉，我也就毫不客气，每顿饭有肉可吃，生活有滋有味，阳光灿烂，让我乐不思蜀。

岳母是北京人，支宁青年，五十年代初就到西海固，先是在西吉工作，后辗转到海原。她老家在牛街附近的南樱桃园。

北京人喜欢吃带馅的食品，如门丁、饺子、包子、馅饼、馄饨之类。有时候，岳母也会下厨房露一手，做一桌北京味道的饭菜，让人垂涎三尺，滋味难忘。人都说，饭菜里有童年的记忆，也有乡愁的味道。

我时常在饭桌前看见岳母若有所思，或许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女时光，或许她在思念远在北京的亲人。

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也是时代的缩影与产物，成千上万的大城市青年纷纷背井离乡，在异地他乡扎下根，他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子女，甚至奉献了生命。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一个结婚证、一张黑白结婚照、一个简朴的茶话会，学校领导是我们的证婚人，一间职工宿舍是我们的婚房。学校的同事、同学都纷纷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有的送上一对热水瓶，上面印着鲜红的“喜”字；有的送来枕巾，枕巾上绣着鸳鸯；有的送上一块钱或五毛钱。

那个时代，没有高额彩礼，没有攀比，婚姻讲究的是幸福美满，花好月圆，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很单纯，没有唯利是图，没有敷衍趋势，唯有真心真诚与美好的祝福。

我终于有了一个家，虽然不足20平米，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火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我们的家不算华丽，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件书柜兼碗柜、一件衣柜，一张写字台、一台砖头大的录音机、还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婚后第二天，我们坐上班车，一起回老家二沟。老家不通班车，只能坐到小河桥下车。

没有宝马，没有路虎，也没有库路泽，老家的几个堂弟骑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等着接我们。

从小河桥到二沟，还有几里土路，而且都是上坡路。我们推着自行车，一路向南，一路歌声。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亲爱的人儿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

山风轻轻地吹着，歌声悠悠地飘着。蓝天上白云飘飘，田野里麦苗青青。几个年轻的身影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而行，不知不觉就回家了。

母亲倾其所有，为迎接儿媳妇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饭，羊羔肉、鸡肉，还有手擀长面和咸韭菜。

家里突然多了一个新人，就多了许多的热闹，母亲的脸灿烂如花。院子里挤满了乡亲，有老人也有小孩。妻子挨个分发喜糖，一颗水果糖含在嘴里，甜在心里。

晚上，我们住在老家高房子的热炕上，听着呼啦啦的风声从屋顶吹过，悄悄话在热被窝里像水一样流淌。幸福的生活在不经意降临，让人感叹不已。

从老家二沟回来，我们又去了一趟北京，也算是旅行结婚。银川到北京，乘二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在慢悠悠的时光里欣赏一路风景，别有一番滋味。妻子从小在北京长大，对北京情有独钟。

到了北京，我们住在牛街的姥爷家。每天早晨，退休在家的姥爷总会在胡同口的小摊点给我们带来早餐，有豆浆油条，也有稀饭包子。吃完早饭，姥爷提着鸟笼，带着象棋和我，到附近的万寿公园里遛鸟、下棋、避暑。

北京的七月，是最热的时节。万寿公园树木参天，绿荫遮天蔽日，我和姥爷坐在大树下，楚河汉界大显身手，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给我们当裁判。

直至饥肠辘辘的时候，我们才停止博弈，起身站立，拍拍屁股上的土，然后回家吃饭。

北京的夜晚，同样奇热难耐。那时候，姥爷家还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电风扇在狭窄的屋子里嗡嗡嗡地扇个不停。电风扇的声音像一首循环往复的催眠曲，把我们带入梦乡。

在北京度蜜月，是我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小胡同、四合院、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前门、颐和园长廊、南湖岛、万寿山、大观园、天坛、故宫、圆明园、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王府井、西单、香山公园、八达岭、十三陵、恭王府......,在北京，要去的地方真是太多太多，数不胜数。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北京城。住在北京，吃在北京，游在北京，当时的感觉非常好，感觉北京就是我们的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像吃啥就吃啥。

东来顺的铜锅涮肉，鸿宾楼的爆炒肚丝、炒鹅肝、烤鸭，宝瑞的门钉肉饼，牛街的酱牛肉、烧饼夹肉，新街口的八旗烤肉，还有北京风味的小吃，糖火烧、糖耳朵、驴打滚、豌豆黄、艾窝窝、面茶、炸酱面，北京不只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餐饮的中心，它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味佳肴，让人深入其中，流连忘返。

北京的公交四通八达，北京人坐公交是常态。无论是上班族还是购物买菜的老太太，底层百姓的生活离不开公交。在北京，我们也时常坐公交出行，有时候也会发生做错车的事情，南辕北辙，方向相反。

与北京挥手作别的时候，已经是夏末秋初，北京的天气也凉爽了许多，当我们再次登上绿皮火车的时候，心中装满沉甸甸的难舍难离。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就是一位北京知青，她的名字叫金红叶。她给我们讲了许多北京的事情，也给我们教唱了好多歌曲，并且还给我们排了一个舞蹈节目，名字叫“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是领舞，高举着鲜红的国旗，绕舞台一圈，然后高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我的同学们就雄赳赳气昂昂地端着木头枪冲了上来。“看，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全国军民发出钢铁誓言，为领土完整为祖国统一，一定要，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我们唱的歌曲里，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金老师长得很漂亮，穿着一身军绿色的服装，青春洋溢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明亮的眼睛里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浑身上下散发着首都姑娘浓烈的气场，满满的正能量。

她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她给我们教汉语拼音、教唱革命歌曲、朗诵古诗词、编排表演唱和情景剧。闲暇时，她常常坐在宿舍门前吹口琴，琴声悠悠地飘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连树上的鸟儿都停止了鸣叫，洗耳恭听她的琴声。

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着，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娶一个北京姑娘当媳妇。

后来，那个像香山红叶一样美丽的北京姑娘，悄悄地走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再也没有了后来。她给我留下的只有绵绵不绝的念想。

小时候，北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刻骨的向往，一个强烈的梦想。

没想到正值青春年少时，我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与北京不期而遇，亲密接触。

人生路漫漫，有多少相见就有多少别离。最终，我们都会和最美的地方、和最亲的人挥手再见，但是，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们曾经最美好的相遇，它必将留在记忆深处，成为永久的内存，让人无法忘怀。

在退休的背景下，回顾过去，心中有怅然，也有感怀。回眸往昔，人生犹如季节一样，层次分明。

沉迷在一些往事中，只不过是在维持着精神的寄托而已。时光不会倒流，人也回不到过去。

越来越喜欢“我与我周旋”，喜欢独自出游，喜欢抖音和快手，喜欢一朵花、一株草，喜欢把眼前的风景拍下来，喜欢站在高山之巅看日落、看晚霞。

在人生的晚秋里漫步，只觉得时光静谧，天地大美而不言。秋风从远处传来，带来熟悉的味道，会使我想起故土的树木、花香、悬崖、干涸的土地，想起山沟小路边一根营养不良的野荞麦，想起山坡上柠条开出细细碎碎的小黄花，这些事物充斥着我的记忆，让我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人的影子，甚至是他们身上磨烂的旧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