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彦 女，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2007~2022年兼任孔子学院院长，现为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1937，延安对话》《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其中译作《1937，延安对话》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致敬作品。
樱桃林10号的遗产
文/李彦（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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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与姐妹俩争辩。脑中浮现的，是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端庄优雅的面容。
伊莎白与文幼章一样，也出生在四川，同样来自加拿大传教士之家，也同样有个地道的中文名字，饶素梅。两家人的后代也有诸多交往。
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高龄伊莎白“友谊勋章”。2023年夏天，她以一百零八岁高龄在北京安然离世，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仰。
伊莎白在青年时代，与文忠志教授一样，也曾撰写过一部主题类似的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但她在书中详细记录的，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在河北武安县农村亲自参加土改运动和整风的全过程。在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热情吸引下，伊莎白这位英国共产党员决定留下来，把毕生奉献给了中国。
2023年金秋十月，我应邀回国，参加在山东举办的“尼山国际文明交流论坛”。在京停留期间，曾与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Michael Crook）会面，大家相谈甚欢。
他不但完全赞同我对《圣经》中“铢必离”这一概念的阐释，认为可以用来解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矛盾纠葛根源，也与我讨论了应该如何翻译“传教士”这个词语。
柯马凯觉得，当初把missionary翻译成“传教士”，就为之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有误导读者之嫌。
对此，我深有同感。一个词语如何翻译，往往因文化和种族的差异，而产生不应有的误解和影响。
譬如多年前，我与系里的日本同事聊起抗日战争时，想说“汉奸”这个词，但却感到，英文里没有一个准确的字眼，能表达出汉语中所深藏的轻蔑。日本同事见我犹豫，便好奇地探问：“你是否想说‘与日本人合作者’呢？”我先是摇头否认，但紧接着便意识到了，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解读。
回到对“传教士”的翻译上来，这个词的英文本意，原指某个有宗教背景的团体，集资派遣医生、工程师、教师等年轻人到异国他乡去，或为传播自己的信仰，或为当地人民提供服务，譬如在教育、扶贫、医疗保健、经济发展等方面。他们的工资，都远远低于本国人在这个行业里的收入。
举文幼章为例，他虽然是在中国出生的基督徒，拥有牧师身份，但他却长期在成都的华西大学担任伦理学和英语教授，而且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为国共两党工作过的举足轻重的社会活动家。
再举我曾撰文介绍过的甲骨文专家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为例。他原本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系。假如留在加拿大工作，年薪会是他去海外当传教士的六倍之多。但1910年时，明义士自告奋勇，当了一名传教士，抵达河南安阳后，不仅用自己的学识专长为当地人凿井造房，在饥馑年间协助慈善机构赈灾，还鬼使神差地成为最早研究殷墟甲骨的学者之一，并最终转身，成长为一名杰出的考古学家，去齐鲁大学担任教授了。
八十年代我来加拿大留学，在温莎大学举办的皇家学术研讨会上，偶然与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同桌就餐，曾为他那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备感惊愕，因而结识了这位第三任加拿大驻华大使。
我笔下介绍过的，还有更多加拿大人，如出生成长在豫北的传教士家庭、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国际红十字会”华中华北地区主任的加拿大医生罗布特·麦克卢尔（Dr. Robert McClure），与白求恩并肩去五台山为八路军救治伤员的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Dr. Richard Brown），他们均为在中国乡村服务了几十年之久的外科医生，头上却都顶着“传教士”这顶敏感的帽子。
我也撰文介绍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友人，如秘密访问过中共领袖、撰写了《1937，延安对话》的美国传教士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朝陕北派遣过外国医疗队的英国驻香港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 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医院运输药品的新西兰传教士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
因此，公平而言，传教士的工作性质，其实类似于“海外义工”，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国际志愿者”。
文忠志教授离世后，我在英文媒体上看到的讣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父亲死去时，与他活着时一样，始终不渝地坚守着那个深刻信仰，致力于建设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和平世界。”
我问姐妹俩：“你们知道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句话，原本出自《圣经》啊！”
她们面露讶异，随即承认，从小到大，她们几乎从未读过《圣经》，也不去教堂听牧师布道，只是偶尔听说过一些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罢了。
我又追问：“那你们是否知道，《旧约》中‘铢必离’（Jubilee）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呢？”
见她们摇头，我解释道：“那是上帝的旨意，规定每隔五十年就必须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重新分配。相当于每隔五十年就要搞一次土改那样。”
姐妹俩被我的比喻逗乐了。
我也半开玩笑地说：“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会很容易就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像你们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一样。”
美兰点点头，同意我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的祖父母文幼章和文月华都是热爱正义的基督徒。而许多理想信念，都是首先由他们灌输给父亲的，为他奠定了人生基础。”
说着，她带我登上狭窄陡峭的楼梯，来到了父亲的书房，指着门旁墙上贴的一张发黄的白纸，说：“这是教堂里基督徒们所唱的一首赞美诗，《圣城之门》。我父亲很喜欢，很多年了，一直贴在这里。”
听吧，
从那些生命比商品更廉价的男人那里，
从那些为面包苦苦挣扎的妇女那里，
从孩子们饥饿的哭声中，
传来了人类的呼喊，
请求尽快竖起你的墙。
哦，可耻的是，
人们满足于从人类的痛苦中
榨取金钱的贪婪欲望。
在盲目的绝望中，
我们悲愤地呼喊：
“基督白白地死了！”
上帝啊，请赐给我们力量，
去建造这座梦想已久的圣城，
它的法律是博爱，
它的冠冕是为人民服务，
而上帝对全人类的恩典，
是普照万物的阳光。
美兰解释说：“这首赞美诗，清楚地向我父亲表明，大同世界，并非来世的奖赏，而是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平等正义的社会。”（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于《当代》2024 . 07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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