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份，以北坦山为中心，朱存祯（朱小辫），北坦山人，是个牛贩子，封建道会门红枪会的头子。当时他在日寇特务、地主势力的支持下，利用日寇"扫荡"之机，发动了红枪会事变。红枪会的性质是反共、反八路军的，发起事变蔓延到二区、八区、七区和三区的大部分地方。他们所到之处，我党组织、基层政权、群众团体受到严重破坏，地方干部有的被抓去枪杀（当时被枪杀的有一个姓曹的同志，是翟庄前桥人）。凡是蔓延到的地方，年龄在15岁以上的男青年都得参加红枪会，喝符念咒，各村都站岗放哨，发现八路军和我党政工作人员就吹号、敲钟、敲锣、四处各村红枪会均向发生地点围拢抓捕我工作人员，捉住就杀，当时确实搞得杀气腾腾、乌烟瘴气。

当时我县大队联合各区武装曾想用武力消灭红枪会，但由于红枪会有日、伪军配合，加上他们多数是被欺骗的群众不好当真打、结果我们还吃些亏，发生红枪会事变的地区，也是我大峰山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所以当时县大队、县委、县政府等各部门不得不暂时转移到黄河西地区去活动。

为什么会发生红会事变呢？日伪、汉奸、地主、反动派反对我们并不奇怪。为什么形成一个群众性的问题，这与我们当时工作中执行政策上犯有某些错误有关系。如当时我们的阶级政策是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在1940年春却发动了一次借粮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共同抗日"。但在借粮时，不是借粮，而是发展到平均分粮，有借无还，不仅借了地、富的粮食，也借了富裕中农、中农的粮食、所谓借、实则是平分，不借就要斗争，有的就戴高帽子游街示众，这样就超出了我们当时的政策，伤害了中农，脱离了群众。

在节约抗日救国的口号下，大搞反迷信、拆庙、拉神像、禁止吸烟、折烟袋，搞得太过火了，群众迷信活动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拆庙，拉神，一部分群众看不惯；又禁卖迷信用品，有些小商贩靠贩卖迷信品（火纸、黄表、香等）赚钱维持生活的、也被我自卫队、青年团、儿童团把集市包围起来，发现以上迷信用品就全部没收，抬到集市头以火焚之，因而伤害了小商贩的利益，影响了部分群众；发动群众节约、禁烟、就禁止种烟，拔烟苗、撅烟袋杆，结果出现了孙子撕爷爷的烟袋，儿子撅他父亲的烟袋杆。当时还作为经验介绍，称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把群众直正发动起来。但这样，就伤害了烟农和吸烟的群众，也失去了社会上的同情。

当时反资敌政策也有问题。为了封锁城市，粮、油、肉、菜等农副产品不准运往城市，因而敌人也不准工业品下乡，如文具、火柴、食盐、纸张、医药等，搞得我们没有纸用，没有盐吃，给自己造成很大困难。另外当查到这些东西后就没收，贩卖这些东西的并非资本家，而是些做小本生意的商版，一旦被没收就有可能倾家荡产，这些做法是很不妥当的。

另外，在锄奸政策上也有问题。凡从敌占区和城市来根据地的人都要受怀疑，有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捆绑、扣押，甚至枪杀、活埋，当时确实也错抓、错杀了一些人。

为什么会产生以上错误呢？主要是没有经验。当时县、区一些领导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很多人革命热情很高，也很容易产生极"左"思潮，革命理论知识知道得很少。同时在我们革命阵营内，由于发展很快，难免鱼龙混杂，混进了不少坏人，这些人破坏党的政策，捆绑、杀人，甚至敲诈勒索，如利用反资敌查获的东西趁机发财等。以后严明了政策、纪律，他们感到无利可图了，有的就叛变投敌。如投降日本当汉奸队长的阎希圣（宓村铺人）、王三楼（荆庄人），都曾当过我们游击队长，以后叛变投敌当了汉奸特务。

由于红会事变的爆发，敌人相继在一些地区安了据点。1940年冬在广里、归德等地安了据点，环境日益恶化，加之我军力量薄弱，县委领导机关被迫暂时转到黄河西去了，农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党组织的情况是：少数党员仍坚持斗争，只是在红枪会事变和敌人"扫荡"之际暂时隐蔽；有少数党员叛变投敌，如八区区委书记王锐锋（王凤阁，南宋庄人）、区自卫队长袁世忠（米庄人）叛变投敌，农村党员也有向敌人自首悔过的；一部分人由于同党失掉了联系就逃跑到敌占区自动脱党。躲藏起来；有的投亲靠友，有的跑到东北下煤矿当苦工去了，相当一部分党员就不起作用了。

我县大队和党政机关转移到河西，河西的地主反动势力在日寇支持下也蠢蠢欲动，在河西赵官镇一带设坛组织红会，红会头子是赵传晋，也妄图暴乱，我们县委接受了黄河东的经验教训，来了个先发制人。于1940年9月的一个夜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一夜之间来了个突然袭击，把赵传晋击毙了，抓起了几十人（有地主反动分子、红会头子），其余大部分经过教育释放。详情见48章《长清县委领导与河西红枪会的斗争》。1940年末，我军主力陈士渠支队来到泰肥地区和平阿山区活动，拔除了十几个敌据点，并解决了肥城陆房一带的"黄会"（和红会性质一样）。该支队驻河西李陵，周庄一带。11月应抗日民主县长张耀楠的请求，陈士渠计划该部一个旅及军分区一个团和县大队于12月29日晚进军坦山，给红枪会沉重打击。李志超当时是一路部队的向导。在即将全面展开行动之际，部队接到中央电报，命令陈士渠支队迅速南下（因皖南事变发生），该部撤销了打红会的计划。1941年2月，泰西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率部队在肥城、长清两个县大队配合下，将红枪会总团部包围住，激战两个小时，将其击毁，朱存祯（朱小辫）趁机逃跑了。

此后我党就从各方面做政治工作，分化瓦解、孤立少数红会头子，打击坏中之坏。首先揭穿红枪会的实质是日寇的工具，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同时也向群众公开承认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予以纠正。同时重申我党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正当利益，明确公布不随便抓人、杀人，杀人权收到地委，捕人权收到县委。我们的政策、做法改变后，群众很拥护，说"还是共产党好"。再就是打击坏中之坏。八区范辉同志带领短枪组到敌人老巢里抓出坏头子张鹤泉，以后又枪毙了宋光（马岭一带的）、陈洪藻（孝里铺一带的），打击了坏中之坏，分化瓦解了敌人，争取了群众。

当时袁道口地主袁士干也想乘红会之机搞破坏活动，在一个晚上，我区队包围了他家，打算枪杀他，结果他跑了。枪毙了张鹤泉后，袁就给我们捎信说："只要让我回家，绝不干坏事，共产党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绝不食言。"我们答应他回来当付刘镇的红会团长，但必须掩护我们的工作。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开展工作就比较顺利了。以后我们有计划地派人打入红会领导层，将基层红会基本上都争取过来了。红会为我们站岗放哨，方便了我们的工作。经过半年的工作，形势大为好转，朱小辫手下只剩了一百多人的汉奸小头目，日军也不重视他了。到1941年，朱小辫就被我们地方部队在马山打死了，从此彻底平息了红会事变。

从1938年至1940年夏，我县党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达到一万多人。有的村庄党员数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当时入党成了时髦的事，发展党组织时我们有些地方也犯有"拉夫主义"错误，这样就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红枪会事变形势一恶化，给党组织一个严峻考验。个别党员投敌，多数不起作用，只有少数还仍然坚持斗争。因此，平息红枪会事变后，恢复组织成了突出的问题当时的做法就是：先把坚持工作的党员恢复起来；对暂时逃到外地的，只要是通过联系又主动回来工作的也恢复其党籍；对那些不起作用的采取了除名的办法，不公开除名也不找他们联系就散了；对地富子女原是党员的，没有特殊表现也不予恢复；对于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吸收为新党员。经过恢复整顿后，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但战斗力大大提高了。袁道口全村总人口不足500人，党员曾达到40多人，经过整顿，党员不超过10人，其他村庄也大致如此。各支部战斗力大大加强，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经过一年的努力，逐步解决了红枪会问题，各级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又重新建立起来，民兵、游击队活跃起来，县、区武装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