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澄秋（1907～1968），原名张星河。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张夏纸坊村人。高小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七七”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张澄秋的父亲张树春，老实守家，母亲王氏，是个破落秀才的女儿，懂一些旧的道德、旧的礼仪，思想比较开明，她是这个家中的核心，经常教育子女：“为人要正直，为官要清明廉节”，“刮地皮的会丧失道德，放高利贷会绝后”等等道理。张澄秋有姐妹三人，兄弟三人，大哥张星贵(字秋轩)，二哥张星寿(字耀南)。张耀南，青年时代就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和革新精神，是山东省长清县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弟弟张澄秋思想影响极大，两个人感情也极深。
1919年夏天，他高小毕业后，由于连年战乱，家庭生活渐渐括据，父亲要他在家学些技艺以安身立命，而他们兄弟二人则决心投身社会，以寻求救国之道。最后得到母亲的支持，两人同时考入了济南一所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一一济美中学。入学不到三个月，由于校方不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他们被校方开除。此后，张耀南考入省立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张澄秋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回家劳动，并且办了一所半日制义务教育学校，主要对象是一些读不起书的贫穷孩子，不收学费，冬季晚上上课，夏季中午上课，张澄秋自己担任义务教员。
1924年冬，哥哥张耀南为了实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毅然放弃了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离开曲阜师范学校，回到家乡。决心以自己的家乡为基地，从兴办农民教育着手，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社，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张澄秋正处在苦闷之中，急于寻求新的出路。哥哥张耀南的到来，给他很大的鼓舞。
1928年，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来到长清，他们弟兄二人听着宣传的是三民主义，内心里又升起了希望，以为这一下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一时间非常高兴，当时听说山东军阀任命的长清县县长逃跑了，又派原来的警察局长边兰方代理县长时，兄弟二人义愤填膺。于是，便以“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花果税”为号召，鼓动家乡数千农民冲进县城，在国民党的支持下，枪毙了代县长边兰方，然而，国民党却窃取了群众斗争的果实，乘机上台，建立了县党部、县政府，张耀南也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但是，没多久，他就看清了这批假“三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张耀南非常生气感到愧对父老乡亲的信任，置一个月40块大洋的高薪于不顾，甩袖而去，回家和弟弟张澄秋一起参加田间劳动。当年秋天，为生计所迫，张耀南到长清县立第一小学当了一名教员。张澄秋艰难的挑起了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在仅有的几亩地上种菜，收获后，又亲自挑着沿街去叫卖，他以亲自参加劳动，自谋生计为荣，对那些讥笑者嗤之以鼻，站稳了脚跟，挺直了胸膛，坚强的走着自己的路。同时，也使他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性格锻炼得更加坚强。
1930年，张澄秋被聘请为本村的小学教师，由于他性格耿直，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扎根在贫困纯朴的山区村民中间，威信越来越高，深得群众的拥护和信赖。1928-1937年这段时间里，他虽然在家庭生活中遇到极大的困难，在社会上碰了很多钉子，但是，他始终我行我素，没有堕入旧社会的旋涡中，保持了学生时代的纯洁性，在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析点，而历史也把张澄秋推上了抗日救国的第一线。当时国民党大批的军队沿着津浦铁路线败退，日寇长驱直入，人民群众人心惶惶，当亡国奴的危险迫在眼前。二哥张耀南等一些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以长清的大峰山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武装游击斗争。而此时的张澄秋也是热血沸腾，但因身患腰肌劳损，疼得直不起腰来，未能前去参加战斗，就在家中一边治病一边以救国保家为号召，把家乡黄家峪各村庄原来的红枪会联合起来，建立了联庄会，执行站岗放哨，抗日保卫家乡。
1938年2月1日，津浦铁路张夏火车站的六个日军窜到张澄秋家乡黄家峪邵庄抢粮、抢牛、污辱妇女，张澄秋带领联庄会员手持大刀、红缨枪、木棍奋起抵抗，杀死日军五个，逃脱一个。第二天日军疯狂报复，烧毁了黄家峪等七个村庄，杀害群众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黄家峪惨案。4月7日有一个日军带两个汉奸穿着便衣，伪称是“八路军游击队”，直接闯入黄家峪刺探抗日活动，在讲话时漏出了日本话，被张澄秋识破，几个村民一拥而上，将敌人击毙，缴获手枪一支，然后将尸体泼上煤油烧毁，在与敌人博斗时，日本兵拉响了手榴弹，這成两个村民受伤，张澄秋出钱将他们送到济南把伤治好。10月，张澄秋腰疼稍好一些，便及时去大峰山参加了抗日十支队，当时被分配干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清县十区下巴镇任抗日运动指导员。
1939年春天，张澄秋被调任八区人民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政策，组织抗日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年2月，经石中白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县委调张澄秋到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四科科长。当时，长清县的大汉奸朱存祯（朱小辫）在日军的支持下，利用少数人的封建迷信和当时工作的失误制造谣言、蛊惑群众，煽动制造了“红枪会暴乱”。
长清县抗日工作一度陷入动和非常困难的境地，六区也受“红枪会暴乱”的影响，区与县一度失去了联系，农村抗日活动失去了领导，群众抗日情绪一度消沉，反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人过往津浦铁路的地下交通线，也受到严重威胁。在1940年8月张澄秋受命回到六区担任区长后，他充分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在区党委集体领导下，忘我工作。首先，恢复建立了抗日民主区政府，带领六区家乡群众开展抗日对敌斗争。
他积极扩大抗日民主政府的影响，到处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争取抗日民主人士，改造伪乡村政权，分化瓦解日伪军，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亲日派。他亲自召开伪村长、伪保长座谈会，反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为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如对少数第一次没有到会的伪村长、伪保长，派人去把他们叫来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和警告。对继续与抗日政府作对的，就抓起来交县公安局管制教育，直到有立功赎罪表现才释放。
建立和发展“两面政权”，主要是通过在进步的伪乡镇和保长人员中发展地下党员建立统战关系，委派地下党员利用合法选举等形式，担任乡镇长和保甲长，用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将基层伪政权掌握在抗日区政府手中，使其成为有利于我党组织的“两面政权”，对开展日伪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
如张夏的日伪自卫团长崔x荣，青杨的维持会长隗x亭等，经过教育释放后效果很好，积极为抗日做事。在改造日伪政权、瓦解日伪军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隗x亭工作积极，后来还入了党，为革命牺牲了。与此同时张澄秋他还注意了争取当地有影响的“三番子”头目，参加抗日，争取他们对抗日支持。如万德的杨x仙，外号叫杨大褂子，是“三番子”的一个头目，他和地方的流氓地痞关系密切。在铁路沿线上的伪军、伪警察中有很多关系，有不少人是他的得意门生。他的枪法也很好，指到哪里，能够打到哪里，他敢作敢为，讲义气、好交朋友。
张澄秋区长掌握了他的这些特点之后，就有针对性争取他，以交朋友的方式，对他进行民族气节教育，而他对张澄秋区长的为人也很佩服，认为和他交朋友是看得起他。一再表示，绝不做有损祖宗，留下千古骂名的事，不出卖良心，愿为抗日救国出力，决不当汉奸。从此，他多次为我们抗日政府买军火和药品，为掩护我抗日工作人员，出了不少力。他家住在离日伪据点比较近的地方，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住在他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
（二）
为了保护群众和打击敌人，张澄秋同志提出建立区队武装。在县委、县大队的支持下，集中组织了30多名青壮年抗日积极分子，请了纸房村子过去曾当过兵的李春景任区队的副队长。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对日伪武装斗争。
为打击日伪军嚣张气焰，一天晚上，区队决定袭扰土门和靳庄之间的敌人炮楼，张澄秋带领区队兵分两路向敌炮楼上打了一阵枪后，就向敌喊话，要他们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必胜……。
全区100多个村庄，大部分能公开交公粮，靠近日伪据点的村庄，也能以粮折款送交到区抗日民主政府。通过上述这些工作，稳定了六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增强了各级干部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使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信心更加坚定，为以后的抗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护群众和打击敌人，张澄秋同志提出建立区队武装。在辖区积极发动开展抗日活动，集中30多名青壮年抗日积极分子，由纸坊村过去曾当过兵的李春景任区队副队长，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区委还抓紧整顿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使党的基层党支部更加纯洁，党的活动更加活跃，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大大增强，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全区120多个村庄，大部分能公开交公粮，靠近日伪据点的村庄，也能以粮折款送交到抗日民主政府，通过上述这些工作，稳定了六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增强了各级干部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人民群众的斗志更加旺盛，为以后的抗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初，张澄秋调任峰山县抗日民主县长，一直到1948年11月，历时六年，此阶段是峰山县抗日最困难的时期，由于长清县北靠山东省会济南，南接泰安，西接黄河，东挟津浦铁路，是山东省会济南的门户，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寇在长清县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当时在县境内日伪军就达3000多人，多的时候就有5000多日伪军，安设的日伪据点有56个，敌人在农村推行“保甲制”，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实行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步步“蚕食”，推行“三光”政策等等，企图一举铲除大峰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加之连续两年大旱灾、大蝗灾，粮食无收成，许多群众外出逃荒，有的甚至饿死，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共峰山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抗日军民坚持敌进我退，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顽强对敌斗争，经过水泉峪、郭家峪等地的几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疯狂气焰，保存了我大峰山县的抗日有生力量，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9月间，执行中央决定，为了更有效的打击敌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同时进行了精兵减政，精减机关，充实基层作战连队。县大队改成小分队活动，由县委、县政府领导分头带领，县长张澄秋同志分工带领县大队的两个连队，活动在七、三区一带，由于小分队人员精干、机动灵活，可以深入敌占区去锄奸反特，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改造日伪乡、镇、村政权，配合我区、乡镇、村干部开展抗日活动，很快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做到了有敌人无敌区，全县绝大部分村庄部队都可以进驻。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组织干部群众大力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1942年7月，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指示，峰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县长张澄秋任主任委员，他一面发动群众救灾，一面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当时，灾情严重的地方，又遇上日伪军到处抢粮，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仅据五眼井一个村子的统计，全村全家外出逃荒的达73户，占总户数的31%，饿死350多人，占总人口的28%。而马岭镇就饿死了1000多人，许多村庄外的野菜、树叶、树皮都被灾民吃光了，人们全身浮肿，人死了也没有力气往外抬，真是目不忍睹。即便如此严重的灾情，但广大人民群众深信有共产党领导，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抗日必胜。
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党政军民上下一条心，种瓜、种菜共度灾荒年景。张澄秋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每到一地都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他在七区柳抗村，一面指挥部队对肥城来的日伪军进行抗击，一面组织党政军干部帮助群众锄地；在万德西峪时，组织干部战士换上便装(因为离敌人据点较近，怕暴露目标）和群众一起到地里消灭蝗虫。那时县委县政府决定：一是党政军人员的口粮每人每天1斤2两减为13两（老称16两为1斤），后来减到10两，节粮救民；二是组织人员到黄河西去购粮，向最困难的灾民发放救济；三是利用上级发放的救灾款，组织群众纺纱织布，换钱购粮自救；四是春耕时节，组织军民把外出逃荒户弃种的土地，全部耕种上，以望秋收。张澄秋同志号召干部带头在房东家派饭吃，同群众一起吃树皮、树叶、玉米芯等。当群众看见张澄秋同志骨瘦如柴时，流出了眼泪，干部战士、群众私下说：真是人民的好县长。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到1943年底，形势开始好转，我党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开展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土地回赎等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在军事上,1944年初，发动春季攻势，紧接着又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大峰山境内的四台寺、北黄崖、张庄据点的日伪军，有的被歼灭，有的被迫逃跑。我党在反“扫荡”中不断取得胜利。1945年，随着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全面好转，峰山县抗日军民斗志昂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抗日根据地峰山县组织了党政军民对日寇的最后一次决战，全面展开了大反攻。8月，峰山抗日县大队攻克了长清城，至此，全县解放，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张澄秋兄弟三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除了年龄最小的外，共十人，全都参加了抗日革命活动，其中一人光荣牺牲，他们还把家中的房屋土地全部给了公家。1946年5月，峰山县又恢复了原来的长清县名，仍由张澄秋任长清县长。日本鬼子投降后，广大人民群众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国民党反动派又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全面进攻，原来驻长清的大汉奸冯二皮、马再山逃到济南，摇身一变，就成了国民党的保安部队，并于1945年10月抢占了长清县城，连续大举进攻和扫荡，还组织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残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共长清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干部和群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一方面教育干部群众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针锋相对的开展对敌斗争，打击敌人；一方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当时群众人心振奋，斗志昂扬，纷纷参军参战，保卫胜利的果实，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6年6月27日，冀鲁豫行政公署发出民干字第29号通报，长清县县长张澄秋受到通报表扬。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山东。为了确保山东省会济南和津浦铁路的交通，国民党出重兵，由十二军和七十三军的十五旅及吴化文部队进驻长清县境内，进行扫荡和清剿。面对严重的斗争形势，县委和县政府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组织了两千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家属及老弱残疾党员转移到黄河西，同时把县的独立团和各区中队，党政机关干部积极分子组织武装起来，编成精干的小分队，有集中有分散的打击敌人，同敌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和地道战。1947年5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0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48年粉碎了敌人45天的坐剿和扫荡。随着山东战场的节节胜利，长清县对敌斗争形势逐渐好转，在严酷的日子里，长清县的党政军民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再次在长清对敌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张澄秋同志1948年奉调南下浙江，任嘉兴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州市委书记，嘉兴专署副专员、专员，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人委副秘书长。1968年7月14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