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南方诗歌奖入围作品展示：胡亮《新诗考古学》节选精华热点

2024-08-18 12:19:38 2129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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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考古学》(阳光出版社，2023年1月）

新诗去从论^①

——在遂宁国际诗歌周高峰论坛上的即兴发言

在这里，我想首先谈到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这些大人物，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我不准备谈及他们在思想史意义上的革命性贡献；恰好相反，是要谈及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消极后果以便引出本文的主要观点。有道路，就有阴影，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那么，新文化运动都有哪些消极后果呢？我认为，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文化极端主义，一个是语言极端主义。文化极端主义，就是说，文化必称西方。语言极端主义，就是说，语言必称白话。这两个向度上的极端主义，到了今天，仍然是很多诗人的金科玉律，给中国文化和语言带来了难以估量和消除的规定性影响。

为什么要谈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与新诗，曾经建立起深刻的关联，度过了令人称奇的蜜月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诗承担了新文化运动在立场、工具、策略和前锋等方面的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使命。新诗，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和响箭。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消极后果给新诗造成了哪些伤害呢？我认为，也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西方中心主义，一个是白话原教旨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说，新诗以西方为绝对资源。白话原教旨主义，就是说，新诗以白话为绝对工具。这样，不知不觉间，新诗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被视为通衢的不归路，这是一条零传统自觉的不归路。

先说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可以从新诗的两个方面，写作和批评，来展开更加深入的谈论。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诗乃是新诗的“输出者”（Transmitter），或者说是新诗的“美学上游”（这是笔者杜撰的术语）。换一种表述方式，可以这样说，胡适以来很多诗人，他们的身后都站着一位碧眼高鼻的西方父亲。比如，胡适（他被称为新诗鼻祖）的身后，站着庞德(Ezra Pound)和蒂丝黛尔（Sara Teasdale）；郭沫若的身后，站着惠特曼（Walt Whitman）；冰心的身后，站着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徐志摩的背后，站着哈代（Thomas Hardy）。这是新诗发轫期的情况，到了今天，情况又怎么样呢？可以说，愈演愈烈。比如，西川的身后，站着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陈东东的身后，站着埃利蒂斯（Elitis，Odysseus）。难道，在这些中国诗人与他们的西方父亲之间，可以展开“平行研究”而不是“影响研究”吗？我们也许可以在韩东与拉金（Philip Larkin）之间展开平行研究（韩东当初并未读过拉金作品），却只能在王家新与帕斯捷尔纳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之间展开影响研究（王家新曾经直接化用帕斯捷尔纳克原句）。而从批评的角度来看，在很大范围里，新诗研究已经沦为西方诗的影响研究，或者说沦为西方诗学的应用研究。我曾经谈到过：你以为他们在讨论翟永明吗，非也，他们借助翟永明，其实讨论了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呢，甚而至于，还讨论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呢。这明明是一种悲哀，却被视为一种时尚。

再说白话原教旨主义。新诗的写作与批评，所使用的语言，先是白话，后来就是所谓的口语或现代汉语。我曾经讲过，白话，口语，现代汉语，从诗的角度讲，都只能算是汉语或古汉语的废墟。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种语言乃是汉语拉丁化——也是逻辑化和工具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大范围里，已然彻底丢弃了古汉语的传神的精妙感。原本最适合写抒情诗的汉语，已经沦为最适合写杂文、长篇小说、政论、报告文学或说明文的汉语。所以说，抒情的汉语，已经骤变为叙事或析理的汉语，这样的汉语反而更加有助于迎迓前面曾有提及的西方父亲。从这个角度讲，白话原教旨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原本就是一枚镍币的两个面。

就是这样，新诗的写作与批评，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蓝色时代（西方中心主义时代）。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大陆，在台湾，这个蓝色时代也曾分别被黄色时代（民族主义时代或民族虚无主义时代）暂时打断。让人心动而又头疼的是，新诗每当处于蓝色时代，就会焕发异彩；而当归于黄色时代，就会渐失生机。我们已经绝望地发现，只能通过西方或西方想象，才能辨明自己的来路和面孔。所以，一部新诗史，无论是写作史，还是批评史，就是一部西方诗或西方诗学的接受史（history of reception）。接受史呢，就是单行道，而不是双行道。在这条单行道上，新诗如同被反复抽动的陀螺。旋转，迷醉，失落，身份焦虑，四者都已经不可避免。只有少数的诗人和学者，于蓝色与黄色时代以外，开始渴慕并试图参与建设一个古今中外相会通的绿色时代（这也是笔者杜撰的术语）。

这样的自觉似乎始于《学衡》。1922年，《学衡》创刊，主编是吴宓，作者有王国维、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吴芳吉、陈寅恪、汤用彤等。他们奉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②这批学者，后来被称为学衡派，热切批判新文化运动，长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逆流。简单地说，吴宓是改良派，胡适是革命派。吴宓的老师，乃是美国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胡适的老师，则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白璧德和杜威的对垒，亦即新人文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垒，被吴宓和胡适一点儿不走样地照搬到了中国。但是，到了今天，却必须往细了去分析。胡适和鲁迅的文化极端主义，乃至语言极端主义，缘于“大破才能大立”的革命潜意识，原本只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一种实用主义，暗藏着文学或文化以外的很多考量（比如思想解放层面的考量）。他们虽然力倡“融化新知”，实际上呢，却并未或忘“昌明国粹”。胡适的先秦名学、中古思想史、禅宗、明清小说和《水经注》研究，鲁迅的古小说、会稽郡故书、嵇康、汉文学和唐宋传奇研究（他的很多论著都以文言写成），都可以反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与学衡派并非你死我活。到了今天，不妨这样讲，虽然这样讲来有些惊世骇俗：在骨子里，胡适和鲁迅也还都是学衡派！既然如此，或许呢，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转机，一个为学衡派正名的转机：与其说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逆流，不如说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修正主义者。但凡修正主义者，太周详，太严密，太老实，太文弱，本想兼顾各方，从来都是各方不讨好。所以，新诗作者都不理睬学衡派，谁也没有耐心去思考胡先骕念兹在兹的大问题：“白话诗所以仅为白话而非诗”^③。还是让我们回到新诗发轫期，看看吧，学衡派的书生，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家，两不顾，各有各的态度和行动。二十秋以后，到了1942年，钱锺书写就《谈艺录》，才以东西南北论，呼应了学衡派的国故新知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④

从吴宓，到钱锺书，徒有一双火眼；但是诗人们呢，自胡适以降，只剩一颗孤胆，——他们迅速疏离了古典诗，违弃了古典诗学。只有少数中的少数，比如废名，半个卞之琳，小半个辛笛，周梦蝶，某个阶段的余光中和洛夫，小半个张枣，势头正健的陈先发，在西游的余暇，挽留过或正在挽留着传统的余晖。正是这样的挽留，让我们对新诗——还有汉语——的前景意存缱绻。

至于新诗批评，与写作相比，更是让人断肠天涯。从吴宓，到钱锺书，他们更乐意谈论西洋诗或古典诗，只有在批判的时候才稍微提及白话诗。如今，新诗已经脱离白话诗阶段，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但是批评者与研究者又早已失去了吴宓或钱锺书式的立场和视野。这种阴差阳错，让新诗批评与研究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我们或许尚可期待，西洋诗，古典诗，毫无偏见地成全正在发生的当代诗；却仍然难以指望，西洋诗学，古典诗学，毫无偏见地成全正在发生的当代诗学（江弱水教授则是罕见的例外）。新诗批评不但与古典诗学相扞格，甚至与现场、田野和处境相阻隔，从而成为某种学术体制内的案头工作，并反过来强化了从美国和欧洲舶来的已经毫无生机可言的论文规范，——这样的论文规范才合乎职称评定的要求；我们很难想象，钟嵘带着《诗品》，或是司空图带着《二十四诗品》，能够在任何大学里面谋得教授的席位。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文化和教育中的一个怪现状。

那么，新诗批评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笔者认为，新诗批评，乃至一切文学和艺术批评，都应该是问题意识和文体意识的比翼。这里所说的文体，乃是批评而非批评对象的文体；而批评对象的文体，仍然属于这里所说的问题，——要讲完这个绕口令，笔者才有机会得出下面的结论：很少能有批评家能够胜任问题意识和文体意识的比翼，为了掩盖这个窘况，他们倾向于将问题意识前置于文体意识。文体都是小道，问题才是大道，文体应该让路于问题。这些令人遗憾的观点，几乎已经逐渐成为新诗批评的共识。共识能强化优势，也会固定短板，对于文学来说，共识有时候就是囹圄。我们已经置身于这样的囹圄，所以，笔者曾经发出过这样的自嘲与他嘲，“批评家挑剔着某个诗人——或某个诗文本——的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由此写出的批评文本，在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方面却乏善可陈。他们用青铜阐释着白银，用白银阐释着黄金。这青铜，这白银，居然一点儿也不脸红。已经输了几十年，批评家呢，依然顾盼自雄。诗人不再指望批评家，就如同，黄金不再指望白银而白银不再指望青铜。”^⑤由此也可以晓得，文体，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最大的问题）。

为了强化新诗批评的文体学自觉，笔者试图在两个方面有所欲为：一个是感性批评，一个是词条式批评。

先说感性批评。西方诗学告诉我们，写作需要更多的感性，批评则需要更多的理性，只有理性才能胜任对感性的评鉴。故而西方诗学，条分缕析，每与语言学、逻辑学甚或病理学相混。随着西方的躬省，以及东方主义的盛行，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诗学忽而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感性转向。杨小滨先生特别关注这个现象，他择取自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降的十二位西方理论家，包括巴特（Roland Barthes）、德勒兹（Gilles Deleuze）、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名气同样很大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勾勒出一条理性质疑和感性转向的线索^⑥。西方诗学的感性转向，其意义，几乎可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提并论。笔者拈出感性批评这块小招牌，似乎呼应了这个世界性的大潮流。故而柏桦先生一语道破，他说感性批评“应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娱思’（entertain an idea），也应了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文之悦’（Le Piaisir du texte）”^⑦。感性批评并不拒斥理性，恰好相反，甚至需要更加曲折的理性，并将呈现出两者的难分难解。甚而至于，还将呈现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难分难解。新诗批评正须如此，我们所要促成的，是诗与诗的相遇而非诗与手术刀的相遇。这样得来的批评文本，毛茸茸，湿漉漉，充满了官能之美，显示了大快朵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公安袁中道论唐诗语，“览之有色，扣之有声，而嗅之若有香”^⑧，或可直接移用于感性批评。可见感性批评，恰是性感批评。

再说词条式批评。西方诗学的体系化欲望，为现代中国提供了可怕的论文规范。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意识到了这种论文规范对于人性的欺凌和禁锢。要瓦解这种体系化欲望和论文规范，或可重启词条式批评（包括札记式批评或断片式批评）。也许，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此类批评具有人性解放的意义。比如，法国后现代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就认为，“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又如，从罗马尼亚来到法国的“令人心惊胆战的哲学家”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此人^⑨拒绝撰写通常意义上的博士论文——也认为，“所有系统（哲学）都是专断的，而碎片化思想保持自由”^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点当然可以成立；但是呢，还可以从更小的角度来谈论这个话题。比如，词条、札记、断片与新诗，在文本仪式上具有很高的近似度，这似乎恰好反证了在新诗批评中引进和试验词条式批评的优先性。词条式批评固有的含混性，游刃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暴露了——或者说绕开了——批评的有限性，也给新诗批评的“所当行”和“所当止”带来了一种伸缩自如的空间感。我们很难想象，在新诗以外，词条式批评能够转而适用于戏剧或小说。

却说感性批评和词条式批评，在中国，比在西方都拥有更加久远的历史。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恰是古典诗学的传统。西方诗学中的感性转向，以及词条、札记或断片转向，看起来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实际上却与东方主义的盛行存有莫大的干系。因此，我们试图响应的，与其说是西方诗学的转向，不如说是西方诗学的那一点儿东方主义背景。转了几个弯，古典诗学，还是静悄悄地来到我们的面前。古典诗学的思维-语言特征，舍“证”而取“悟”，似“零”而实“整”，可供求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语义效果。禅宗的顿悟，棒喝，文人的诗话，笺注，非熊非罴，非理性，非体系，却都能凭其迷人的召唤式结构，向作者、读者和论者发出欢呼和邀请。最近几年以来，吴子林研究员颇为重视这个问题。他试图在论文规范以外，重启更加活泼而跳脱的述学传统，并命名为“毕达哥拉斯文体”。有意思的是，这个命名虽然来自西方，他所举出的重要例证却是钱锺书。钱锺书再次来到我们的面前，带着锦心而绣口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从《管锥编》回溯，从《谈艺录》回溯，就可以轻易地受洗于吴宓的《空轩诗话》，受洗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乃至受洗于前文曾有提及的《诗品》或《二十四诗品》。从这些线索不难看出，实际上呢，感性批评和词条式批评原本也是一枚镍币（古典诗学）的两个面。当务之急呢，就是要用这枚镍币，去矫正前文曾经提到过的那枚镍币。

笔者将感性批评和词条式批评，用于新诗，写成《屠龙术》和《窥豹录》，窃愿能给新诗批评带来一点儿文体学意义上的涟漪。设若唤来同道，毕竟还是幸事。新文化运动早已旗开得胜，到了今天，设若起胡适和鲁迅于九泉，想必他们也会颔许我们共赴这样的殷切：只有当写作与批评同时辨认着我们的传统，辨认着我们的生命，辨认着我们的处境，只有当两者实现了金镶玉一般的联袂，我们才有可能在废墟之上，再次锻造出神龙也似的汉语。

2019年3月15日

①2019年3月5日，遂宁国际诗歌周高峰论坛，因主持人李少君先生临时点名，我仓促作了关于新诗写作与批评的即兴发言，并在现场向美国诗人戴维·科普（Cope/David Edge）赠送了拙著《虚掩》，——该书收有长文《两个金斯伯格》，而科普恰是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老友。这个即兴发言，在当日上午，次日下午，曾两度得到荷兰诗人埃里克·林德耐尔（Lindner/Erik Jan Rudolf）的响应。根据这个即兴发言，忆写扩充而成本文。

②《<学衡>杂志简章》，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③胡先骕《评<尝试集>》，同上，第311页。

④《序》，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⑤《侥幸的批评家》，胡亮《窥豹录：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⑥参读杨小滨《感性的形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⑦参读《胡亮诗学研讨会纪要》，《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21辑，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

⑧《宋元诗序》，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中，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⑨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断片集》，张新木、陈旻乐、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⑩参读《“一本书是一个伤口”——齐奥朗访谈》，树才译，《世界文学》2017年第1期。

胡亮，生于1975年，四川蓬溪人。诗人，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巴金文学院及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诗集《片羽》，专著《狂欢博物馆》，论集《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窥豹录》《无果》《新诗考古学》；编选有诗文集《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力的前奏》《敬隐渔研究文集》《关于陈子昂：献诗、论文与年谱》；即出版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随笔《西游记，东游记》，诗学笔记《屠龙术》，专著《朝霞列传：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获颁袁可嘉诗歌奖、四川文学奖、建安文学奖、任洪渊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应邀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洛夫国际诗歌节、邛海国际诗歌周、中国诗歌节、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武汉诗歌节及北京大学新诗百年纪念大会。现居蜀中遂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