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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喜林兄
杨舟平
听到喜林兄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城市旅行。我先是惊愕，根本不相信这消息是真的，但又一想，谁会开这种玩笑呢？
我与喜林兄已近一个月未联系了，上前天还在想，他最近怎么没有一丁点消息？以前可是时不时微信、电话聊几句或者见面、一起吃饭谝闲传。尤其从今年春节以后，他老是一脸憔悴，看上去病恹恹的。这样一想，我有些着急了。正在此时，诗人、我的好友芮晓枫打来电话，第一句话便是：“喜林不在了！”我“啊！”了一声，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因为我知道，喜林兄和晓枫先生两人关系一直走的很近。
一股悲情涌上心头，喜林兄是个苦命人！他和我同是西府凤翔人，他老家位于凤翔城东南的李家塬村，自然姓李，我老家位于凤翔城西北，两村相距不足30华里。喜林长我整两岁，我平时在公众场合尊称他“李老师”，私下则称他“老李”“李哥”，认识他至少有20多年了，因为文字结缘、文学结识，是我的同道中人，亦友亦兄。
他赠我的《岁月深情》《映山红》两本书，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柜里。在十多年前，能出两本书的人（其实在当时，他出的书不止两本），那可不容小觑。后来，我从其他文友口中得知，喜林命运多舛，高考落榜后，因为家境贫寒，父母无法再供经他继续复读考大学，作为农村孩子，只剩下当农民一条出路，可他偏偏不向命运低头，他的文学梦打上高中时就萌动了，他要通过文学改变命运。
作为家中老大，挣钱养家自是第一要务。文学能改变命运吗？文学能养家糊口吗？要我说，文学害了喜林，文学也成就了喜林。为了养家，为了他心心念念的文学，为了在文学上混出名堂，早年他闯荡宝鸡，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卖过报纸，睡过火车站广场，干过许多靠文字营生的苦力活。他居无定所，常常是吃了上顿找下顿。再后来，他又到了西安打拼，跑新闻、写新闻，凡能与文字沾上边、又能挣钱的行当他几乎都干过。最后，他终于在《西北信息报》站稳了脚跟。这些经历，喜林兄从未向我谈及，当然我也没主动问过。
近些年，“纸媒”生存越来越艰难，他又回到宝鸡，负责《西北信息报》宝鸡记者站的工作，每年到订报季节，他说压力山大，写稿、编稿，再苦再累，他都不怕，最怕求人，求爷爷告奶奶让人家订报，他一万个不情愿，但为了生活，他只得东奔西跑，风里雨里，到处给人下话，看人眉高眼低，求人家订报、拉赞助、上广告，遭冷遇、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我知道这一情况后，每到一年订报季，没等他开口就主动、尽我所能地帮他订些报纸，虽订数微乎其微，但他依然表现出感激不尽的诚挚样子。
记得2008年国庆节后，宝鸡市作协换届时，我与他同时被选为理事。之后，我们之间的文学交往就更多一些，他白天埋头新闻、报纸工作，晚上则一头扎进文学苦海。他写散文、搞小说、作诗歌，我则利用班外时间一门心思弄散文，他常劝我搞小说，我笑而未答，搞小说需要整块时间，我哪有整块时间。之后，我们常在一起参加市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喜林兄不爱在人多处说话，喜欢静静听、静静看，属于腼腆型。他黑发垂耳，经常一袭浅色西服，虽不太合体，但很具文艺范，也很引人注目。也许同是凤翔人的缘故，几次文学活动，我两同住一室，晚上两人“说文解字”到凌晨，仍觉意犹未尽。
大约2010年左右，我与凤翔作协的魏晓婷女士，喜林和市作协骨干会员一行，共二十余人，在时任市作协主席王景斌先生的带领下去千阳县采风，在参观了望鲁台、湿地公园后，一干人和千阳县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在千阳宾馆举行了座谈会，景斌主席在介绍晓婷女士和我时对大家说：“喜林、晓婷和舟平是凤翔文坛的三驾马车！”我当时深感惭愧，但也沾沾自喜了一阵子。后来，喜林兄果然不负众望，一路高歌。2012年，凭借中篇小说《映山红》，荣膺陕西省最高文学奖项——第三届柳青文学奖；2017年他的中篇小说《火晶柿子》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8年，他的散文《守望》斩获了散文届的最高奖项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迄今已有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面世。
这些文学光芒背后，渗透着喜林先生“青灯黄卷伴月明‘’的艰辛，他常对我说：“文学这行，不下大苦功夫不行，懒惰是大忌。我的作品都是我整夜熬出来的。”是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冯积岐说：“我活着是写作，写作是活者。”喜林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熬夜写作，靠抽烟提振精神，有时竞通宵达旦。白天他还要为报社采写、编辑新闻稿件，常常连轴转。他说他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写稿或写稿的路上，他活像一位执着的苦行僧。夜以继日的疲劳战，再加上家庭经济上原因，为两个儿子的婚事操劳，喜林的身体不断拉响了警报，血糖、血压出现了异常，甚至严重状况，而他对这些慢性病的危害又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只觉身体还能支撑工作，所以，对医生的忠告听之任之，只简单地用药，并未系统地治疗，后又投入熬夜、满负荷的循环工作状态当中。
2021年，他听说我要出版第二本散文集《一城烟雨》，便主动为我的集子写了篇精彩的评论——《温暖而博大的文化情怀》，此文刊登在《陕西日报》副刊上，后来，我索性将他这篇评论作为我的散文集《一城烟雨》的序言。那时，他仍然没有告诉身边朋友他的身体已出现了状况。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发现他很少参加文学活动，偶尔见面，他一幅脸色灰暗、很疲惫的神情，明显的病态。我曾几次对他说：“要注意身体，不要太拼太累了。”等等之类的劝慰话，他每次都微笑着点点头，但从来不提及他的身体状况。记得今年初，有一位文友当着我的面，看见他瘦弱的身体，很关切地问及他的健康情况时，他却笑笑说：“身体好着哩！”大家也放心了，都以为他太累了，不约而同地说：“李老师要注意休息啊！”
真没想到，2024年8月10日，竞成了他的忌日。喜林兄再过4个月才满60岁啊，目前我国人均寿命都78岁，真是太痛心太惋惜了！
由此，我也想到了陕西作家群，早些年的邹志安、路遥英年早逝，对“文学陕军”震动很大，大家不再“路遥式”拼命三郎般写作了。近些年，身边熟悉的陕西作家中，红柯、荒原子、王若冰（甘肃籍）、郭鉴明、王维新等等都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倒在了“故乡的深处”，倒在了挚爱的文学路上，成为文学殉道者。他们如同夸父追日般的奔跑呐喊、永不停歇、奋不顾身、深度透支着生命，以致过劳猝死，莫非应了“狗日的文学”令才子短寿这句话？
但巴金、杨绛、马识途等等这些文学大腕却依然活过了百岁！啊，这又爱又恨的文学！
喜林走了！喜林先生的英年早逝向我们每个文学爱好者敲响了警钟！在“文”言“文”，文学之路很长，很艰难，很魔幻，充满了月黑风高和水深浪紧，走向塔尖者毕竟凤毛麟角，而且还充满了变数！不管多么宏大的目标，尊崇的地位，耀眼的光环，没有了健康一切归零，归零！读者、评论家永远眼高手低，写作者只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即可。人生那么短，要干的事很多，既不能把文学太当回事，也不能把文学不当回事。在社会、大自然面前，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都束手无策，文学力量几何？在哪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我们拒绝承认，一切更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更大的代价而换来。”诚然，成功需要付出代价，而以牺牲健康、甚至生命换来的成功都不值得颂扬。当然人固有一死，生命不由自主，但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还是值得提倡，起码可以提高生命质量，与己与人都是幸事。在爱生命、爱生活这个大前提下爱文学吧！让生命宽度增厚，长度尽量拉长，先做个正常人，再做个文学人！对生命的敬畏，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活着才是王道。
喜林走了，不失为一种解脱。我因在千里之外，无法参加他的葬礼，没有送他最后一程，谨以此文算作对他的祭奠。
从手机微信朋友圈中，我看到了喜林先生高规格的哀荣，宝鸡文学界、宝鸡以外的西安、咸阳、杨凌等地文友，都以不同方式表示着对喜林君的吊唁、哀思之情。当然，从某种程度讲，我认可作家马福林先生这句话：“一个人葬礼的规模，就是对他生前影响力的检阅。”是的，除去刻意操办者，葬礼的规模大小，和隆重程度，就是对这个人一生的“盖棺论定”。人生总有起落，难免一死，唯有精神传承。从这个角度看，喜林君此生——活得值！
2024年8月17日
（杨舟平，陕西凤翔人，高级法官，中国法官文联理事，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省国学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市苏轼研究会监事长、凤翔区作家协会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首届中国丝路散文奖、第三届“六维”宝鸡市作家协会文学奖得主，《雍州文学》编委会主任、《都市文苑》副主编、《今日头条》等数家平台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情关风月》《一城烟雨》《一树花开》等。作品多篇入选省级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成为多省市中考语文试题解读文章。作品多次被《人民文摘》《海外文摘》《中国妇女》《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法制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法院报》《陕西日报》《散文选刊》《美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凤凰网》《腾讯网》《中国作家网》等平面、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共计150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