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南方诗歌奖入围作品展示：亚思明《流散汉语新诗的跨界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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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

第一章 “世界文学”与汉语新诗

第三节关于汉语新诗的“去中国化”误读

鉴于“世界文学”思想体系中所潜藏的同构性与异质性的矛盾，也鉴于白话新诗诞生于对西方诗歌的仿拟和译介之间的事实，“世界诗歌”于国际上空冉冉升起的同时，也令汉语新诗陷入了一种身份尴尬：它可能最多只是一种迟到的、中文版的、西方后现代诗歌的复制品，它缺乏美学创新，缺乏汉语诗意，特别是到了全球化呼声盛嚣尘上的当下，更是屡遭“去中国化”的责难。

不仅仅是北岛，说起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评论界往往会强调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的借鉴，却忽略了诗歌是一种传承的艺术，只要仍用汉字，所有的“基因密码”都在其中，这就是中国新诗与传统诗学的最基本的纵向关联。语言自身有其内在生成逻辑，并不为任何先贤设计师们的意图所左右。白话文至少从形式上继承了文言文的象形方块字，这就给传统文化的潜隐延续预留下了火种。正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后记中所说，“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⑴

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事实是，1970年之前北岛与几个圈中好友都在写离愁赠别的旧体诗，只是由于格律的束缚，表达的东西有限，没有进一步地发展下去，直至被郭路生（食指）诗中的迷茫打动，才萌发了写新诗的念头。^⑵多多也表示，早在1968年，就写过三十几首古诗词；再早一点，还曾看过袁枚的《随园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李白、杜甫的诗。多多说：“我个人非常喜欢辛弃疾的诗词，我喜欢他的豪情。还有姜夔，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意象。这种古典文化，说修养也好，说营养也好，总之都是前期准备。对诗人来说，许多前期准备都是不自觉的，那会儿看这些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写诗。但是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汉语的精髓就在这里。汉语最精妙、最具尊严的部分都在这里。”^⑶杨炼则认为，中文的最大魅力在于字，而非词。虽然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当诗人自觉地思考语言的表达，总是不停地返回字的美感及其独特的表现力。他举例说，七十年代所谓的“朦胧诗人”开始写作的时候，彼此互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删掉那些空洞的政治大词，因为这些词不能被触摸：它们一没有感觉，二没有思想：

多年以后，我把这个动作叫做我们的第一个小小的诗论。它的发生，完全是潜意识的，是语言秘密给诗人提出了要求。在精密搜索诗意感受的时候，一个对语言负责任的诗人不能用连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的词汇。所以朦胧诗恰恰朦胧在离开那种口号式的语言之后，返回到比较朴素的中文——石头、月亮、水、河、花朵、阳光、绳索、刀子、雪等等，而这反倒让习惯口号的读者们看不懂了。如果我们把朦胧诗当作大陆当代诗的一种起点，正在于对古典诗歌和纯净语言的返回，而且返回得还不够！我们的中文性本身，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改变，它要求的是诗人再发现的能力。中文自己其实是最好的启示，古往今来它吸纳了非常多外来内容，但又始终在自己某种特定的规则里面转化。……我的意思是，只要比较在意地观察翻译的过程，一个外来词被中文接受的过程，就不得不回到了字这个根上。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在重建一个个人版本的七绝或七律，但是使当年的诗人们把语言特性发挥至完美程度的东西，仍然是我们的标准^⑷

回顾历史，以北岛的《回答》^⑸（1976）、《宣告》（1975）、《结局或开始》（1975）、《太阳城札记》（1974）；芒克的《天空》（1973）、《秋天》（1973）、《十月的献诗》（1974）；食指的《相信未来》（1968）、《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方含的《谣曲》（1975）；江河的《纪念碑》（1977）；依群的《巴黎公社》（1971）等为代表的新诗潮“崛起”于一个汉语普遍荒芜的年代。古典文言与西方话语的双重受阻曾令现代汉语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语言孤岛，这便违背了新文学运动的初衷——因为1917年以来白话文学的全面确立是一种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版图之内互荣共生的努力。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讲，它是要求写作语言能够容纳某种“当代性”或“现代性”的努力，“进而成为一个在语言功能与西语尤其是英语同构的开放性系统”。其中国特征表现为：“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下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⑹正是如此微妙地维持这三种功能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不是通过任何激进或保守的文学运动，才可证实这个新系统的“活”的开放性，也才能产生有着革新内涵的、具备陌生化效果的生效文本。

因此，“现代性”以及“世界性”的写作本身并不构成对“中文性”或“汉语性”的威胁。相反，古典文本的古井之水唯有汇入世界性的海洋才能进行循环净化，汲取内外宇宙的能量，进而完成现代更新及转型。任何交流渠道的淤塞或阻隔必然导致文化的没落和衰朽。此外，关于现代主义一定是反传统的看法也纯属误解。根据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诠释，我们根本无法逃避传统，文学也唯有顺从历史之风，“因为这些飘零的落叶终将归根——而落叶归根是因为，在沉默地纵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个历史之下，有一个起着统一作用的本质即‘传统’”^⑺。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向前发展流动，它不断地被保存和持有。“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传承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⑻。这也正合乎漂泊海外多年的北岛的发现：“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的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⑼作为一种无影无形的存在，无休无止的进程，传统的形成就像风一样的难以捉摸。你不知风从哪儿来，也不知风向何处去。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写道：“一个人可能成为别人的敌人，到了另一个时候，又成为另一些人的敌人，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即萤火虫，语言，花园，流水，西风的敌人。”同样，一个人不可能成为传统的敌人。

“新生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张枣也曾在其诗作《入夜》中援引过“树”和“叶子”的隐喻。对于流寓海外的汉语诗人来说，传统就是“树”的根，是作为个人的“叶子”应该去寻找的。一如“叶子”要经过脱离才能再找到或回归“树”，个人也只有通过搜寻和对话才能发现传统。换句话说，个人要先反叛传统，通过学习、记忆和现代更新将传统进行内化，自身便成为了传统的携带者：“那棵一直在叶子落成的托盘里/吞服自身的树，活了”^⑽——这便是张枣所理解的传统承接和个人创造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无法界定流水和西风的国籍，溯本求源，传统自身也会裹挟异域气息。我们自己的语族血缘原本就是不纯——承认这一点需要勇气。例如被鲁迅热情称赞为“真国学大师”的王国维早在一九一一年就意识到“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国学丛刊序》），甚至其诗学的中心概念“境界”一词，据考证亦来源于佛经译语。^⑾与此同时，中国古典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美学思维也已成为现代主义汲取的精神资源。“九叶派”诗人郑敏在其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指出：英美“意象派”实为“中国后裔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⑿，这确有一定道理，但“意象派”绝不仅仅只是“中国后裔”。中国诗人也应放眼世界，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以一种“通古今（中外）而观之”的多重视野来对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化转型。因此，弘扬传统切忌文化本质主义的思想桎梏。例如博尔赫斯在论及阿根廷作家与传统的关系时曾说，“我们应该把宇宙看作我们的遗产，任何题材都可以尝试，不能因为我们是阿根廷人而囿于阿根廷特色”^⒀。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文学”与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运营是两回事。区别在于，前者是终将加入传统的“生效”文本，而后者则是操纵着我们的阅读和娱乐方式的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因此，在当代诗歌“崛起”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新诗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集体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的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⒁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诗歌的兴衰更加显得重要。为此，北岛表示：“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⒂这也正是当代汉语诗人的艰巨使命。

注：

⑴韩少功：《后记》，《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58页。

⑵参见查建英、北岛：《八十年代访谈录》，见北岛：《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⑶多多访谈：《我主张“借诗还魂”》，《南方都市报》2005年04月09日。

⑷杨炼：《冥思板块的移动——与叶辉对话》，见杨炼：《唯一的母语——杨炼：诗意的环球对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2年，第202-203页。

⑸此诗初稿作于1973年，参见齐简：《诗的往事》，见刘禾编：《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⑹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见张枣著，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⑺[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9页。

⑻[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9页。

⑼唐晓渡、北岛：《“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诗探索》2003年Z2辑。

⑽张枣：《入夜》，见《张枣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⑾参见宋琳：《主导的循环——〈空白练习曲〉序》，见张枣、宋琳编：《空白练习曲：〈今天〉十年诗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xix页。

⑿参见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03期。

⒀[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王永年等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90页。

⒁参见北岛：《缺席与在场——2009年11月11日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上的获奖致辞》，见北岛：《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⒂北岛：《缺席与在场——2009年11月11日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上的获奖致辞》，见北岛：《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亚思明，女，本名崔春，祖籍湖北武汉，现籍山东青岛。199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工业外贸专业，1997年赴德留学。德国基尔大学（Uni-Kiel）企业经济学专业（BWL）本科及硕士毕业之后，2003年至2009年任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中文部编辑兼撰稿人。201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新诗、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代表性成果包括专著《流散汉语新诗的跨界艺术研究》《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北岛与〈今天〉的文学流变》，翻译张枣德语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曾经荣获山东大学首届人文社科青年成果奖（2020）、第三届J青年诗歌批评奖（2019）、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7）、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5）等诸多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