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昌龄家居蓝田下
辅民兄说王昌龄隐居石门山，我之所以不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王昌龄家居白鹿原，离八里原并不远，又为什么要隐居石门山呢？
关于王昌龄的籍贯，向有江宁、太原、京兆长安之说。江宁为昌龄曾任职之所，此说不足为信。而太原之说不仅有《河岳英灵集》和《唐才子传》为凭，而且王昌龄本人于《洛阳尉刘晏与府掾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中也说过"旧居太行北"的话。
至于京兆长安之说，证据更多了。
《郑县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中有一句"本家蓝田下"，明确指出他们王姓所居之处同蓝田相邻，那么，地处蓝田以下的只有属于今长安区和灞桥区的咸宁县，其北和西通过白鹿原和八里原同蓝田县交界，海拔低于蓝田。
《灞上闲居》又说，“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轩冕无枉顾，清川照我门。”灞上，就是白鹿原，于西和北雄居灞水之上，所以叫灞上。史记中《秦始皇本纪》中说，王翦伐楚，始皇送行，别于灞上。《项羽本纪》中说汉王刘帮军灞上，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但白鹿原上没有过一个叫做滋阳村的地方。"滋阳村"又作何解呢？
从字面上解，“滋”指滋水，即灞河；“阳”谓水北，"滋阳村"就是灞河以北的村子，那这个区域就大了。确实，就在今天的临潼华清池旁边，有个芷阳村，同"滋阳村"同音，但它也不在灞上。
作者只不过通过谐音，告诉我们他住的灞上是唐时芷阳县所属。芷阳县，秦时所置，《长安图》“自骊山以西，皆芷阳县地，”盖秦时芷阳地甚广，不止霸上。唐时，一度曾分万年县（以后为咸宁县，即清长安县东半部分）白鹿原上部分为芷阳县，后又复归万年县。昌龄用"滋阳"指代"芷阳"，实际是指他就住在唐之"芷阳"所在之白鹿原上，也就是今荆峪沟以北的狄寨原上。
王昌龄家居于荆峪沟以北的白鹿原北原上，也可以从他的诗中得到证明。譬如《独游》中说，“林卧情每闲，独游景常晏。时从灞陵下，垂钓往南涧。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荆峪沟位于狄寨原南，所以王昌龄称之南涧。荆峪沟沟深水盛，产银白色鲤鱼，迄今为当地乡民垂涎。
"滋阳村"既是托名，那它倒底在狄寨原上何地呢？
王昌龄另有首《别李浦之京》诗：“故园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这是说得更清楚，他家在灞陵西边。灞陵是汉文帝陵。附近又有母亲薄太后陵和妻子窦后陵。汉文帝亡时，薄、窦二人尚在，遗嘱三人后事说，其陵墓以后要顶妻背母。因此三人墓距离不远。这个狄寨原上乡民自古相传。今汉文帝墓已正式发现，就是被盗的江村大墓，位于薄太后陵北，窦皇后陵西，恰好背母顶妻。
王昌龄家在灞陵西何处呢？再看《灞上闲居》中的“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轩冕无枉顾，清川照我门”，鸿都客一语双关，一是指优悠自在的仙人，另一意借指秘书省，轩冕原指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后引申为借指官位爵禄，国君或显贵者，泛指为官。该句是说，中第回家之后，众多当官者来屈尊看望自己。从这句看，这明显是王昌龄中第补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归家后的得意之作，就好象孟郊中第后的"走马观花"一样。既然皇都在西，从西而来，那么对着昌龄家门的"清川"是哪个川道呢？
北边灞川道原高坡陡，自古车辆无法攀登，往来只能走西边原坡东出长安的官道，按照就近顺道看望的常理，诗人的家应该在离大道不远的西边原坡上，而西边原坡正对着浐河川道，清川对面就是街坊纵横如棋局的大唐皇都，诗人家门向西而开，背靠崖坡，位于白鹿原西边原坡的坡塄上。
并且从王昌龄的诗看，王昌龄的家应处于薄太后陵西北方向。《长歌行》中说，“北登汉家陵，南望长安道。”因为汉文帝陵未起封土堆，没有明显标志，以致清代毕源将凤凰嘴误当成了灞陵。因此王昌龄所登汉家陵自然是靠西的薄太后陵。薄太后陵北一直是汉唐狩猎的原始森林与田地，南面200米处的长安大道。常人一般不会从北面登陵，只有住在陵西北，才会于北面登顶，观望长安道上人来车往，轱辘交错。这条道上，行人从长安西来，爬完十里长坡，于当年李广夜宿的灞陵亭驻脚歇息。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王昌龄所写的“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独饮灞上亭，寒山青门外。……古人驱驰者，宿此凡几代。”
众所周知，王维在辋川买下了宋之问的别墅后，进行了整修后，将之当作了自己的家，于是日间在长安上班，晚间再回辋川，就这样半官半隐。而王昌龄家就在鹿原，长安附近。当校书郎时，晚上可以回鹿原，又何必隐在石门山？
对此辅民兄解释，唐代官员都有职田以资俸禄，也许王昌龄的职田在石门山。我进一步疑惑了。职田是官田不是私产，可以取职田出产作俸资，但不意味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王昌龄又何以能建筑并于其上隐居呢？就好比今天的承包田，可以种收出租，但不能建房，是同一道理。这就是我和辅民兄意见分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