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与“非虚构”融合浅析———评陈玉福的《治沙愚公》

陈玉福的纪实文学作品《治沙愚公———中国绿色传奇八步沙》歌颂了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在武威地区植树造林，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绿洲的伟大事迹。作品如实反映了西北人民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在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张力中巧妙回旋，实现了小切口与大情怀的交融、历史真实与文学审美的一体化建构。这部作品的叙事方式也为当下“非虚构”写作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启示。

一、小切口与大情怀的交融

“十七年”与新时期初是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传媒载体的发展，网络媒介对停留在纸媒时代的报文学造成了颠覆性冲击:以个人视角为主的自媒体新闻类文章大量涌现，在普遍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后，造成了受众对宏大叙事的审美疲劳。报告文学逐渐被取代，进而陷入了“功能失语”的困境，但不可否认这种文体自有其独特意义。与此同时，“非虚构”文学依靠人类学方法，以个人化视角切入，相较于没落的报告文学更受读者欢迎。

《治沙愚公》实现了一种创新尝试，它不但保留了作为报告文学灵魂与生命的“真实性”，而且在“非虚构”写作层面也实现了创新。这种立足真实、干预生活的文体特性，“既是对文体特性的坚守，也是其社会功能的延伸”［1］，在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仍然具有代表性。陈玉福的作品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在聚焦重大社会事件和典型时代人物的同时，形成了新的文学创作经验。

(一)以小切口介入叙事，视角个人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的非虚构写作是作者在沉入生活之后，不断追求“个人化真实”的成果。对于作者陈玉福而言，致力于为家乡创作是他报告文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努力发掘事实，实地调研八步沙地区，收集了大量口述事实和实证材料。实地探访中的切身感知，使作者的身份不仅是治沙三代人传奇事迹的见证者、追踪者，更是体验者。

作品真实记录了跨越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进程，以治沙三代人的视角审视不同时代语境下八步沙地区的复杂困境，留下了从植树造林到脱贫攻坚的时代印记。20 世纪 70 年代，生存家园丧失是治沙第一代人面临的最大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三北”防护林政策调整，以及自然气候原因，八步沙林场面临破产解散的危局。21 世纪以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动员青年人回乡创业，科技治沙迎来新的机遇，但怎样动员年轻人、如何留住年轻人，又成了致富路上新的挑战。《治沙愚公》中的人物并非“完人”，面对各种灾难与挑战，他们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心理。郭万刚临危受命，被老厂长当众任命为八步沙林场的场长，最初他万分排斥、自寻退路，直到经历了世界末日般的特大沙尘暴，看到身边家破人亡的惨状，才坚定地留在了八步沙，立誓要和黑沙暴斗争到底。正是因为作品表达了人物的真情实感，在希望与绝望中照见人性的复杂，才让人物更加丰满立体，让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得到凸显。作者采用治沙者视角刻画出国家民族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实际上是以个人化的方式关涉环境治理这一关乎国家福祉的重大问题。

(二)包含着宏大的家国同构视野和爱国主义内核

党的十八大以来，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题材，成为了报告文学关注的热点话题。进入新时代，三代治沙人不断踏上全新的历史征程，他们的初心已经从保家卫国、保护生态更迭为乡村振兴。在“共名”性的时代主题召唤下，“非虚构”的形式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黄传会认为，报告文学要承担社会责任，反映一个时代发展的脉搏，要求报告文学作家走出书斋，走进现实生活，先用脚丈量过真实的土地，再用笔写下现实与人生，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表现对象，始终肩负社会责任，不能“逃避现实、回避矛盾、装聋作哑”［2］。《治沙愚公》聚焦社会现象，从文学跨界到生态环保领域，产生的影响正是文学作品影响力与重大现实问题遇合的体现。当前社会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自觉。甘肃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当代的“治沙愚公”数十年如一日，用实际行动为当地人民千秋万代的福祉做出了真正的贡献，使寸草不生的荒漠最终变成了绿色长城。

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在于直面社会与时代，无论笔调是颂扬还是批判，国家意识都是创作的内核。正如何建明所说:“不管是写人、还是写集体、还是写整个时代，反映的都是我们的国家，都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种历史的呈现。”［3］陈玉福将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融入他的报告文学作品，面对新时代，他自觉使用家国同构的“国家叙述”，对社会和时代独立思考，体现出作家关怀现实的责任担当。

(三)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融合《治沙愚公》既不同于此前的报告文学，又不同于《中国在梁庄》等“非虚构”文学，实现了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融合。它将“小我”和“大我”融通，为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突围与新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近年来的报告文学虽然在“没落”中有所抬头，但仍有学者认为，“当下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不过是种错觉”［4］，它己被挤在边缘，动弹不得，甚至认为“现在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己经完成，我们有必要将它交还给历史”［5］。还有人认为，新世纪报告文学处于“裂变与复兴”的交叉地带，“已经超越了新闻体式，更趋向于思想性和主体性的文体”［6］。《治沙愚公》一方面汲取了“非虚构”文学的小切口特征，另一方面融合了报告文学的“大情怀”传统，实现了传统与当下的交融。

二、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审美的融合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刻意追求真实性会造成审美价值的缺失，这也是报告文学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意义上，“非虚构”是对它的补充，但也因为过于重视主观抒情而受到诟病，体现了二者写作姿态的差异。《治沙愚公》的一大超越就体现在文学性和现实性的高度融合上，作品将真实事件、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凝聚起来，让作品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审美意蕴。

其一，作品直面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基于真实情境、真实人物、真实事件，充分保证了客观真实性，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发挥到了极致。20 世纪 70 年代，八步沙地区沙患极其严重，沙进人退，“一夜北风沙骑墙，早上起来驴上房”的景象人们司空见惯。以郭朝明为首的第一代治沙人为了打破黄沙围剿，承诺世代接班，夜以继日地植树造林，使治沙效果初显。

以郭万刚为首的第二代治沙人既给沙漠添了绿色，又依托沙漠创新产业结构、增加收入，全部取得了成功。以郭毅为首的第三代治沙人以父辈的坚实成果为新起点，把现代化的治沙设备开进了八步沙。三代人带领群众半个多世纪的抗争，最终治沙造林近 40 万亩，植树 4000 多万株，让凶神恶煞般的大沙漠倒退了 15公里。2019 年 3 月，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习近平总书记将“八步沙精神”定位为当代愚公精神。作品出色地还原了这些真实事件，塑造了治沙三代人的生动群像，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应有品格。

其二，作品引入民间传说与民间习俗，统一了戏剧性和真实性。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民间故事，提供了关于武威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如“八步沙”的名称来源。传说百年前这里有八步宽的沙口子，沙子细软，人踩上去会陷入其中，只能艰难“跋涉”，所以称“跋步沙”，后改名为“八步沙”。在民间传说中，这里曾是河西走廊无垠沙漠里的沙海绿洲，故名“沙洲城”。传说这里的繁华胜景让天上的仙女动了凡心来到人间，和纯朴善良的小伙子尤狗娃一见钟情，结为夫妻。王母娘娘知道后，派天兵天将把违反天规的仙女抓回去治罪，为了断绝她的执念，王母娘娘搬来城外的沙漠，将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沙洲城夷为平地。仙女临死前变成大树奋力顶住风沙，救了丈夫和孩子。幸免于难的父子二人发现只有女变成的这棵树才能够抵挡风沙。他们日复一日地治沙造林，数千年过去了，传说中的尤狗娃父子二人早已随风而逝，但他们的后人依然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尽管黄沙漫漫，还是不愿舍弃家园，为重建沙洲城不懈努力。《治沙愚公》将传说故事与治沙实践相结合，为当地人民治沙植树的文化心理找到了民间渊源，更表现了八步沙人民世代坚守、重建绿洲的坚定信念。

《治沙愚公》中多次出现的“凉州贤孝”，是武威地区独特而又历史悠久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

它宣扬惩恶扬善、为贤尽孝的品质与美德，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当地人遇到天灾，为了壮胆，独自一人时就吼凉州贤孝;遇到生老病死，或令人扼腕叹息之事时，也唱凉州贤孝。钱老汉将全部生命与最后的操劳都留给了八步沙，他去世时远处响起粗犷的凉州贤孝，更烘托出悲凉气氛。曲中唱道:“独木桥来真可恼，苦害行人为哪遭? 此一去对我公父表，派来人役另修桥。行上马来坐下桥，来往人再不受煎熬。”［7］此处借凉州贤孝对钱老汉造福后代的治沙行为进行了真挚的歌颂。凉州贤孝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始终关注小人物命运，秉持生命本位的人性观，正如甘肃作家雪漠所说:“凉州贤孝是一部百姓的苦难史……贤孝中最值得称道的不仅是对苦难的叙写，更因为它对苦难有种大悲悯的情怀。”［8］

《治沙愚公》中的凉州贤孝，作为一种民间之声，与八步沙“六老汉”的治沙过程相互交织，形成了情节的“复调”。融合了当地方言口语的顺口溜，生动表现出林场的艰苦工作条件:“早上麻乎乎，中午一乎乎，晚上黑乎乎。”［7］这正是说植树造林时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沙漠墒情最好的短暂时间，造林人早上天蒙蒙亮就出门，中午囫囵吃饭，晚上回家已经天色漆黑。辛劳的生活状况既被顺口溜所表现，又由于顺口溜消解了艰苦的意味，体现出林场工人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

其三，作品中的抒情与议论，既有利于彰显客观真实性，又增强了文学性。无论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真实性”都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在“非虚构”写作中，创作主体利用“元叙事”策略全面洞察生活动态，零距离贴近叙事现场。作者利用天然的合法性身份调配人物出场、控制素材形态、呈现现场画面，以保证叙事连贯性。可以说，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以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方式，致力于满足主题性、目的性和统一性的诸多要求。《治沙愚公》的叙事在很多时候符合“在场主义”创作方法。如作品中描绘治沙初期“六老汉”面对的真实困境时，作者利用自己的合理在场身份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郭老汉那是绝对指望不上的，有时候能连着十天半月不照面，吃住都在八步沙的地窝子里，他的眼里、心里只有八步沙，只有那看作宝贝一样的树和草。”［7］作者通过“元叙事”策略令叙事主体洞悉时代精神走向，揭示出治沙面临的自然挑战与人为破坏，表达自己求实求真的价值立场。正如《“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中的第二条指出:“要求作者对真实的忠诚”“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 励 对 特 定 现 象、事 件 的 深 入 考 察 和 体验”［9］，这说明“非虚构”文学不仅是客观现实的产物，更是对在场性经验的书写和表达。

三、既归于传统又力图创新的《治沙愚公》《治沙愚公》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部献礼作品，在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谋求创新，想要做好“时代书记员”与“事件目击者”。这样的定位促使《治沙愚公》兼顾了文学经验与现实书写。实践中，它一方面表现出连结传统与创新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存在某些缺憾。

进入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虚构情节与想象世界开始变成现实，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强的故事性，甚至是传奇性，因此，人们对审美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应对充满变异感与虚幻感的现实世界时，人们反而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渴望了解真实的社会。这类将非虚构与报告文学融合的作品，能够满足读者对真实性的要求，它没有政策图解，国家民族书写都隐含在情节与对话之中，形成一种符合当下读者审美需求的创新。可以看出，陈玉福的报告文学作品采用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关切现实民生问题，反映普通百姓疾苦，关怀民众生存方式，弘扬朴素的人性光辉。作者以宏观视角审视我国西北落后地区，既具历史视野又不局限于历史之中，给予此地重新被社会关注的可能。《治沙愚公》实现了“非虚构”关注现实与回顾历史的价值，蕴含宏大又兼顾细微，融合家国叙事与个人叙事，弥补了报告文学叙事伦理固化、民间话语缺失的短板。

但不可否认的是，出于叙事需要，作品接续了“十七年”文学二元对立的书写模式，反面人物设置较为生硬，不免有归于传统的缺憾。小说中最典型的反面人物吕急人伙同林厂外的伐木工谋求私利，破坏几代人植树造林的成果，在小说中始终是一个与主流话语相悖逆的人物形象。作品中，钱老汉撞见吕急人和尕娃偷伐林场树木，在争执中，钱老汉被打住院，吕急人担心东窗事发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好在钱老汉得癌症死了，也不怕他再说出啥来。”［7］每当林场出现问题，他总是最消极的人。作者塑造人物时，对其语言行为进行了夸张描绘，这样描写的好处是让人物特征生动鲜明，但不可否认用力过猛，使人物形象脱离真实，有为了塑造反面人物而刻意描画之嫌。作品中，吕急人为了省钱不让女儿上学，并和女儿断绝关系，最后因女儿遇刺受到感化，弃恶从善，这样的情节设置同样略显夸张。

为求创新，摆脱报告文学审美性不足的缺陷，“非虚构”采用一定的主观抒情与局部情节虚构。其实质是一种写实的还原，基于人们的共同认知和经验判断，合理重建历史记忆或某些现场。在《治沙愚公》中，作者做出了丰富作品审美意蕴的报告文学新尝试，无论故事讲述还是环境刻画都努力把握抒情与虚构的合理尺度，其中对细节的虚构性处理，“融入了作家内心的情感取向与艺术感受，拥有哭出的‘共情’特征”。［10］这种处理手段不仅强化了叙事代入感，而且使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有了置身叙事现场言说的能力。但无论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作家创作如何避免走进主观化与过度虚构的陷阱，都是新时代语境下需要重视的问题。

不可否认，20 世纪 80 年代的报告文学浪潮是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一个备受文坛和社会关注的兴盛期。而进入 1990 年代，报告文学的狂欢归于寂寥，绚烂归于平淡，呈现出低迷徘徊、低位盘整的样态。无论创作的整体规模、表达的理性深度，还是社会的关注程度、文体的历史演进等，都无法与 1980 年代相提并论。进入新世纪，报告文学逐渐走出日渐萧条的盘整期，开始“裂变复兴”、寻求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在《治沙愚公》中，作者自觉发挥了“干预叙述者”的作用，在客观叙述事件或人物时，有意无意地扮演全能全知的角色，兼具议论、阐发、解释、评判的功能，掺入了多种形式的非叙事性话语［1］。在彰显主体意识的同时，也使第一人称不仅局限于叙述者视角。治沙人钱老汉濒死时，仍在用临终遗言诉说着对八步沙和几个老伙伴的不舍:“话音刚落，人便缓缓仰躺在了湿漉漉的沙地上，他的身下是受到雨水滋润已经有了生机返绿的沙米草。”［7］场面十分悲壮，无疑是对钱老汉鞠躬尽瘁，一心惦记林场发展的精神的有力写照。

可以看出此处作者想要借助一个充满艺术张力的场景实现表达效果，说明钱老汉个人的死亡象征着八步沙未来的新生，但这段临终遗言产生了过分夸张与离奇的表达效果，难免让读者产生不真实感。李敬泽曾对报告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限度发出质疑:“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11］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跨文体写作”，想要做到逼真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必然要借鉴和采用小说艺术手法中的心理描写和内心展示。但是倘若在报告文学中出现过分丰富变化的人物心理，缺乏节制，难免使读者产生对人物和事件真实性、合理性的质疑。《治沙愚公》中作者大段铺陈第三人称视角，这是力图创新造成的遗憾。如作者跳出“六老汉”叙述视角的陈述:“陈书记的话醍醐灌顶，为郭万刚的心灵和眼界打开了一扇阔大无比的窗户，让他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地球生态保护和治理环境的重大意义所在。他暗暗发誓，终有一天要把治理荒漠的脚步延伸到八步沙以外更荒凉广袤的沙漠里去。”［7］不可否认，作者的一些刻意心理剖析有碍于文本情节的真实。如何令在场性书写增强生活质感、强化人物个性、打通文学形式和现实生活的关联，仍是此类作品面临的一大挑战。

四、结语

整体来看，《治沙愚公》是力图让报告文学与“非虚构”遇合的一部优秀作品。它从两个方面取长补短，一方面规避了报告文学陷于衰落的弊端，另一方面赋予“非虚构”应有的家国情怀，摆脱了一般“非虚构”作品局限于社会现象描写的束缚。同时，《治沙愚公》也为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发展带来良性启示。

第一，二者不是泾渭分明的，存在对话与相互汲取的多种可能;第二，无论何者，都需要历史真实与文学审美之间保持平衡;第三，立足中国，怎样创新性地讲好“中国故事”，是它们共同的目的之一。

［作者简介］王昕宇(1998 － )，女，兰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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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人文学》《兰州头条》《河西头条》编辑部

主编：杨成名

副主编：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