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民族的希望，是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的基础、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历史经验积淀所提供的最佳选择，更需要总结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文化予以支撑、丰富和拓展。诞生于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拥有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和包容并蓄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以距今八千年前旱作粮食作物“黍”为纽带，产生了特殊而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河洛文化；黍；中华民族共同体

河洛文化出自神秘的河图洛书，《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河洛文化的历史积淀是黄河文化，节点是天下之中的洛阳。张新斌先生提出：“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河洛文化研究的提升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作为研究内容，河洛文化以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吸纳和融入多种文化元素而独树一帜。其中又以旱作粮食作物“黍”为代表，堪称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粘合剂，意义重大，可圈可点。

一、河洛文化与伏羲文化

河洛文化的范围分广狭二义，根据李乔先生的研究：“广义的河洛，则包括西至潼关，东至开封，南至伏牛山北麓，北跨黄河至晋东南、济源至安阳一带相对广袤的区域。”从地理角度考察天下之中的要义在于“中”，河洛文化区处中原腹心，司马迁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天下中心位于三河之中，是司马迁总结前人对祖国大地认识的文化结晶，具体而言则是以洛阳为代表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确有政治安危关乎着天下之兴亡，经济发展关乎着国家之强弱，文化盛衰关乎着民族之荣辱，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所说：“河洛地区处于中原的中央，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可以说代表着中原文化。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域研究这一层面来看，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只是众多区域文化间的一种，但就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及结构考察，中原文化则一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李先生所言极是。从历史渊源考察，河洛文化与伏羲文化密切关联，史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是明确镌刻在史册上的重要信息。

伏羲文化与河图洛书相关，是数千年以来形成的观点。所以，伊世同先生认为：“河图、洛书，是卦符体系的源头；河洛文化又可视为《易》学文化或八卦文化。”伏羲画八卦由来已久，有不少地方都留下他发明八卦的传说与遗迹。例如，在伏羲诞生地的古成纪，渭水与葫芦河交汇处的渭水河谷中央突起一座高山，渭水与葫芦河在交汇形成天然的S形，颇为壮观。当年伏羲带领着他的部族见此地异像，于是停留下来，他面对浩渺无垠的苍穹，沉思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面对大地，认真观察万物的变化，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亲身生活的实践，苦苦求索孜孜不倦，终于从中找到对立规律画成八卦。因此后人称之为卦台山。笔者曾经与原甘青考古队队长谢端居研究员一起考察卦台山，就发现了距今6500左右的大地湾二期的石斧。后来又与天文学家伊世同先生数次考察卦台山，计划在泰山、嵩山和卦台山建立三处天文观象台，遗憾的是伊先生在嵩山工作时去世，遂成为永久的遗憾。

从考古发现考察，河南贾湖出土的龟甲和石子，专家们认为是龟占八卦，与伏羲发明八卦相关。蔡运章先生认为：“考古发现的裴里岗文化，有可能就是伏羲氏的文化遗存。”“舞阳贾湖裴里岗文化遗址发现的龟占器具和卦象文字，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传说的有力佐证。它拉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序幕，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易》为六经之首，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源，《易》文化与八卦哲学密不可分，从文化底色上讲，伏羲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莫大过于发明八卦。《易·系辞》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以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内涵丰富的八卦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八卦哲学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至今影响着国人和整个东方世界。“就中国文化史而言，伏羲画卦，乃中国文化始启的象征。”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之根，八卦哲学起着肇始文明的伟大功绩，其影响之大，数千年来兴盛不衰，至今仍旧是熠熠闪光。

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石，“‘一画开天’告别蒙昧历史，开启华夏文明，”而河洛文化正是重要的构成之一。伏羲是人，依文献记载，初兴在距今10000年前渭河支流清水河流域的古成纪（今甘肃秦安东北的莲花镇至大地湾一带），这里早在6万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大地湾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遗址下层距地表8.5米，1-3文化层距今60000-20000年，发现有人类技术砸击的石器；第4文化层距今20000年-13000年，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第5文化层距今13000年-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据此，伏羲初兴之时当属于大地湾第5文化层的上半段，大体与新密李家沟、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武安磁山、山东后李、内蒙古兴隆洼等属同一时期。

考察表明，“伏羲部族在清水河流域繁衍壮大之后便穿越陇山来到关中平原最西端的宝鸡（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继续向中原腹地开拓，以新密为根据地，进入到大范围内的发展历程。“考古发现距今10500～8600年新密李家沟遗址成为重要的支点。”所以，新密有着丰富的伏羲文化遗存，如始祖庙、伏羲大峡谷、伏羲女娲祠、天爷洞、女娲娘娘庙、磨合沟及十分独特的伏羲文化民俗。与此同时，来自东方的太昊部族在少昊挤压下也进入中原地区，东西交合，融为太昊伏羲，立足中原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地区。”就此，杨建敏先生认为：“伏羲文化，应该是河洛文化的源头文化。河洛地区是伏羲、女娲活动的中心区域，是伏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另外，张忠先生认为：“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诞生地。华夏族在这里创造了独具特色而又灿烂辉煌的河洛文化。”因此上讲，伏羲文化作为河洛文化的核心，其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中华本源文化告诉我们，伏羲是远古时期先民们与大自然斗争的杰出代表，来源于生产生活的第一线，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的形象代表。所以，在中国只有伏羲一个人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伟大发明，成为中华文化本源的奠基人。所以《礼·含文嘉》称：

虑戲、燧人、神农谓之三皇。伏者，别也，变也；戲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

“变化天下”，实际上就是《易·贲卦》所称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之关键在于“变”，唯有求“变”才能成“化”。将不同进入中原地区的部族融为为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新团体为之“变”，将不同信仰化为共同接受能够认同，并且融为新的理性信仰为之“化”；“变”是形式，而“化”的内核则是融变为化成一体，河洛文化即是“变”诸“化”一的典型案例。所以《白虎通》载：“于是伏羲仰观于天，伏察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所强调之“化成天下”，“治下伏而化之”等，正是不同部族融合的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志而太昊伏羲之称谓，正是“太昊与伏羲部族在中原地区融合之后的产物”。

二、河洛文化之“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著名学者杨海中先生指出：“河洛文化内涵丰富且具有元典性，在形成过程中吸取了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周代已成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主导文化。”杨先生言之有理，以旱作粮食作物“黍”为例，便可清晰地看出多元融为一体的路径。

“黍”发源地在中国，与粟一样是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的佼佼者。从时间是考察在距今8000年前后，以甘肃天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河南新郑、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的武安的磁山文化、山东后李文化的济南张马屯、内蒙古的兴隆洼等为代表，最明显的共有特点是人工栽培旱作粮食植物“黍”。赵志军先生提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可分为两条独立的源流：①以沿黄河流域分布的、以种植粟（Setaria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②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以种植稻谷（Oryza sativa ）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其大体范围，李国强先生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距今9000年至7000年之间人工栽培黍的地区：1）北京北部和西辽河流域（北京、内蒙古、辽宁）；2）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北、山西、河南、山东）；3）渭河流域（甘肃）。就黍的情况来看，有明确鉴定结果的情况表明黍出现在全部三个地区。”从农业文明考察，中国“黍”的传播和融会于河洛地区的过程，也就是早期不同部族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过程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薛瑞泽、许智银两位先生提出：“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所存在的一切社会现象，是河洛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及其结果。”作为一切社会现象，理当内涵生产要素的交流在内，包括粮食作物“黍”的交流。

黍是一种耐旱谷物，今天西北半干旱地区仍在普遍种植，称作糜子。从释义看，黍为稼穑，从禾。禾在甲骨文里象一株长着一穗果实的谷子，黍则是一穗成熟后散开的黍（糜子）。从释义看，黍为稼穑，从禾。《说文》称：“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在距今8200年前渭水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主要是以旱种粮食作物“黍”和油菜的种植为代表，以及家禽猪、羊、鸡、狗、牛的人工饲养。“黍”最早发现在大地湾一期遗址的F374号房基西南角下面叠压着的H398灰坑，在该灰坑的底部发现了已碳化的粮食作物黍和油菜籽的残骸，被认为是“国内考古发现中的时代最早的标本”。成为我国最早的旱作谷物黍起源地之一。大地湾黍和油菜籽的发现，从而奠定了渭水上游地区史前农业经济的源头地位，这是二十世纪的研究成果。

魏仰浩先生在《试论黍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中国是载培黍的起源地，指出：“以黄河为中心，西到新疆、东到黑龙江省的新石器遗址中，多处发现黍的遗迹。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是甘肃东部渭水上游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发现少量的黍炭化种籽。……经树轮校正，距今达曼表为7150±90年，新表为7370～8170年。同时还发现石器、骨器、角器等生产工具60余件，石器多为打制和魔制，琢制较少，说明农业已有一定的基础。可以有把握地说,黍在中国栽培的历史至少已有七、八千年了。”魏先生是针对国外学者提出黍原产于印度、埃及、阿拉伯地区、衣索比亚及北非地区等说法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从环境考察，中国“黍”的起源与距今13000年以后的气候变化相关。安海瑞先生提出：“从地质科学分析来看，距今13000年左右全球的气候环境发生大规模变化，一改寒冷低迷之气。气候开始变暖，气温快速升高，暖湿气流已然来袭。粟黍栽培的时间大致在大理冰期消退以后，约在距今11000年。北方温带地区在全新世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即早全新世比较干凉，在距今9000～8000年间开始转为暖湿，稳定的暖湿阶段持续到距今5000年。”就“黍”的栽培时间而言，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认为：“从考古学上的证据来看，黄河流域属于农业畜牧业起源的较早地区之一，至少七、八千年以前，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河流沿岸已形成定居的村落，使用比较进步的石制农具和栽培粟、黍一类耐旱的作物，畜养猪、狗等家畜，具有相当进步的农业经济，象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都是具体的代表。”从发源地时间看，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属于同一阶段。

考古发现证实渭水流域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有着种植“黍”的传统，“2021年12月1日国家文物局通过线上形式通报了第四季度五个重大考古项目，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入选。该遗址是1987年文物调查时发现，1988年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至2021年开展考古勘探发掘，仅仰韶文化面积就达16万平方米，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又一处中心。其重大突破之一是在中心广场发现一处容积约60立方米的窖穴，底部保存0.4至0.6米厚的炭化的粟黍遗存，距今6000年，属于国内年代最早的大型粮仓。圪垯川大量窖藏粟黍的出土，是继距今8200年大地湾一期文化发现黍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进一步探究渭水上游在国内旱作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多种实物为佐证的有力的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山东后李文化之济南张马屯遗址“黍”发现，对于“黍”的起源有着积极的意义。吴文婉、靳桂云、王兴华等专家的研究指出：测年结果表明张马屯聚落的建立可追溯至距今9000 年，是目前后李文化诸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代表。“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显示粟、黍这类植物已经成为张马屯先民的食物来源之一，黍的数量可能较粟更多”，“张马屯遗址的发现表明，后李先民对粟类植物的开发利用至少可追溯至距今9000年。”不过，“黍的原始祖型是野生黍，在我国北方地区到处都有分布。从野生黍驯化为栽培型作物，应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如果把这个过程计算在内的话，则黍在中国栽培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万年左右。”

放眼全球，“黍”的种植年代与“粟”大体相同，年代在“距今约11000 年前，人类已经开始了对粟黍野生祖本的驯化，”但是，从种植范围考察，“黍”的确要比“粟”广阔的多，何红中先生的研究证明：“相对于粟来说，早期黍实物遗存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发现较多，在全球的分布范围也较广，其中，在欧亚草原西端的格鲁吉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就发现有年代为6000 B.C.黍的遗存，另外，在希腊的Agrissa-Maghilla地区发现有6000-5000 B.C.的炭化黍粒。”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中心地之一，中国发现的“黍”就起源于中国本土，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同一时间段，不存在西来说，反而是向西传播。

卫斯先生于1994年提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即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西亚、俄国、奥地利,传播到整个欧洲。”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粟黍西传是存在的，薛延桃先生等“利用SSR 标记分析了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土耳其、格鲁吉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国家及沿途各地区不同来源的黍稷地方品种和野生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 表明中国河北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最丰富, 推测河北可能是黍稷的初级或次级起源中心。”他们通过新疆和甘肃作为黍稷的主要栽培区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分析这两个地区的黍稷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遗传结构,认为中国发源地的粟黍极有可能是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到遥远的西方。

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由于李家沟遗址的发现，业已成为农业文明的中心区域，王星光先生认为“从仰韶文化到裴李岗文化，直到李家沟文化，随着考古学的逐步发展，农业起源的线索也越发清晰起来。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位于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嵩山地区，是中原农业起源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国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带，在距今10000 年左右，该区域很有可能已经培育了粟、黍等农作物。”尽管没有粟黍的遗物，但推测是成立的。因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李家沟新密一带是东西交流融合的节点，裴李岗文化恰恰证实了这一发展。

本文之所以举“黍”为例探讨河洛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键就在于“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食用，重要的是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古时候选取中间大小的“黍”，作为标准，分别为长达、容量和重量。李麦产先生认为：“史前文化的中心是多元的，而历史时期的文明中心只有一个。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时侯，这个文明中心就在河洛。”河洛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而第一块基石是伏羲文化。伏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精神文化只是其中之一，大量的则是事关民生的物质文化。因为初兴的伏羲是人，“是一名实实在在的劳动者、创造者和发明者，而且是一位无私的奉献者”，特别是对种植粮食作物的贡献，并且已经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陕西绥德曾经出土了一幅造型十分奇特的伏羲画像（左图）。该画像所表现的是伏羲右手拿着一株粟黍类谷物，正在向人向人们传授种植的方法，作为伏羲“以佃以渔”的真实体现，是古人对伏羲引领农业发展的认同与赞美，意义十分重大。

农业考古学家陈文华先生认为：“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和基础，与两位古史人物有关，一位是伏羲，一位是大禹。” 而农业文明的肇始者，毫无疑问是人文始祖伏羲。“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的先民创造的。在河洛地区生活的人民是流动不居的。河洛地区是华夏部族和汉族的中心区，河洛文化是华夏部族、汉族和进入河洛地区的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会、冲突、杂居和融合同化的重要地区。”所以说“河洛地区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贡献巨大。”

河洛文化核心要素之一是地处天下之中，李学勤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重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地理位置上占全国的中心，从文化内涵上能吸收和容纳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文化因素。”历史悠久的中原之“中”更多的是以政治和经济为圆心，向四方辐射。《清华简·保训》记载“中于河。”何艳杰认为：“‘中’与河图可能都出于居住在黄河附近的古老部族。”河图由来已久，《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去世，西周康王即位时就有河图。显而易见，河洛以“中”为区位优势，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才融合成为今天我们认同的河洛文化。因此，可以认为河洛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尤其是在古代中国。

结 语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之一，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中原地区作为文化地理中心，河洛文化是内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主线。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与国家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赓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神聚力，奋勇向前。（完）

Heluo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Xu Rihui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 Zhou 310035)

Abstract: Cast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hope of the whole nation,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best choice provid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we need to summariz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istory to support, enrich and expand. Heluo Culture, which was born in the Central Plains, has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and inclusiv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with the dry grain crop “millet” 8000 years ago as the link, it has had a special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Heluo Culture; millet;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原载《河洛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

作者简介：

徐日辉，男，汉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原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主要从事：旅游文化、伏羲文化、炎黄文化、大禹文化、史前文明、《史记》、秦早期历史文化、三国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主讲课程：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前文明、伏羲文化、考古学概论、考古与文物鉴赏、《史记》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史专题研究、城市发展与规划史、城市建设史、都市文化概论、姓氏文化等。

学术成果：

1、现已出版《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史记札记》、《秦早期发展史》、《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中国饮食文化史-西北地区卷》、《秦朝至六朝时期的西湖》、《会说话的青铜器》等学术专著19部；

2、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

学术活动：自1998年以来先后做客于：中央电视台CCTV-4“华夏文明”、CCTV-10“家园”、“百家讲坛”等，2019-2020连续两年为陕西卫视一套直播“智山之巅 论道鬼谷”，以及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直播。并且在：国防科技大学、浙江人文大讲堂、海南国际旅游岛讲坛、名家论坛、天一讲堂、天中讲坛、陇右讲堂、文澜讲坛等作以下内容的演讲：

《丝绸之路—中华民族对外开放的大手笔》、《丝绸之路的回声-从长安到罗马》、《丝绸之路的创新—从洛阳到罗马》、《一带一路倡议—从洛阳到马德里》，《仰望文明—丝绸之路与帝国的崛起》、《丝绸之路的传承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感恩—迎接明天的“一带一路”》、《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浙东唐诗之路的战略意义》、《漫谈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丝绸之路与中国饮食文化》；

《以数智赋能为抓手以地方文化为核心创新全域旅游优质发展》、《大数据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县域全域旅游发展》、《全域旅游提质与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县域旅游规划为例》、《文旅融合—旅游业深度改革的再度创新》、《文化振兴与全域旅游》、《文化—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以琼浙两地县域旅游发展为例》、《高位统筹，一把手工程，加速文旅融合与县域A级旅游景区打造的新路径》、《伏羲女娲文化的文旅开发》；

《乐山悦水—传统文化与旅游》、《传统文化与旅游开发》、《乐山悦水—旅游者的最高境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旅游文化》、《对话历史—文物考古与旅游》、《凝固的音乐-建筑文化与旅游》、《慎终追远—史前文明与旅游》；

《铁马金戈-青铜器与中国古代战争》、《中原地区的古代战役》、《礼乐兴邦—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面面观：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为例》、《说三道四—数与中国传统文化》、《司马迁与<史记>》、《中国饮食文化史》；

《诸葛亮治国谋略的启示-以用人识人为例》、《五丈原—诸葛亮精神的开始》、《家风与国风》；

《伏羲女娲的历史考察—从神话故事到智能化时的文明启迪》，《伏羲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甘肃天水麦积山伏羲女娲交尾图的新认识》、《伏羲文化—中华文化之源》；

《大禹与越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大禹治水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伯益与赢徐文化》；

《会说话的青铜器》、《会说话的陶器》、《会说话的石器》、《会说话的建筑》、《会说话的衣、食、住、行》等传统文化内容的演讲。

社会职务：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嬴徐文化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特别顾问；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社会公益：① 常态化免费为社区、民间书院、医院等开设文化与学术讲座；② 常态化免费为西北、西南经济振兴地区做文旅融合指导；③ 自费为甘肃乡村振兴规划《莲花伏羲始祖文化园》，开发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创新经济收益模式服务，已初见成效。

社会兼职：现任省内外地方政府及所属机构等多部门的智库专家，以及北京天一博观、中国美院、浙商大等国内旅游规划、城市规划等设计院、乡村文旅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实体单位的学术指导和首席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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