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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自留地
文/刘林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留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它在农民心中的分量，远甚于时下人们眼中的房子和车子。因为房子和车子的缺少仅意味着贫穷，而彼时若离开自留地，则意味着会饿死。我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农村，在曾经的认知中，生产队分给我家的那片自留地，是我们家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最高端的体验。
当年的农民都属于生产队的社员。我的父母虽均为吃商品粮的教师，但据说是贪图农村户口可以分得的自留地，就把我们姊妹们的户口都落在原籍农村，我也就成了当然的小社员。按那时流行歌曲的唱法，社员都是向阳花，但美好的生活不是唱出来的，无处不在的贫瘠，让一朵朵花儿非枯即萎。生产队每年产下的粮食，首先要交足公购粮，其次须留足集体提留，余下的才是社员口粮。大多数情况下，分给社员们的口粮，全年摊下来日均不过三、五两。高强度的劳动需要足量的食物支持，这巨量的短缺，唯靠那伟大的自留地收成来解决。
因为人口密度不同，各地方的人均耕地面积会有差异。我的家乡人均耕地大约两亩，自留地依人头定为两分。不知道当时的政策是不是按一成的比例划定自留地，但我们姊妹六人分得的那一亩二分耕地，却实实在在成了全家糊口的根本保障。
按照政策，自留地里的收成全部归社员，故而它虽在耕地中所占比例很少，却被大家极看重。在人们的思维与言语中，自留地的地位远重于被称为公家地的那百分之九十耕地面积。若朋友或亲戚间打问土地是否平整肥沃、收成是否可心，那必然是指自留地。
说来也很温情，自留地一般都在靠近村子的地方，作务和看管起来很方便。正常的日子里，出工铃声响起的时候，男男女女会浩浩荡荡蜂拥着开到离村子有些距离的集体大田里，懒懒散散地一边劳作，一边说笑，不管劳动成果如何，只要以出勤的名义把工分挣下来就行。而在歇工后的傍晚，貌似劳累了一整天的人们却好像攒足了劲儿，三三两两地分散在村边的自留地里，生龙活虎般挥汗如雨。那气势真可谓以一当十。因为是工休时间，村上的高音喇叭还常常播放着让人耳朵听出茧子的样板戏。《龙江颂》中阿坚伯赞扬江水英、批评落后分子常富的那段唱腔放得最为频繁：
“你整天自留地上来奔走，
她日夜大田插秧热汗流；
你只知伸手要补救,
她千方百计自力更生争上游。
......
你思一思，你想一想，
难道就不害羞？”
曲声如同号子声，人们在喧天乐声中，干得更为有滋有味。
常言说，人不哄地，地不哄人；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因为劳作态度的天差地别，私人的自留地与公家的大田，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醒目的差别。刚下完种的土地，尽管青苗没有出来，但经过一丝不苟犁耧耙磨的自留地，平展展若海绵一般，纵是核桃大的土疙瘩，也难以找见。反观大田，犁沟未触的硬地，像癞痢头一样，斑斑点点甚是刺眼，盆大的土块更是比比皆是。待青苗长起来时，前者郁郁葱葱，后者则是株稀叶黄。到了收获季节，那就更不用说了，自留地每亩收成四、五百斤不在话下，而大田能打下三百斤就属稀罕，算是上了“纲要”。最有趣的现象是割完麦子的麦茬地，自留地里几乎看不见露出地面的麦茬，而大田里的麦茬往往外露着三、四寸。二者差别，可见一斑。
自留地虽没有围墙，但那些纵横交错的田埂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常有相邻两家因地界的曲直问题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后来就有人发明了在界埂头上栽一块石头做界碑的方法，但这仍然敌不住根深蒂固的丛林法则。因为我们家男丁只我一个，父亲又是文弱书生，我们与邻家的地埂，就常呈现弓形，弓背必然对着我家。
要想获得高产，除了精心打理土地外，还得施上足够的肥料。而这两个要素均是我家的短板。我的父母分别在几十里路外的学校教书，只有周末才能回到村子，我和姐妹们都还是读书的年龄，一家人忙活自留地的时间自然极有限。而相比于劳动力，肥料的短缺则是更难应对的问题。别人家都饲养着猪、羊、鸡、兔之类的牲畜，圈里的粪肥取之不尽，而我们家因为缺少养殖条件，自然是望粪兴叹。每到收获季节，看着别人家丰硕的成果，我的父亲就会自嘲我家亏了土地爷。
某年春天，父亲周日里用自行车驮回一麻袋东西。我本能地以为又是从黑市上倒腾回来的粮食。不成想解开麻袋时，一股膻臭味立马弥漫了院子。原来是一满袋状若蚕豆的黑羊粪。父亲说这是他从山上一个放羊的老汉手里买来的。那些羊粪后来施到自留地里，却因为杯水车薪，并没有给禾苗带来太大的改观。
我十四岁那年，村子里忽然时兴给庄稼施用化肥。此前，人们瞧不起化肥，说肥料就是白撂。而立杆见影的实践，让农人们观念瞬间发生了变化，大家一股脑疯狂地痴迷起化肥来。那阵子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化肥只供应于生产队，个人根本买不到化肥。于是家家户户便八仙过海，想着法子把本应撒到大田里的化肥偷着施到自留地里。我家没有在大田里出工的人，自然就少了这种闪展腾挪的机会。看着别人家的庄稼乌黑油亮，而自家地里禾苗全无生机，一家人如何不心焦？
后来偶得一个消息，说几十里路外某个村子有人私下出售优质化肥尿素，父亲便动了心思。但谁都知道，凡私下出售的化肥，百分百属于赃物，一旦交易时被人抓住，款物被没收不算，当事人还会被送进诸如学习班的拘押场所。父亲是有公职的人，自然不敢冒这个险。后来我的姨父知道了我家的难怅，自告奋勇愿替父亲走一遭，但却提出让我和他一同前往。姨父说据他了解那趟行程中有民兵小分队设置的卡子，两个人路上好照应一些。想着这事儿既能为家里做贡献，又能感受些刺激，我当然乐意参与。
那天下午，学会踩自行车不久的我与姨父分骑两辆自行车，跋涉三十多里山路，于黄昏时分赶到那个布满土窑洞的村子。姨父敲开一家人的门，主家把我们安排歇坐在一孔置放柴禾的敞口窑洞里。直到掌灯时分，有人背来一袋东西。借着手电光，姨父用嘴巴尝了尝袋中那白色的颗粒物，确认是纯正的日本尿素后，当场过秤，以每斤一元三角的价钱买了五十三斤。彼时一斤猪肉六毛钱，尿素的金贵可见一斑。交易完毕后，我和姨父和衣在柴禾堆中躺下歇息。半夜时分，姨父叫醒我，趁着月光朦胧，繁星满天之际，我和姨父像两个幽灵一般骑车上了路。按照姨父的安排，我们把那尿素分成两袋，我驮了十来斤，骑行在前面，剩余的姨父驮着，与我拉开大约百十米距离。姨父交代我，如果遇上民兵盘查，我就大声嚷嚷，以便于他及早隐蔽。后来想想，姨父的确高明，我一个小孩，即便被抓住，大不了随带的小批量尿素被没收，人不会受到太大为难，但姨父所带的大宗宝贝会保住。那夜虽然凉风习习，但紧张的心态与崎岖的狼牙小路，却让我的衬衣一直透湿。当东方的启明星亮起来的时候，我和姨父终于安全回到了我们村。多年后，我在工作中屡屡接触到走私这个词，就不由得想起当年我和姨父这一遭难以评价性质的活动。
有了那五十来斤化肥给力，那年我们家的自留地获得大丰收。忙天头道场碾过，一亩二分地竟然收获两石七斗麦子。按当时的农业高产标准，妥妥地过了亩产六百斤的“黄河”。我们家也由是全年都有麦面馍馍享用。
我名下的自留地一直延续到考上大学时才被生产队收走。后来我的姊妹们也都依照政策转为非农户口。自留地便成为纯粹的记忆。又过了几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的耕地都被赋予了当年自留地的性质。待我再回老家时，村外的田野已然没有了那种因为精细与粗放耕作方式所形成的鲜明反差。站在田野上，情不自禁中，我竟是眼晴有些发潮。
自留地现象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一段过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刘林海
二O二四年九月六日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第三部长篇小说《牛老板》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