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情                                         ●浪花

     我十五岁参军，不足十七岁就经训练被调到一个连队，任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教员，执行在全师展开的大扫盲任务。开学那天，我大着胆儿来到连队驻地。忽然听到响亮的口令声“敬礼”！原来是排列整齐的全连，在值星排长的带领下，正向我行着持枪礼和注目礼。

     一个曾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英雄连队，正在向一个“小姑娘”行礼！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速成识字法的精髓在于：先给“拐棍”（注音符号），然后“拄拐”识字，最后是“写话”。只要能用识得的字写出心里的话，扫盲就算成功了。但这一切谈何容易！就说给拐棍，当我指着注音字母表带着念：“勹，伯伯的伯；夂，泼水的泼……”时，下面一片雷应，但只要把字母换个位置，或单个拿出来念时，就只有参差不齐的几声回响了。怎么办？我生平第一次失眠了！

     彻夜难眠，搜尽枯肠，忽然灵光一现，起来找了些厚纸，剪成方块，一面写字母，另一面画上个白胡子老伯、有人正在泼水……之类的。上课时先给学员看画，再反过来指着字母带读。久而久之，学员们产生了条件反射，一看见白胡子老人，就会想到“勹，伯伯的伯”……这办法真灵！我不分昼夜，忙着制作分班甚至分组的一套套卡片，实在困得不行，有一次竟趴在桌上睡着了。在一股旱烟味中，嗡嗡地，好像有人在说：“太难为这孩子了。我闺女还比她大几岁呢！”

    最艰难的是“写话”。汉语的同音字那么多，没读过书的人，谈不上有什么词汇。虽然识得了不少字，也很难选出恰当的字，凑成一段话来表情达意。心里有话说不出，学员们那个着急啊，心里那个堵啊！厨房里的剩饭剩菜和连里的病号越来越多。铁汉子一排长也病倒了。他心里窝着火，身上发着高烧，唇边长满燎泡，瞪着的双眼中布满红丝。这个时候，对他的救助，莫过于帮他把心里的话掏出来，写出来。我请求、哀求，要他说话。他抵不过，终于开口说话了。

     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往事，我听了抽泣到喘不过气来，只得逃到门外去哭！后来我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念给他听，他一下子放松下来，竟睡着了。

通过这次扫盲，我觉得自己突然成长了不少。

     几年后，组织上动员我们这些学生兵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站出来让祖国挑选”，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其实，早在带着旱烟味的“闺女”声中，在痛苦的一排长床前，我就认定教师是这世上最神圣的职业。我渴望成为教师，为了帮助每一个学生用丰富的语言文字畅达复杂的内心世界，实现人和人之间自如的交流，我愿意倾尽自己的一生！

     在报考单的十个志愿栏中，我一囗气写下了十个高等师范院校的名称。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今已称“陕西师范大学”的中文系。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远郊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任教。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寄宿在校，只有周日才回家一趟。住校的除了校长和校医，还有好几个像我一样来自外省，无家可归的老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席卷神州大地，我也患了严重的浮肿病。

     某周一，我清晨打开房门，发现窗台上“琳琅满目”：一块烤红薯、一包熟花生、几茎嫩玉米，甚至还有包了又包的几斤粮票……那时粮食有严格的定量，粮票就是人的生命线。家长们千方百计，从嘴边省下些吃食，交给正在发育中的子女，而子女又忍饥把它们分赠给自己热爱的老师。这样的深情我何以承受！这样的牺牲我于心何忍！我知道同学们用一式空白作业纸来包装“宝物”，是怕我查出“宝主”，逼他拿回。于是我召开全班大会，痛陈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无论我疾言厉色地“严禁”此类事再发生，还是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珍重正在发育的身体，都难以阻止每周一“剧情”的重复上演！

     最感人的一幕是：我要调走了，汽车开动了，同学们还在追着汽车跑。隔窗相望，渐行渐远。愣神中，忽然发现手里多了个本子。粉红色的软封皮，右上角高起来厚厚的一块。原来那都是同学们的照片摞起来的。一人一照一页纸，写满各式各样的告别语。翻开本子的任何一页，都好像面对一个个亲切的真人。他们惜别、感谢，有的甚至以“小大人”的口吻唠叨数落：“有一天我下半夜起来，看见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您又在给学生的作业写详细的评语了吧？饥饿咱治不了，但您总可以多睡点觉补补不足的精力呀！”

     我滴下的泪水模糊了字迹，赶紧把本子合起来。这个本子我珍藏多年，常翻常新，可惜毁于文革。

     每个学生与老师的相处，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在这不长不短的时间内建立深厚的情谊，必须双方都有真情的付出。几十年大浪淘沙，留下了许多闪闪发光的金子。30年前，我写了一篇《桃李情》，指名道姓写了39名各有所长的同学，最后还是得声明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实在抱歉。所以这次我谁的名字都不提，只略举一二实例用以弘扬感人的师生情。

     本世纪初，我已退休多年，也早上过两次手术台，一次割去甲状腺，致使声音嘶哑；另一次割去右肾，并发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行走不便。某天，一位初中毕业即离校的女同学来看望我。她微胖（或微肿），略显病容。我们久别重逢，互诉衷肠。她说她得了肾病，这个病不容易治好，要作长期盘算，恐怕公费治疗外，自己还得花不少钱，所以工作后拼命攒钱，现已攒了不少。听说叶老师的身体也很不好，特地从三明赶来送钱。她拿出一大包用档案袋装好的钱（当时还不晓得用卡），看上去起码有一两万。这又是一个不要命的，像北京那些孩子一样，肯用生命的泉水浇灌友谊之树的人。她自己面临生命的深渊，却还要将备用的救命之物分赠给心中惦记的人！放在北京时代，我早已哭得稀里哗啦，但几十年岁月磨炼，我已懂得自控。我婉拒加“婉劝”，说了几车子话，才劝说得她带着钱离去。但她的情意，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也是在21世纪初，几年后的一个暑假，我女儿经同事介绍，带我到山东威海去避暑。有一个男生也是山东人，别人下乡插队，他却回老家插队。由于早有婚约，回乡不久就结婚，并早早成为爷爷了。得知我要到威海，他对妻子小刘说：“听说叶老师的腿坏了，我要到威海去照顾她。”   “照顾？”小刘瞪大了眼睛说，“你还会照顾人？你自己不都是全由我照顾的吗？要去，咱俩一块去，孙子交回媳妇自己带。”幸好他已年至花甲，符合正式入住威海老年公寓的条件，小刘就跟着了。公寓实行开放式，服务员不多。勤劳的小刘除了抢着帮我们洗衣服，还把拖地板之类杂活全包了。这位男生对我的照顾却是精神层面的。他大学上的是物理系，有一些知识技能是我们文科生不精通的。我那时只是腿微痛，走路硬梆梆，还不至于要人扶着行动。他领我到海边小径，走路聊天，拍照留念。我从来没有在如此开阔的海天相连处接触过大自然，心里的愉悦不可言喻。他还带我们去烟台，看望班上一位女同学。至今我还留着他当时在烟台细沙滩上精心制作的一段录像，听到我自己在解说，穿上我左腿这种特制的袜子，可以防止病情的恶化……

     还有一个“编外”学生值得一提。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福州家中突闻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清秀的近于中年的女同志。她打听到我是写作科的命题老师之一，请求我收她为学生。她说她参加自考已多年，所有科目都通过了，唯独写作科老是过不了关。我说我从来不收学生，再说，也没有命题老师特地收个学生来辅导的道理。她请求又请求，迟迟不肯离去。谈话中似乎还涉及这张大学自考文凭对她目前的工作和一生的命运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令我深感同情。我说，我不收学生，但你可以先写一篇自命题的作文来看看。她果然送来了作文。她的文字功底不错，只是不懂得怎么写文章。我给她讲了些文体知识，又详批细改了她的作文。大概一共两次吧，一两年后她报告说写作科通过，已经拿到了自考文凭。她送我礼物，我当然不收。她又到处活动，打听到我的女儿正在厦大上学，住在哪楼哪室。而她恰好是厦门人。

      当时，人们的生活还没有当今这么富裕，食堂里更买不到什么好菜。青春时期离家读书的大学生，最大的“毛病”就是“容易饿”。那位中年女同志就常煮些有营养的美味佳肴，装在大口玻璃瓶里，送到我女儿宿舍。一来二往，她们竟结成了亲密的忘年交。我到厦门时，也曾到她家探望，晚饭后坐在池塘边石凳上，掏心掏肺地说过许多知心话。她敬我曾在艰难时刻一伸援手，我敬她自强不息，且具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高尚品德，互敬互爱，彼此便也成了忘年交。我如今也住在厦门，几十年过去，此情不变，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曾对一位现已成为大作家的“前学生”在通信中说过：“学生的信赖和挚爱，是我数度蒙难中心灵憩息的绿洲”。如今展示的只是绿洲的一角，整个绿洲怎样适于抚慰人的心灵，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