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无时不有的“反革命”梦魇

                 文/刘林海

     我小的时候，“反革命”事件多如牛毛。尽管人们对此类传闻见怪不怪，但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就如同当今的车祸一样，事主必然陷入灭顶之灾。

    那时候的反革命分子分两类，一类是历史反革命，一类是现行反革命。前者是在旧社会与旧政权存在瓜葛的人，无非在日常生活中低人一等，说话做事规规矩矩，走起路来低头弯腰，大会小会上台接受批斗。而一旦被确认为后者，那可得经受不死也要掉层皮的磨难。

   我五岁那年，因无人看管，就随当教师的母亲生活在她任教的那个学校。母亲跟一年级的老师讲情，让未及读书年龄的我随着一年级学生瞎混。我人生中的第一节课，是个姓张的老师讲语文，课文内容是“毛主席万岁”。印象中张老师是个半老头，头发有点发白。他讲课时说：“没有毛主席，我们就没有饭吃，没衣服穿，所以我们要比爱爸爸妈妈还要更爱毛主席。”张老师的启蒙教导，让我感觉到毛主席就是个法力无边的巨人，而张老师就是毛主席派来的人。然而有一天，两个套着红袖章的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进了校园。那时候自行车比现在的汽车还稀罕，一帮小学生自然尾随着看热闹。可谁都没想到，那两个红袖章竟然当着一帮学生的面，把张老师从房间拽出来，用随带的绳子五花大绑起来。绑定后其中一个人大声说：“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XX押赴归案。”话毕，他们在张老师胸前又拴上一截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行车后座上，在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中，两个人骑上车子扬长而去。张老师像一条狗一样被牵走了。置身那个场面，我害怕极了，有个女孩子吓得当场哇哇大哭起来。后来我听学校的老师们议论说张老师犯了反革命串联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他旧社会一起做事的那些人来往。啥叫反革命串联？我根本弄不懂，但张老师短暂的身份变化，让我对现行反革命这个概念产生了极度的恐惧。

     张老师被抓走后不久，母亲带我去教体育的乔老师那里借童子球玩。看到乔老师房间墙壁上挂着的广播体操示意图，我突发奇想，指着那下蹲的图形说：“那多像上茅房屙屎的人。”乔老师看了看我，忽然间脸色严肃，提高嗓门喊道：“好哇，你个小反革命，咋敢说体操运动是屙屎？”乔老师话音一落，我的眼前立马浮现出张老师被捆绑时的场景，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瞬间连童子球也不要了，转身跑了出去。自那一日起，我便神不守舍，常情不自禁地瞅着学校大门口，提心吊胆地支楞着耳朵，捕捉自行车铃声。且常常在夜里做些奇奇怪怪的噩梦。直到母亲看出端倪，问我究竟时，我才吞吞吐吐说出原委。母亲听罢笑着说那是乔老师哄娃耍哩。巨大的解脱感中，我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心血来潮，将一张白粉纸敷在语文课本中一页毛主席像上，用铅笔描起来。待揭下白粉纸，只觉那描图丑陋不堪，唯有唇下那一颗黑痣让人联想到毛主席。情急中由不得将那杰作团成一团。不想这过程却被我的小组长看见了，说我侮辱了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且不由分说跑到班主任老师那里奏了一本。我们那时候把跟老师告状都叫奏本，原以为是很土的语言，长大后才知道那词语相当文气。我们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刘，听完奏本后，把我叫过去，当着小组长的面问起来龙去脉。我未敢抵赖，据实交代。却不料刘老师夸我敢于承认错误，又批评小组长在我揉纸团时不加阻拦，犯了不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错误。把小组长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刘老师是多么善良聪慧的一个好人。

    我们学校最高的年级是初中二年级。初二毕业的学生，一部分会被推荐到公社驻地的完全中学读高中，另一部分则需回乡结束学业。在离开学校之前，总有一部分未被推荐深造的学生打打闹闹。这一年临毕业之前，初二级二班突然发生了一桩反革命案件。起因是有人发现教室的黑板上赫然出现了三个粉笔大字：“东方黑”。这还了得，全中国人民都在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东方黑不就是在辱骂伟大领袖毛泽东么？很快校长赶到现场，立刻着人用报纸将黑板上的三个字糊盖起来，又派人火速骑车到十来里路外的公社报告情况。当天晚上，有四个老师守在教室，严阵以待地守护着现场。第二天早饭时分，一辆乡下人从来不曾见过的偏斗摩托车驶进学校，两个戴大盖帽的警察走进现场揭下报纸，上上下下拍照了几张像后才把那三个白字擦掉。那整个过程严肃得让人窒息，却又着实让学生们开了眼界。警察办案的确雷厉风行，不到半天工夫，就根据字迹等线索，把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一个男学生缉捕归案。原来那学生因未被推荐读高中，心里不满，便写下反革命标语。天傍黑的时候，犯事的学生被偏斗摩托车载走。有好事的学生说犯事者因祸得福，虽当了反革命，却有福开洋荤坐了一趟电蹦子。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王木匠，一口河南腔，据说是解放前流落过来的逃难人。王木匠住在村头一爿破院里，常年在外做木匠活，因为每年给队上按出工缺勤日交付现金购买工分，队上乐得收外快，对他的外出务工自是极放任。记得一九七三年夏天的某个黄昏，王木匠手拿一张巴掌大的彩色图片在门口显摆着看，一时间吸引了一大批村民。我也凑上去看稀罕。只见那印得花花绿绿、明光闪亮的图片上，上端一张戴大盖帽的老人头像占了小半幅，下端是一溜大炮、坦克，旁边一行金字：“蒋总统旗下强大的反毛部队。”有明眼的大人说，那人头就是蒋介石的像。天啦，我第一次看到了不知被骂过多少回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真容，一时竟不知是激动还是新奇。谁知很快村上的民兵连长就赶过来，厉声喝问王木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王木匠战战兢兢说是外出做活时路上捡来的。民兵连长哪里肯信，不由分说将王木匠捆了起来，并当场宣布王木匠是反革命特务。推推搡搡着带到大队部后，又着人用架子车拉到公社。所幸后来各村陆续有人在田野上捡到了类似的画片。我们村上又组织年轻人去村外寻觅，我也不甘寂寞地跟着人家参加了拉网式搜索，后来真的又找到几张。对这桩怪事，上头解释说是蒋匪帮通过高空气球飘过来的。多年后我仍纳闷，位于中华大地圆点附近的我的家乡，如何能让上千里路外台湾的气球飞过来。真相大白后，王木匠被释放回村。只是短短几天时间，人瘦了一大圈。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全中国顿时陷入巨大的沉痛中，男女老少戴起了黑纱。不想我们邻村有个八十三岁的刘姓老头，不知吃错了啥药，跟别人聊天时说自己与毛主席同岁，不必戴黑纱，又把家人给他备好的黑纱套在脚腕上。此事被人告发到公社，很快县公安局就来了一辆警车将他五花大绑起来押走。此后，刘姓老头被巡回着在周围十几个乡搞了公捕大会。每开一次会，都要大绑一回，罪名就是反革命侮辱领袖罪。后来听说没等到公捕大会按计划开完，刘老头就死了。

    那年月，没有法典，公民的行为罪错与否，全凭掌权的人主观臆断。反革命是一顶大得能压死人的帽子，但戴给别人时往往显得随心所欲。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国终于制定了刑法典，第一次对反革命罪以典籍方式确定下来，反革命行为的认定才有了法律条文作依据。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一九九七年，所谓的反革命罪终于被彻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共和国的法制遂进入新纪元。

   如果说，我们的公民权利是靠着几代人的努力与牺牲才换来的，那么，曾经的惨痛历史当永远铭记于心。

刘林海

二O二四年九月十日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第三部长篇小说《牛老板》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