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以来汤峪川的开发
唐代，汤峪川的开发，己经从石门延伸到了汤峪口及谷内。
首先，石门谷一度得到了开发。唐代随着关中的开发，人口增加，粮食压力增大，林木砍伐使得水土流失严重，渭水河床抬高，从江南漕运粮食压力日增，长安有时缺粮需要皇室到洛阳去就食。《旧唐书•崔湜传》中说，为缓解江淮粮食通过黄河、渭水向长安转运的压力，朝廷决定在秦岭里打通一条新的漕运通道，秦岭以南取道丹江，秦岭以北取道灞河，两河之间翻越秦岭的这一段陆路，则取道石门谷。在襄州刺史崔湜的主持下，这条新路耗费数万人力，终于开通了。新路打通后，朝廷废止了蓝关古道。然而，数年后，一场夏日山洪却摧毁了新道，旧路重新被启用。石门古道虽然中止了使用，但它对汤峪川的开发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
其次，是汤峪口汤泉的发现和开发。
《册府元龟》卷497《水利》记载：“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宁民县令颜昶开渠引南山水入京城，至石门谷，有汤泉涌出”。天宝年间，则正式开设汤院，玄宗赐名为“大兴汤院”。汤院分玉女、融雪、涟珠、漱玉、濯缨五池，其功能是：玉女养颜，融雪行气，涟珠定心，漱玉舒筋，濯缨去疾。
人们都说大唐三汤中，骊山池，凤泉汤唐玄宗都去过，都有唐诗为证。唯独石门汤没来过的纪录。我向来有惑，如果没来过，如何能题"大兴汤院”？以后察王昌龄隐居资料，才找到了有关记录。当时王昌龄一度隐居在八里原下上峙峪一带，曾写下过"驾幸温泉日，严霜子月初"的诗句。
石门谷内和谷口的开发，是同唐代汤峪川内上下村庄的分布伴随在一起的。但为了防止汤峪河和峙峪河洪水的冲击，这时的村庄都分布在八里原和桃花岭的二阶台地即塬𡎚上，平川和近河没有村。下面例举一些情况。
今渠庆村金家庄所在半塬坡，曾有座“四郎庙”，《西安通览》载20世纪60年代中期此处曾出土元世祖至元年间的陶棺，民间流传那是“四郎庙”和尚死后装入的陶棺。按此情况判断，唐代以来，元代以前，这里就有人烟了。
高堡村二零一一年所立《高堡古镇碑记》中说，"汉唐时期，这里即有郭家𡎚子、张家寨子等自然村落，这时水患未治，先民均择高而居。"汉时这里主要是上林苑，因此这些自然村落有可能是唐朝以来形成的。
今石佛寺村，得名于古石佛寺。牛兆镰《民国蓝田县志·卷十二 祠祀·四》有载：昙华寺。一名石佛寺，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重修，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修有碑记。按此判断，此寺形成于唐代以后，明代以前，形成时附近应有人烟。
今上峙峪村一带，有汉武帝祠，附近应有人烟。
河东白家疙瘩村，据村人追忆，形成于晚唐时。其时有白姓人家，陆续从草坪、红门寺的白家村、白岩沟、白安沟来到此处，当时汤泉河水夏季常会漫过河床，于是他们便选择峪口这块高地落脚定居。这资料应该是可信的。宋《九域志》记载蓝田有"焦戴镇"。此镇名气非常大，以致焦岱河川道有"焦戴川"之称。其参与交易的对象就包括了周围的山民，说明那时的终南山里就有居民。
另外，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县城西南四十里有一"明市堡”，而它记载的"石门汤"也属西南四十里，所以，该堡也落于汤峪川内，只是现在不知道处于何地罢了。
从唐以后蓝田的乡里数目看，唐有22乡，宋有四乡，西乡名曰白鹿，里数不明。明亦有四乡，共20里，汤峪川属白鹿乡翟马里，清亦分四乡，汤峪川仍属白鹿乡翟马里。宋后到元，乡已经不是基层行政单位，宋以后的里相当于唐代的乡，且明代建立，属于"恢复中华"，因此乡里数目上大致同于唐宋，故唐代乡数同以后各朝里数大致相同，唐代乡的地域范围同后来里的范围大致相同。加上焦岱川、汤峪川和皇甫川由于其独特的小川原地理特奌，应该在唐代各成一乡，而乡又是建立在各川道村庄的普遍成立上。
唐制，一乡五百户，由此可知汤峪川那时村子规模则远远小于现在。
综上所述，唐代以来，汤峪川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发，村子的数量明显大于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