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金阿银‖还是说普通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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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普通话吧

文/金阿根

强台风“贝碧嘉”在浙江登陆，此前不少部门通知居民不要外出，结果虚惊一场，对我们萧山毫无影响。可两天后又有“普拉桑”在浙江登陆，漫长的高温日子并没有结束。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操着乌里哇啦的方言，不知说的什么。一气之下挂断电话。心想这电话谁打来的？连普通话也不会讲，还能联系什么？

于是想起语言障碍的一些往事，前些年去台湾旅游，那一天阳光灿烂冷暖适宜的，导游小林安排我们上午去阿里山。大巴车到了山脚下，得换乘当地人的中巴车。我们下得大巴，站在地坪上议论。有人说是为什么大巴不直接开上去？反正山也不大高，有人猜测是让当地人的中巴车也赚点钱。而那些当地司机听我们叽哩瓜啦说的方言，向我们直喊“说国语，你们说国语！”有人向他们说我们几个讲的萧山话与你们无关。导游小林也向他们解释了一下才平静下来。

台湾人口中的“国语”，其实就是普通话。那时国民党执政，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到台湾去旅游的大陆游客不少，为接待大陆客人，台湾流行普通话。其实两岸同属中国，多数台湾人讲闽南话，又会讲普通话。

我1964年应征入伍去青岛的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那时的农村兵满口方言，根本不会普通话，我是中专生，会讲一般的普通话，所以接兵部队首长到了萧山听不懂萧山话，老是让我随他身边充当翻译。到新兵连训练，排长是山东人，那天几个萧山兵出差回来，向排长请假说：“排长，伢恩朝来哈背包子袋，人吃力煞哉，需要舒筋活血，到小店里摇点酒喝喝。”“什么？”排长问了三遍，兵们说了三遍。急得排长派人找我，我用普通话解释了一下，排长才知道他们请假的理由。因为无法交流，气得他辞了新兵连的职务，请了一位上海籍的俱乐部主任来当排长，说上海、杭州、萧山的方言比较接近，而他则回到机务中队当他的队长。

风风雨雨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分配到老连队，我们一部分人到了沧口机场，在欢迎新兵的仪式上，让我代表新兵发言。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会场发言，由于紧张，说着说着变成萧山话了。老兵们议论纷纷，说这个新兵讲的什么鸟话。指导员递过来一杯水，让我别紧张慢慢来，终于恢复了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我被分配当无线电话务员，和飞机上的飞行员联络通话，这就需要标准的普通话。为了完成各种任务，在学习拼音的基础上，一个词一个词研究，听中央人民广播，在看电影时，跟着朗读序言或解释词，进步很快。飞机从北京起飞，我就呼喊“北京，北京，我是青岛，听到请回答”，对方回答了，天空与地面通讯联络正常，就把话筒交给大队长指挥。由于我的普通话比较标准，语言又抑扬顿挫，凡是遇到上面开会，代表连里或大队表决心的发言任务都交给了我。

退伍后当经营厂长，天南海北到处跑，必须讲普通话。一次，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一位经理来我们厂，一把手说我们三个厂长中近来要来一个到你们公司，想不到这位经理直截了当地说：“让金厂长来吧，李厂长别来！”当面如此说确实让人觉得尴尬。后来他说，李厂长满口方言不知道他说的啥，你章厂长有一半听懂就不错了，金厂长讲的是普通话，交流起来方便多了。我看看老李，只见他低着头，脸色通红。其实他和我是同一年当兵，都在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同一年退伍，这5年军营生涯还是满口萧山方言。

国家推广普通话，是考虑到我们是多民族的国家，讲的大多是方言，一个省内各县各地语言不同，咱浙江吧，杭州话，宁波话，嘉兴话，温州话……而温州话如同广东话最难懂，被人称为“鸟语”。而我们萧山一个区，东片“沙地话”是绍兴腔，中片“里畈话”代表正宗的萧山话，南片山区“山里话”，说话硬梆梆气冲冲的。要改变“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要学会说普通话。所以说中央推广普通话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不知为什么，前些年一些地方广播电视台争相推出本地方言节目，广东话、上海话、杭州话纷纷出笼，仿佛只有方言才显出“英雄本色”。真让人摸不着头脑，特别是广东话，和温州的鸟语有何不同？据说推出方言节目使当地观众感到亲切，我看未必，不是现在没有市场了吗？而且，随着人口流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汇集在一起，拿我们萧山来说，本地人口不过127万，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他们在这里还是生活和做工满意的，而最感头痛的就是听不懂当地方言，于是不少社区请我去讲解。

我看一些老太太早上拎着菜篮子也说半土半洋的普通话，也是为了方便交流，所以大家都说普通话，场面上少讲方言很有必要。

作者简介:金阿根，中共党员，退伍军人，浙江省和杭州市作协会员。在《萌芽》《江南》《西湖》《文学港》《长城文艺》等杂志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深圳特区报》《新疆日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羊城晚报》《钱江晚报》《西安晚报》等副刊发表200万字作品。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9本集子。获国家省市级奖项70多项，10多次评为杭州市年度优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