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可以雕龙吗？——评《海漄怪奇故事集》
作者：金雪妮
这个春节，就在我读到《海漄怪奇故事集》的同时，我放假回家，花了很长时间整理家里老人的旧物。小时候，吃过午饭，老人会听收音机，午睡。我躺在小床上一会儿翻一次身，确定所有人都睡着了，就翻身起来，去书柜里找大人的书看——囫囵吞枣地读武侠，读历史，读竖版繁体文绉绉的“怪书”。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日头已经有了西移的趋势，家人在隔壁房间商量晚上吃什么，而我正从阳光和旧纸的梦里懵懵懂懂地醒过来，明知小伙伴们都在楼下等着我玩“官兵抓贼”的游戏，却还是想再在这里静静地呆一会儿。
二十年后，我在似曾相识的北京的冬日下午读海漄，感觉就像打开老人留下的百宝箱。再一次，我在下午正正好的阳光里踮起脚，用指尖轻轻地去够一本书架上的书，好奇着大千世界里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怪事。
诚然，这十篇小说离炉火纯青还有很远，但这完全不妨碍它们都是真诚用心的好故事。海漄有种独特的、仿佛是在用文字说书的力量，好像他天然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什么时候则话头一转戛然而止，一杯茶端起来饮尽，请听下回分解。文字本身没有过分华丽繁复带来的乏气，简洁明快，尤其是写到历史的几篇，都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文言气。每位作者各有千秋，我想海漄的专长似乎就是随时随地都能为读者制造一个自带的说书人结界，茶馆，一方天井，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四方来客轻松自在地走进来坐下听书，有些人听一两个故事便走，有些人则一直意犹未尽地坐到最后。没有人吆五喝六地揽客，你也无须特意装饰打扮。不管你处在怎样的心情状态，都可以拾起这本书翻一翻，选个故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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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龙骸》就足以令人屏息——作者这家伙是要查多少资料才能写得这么煞有介事？《尽化塔》很紧凑，场景几乎没有变化过，故事情节设定也一点都不复杂，但就在随着两位主角一同反复推想和建模的时候，得到的阅读快感绝对不亚于一篇精心设计的侦探小说。《血灾》则隐隐有些中式克苏鲁与都市怪谈的影子，虽然牵涉到古代秘史，但意外地给人感觉很有流行感，像是深夜抱着手机欲罢不能地观看画面感强的恐怖单元剧。
张冉在序言中一针见血地将海漄的作品定性为“通俗小说”。到底什么是通俗小说呢？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演化之途上格外鲜明。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序中写，“史统散而小说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能够载道的“文”从来不是叙事意义上的小说，而是论说、诗赋、史传。明中叶开始，随着刻印技术持续发展，以江南为核心，大大小小的书坊也在萌芽，故在被精心筛选的经典之作之外，传唱于民间的杂谈、民谣、趣事，也逐一被文人编写成话本小说。文本流传从未如此快速高效，通俗小说迅速成为了许多书商的顶梁柱，其繁荣隐隐有我们当代书市乃至网络文学的影子。冯梦龙择其精华，编三辑《三言》，在开篇序言中，沿袭以史为文的传统，以“史统”概括指代文学的道心与正统，又以这七个字铿锵有力地概括了发生在中国文学身上的重大转变——正统正在被逐步解构，印刷业带动的通俗小说兴起冲击着被“士”这一阶层垄断的文学与文化。小小茶馆仅能装下几十人，但茶馆里的故事却能走出来，一字一字落在纸面上，反复印刷，从江南传到北京。使用文字并发挥文字的力量，已经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了。如王阳明所言“满街都是圣人”，不分高低贵贱，天下人皆可在文字里照见自身。
冯氏又写：“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诚然，想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感人是第一要务，而还有什么文体能比小说、比故事，更快地抵达人心呢？《三言》中形形色色，描写的尽是市井中的奇闻异事，许多故事也讲些浅显的道理，如忠义诚勇，再比如因果报应，哪怕中间有种种风浪波折，好人必有美满奇遇而坏人必自食苦果。读者哭笑惊怒，皆因故事情节而起。明清通俗小说真正带动的是一种类型范式转化：同样都是咏志、论心、载道，通俗小说作为一种趣味性更强、与日常生活更接近的文学类型，语言简单易懂，兼有大量世俗经验与智慧的加持，更能唤起读者的情感反应与阅读兴趣，因此隐隐也得以与严肃的文史经书分庭抗礼，成为真正的、属于普罗大众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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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照冯氏的讨论来看，写史与写小说，似乎又成了相悖的事情，毕竟一者严肃，一者则纯属虚构，一者在庙堂，一者在民间。然而，倘若让我们快进到当下，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缝隙却已经发生了多元的重合。科幻中的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就是在未来学蓬勃发展之际诞生，作家开始回溯过去，好奇地思考，倘若某些历史节点也改变了，那我们的当下以及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从《高堡奇人》到蒸汽朋克，沿袭自西方传统的或然历史，似乎共同点都在于构建某种线性的追溯：先在历史长河中定位到某个有趣的点，以这一点为开端开始分叉，再顺延而下，依照逻辑去构建出某个不一样的未来。
然而海漄的小说有趣之处在于，相比起构造出宏大的未来图景，他似乎更感兴趣解释“过去”。《龙骸》的灵感起源于清末民初发明家谢缵泰（1872-1932）设计的“中国号”飞艇，在看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谢缵泰和他的飞艇，都是在现实中存在且不会被改变的事。海漄带着我们回到清末，不是为了畅想“如果那时候我们有飞艇，会不会不一样”，而是做了一个和或然历史传统反着来的尝试——他并不是从过去抓取一点然后向未来推想，直至抵达一个和我们身处的现实不一样的位置，而是在抓取那一点之后，改而逆流向过去追溯。如果历史出现某些科技产物是个必然现象——哪怕是淘汰的产物——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了当时的发明家灵感，让他们以为这种技术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又是为何导致了这项技术最终被淘汰、寄附在其身上的故事也就此销声匿迹？回到《龙骸》，为什么谢缵泰能发明出“中国号”飞艇，却没有继续他的工作，仅仅留下并不完美的那一艘试用品？海漄给出的答案是“龙”，设计师解剖巨龙留下的骨骸，得知了它能入水与飞天的奥秘，以龙的生物构造作为飞艇的拟态。在故事结尾，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箭双雕的解谜：“中国号”飞艇的内在逻辑有了，而相应地，“龙”这种神话生物也被从传说中带到了现实，它拥有了骨血，拥有了清晰的长相，甚至还有具体的生物构造，逻辑环环相扣，仿佛它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也曾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与谢缵泰狭路相逢。一飞艇一龙，都是消失在历史里、隐匿于神话中的东西，但在海漄笔下，它们是彼此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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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传统里是否也有属于自己的或然历史呢？在“史统散而小说兴”这样一前一后的发展关系之外，也有文人致力于模糊史统与小说、正典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蒲松龄以“异史氏”为号写《聊斋志异》，在自志中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他虽以自谦的口吻解释，《聊斋》仅为搜罗集锦而来的四海怪谈，乃仅属一家之言的“孤愤之书”，但却又以“异史氏”为号，在多数篇目后洋洋洒洒地写下感怀，针砭时弊，其精彩与洞见完全不输故事本身。当鬼狐也纷纷脱出纸面化作隐喻、化作后来文化里被固型的典故之后，在草庐昏灯里诞生的虚构世界便拥有了冲击传统的力量。为鬼狐修史正如为那鄙陋的、不可见的、“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立传，把语言与叙事的力量平等地传递下去。这样的“一家之言”，有别于正史，或许也正是通俗小说的前身。毕竟我们认知中的小说——哪怕到现当代也是——不就是一位作者书写自己眼中的时代、为几个小人物立传吗？
或许，或然历史也不该仅仅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西方科幻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穿越到过去，抓取某些时间、人物与元素，把它们改变，再去衍生式地思考未来。让我们回到“或然历史”的字面意思，重新思考一种中国式的或然历史。当“史”本身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话语权，持有着和西欧沿袭自宗教典籍的诗篇同等的影响力，那么解构历史的定义与写作方式、并像借用其权威性去书写属于自己、属于小人物、属于万物的故事，这不也是一种文体层面的“或然历史”吗？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做的尝试是这样，以鬼狐喻人，以异史氏的身份执着地为幽冥立说；冯梦龙称史统已散，通俗小说值得被关注，这该是市井的嘈杂的人治的时代。那么当代中国作者呢？如海漄这样的当代中国作者，他们笔下的或然历史，又是怎么在内容与文体两个层面上通古今之变，迭代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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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科·苏文（Darko Suvin）在七十年代定义科幻的时候，认为科幻之所以有趣而特别，主要在于它能制造惊奇感。那么，惊奇感好像也是一种“怪”——志怪、神怪、怪奇，不外乎如是。为不可名状之物写史，使其得以实体化、得以在顺应时代的语境里继续存活，是异史与志怪。作者用心搜罗的轶闻传说是“怪”，小说惊奇的故事是“怪”，而用小说解构历史、用科技解构怪力乱神，写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科幻，在文体层面上也是“怪”。在这样有别于现实亦有别于传统的怪象堆叠之下，我们便看到了一部《怪奇故事集》，一部相对正史与相对科幻史而言的“异史”。
从晚清开始，在西方科学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候，就有无数中国文人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某种古代的神话与民俗和现代西方科学之间的对应。“科学”最初也被译作“格致学”，取《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意为通过研究而窥知事物的内在道理，使西方科学得以“本地化”。一百多年来，学习西方科学又似乎成了某种理所当然，成为了学校教育和日常用语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传统文化则渐渐隐匿。如今，海漄提供的又是一种全新的思路：譬如《龙骸》与《走蛟》,旨在用现代化的、西方科学科技的语言,阐释何为中国龙。科技无须被驯化，但是它作为一种当下通用的“世界语言”，起码可以被融会贯通；用大家都懂的科技语言去解释古代已经发生过的自然现象，借古人之口之心来表达，科学的精神——进取、求知、探索、创造——并不是西方世界独有，人人都有讲自己的故事的权利，人人都有了解与自由使用科学科技的权利。
科幻既然它以文字为载体，那么在我们讨论非西方科幻是否能走出自己的路的时候，解决方案不仅局限在“讲述什么内容”方面，而是同时也在文体方面——追溯中文语言与文学源远流长的影响，并以符合当代语境的方式令其复苏。本文以“龙”为题，那也说说《文心雕龙》。《通变》篇讲，“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指文体只有不断流动与演化，以古观今，并在当更迭的语境中一次次新生，才能像活水一样滔滔不绝，源远流长。那么我想，海漄作为读着西方科幻长大的年轻作家，又沿袭中国通俗小说的文体传统，在语言叙事而不仅仅是内容方面下功夫，写一种怪奇的、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或然历史，这何尝不是一种使用中国传统文学素材打底、改变科幻这一浓缩西方传统的小说类型的“求变”？科幻的定义在变化，而中国传统文学本身，在《海漄怪奇故事集》这样的大胆尝试里，也可以一次次被召唤、被解构、被翻译、被赋予新的意义。不是束之高阁的、被丢在一旁的怪东西，不是合该被嘲笑的“这算什么科幻”，而是一次令人驻足的机会，令人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科幻”，“为什么科幻不能这么写？”，“如果科技和科幻都诞生在东亚，那世界会是如何？”。
《警世通言》有序言，“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打点老酒，切两斤肉干，坐下细细听故事，从庙堂到江湖都一样适用。通俗小说足够接地气，能够吸引不只是象牙塔内的受众来提出真实的意见；它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以及无可比拟的容错率，可以一直载着作者与读者、载着每位想象家腾飞与前进，而不用光顾着完成什么文学上的突破、讲好什么大道理。是不是只要努力写，只要用心写，只要有一个又一个像笔者一样的通俗读者、爱看幻想小说的路人，在拾起一本新书的时候发自内心地觉得好看，我们就也可以一点点撬动这钢铁般的“何谓文学与艺术”的评判标准呢？
现代科幻既然由英语世界所定义，那么似乎不管我们如何挣扎着创新，都难以在既定的、不公正的游戏规则里找到自我。是否通俗化也是中国科幻可以走上的一条离开西方凝视的路？我没有答案。而答案或许是，你不需要有答案。你尽可以迷惘、愤怒、悲伤而又斗志昂扬，你跌跌撞撞地前进，咆哮，再咆哮，毕竟通俗小说不就是这样么？或深或浅不同程度的“我手写我心”，写人生百态，写历史未来，写你不知道的、知道的和想知道的一切，龙战于野，龙跃于渊，天上地下，百无禁忌——科技向过去回溯，而文学走向未来。
读到《走蛟》的最后，在你合上书之前，你就是白发苍苍的将军，拔剑四顾。在科学的加持下，蛟化为龙，破水而出，宛如机械降神般来到你面前，驮着你与你沉甸甸的不舍和希望。
新生的小龙问你：“去何处？”
而你轻声回答龙：“向东方。”
（本文来源：星云科幻评论）
2024年9月号(总28第期)
主编:三丰
执行主编:汪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