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堡集的兴起
从西汉以来，以石门坊为代表的下片一直是汤峪川的发展中心。同治元年回乱，回民烧毁了石门镇的作坊，货栈等，集市随后转移到魏寨，汤峪川下片开始衰落，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开始向上片转移，而民国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变。
首先，从晚清到民国之间，高堡逐渐形成了新的集市。
嘉庆《蓝田县志》记载的蓝田集镇有普化寨、屏峰、堠子镇、焦戴镇、蓝桥、新店、前卫、吴村庙、石门镇、鸡子镇（鸡家湾）、洩湖镇、新街镇等，并不包含高堡。
然而刊行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牛兆镰《蓝田县志》列举的蓝田集镇有普化、屏峰、许家庙，堠子镇、灞源镇（嘉庆三年立）、蓝桥、葛牌，玉川、焦岱、高堡、鹿走（吴村庙）、田威、孟村、洩湖镇、新街、金山、华胥（民国22年立）。其中有高堡而无石门。这说明高堡集是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正因为它形成的时间晚，它的赶集日选在一、四、七，和魏寨的二、五、八和焦岱的三、六、九的赶集日子错开。
同石门同时利用骡驮成为大宗物品的集散地不同，高堡主要属于由周围农户和小商贩参与的传统集市，主要是为了满足乡村消费者需要。传统市集的典型分布。在选择地点时，既要考虑交通的便捷，又要考虑使四乡的村民都能在一日之内来回。因此，传统市镇要均匀规则地分布于广大乡间。这样，在石门的集市消失后，在高堡出现新的集市，是必然的。
从地理位置上说，高堡几乎处于石门谷和汤峪川的中间地带，既便于汤峪河里的农户出山用山货来交换日用品，又利于汤峪川和皇甫川甚至焦岱川的农户前来交易。参与市场交易的有山里的桐油、药材、核桃、板栗、竹子、竹制品、木材、木炭；山外的棉布、棉花、食盐、生活日用品、牲畜、木制品等等。
从交通上说，解放以前，长沟村大财主李家把女儿嫁到了骆驼岭财主张家，为了女儿回娘家方便，买沿途百姓的地，在塬上开了一条骆驼岭到长安区魏寨乡长沟村横穿风凉原的三米宽，十五里长的草路，皇甫川各村的人，可以通过这条路从驼驼岭穿过陡沟去高堡交易，而姚林二寨和东山各自然村的居民也可以从骆驼岭去高堡。
1936年，中华民国陕西省政府修筑了西京风景路，从西安洒金桥通往塘子口。从田家村和渠庆村之间穿赿八里原，更加便利了汤峪川各村和皇甫川下片的农户前去交易。高堡村集市逐渐兴旺。
在集市发展过程中，各种手工业铺面、作坊也逐渐出现。南头有张家粉坊（做粉条）、高家醋坊；北头有染坊、油坊；街道中间有木匠铺、铁匠铺、杂货铺和刘家手工挂面。
二、塘子街的出现
唐代发现汤峪温泉后，唐王室官方赐名"大兴汤院"，闻名一时。由于地处汤峪河口，因为山洪瀑发，浴房屡毁屡修。明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息，汤峪川的生气逐渐恢复，于是在天复年间，官方修复了一次。但这时它作为进"蓝田八景"的地位还不巩固（因为蓝田八景的内容还没有完全确定）。由李东、李进思父子编撰的隆庆《蓝田县志》中，只收录了《辋川烟雨》《灞水环清》《鹿原秋霁》《玉峰并秀》4首署名诗。
清雍正年间李元升主撰的《蓝田县志》中，又增加了《秦岭云横》《蓝桥仙窟》《石门汤泉》《绣岭春芳》4首诗。这说明，石门汤泉逐渐兴旺，地位上升。
正因为如此，石门汤泉的修复速度也在加快。道光十九年，邑人张茂勋捐资重修。光绪三十年，知县周之济又重修，并刊明儒陈作霖洗病时日於碑（《温泉洗病时辰碑》）
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汤泉滨河，地下水位高，地势低洼，沼泽连片，这里是没有村子的。人们只能住在西沟一带的高地上。光绪年间，记载了"汤峪口"的村子，就是今塘子街的前身。
如上图所示，现在塘子村的绝大部分区域，都位于海拔710米到690米的范围内。而老塘子村，则位于汤峪河以西海拔710米到700米的范围内，即塘子正街以西的高处。
塘子街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牛兆镰民国《蓝田县志》中。
从图中看，明清以来的石门汤泉是在下图中汤峪河西，塘子正街以东，小河东路以南部分，离现汤峪温泉洗浴中心不远。部分区域位于海拔700到690米之间，是低洼区域。
汤泉对面，塘子街以西，有清代知县王师瑗在乾隆年间所刻"大兴汤院"四个大字的御碑。建国后移入南边的汤峪疗养院。
之所以牛志中会出现塘子街，是因为光绪三十年《温泉洗病时辰碑》竖立以后，洗病者络绎不绝，逐渐热闹起来，这条街道开始出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时局，巩固后方，国民政府着手开始战时临时首都的建设。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专员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并于当年4月17日开始办公， 陕西省加强了对汤峪温泉的建设，在1936年建设西京风景路，同塘子街道对通的。
同时在西沟建成了伤兵疗养院。实际上就是为国民政府迁至西安后在汤峪疗修养作准备。这条街道相对更热闹一奌。
民国三十五年（1946），改建新屋三座十一间，以澡塘三间为民众浴池，以五花塘两间为军人浴池，以官塘两间为妇女浴池。其余设为单间，洗浴者购票。
但塘子街的完全建成，那是以后共和国时期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