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赣县》前言
文/龚文瑞
探幽赣县人文历史，可以用“源远流长，皇皇古邑；郡县同城，猎猎雄风”十六个字来概括。
有太多的英雄人物曾在赣江源头驻足，比如石固、龚亳、王希、钟棐、王原、刘渊然、谢诏、刘景熙，他们在赣县雄姿勃发，英名长存；有太多的传奇故事在千年古邑广为流传，比如十八罗汉遗经、储君护滩、七姑收花(天花)、卢王拜将、杨公寻天子穴、赵抃祈雨、苏轼过十八滩、王阳明平乱，它们在赣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太多的山水胜境在美丽县域世代歌吟，比如宝盖朝云、马崖禅影、玉岩夜月、雁塔文峰、天竺晴岚、储潭晓镜、二水环流、三台鼎峙、三潭三角、四岩四溪，它们在赣县久负盛名，广受推崇；有太多的人文经典在三江六岸一一创造，比如赣巨人的故乡、秦木客、千里赣江第一县、十八滩上第一村夏府、南方水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中国禅宗的重要转折地、文天祥少年读书处、王阳明“致良知”理念的形成地、冲破封锁线的三江口，它们在赣县璀璨如斯，厚重如山。
有人说，赣县有产风景的自然风貌，产隽民的文化基础，产思想的哲学厚土，产宗师的人文氛围。上下两千年，悠悠三江水，赣县对赣南乃至江西的人文贡献是巨大的。当然，这种一千多年郡县同城共治的结果，其影响是双向的—既使赣县一举成为诸县之首、贡献之最，也令赣县始终只能匍匐在郡(州、府)城的高大身影之后。这既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谦逊。但，只要是历史，后人就当尊重之。岁月的赐予，一切皆珍贵。
一、同城共治，唇齿相依的郡县关系
一个地域的人文历史，多半围绕着地方政权所在地来展开。从这个文化视角来理解，赣州人文很大程度上是由赣县人文构成的，除非明确郡(州、府)衙门所为的某些事项，比如唐代虔州刺史李勉建郁孤台，北宋虔州知州孔宗翰题点虔州八境图，北宋虔州知州刘彝治巫治水，南赣巡抚王阳明讲学通天岩……这类郡(州、府)组织的大型活动或重大事项。因为自东晋高琰在“二水”处筑土城后将郡城、赣县县城拢在一起后，赣县与郡(州、府)几乎一直是同城而治，这段漫长历史造成了郡县之间一种共进退、同存亡的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
无疑，新中国成立初，章贡区的前身赣州市(县级)从赣县划出来之前，或者说隋唐至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兴国隶属赣县这一时期，赣县辖区并不小。南北朝时，著《南康记》的邓德明究竟是南康郡人还是南康人或是赣县人？作为并无官职的邓德明，假如定居在南康郡城的话，那他属于郡城中百姓的一员，而郡城即县城，因此说邓德明是赣县人也没有什么不对。至于邓德明写了《南康记》，就一定是南康县人吗？未必。而“书圣”钟绍京，究竟是兴国人还是赣县人？从当时的辖区与隶属来看，钟绍京生活时期的家乡属于赣县，北宋太平兴国年以后的高兴镇高多村则属于兴国，所以说钟绍京是赣县人并不为过。
诚然，历史即人类的活动史，人类的活动史决定了一个地域的主要文化事项。对于郡(州、府)县长期同城共治的赣州与赣县，除了郡(州、府)官衙吏员之外，城里的百姓皆属于县人，即赣县人乃这座城市的绝对主体，历史上发生的与民生相关的事件，一般都是县邑之人事。比如，北宋与苏轼一家有世交的水南钟棐兄弟，自然是赣县人；比如，南宋隆祐太后避难虔州城，因为使用劣质钱币而引发百姓罢市，这百姓自然是指赣县人；比如，岳飞三书救一城百姓，这一城百姓自然也是指的赣县人；比如，文天祥城墙上振臂一呼，成千上万的城里的百姓随他东去勤王，这百姓肯定是指赣县人；比如，明代姚玺取乐歌妓而引发的“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买得来，不够还要添一个”，民国时期“二城门的风，营角上的嘴，中山路的烟……”这类在民间坊里的百姓口中广为流传的街谣、童谣，这百姓也肯定是指赣县人，而绝不是郡(州、府)的官吏，如此等等。
因此，赣州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人文历史事件，多半是赣县人文历史事件，这种说法是肯定的。令人不解的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赣县从赣州城迁址到梅林新饭店以来，赣县人忽然有些谦卑了，谦卑得连历史上属于自己的内容也自动放弃，甚至是少有提及或故意回避，生怕会被人说自己在抢谁的东西似的。比如，不再提马祖岩、通天岩，不再提欧潭与章水，不再提水东嘉济庙或虎岗，不再提七里镇或七里的窑、榕，不再提南市街或水没洞，不再提“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买得来”这些本属于赣县县城百姓的街谣俚语……
其实大可不必。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便抹杀不了。即使自己不想要，也不可能被否认。赣县的历史追溯回去，应该是这样：赣县区—赣县—1949年8月划出赣州镇后的赣县—1949年8月未划出赣州镇之前的民国赣县—清代赣县—明代赣县—元代赣县—宋代赣县—五代赣县—隋唐赣县—晋代赣县—汉代赣县。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即民国之前的赣县历史，与郡(州、府)的历史是共同拥有的。至于从赣县的赣州镇解析出来的章贡区，它在民国之前的文化其实就是赣县文化。1950年后，行政区划多有改变，赣县的土地面积被一次次分割，渐次缩小到当下状态，但这只能说明1950年后赣县人文的地理出现了变异，1950年之前赣县的人文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异，也不会发生变异。我以为，赣县的文史宣传尽管可以理直气壮—从秦汉开始至1950年析出赣州镇，这段赣县历史完全属于赣县自己！至于当下赣县、章贡区或赣州市各自辖区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不过各自承担起相应的保护与传承责任而已，绝不要因为更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不在今天的赣县辖区内，而把它们的历史归属放弃。
二、岁若长河，源远流长的历史沿革
秦嬴政一统天下之前，这里是一片南蛮之地。在东周前，属古扬州境域；春秋时处于吴、楚边域；战国前期处于越、楚边域，吴、越、楚三国互相争斗，战国后期楚国胜出，吴越流民逃入大山深处，成为百越人、虞人。
秦朝统一六国后，任嚣、赵佗征南越，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朝廷在这片全是原始森林的处所，于庾岭下设南埜县(大约在池江一带)，属九江郡辖域。南埜县是赣南第一个地方政权，其任务多显军事性质，既流放了从六国收降的遗民，也替朝廷镇守住了这块刚刚收获的新的土地，同时让这些降卒们承担伐木工作，将伐下的樟木、楠木等华贵木材运往北方。这一时期，秦人石固活动在“二水”东侧的虎岗一带，成为史志记载中有名有姓的赣南最早的地方人氏，被后人敬为神祇。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大将灌婴一路南扫，将庾岭以南尽收归汉。为了与在南越称王的赵佗形成有效对抗，在章水之畔的溢浆溪(今蟠龙欧潭一带)建立新的县治，县名从虞人、水、巨人中取“竷”，是为竷县，后来则衍为赣县。《山海经》则记为因“南方有赣巨人”而得名。(这一点，在清光绪年间陈瀛编纂的《赣县乡土志》中也有所体现：“考沿革，赣最古，山海经，详郭注，赣巨人，名以著。”)其实《山海经》中“赣巨人”，即“巨人”。赣县从此登上中国版图，成为灌婴在江西建立的十八古县之一，同时建立的还有雩都县。为防止南越人从东边进入，遂在贡水边的雩都固村建灌城为县治，与在庾岭脚下的南埜县、“二水”间的竷县形成掎角之势。
此后，赣县隶属屡经变易。西汉属豫章郡，县治溢浆溪。王莽时期再度隶属九江郡。东汉建武元年(25年)复属豫章郡。汉朝的赣南，仅虔化县有一则关于张丽英的传说，而赣县田村则已经建起了一座寺庙—契真寺，汉代十八罗汉送经书的故事流传至今，汉代契真寺也一直活跃至今。
东汉兴平二年(195年)，孙策分豫章置庐陵郡，赣县属之。东吴嘉禾五年(236年)分庐陵郡置庐陵南部都尉，赣县属之。同年，析赣县地置平阳县。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名平固县。
西晋，是这块土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太康三年(282年)，朝廷改南部都尉为南康郡，赣县隶属于其下。至此，这块土地开始有了自己的完整政权，同一块土地上赣县有了自己的上级机构。南康郡的出现，标志着赣县、南康、雩都诸县人口与政治、军事、经济等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状态，也象征着一块相对稳定的版图带给北方朝廷的希望。
西晋太康末年，一场滔天洪水将溢浆溪的简陋治所冲毁，赣县县治被迫迁徙至葛姥故城，大概位置在今水东虎岗一带。葛姥城应该是百越族人及石固等秦人曾经频繁活动之地，其地位居高临下，南可俯视三江，东邻原始森林，有少许平阔地带，适合古代渔猎人生活。
从葛姥城北望，江水如练，流水去往的远处是豫章郡、鄱阳湖、长江。于是，赣县开始有了舟船上下往来，有了行旅的官吏、游学、商贾之人，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储君庙建成，以方便在这条险滩上往返行旅的人们有个祈求平安的场所。
时光走到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受命为南康郡守的高琰决定放弃雩都灌城，遂在汉水(今贡江)、豫章水(今章江)二水间的龟角尾处筑土城。高琰组织赣县兵民挖山平岭、开街建舍，挖出来的土正好用来堆积成土墙，是为高琰土城。土城建成后，高琰把郡城从雩都灌城迁来，让筑城的百姓留在城内，让在河对岸不远处的葛姥城里的赣县县治也一并迁进城内，毗邻郡衙，在十字街的阳街上建县衙，从此开始了郡(州、府)县同城共治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可惜，这种好日子仅仅过了60年，义熙六年(410年)，广东人卢循、徐道覆率军攻破南康郡城，赣县百姓尽数逃逸，土城尽毁之。次年，南康郡城、赣县县城被迫再次迁移。只是这回它们没有往高处的虎岗去，而是溯汉水七里，在今水东七里镇一带驻扎了下来。
以计谋和强悍获得政权的晋代，在岁月流逝中挣扎着行进了155年。有历史学家认为，三国时期的曹魏、蜀刘、吴孙，尚且讲究正统与传承，但司马家族窃取曹魏政权则有着极大的不正当性，这也就决定了晋王朝的极度不稳定性，也导致了之后一个个朝代更迭时的那种以强豪夺取政权的习惯性动作。西晋末的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东晋的苏峻、祖约之乱，孙恩、卢循之乱，恰好昭示着一个事实—继位不正当的政权正在被后来者以同样的不正当手段接力效仿着，东晋十六国上演着一场场政权更迭的生死戏，无数的百姓平民在这场漫长的浩劫中丧失生存的空间甚至是生命。
南方这片土地也不得安宁。170年的南北朝政权更迭更加频繁，可谓你方唱罢我上场。先是南朝宋顺帝昇明元年(477年)，南康郡被刘氏所占，改南康郡为南康国，国都在雩都，赣县属南康国，县治仍在七里镇。再是南齐复南康郡，南梁、南陈因之。南梁承圣元年(552年)，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又在北伐之前将其土城复址于章、贡二水间，是为陈霸先土城，面积约1.23平方公里。时隔141年后，南康郡治与赣县县治重新归于土城之中，再度同城共治，且1400多年没有分开过。
然而，南陈王朝给了郡县同一个城，却令赣县与南康县两县互易其名，或许是想—郡名南康郡，县名赣县，不够协调不太统一，故而改同城的赣县为南康县，如此郡名、县名都叫南康罢。这种名字互易是极易搅乱历史的，时至今天并没有几人说得清楚，何时赣县叫了南康县，何时南康县又叫回了赣县。
隋朝平南陈后，进行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废郡为州”。开皇九年(589年)，因从虔化县流入赣县境域的虔化水，南康郡改名虔州。同年平固县归并赣县。自此，整个隋唐时期赣县(含划来的平固县)隶属虔州。
假如说，隋及之前的赣县没有太厚重的人文历史或历史人物，那么唐代则是赣县雄起的开始。有唐一代，城内田螺岭上建起了郁孤台、望阙台，赣县七里镇陶瓷业跻身江西名窑之列，田村成为著名的大圩市，刺史路应组织赣县兵民第一次疏浚了十八滩石，赣县大隐士龚亳献龚公山给马祖，赣县天竺寺迎来了白居易的好友、杭州天竺寺来的大和尚韬光禅师，赣县龚公山上马祖道一建丛林，马祖的高足智藏禅师继承师父衣钵主持宝华寺，一大批宗师级人物的故事纷纷登场。
而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呢？先是虔化人卢光稠入城为主，南康郡改为百胜军，赣县隶属之。卢光稠自封为镇南王。这一期间，在风水宗师杨救贫的帮助下，卢光稠组织赣县百姓掘土扩城，将城市拓展为3.05平方公里，北面基本维持不变，东面扩展到了沿江的龟角尾至百胜门(今东河大桥桥头)一线，南面扩展到了今天的厚德路至下濠塘一线，西面扩展到了下濠塘至西津门一线。百胜门旁建起了卢王家庙(今寿量寺)；城外通天岩开始雕琢石像。南唐时期，百胜军改昭信军，赣县隶属之。
北宋开始，赣县进入了历史上的最辉煌时期。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废昭信军，复称虔州，赣县属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析赣县7个乡(原平固县地)置兴国县。由此可知，从隋开皇九年(589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近400年时间，没有兴国县，只有赣县，即这一期间成为“江南第一宰相”的钟绍京，应该归为赣县人才是。北宋期间，知州赵抃率赣县百姓又一次更大力度地开凿十八滩，保证了承载数十吨的货船可以在赣江畅通，同时联合南安府、韶州拓宽了梅岭古驿道，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贯通，而赣县处在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城市建设与百姓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发展。城内开挖福寿沟，建慈云塔，构章贡台、八境台；城东的清溪书院(后来的濂溪祠)开始有了琅琅书声；城西的通天岩开始对摩崖石窟大面积开发；城东的马祖岩、尘外亭开始成为旅游之地。北宋，周敦颐在通判署思考《爱莲说》(清代通判署旧址建爱莲书院，民国改为爱莲小学)，因孔宗翰画、苏轼诗而出名的“虔州八境”开始名扬天下。
南宋时期，赣县更是在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先是隆祐太后率后宫避难虔州，带火了城内的皂儿巷和东南方向的南市街、卖菜坡、五道庙；随后是岳飞带着宋高宗屠城密旨，却连上三道奏书保救了一城赣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再后来是齐述等官兵造反；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因“虔”字为虎头，含杀意，非佳名，遂取赣水之名，或者说从赣县名字中，取“赣”字，改虔州为赣州。与南陈不同的是，南陈为了使县名与郡城名一致，硬生生地将赣县改名南康县，这回反过来了，让州名随县名叫。或者说，赣县与赣州取名的源头相同，即同源同名也。从此，赣县隶属赣州。这次合乎逻辑而改的新名，既顺口且吉祥。如此，赣州一名一直叫唤至今。只是，赣州名比赣县名晚出现1300多年。
元代，赣州改称赣州路，赣县属赣州路。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实行残酷统治，注定了元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不过，其间竟也出现了几件光明事，比如因瓷土殆尽而临近熄火的赣县七里窑竟然烧制出了具有传世价值的青白釉瓷，比如元代开始推行的乡村教育社学在赣县风靡一时，比如元代某地方主官建了纪念前朝政绩斐然的主官的“四贤坊”。赣县田村刘光照先生曾有文提及，元末，田村人借中秋月饼传递起义事，田村人最早掀起了对元朝统治的反抗。
明代，赣州路改称赣州府，赣县隶属之。赣县人口语中的“有钱赣州府，冇(无)钱赣州苦”，应该就是明以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句俚语。明代的赣县，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一代国师刘渊然、进士谢诏、东林党人刘思诲等。明代赣州有“小花城”之誉，而府衙是不可能种花售花的，真正的种花售花人是赣县人。明代的赣县县城内的百姓，与府衙官吏操持一样的南京国语，是为今天的赣州官话、赣州话，赣县县城的老百姓及整个赣县域内吃皇粮的所有公职人员，是这一明代国语的积极传承者。
清代，赣县仍属赣州府。乾隆年间赣县知县张照乘与父亲、弟弟三人题点了清代赣县八景，现称清代赣州八景。清代，白鹭古村王太夫人积善好施，儿孙均有良好官声。清末，王母渡镇浓口村人刘景熙积极主导了赣南旧学转化为新学的工作。
民国时期，赣县先后直隶省、赣南道、第十一行政区、赣南专区、第九行政区、第四行政区，县政府先在米汁巷，后在新赣南路。其间，城区及郊区设为赣州镇，隶属赣县。
1949年8月14日，赣县解放，成立赣县人民政府。同时析赣州镇设立县级赣州市。赣县先后隶属赣州分区、赣西南行政区、赣南行政区、赣州专区、赣州地区、地级赣州市。赣州镇升格为赣州市后，赣县县政府从新赣南路迁至南门口东阳山与文明大道一带，诸多机构仍散落在城区各区。
1969年7月，县城由赣州市东阳山徙赣县梅林镇，正式结束郡(州、府、地区)县同城共治的漫长历史时期。赣县人民在“二水”之址作出了1000多年的历史贡献后，又将在新的城址书写下一个千年的崭新篇章。
三、光照千秋，璀璨夺目的历史贡献
历史上，赣县对地方的贡献巨大，可谓煌煌烈烈(文治煌煌，武功烈烈)。即便把与郡城有直接关联，以及赣州镇划出升格为赣州市导致的辖区影响剔除，仅以相对确指的赣县现有辖区内的文化点而言。赣县的人文地位与历史贡献仍然不可小觑，粗略统计，似可概括为下面十九个方面：
其一，赣江源头。江西母亲河—赣江在赣县(今赣州古城龟角尾)起源，章江、贡江二水在八境台下汇合。赣县因此被称为“千里赣江第一县”。
其二，南方重地。长江—赣江—赣县—章江—梅岭—浈江—北江—珠海，这条古代南方水上丝绸之路，赣县是最重要的节点之地。
其三，赣巨人迹。古代文献如《山海经》中多有百越族、虞人、赣巨人在赣县活动的记载，赣县甚至因此而得名。
其四，秦人旧址。赣县是秦人或秦木客的活动地，赣南的第一个本土神祇石固即秦人中的一员，后人在水东建嘉济寺祀之。
其五，汉代古县。南埜之后，赣县与雩都同时设立，迄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是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灌婴在江西设立的18个汉代古县之一。
其六，汉时古寺。最大的佐证是田村契真寺乃建寺以来不曾断毁的汉时古寺，寺里珍藏古经18卷，并有每年农历六月六晒经传统，可谓是赣南寺院的活化石。
其七，滩石文化。储潭、湖江境内有著名的赣江十八滩，晋代建立的储君庙，是赣江十八滩文化的重要祈福地。
其八，高琰筑城。高琰在“二水”间筑土城，迁南康郡、赣县一并入土城，开启了郡县同城共治的历史先河。
其九，七里为治。东晋义熙年间，土城毁于战事，郡县同迁七里之贡水东侧。
此举奠定了七里古镇在之后唐朝的窑业、木竹业、船业空前发展的经济基础。
其十，唐代隐士。史志记载最早的赣县唐代大隐士龚亳，先予龚公崖给马祖修行，后赠龚公山给马祖，是为马祖岩、宝华山。
其十一，马祖开坛。唐代一代宗师马祖道一在赣县田村龚公山开丛林，建宝华寺，传教其“平常心是道”的禅学思想。
其十二，王希构亭。北宋赣县知县王希在马祖岩构尘外亭，被之后的知州孔宗翰列入八境，苏轼为之吟诗，对虔州成为八境文化发祥地具有重大贡献。
其十三，太后避难。南宋初，隆祐太后率后宫避难虔州，引发一系列事件，如南市街的兴起、以陈新为首的商家罢市并聚啸梅林和镇南门示威、岳飞抗旨救赣城百姓、虔州改名为赣州、辛弃疾郁孤台感怀作词。
其十四，反抗元朝暴政。元末，赣县田村人民对元朝统治者及色目人对南人的野蛮统治进行了最先的反抗。
其十五，一代国师。祥符宫道长刘渊然，道行深厚，被朱元璋封为国师。
其十六，阳明兴学。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大兴教育，责成赣州知府邢珣在赣县一次性兴办了五所社学，为整个南赣八府一州全面推行乡村教育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其十七，土客融合。王阳明通过“十家牌法”及其他措施，完成了对畲民、流民的平乱，强力推行了土客融合，标志着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
其十八，清代八景。乾隆初年，张照乘成为赣县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知县，他题点的清八景至今仍为赣州文化之胜，他重建的县学，后来成为时至今日江西省保存最完好的文庙，他引导民众在三江六岸种植的榕树已迤逦成景。
其十九，创立新学。清末民国初，浓口人刘景熙将旧学改造成新学，是引领赣南教育与时俱进的功勋人物。
诚然，赣县的人文历史，宛若星辰，在赣南历史的天空上闪烁着绚烂光芒，在赣南文明史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皇皇史迹。我们感恩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感恩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祈福它创造出更多不朽的人文经典与精神财富，感召并激励它的子民不断砥砺前行。
“乡土志者，盖取山下出泉之意，泉必始于山而后能达于海，学必始于乡土而后可通于天下。”乡土是一个人生命的原点，一个人无论是一辈子漂泊在外，还是一生都偎依家园，终归要叶落归根、魂系故里。乡土是一切文化的原生地。乡土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根脉。乡土文化有多丰饶，这个地域的根脉便有多深长。世事巧合，120年前赣县的两位先贤陈瀛、谢扬光编纂了启蒙儿童思想、传播乡土知识的第一本乡土文化读本《赣县乡土志》。如果说《赣县乡土志》开启了赣县乡土教育的第一扇窗，为彼时的邑人送去了一抹文化的暖风，那么今天赣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与笔者合力出版的《人文赣县》，则以一种更为宏阔的视域和雄健的笔力，将远古至民国的古老赣县做了一次全景式文化扫描与人文梳理。与前者比较，后者既是一次继往开来姿态的文化延续或文脉传承，更是一次纵横捭阖样式的历史整理与文本叙事，既有着告慰先人、激励后人的人文情怀，更有着阅读赣县、宣传赣县的文旅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