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在我国打开局面，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信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必须等待一个有利于佛教生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终于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它得以大发展的机缘。

       那么，佛教为什么会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迎来它的大发展呢？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简述一下我国有关神明崇拜和道德崇尚的文化传统。

       在我国，由于人们自古就有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因此天命论很早就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宇宙观。而这种宇宙观的产生，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王权统治的确立下，人们受到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双重压迫，误以为自己的命运由天所掌控所支配。到商代，人们这种对天的崇拜发展到了极点，殷商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借助于上帝，把对天的祭祀看作头等大事，无论是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民间的社会活动，如出兵打仗、农耕、狩猎、婚丧等，都要求巫问卜，祈告于天。

       到了西周，人们感到“天命靡常”，统治阶级进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的天命转移思想。虽然这一时期天命思想加入了“德”之内容，但仍然承袭了殷人的天命宇宙观。由此看来，当时人们的信仰，依然表现为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他们把自然之天人格化，使得天有了自己的意志；他们把自然之天神格化，使得天具有了支配人间一切的力量。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一方面将人格化了的天改造为“天命”之天，另一方面，将“德”从周人天命思想中分离出来，作为社会伦理，建立起一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崇尚。儒家这种天命论以及道德崇尚的思想，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便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延续着，最终发展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然而，儒家的天命论以及道德崇尚，虽然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但它不可能包罗万象，还需要其他思想和文化形式给予补充。再者，儒家的天命论以及道德崇尚，也不可能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能牢牢地左右国人的思想意识，掌控文化发展的全局。

       事实正是如此，自东汉晚期以后，社会持续动乱，从群雄割据到三国鼎力的相互攻伐，从两晋时期的战乱不断，到南北朝时期的混战。在这四个来世纪里，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均像草芥一样，不断地被战争机器所吞噬。那时，人们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人人自危，整天处于极度恐惧中。再者，两晋是一个不尚道德，充斥暴力的朝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又去那里讲道德伦理？至于说天命信仰，更是变得一钱不值，人之天命的好与坏，时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由于天命在社会实践中的极度不稳，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求其他信仰。因此，转向祈求大慈大悲的菩萨来保佑，便成为了必然。于是，原有信仰破灭了的人们纷纷皈依佛门，其中为躲避战乱者有之，为获得心灵慰藉者亦有之。

       值得一提的是，在皈依佛门的人群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那就是不想与乱世为伍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见佛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清静天地，感到隐世不如出世，便皈依佛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知识分子选择皈依佛门，决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是与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细究的话，则是由于魏晋时期的“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