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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父亲
——写在甲辰年重阳节
作者:董惠安
一般的被采访对象，大多是名家权威或者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可我的父亲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唯一的突出点，就是他出生于1912年。这看似平常的年份，标志着中国历史中两千年帝制的结束和民国的启元。父亲一生的命运好似惊涛骇浪中的一叶，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映衬着中国在帝制后时代的动荡多艰。父亲俊朗英武，身上有着军人的气质，高个子，身板总是挺得很直，相貌酷似从东北军转为八路军的开国将军吕正操，但与吕将军相比，他只是张学良的一个小小的亲兵卫士。不过他在“文革”中突然灵光一现，竟登上了所在的宝鸡医药玻璃厂的“光荣榜”——当时的名称叫《群丑图》，榜上列举了十多位“历史反革命”典型，每个人还配上了一副丑态漫画像，父亲被画成了这样的形象——穿着黑色的警察服，手里挥舞着一把手枪，身子夸张地扭动着，文字介绍是“反动宪兵、特务长，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按照流行的“出身论”来说，父亲是典型的苦出身。他出生在頻逢战乱的辽宁海城一个名叫马庄的镇子，3岁丧母、7岁丧父，19岁时失去了唯一的哥哥，据说是他那未过门的嫂子家境尚可，且有善意，出资供他读了三年书。后来他离开家被招进了张学良的亲兵卫队。在部队还读了几年军校。当他的哥哥病亡时他回老家奔丧，家中仅有的几亩薄地和三间草房已被一远房叔叔所占。见他回来，那位远房叔叔很是惊恐，父亲拍拍胸脯说“这田地房子我不要了。这一走，我就四海为家了！”看似随口一说，却是一语成谶。父亲在部队驻扎的保定经人介绍和我的母亲成婚，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丧，父亲从此再未踏上海城的土地。后来发生“西安事变”，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父亲所在的部队成了没娘的孩子，不久又爆发“卢沟桥事变”，原驻地北京回不去了，东北老家更回不去了。他们随部队拖家带口，一路南撤，后来又沿着陇海线一路西撤。最西边到达过天水。在宝鸡驻防期间，他和几位同乡“请假”脱离了队伍。和一大批由于水患和战乱逃难的河南人一起，在市区陇海路铁道坡下，在由当时的城市管理者粗略规划，难民自己花钱动手盖起茅草房中落脚谋生，成了宝鸡这座关中西部重镇的外来移民。
我于1955年春节出生在宝鸡市区的茅草屋中。7岁时，由于席卷全国的“三年大饥荒”，根据一个“到农村去吃饱饭”的非常有诱惑力的号召，随着母亲和几位哥哥搬迁到离市区东南30公里的秦岭北麓的一个峪口村庄落户，开始了住窑洞、土里刨食的农耕生活。我开始关注父亲的生平历史，大约是在15岁左右。当时正值“文革”，时局的变化，竟然让父亲有了那个“历史反革命”的名号，缺衣少食与读书的艰辛尚可忍受，可政治上、人格上的歧视和压抑，让我感到惊诧和窒息。正如我的同龄人知晓的那样，所有的参军、招工、上大学（当时主要靠所谓的“推荐”）之类的好事都和我家弟兄无缘。直到我24岁那年，依仗着国家“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机缘，我终于离开峪口村，挺起腰杆走进了西北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宝鸡广播电台当上编辑记者。当采写了一大批名人和成功人士之后，我想起了父亲，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
其实，我曾多次在与父亲的闲聊中，问起过他过往经历中的一些问题。第一次是他在宝鸡医药玻璃厂“蹲牛棚”后被释放出来后，我试探着问过他：“爸爸，你干过坏事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就是当时在北京街头执勤时，看见一些地痞流氓不顺眼，就上去给他一个嘴巴子！”
“那参加国民党是怎么回事？”
“那是集体加入的。”
我在撰写此文时，通过电脑AI搜索显示：在国民党部队中，确实存在着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两个历史时期：一是国民革命时期，二是抗战相持阶段。1939年1月，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全体官兵必须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父亲大约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加入国民党的。
记得母亲曾经说过，解放初期的一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曾进到我家的茅舍中，仔细询问了父亲的出身经历，临走时和气地说，“你的历史问题是清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记录下来，但将来不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们的前途的！”的确，在相当一段的时期内，我的哥哥们的读书和工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由于家庭多子女经济困难，哥哥们读书年年都享受着学杂费减免的优待政策。可偏偏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父亲被“清理”，我们也成了“另类”。
“反动宪兵、特务长”，的确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父亲这样解释：“部队的宪兵，主要是管制和约束士兵的。如果士兵上街侵扰百姓，就要由宪兵去管制。至于特务长，实际就是事务长，管理伙食和给养。”能干这种差事得益于他读过军校，多少有点识文断字和算账记账的文化。后来我得知，在批斗会上，有人认为他是“大特务头子”，就像网住了一条大鱼一样狂喜不已，幸亏主持批斗会的军代表知道“特务长”身份的“含金量”，更知道红军、八路军中的事务长也叫“特务长”，这不仅让父亲少挨了不少拳头，而且蹲“牛棚”当“牛鬼蛇神”（当时对他们这些挨整者的侮辱性称呼）的时间也短了很多。
父亲在蹲“牛棚”期间遭过什么罪？他几乎没说过。记得有一次我去给他送换洗的衣服，在关押他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场所（好像是一处大仓库）外等候很长时间，快中午12点时，大门突然打开，一队“牛鬼蛇神”排着队、低头垂目地缓缓走出，胳膊上都戴着写有罪名的“白袖章”。我当时看到我慈爱的父亲被这样羞辱，心中很不是滋味。这支队伍随即散开，接受家人的探视。父亲看到我，满是胡茬的脸上又露出慈祥的笑容，当时他说的话反倒是在安慰我，让我回家转告母亲，不要为他担心。至于他在“牛棚”中有哪些遭遇，我当了记者后到玻璃厂采访时，一个我从小见过和父亲很熟的工友伯伯告诉我，一次厂里的高温熔炉故障抢修，几千度的熔炉停火后远未冷却，为了抢时间，就要派人到炉膛中清理残渣，派谁进去？这时候红色影片中的先锋队员高喊“我是先锋队员，我上”的场景没有出现，而是“残渣余孽”“牛鬼蛇神”被指令进炉。这位工友伯伯亲眼看见父亲钻进了未冷却的熔炉，出来时胡子眉毛全燎光了......
我曾问过父亲：“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什么要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是我小学时读罢《金陵春梦》后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父亲想了想，叹息一声：“这还不是因为东北人的心眼太实诚了！”
我当时认同父亲的看法，多年后我看到了更多的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和国际背景的材料，我感觉父亲对此事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普通东北军士兵的水平。父亲谈到过当时他在北京于凤至的府宅中第一眼看到报纸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映入眼帘的大标题竟然是“张杨劫持统帅”！这大约就是当时中国主流媒体的基调。当然还有国际上的不同声音，但他在当时很难接触到。据我后来看到的资料显示，斯大林对张学良的捉蒋举动极为震怒，中共也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开始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主动“送蒋”，可谓无奈中选择的三十六计“送”为上策啊。
采访父亲的念头萌生后，我想了又想，根据我和他过去闲聊过的事情，以及一本关于东北军历史的书籍，决定拟出一些提问，让他像考生答题一样，在慢慢的回忆过程中，一条条地写出答案。
我提问的第一条是，说说1931年（民国二十年）“9·18事变”——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这6年间所见所闻的事情。
父亲写道：1930年（民国十九年），在北平原东北宪兵司令部三大队（位于东四牌楼）十中队（前门外给孤寺）中队长赵林周当勤务兵。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巡查、弹压。站岗主要在王府井口、东交民巷北口或西口，监视外国兵出入情况，向司令部警务科报告。巡查就是“军警宪”联合查街，查旅馆、妓院、戏院和“白面（海洛因）”房等。期间还保卫过奉系张宗昌在铁筛子胡同的住宅，在东总布胡同保卫过张学良公馆。后来张学良离开北平，主要是保护于凤至。1933年（民国二十四年），第三大队从北平调防保定，主要任务是驻守石家庄电报局，防范军人闹事。
需要说明的是，自“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武装调停成功，助蒋介石摆平阎锡山、冯玉祥之后，东北军接管了北平的社会治安管理。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了人生中7年的北平军人生涯。
父亲曾给我讲述过他在东交民巷口站岗时的见闻：英国兵走过来时，目不斜视、步伐稳健，活脱脱的绅士模样。美国兵就大不一样了，手里拎个酒瓶，口袋里满满当当装着换好的铜钱，骑到路口的墙头上，见一群中国人过来，一边喝着酒，一边抛洒大把的铜钱，见中国人像小鸡叨米一般地慌乱抢拾铜钱时，这美国兵一边喝酒一边在墙头狂笑......
在巡查高丽人开设的“白面房”时，很是要谨慎。“潜规则”是只能在门外抓买家，不能踏进“房”门抓卖家。因为高丽卖家的后台是日本人。父亲曾告诉我，当时的社会很多坏事没人管，一是各类黄色的诲淫诲盗的书籍泛滥，不少青年看了不知不觉就学坏了；另一个就是抽大烟。张学良本人就深受鸦片之苦，作为张学良的亲兵卫士，父亲仅仅只见过两次张学良，还都是来给军校生训话的，但鸦片之苦害得他说话有气无力大喘气。另外，父亲在“白面房”门外看到不少染上了大烟毒瘾的军中同事，原本精精明明的人，烟瘾发作时竟然躺在“白面房”外的稻草垫子上僵尸一般的毫无尊严。每次巡查戏院、妓院，主家一见父亲他们这帮“军爷”进门，立刻就笑脸盈盈地烧好一个上等的“烟泡”孝敬过来，父亲的一些同事精于此道，不知不觉地就上了瘾，而父亲则接过来胡抽两口乱冒烟，主家一看，这是个不上道儿的外行，连忙把烟枪就夺过去了，说这上等的烟泡不能让你白白糟践了！父亲也不介意。他曾对我说：我孤身一人，要闯荡四海，一定要把握自己呀！
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父亲上军校的有关情况。
父亲写道：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进入原东北宪兵训练处（军校），成为学员。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调入北平宪兵教练所研究队，开始深造。开设的课程有“军事学、交通学、警察学、侦探学”。当年10月毕业后，充当初级干部，没有其他任务。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底，又分配回保定。
看到父亲所学的专业中居然还有“军事学”“侦探学”，我真有几分惊讶。回顾父亲的一生，他脱离东北军部队后，做过长途贩运的小生意，收过旧货家具，在宝鸡街头摆过小摊儿，1957年进了宝鸡炼焦厂，此厂下马后，又转到宝鸡玻璃厂，在厂里当过炊事员和配料工。他在军校学的“专业”从未在现实中“对口”过。唯一有次他对我讲起了宇宙星空的知识，让我第一次听说了宇宙里的距离长度概念为“光年”。这个知识点不知是否他在军校学习掌握的。
我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9·18”事变后，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
父亲写道：“9·18”发生后，北平当时一片愤怒声浪，学生上街游行，喊出“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口号，不久《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儿也传唱开来。很快，北平学生还组织了赴南京的请愿活动。当时门头沟煤矿的工人也声援学生，我们骑马赶到门头沟阻止矿工的抗议罢工，不料一场大雨把我们和工人学生都冲散了....
我提的第四个问题是他在动荡年代经历的险情。
父亲用他平实简单的文字记述了他和母亲的四次历险。
第一次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1937年4月间，他和同事到德州车站去迎接护驾一位要人。要人乘坐的火车还未来，两架日本飞机先来了，扔下七八颗炸弹，他和同事们匆忙冲到车站栅栏外就地卧倒，一阵硝烟过后，只见一位同事满脸是血，那人忙问父亲：“我的鼻子还在不在？”父亲答道“你的脸上有道口子，鼻子还在！”
第二次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震撼。父亲写道：卢沟桥在北平和保定之间，事变发生后，回不去北平了，加之东北军在张学良被扣南京之后群龙无首，宋哲元到保定把我们三大队临时编了个宪兵大队，带着我们由保定上火车，经郑州、开封、徐州、济南，到德州与河北交界的泊头镇火车站打算下车驻扎，却听说日军已过沧州，快到桑园车站了，于是又上车跑回济南，归冯玉祥指挥。冯当时是第六战区指挥官，但韩复榘不听他的指挥，冯又把我们大队带到郑州，交给程潜改编为宪兵独立营，驻守开封。
实际上，父亲在此期间已经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已经身怀六甲的母亲，本想留在保定娘家待产，但遭到我的姥姥的拒绝，只好随军登车，大姐就诞生在部队转进的列车上。由于在惊恐劳顿中，大姐生下来就没有奶水，其生存之艰险可想而知。
第三次是1938年的正月十五遭遇的“郑州大轰炸”。父亲写道：当时我们在郑州驻防，记得是正月十五的前一天，大家伙都说明天要吃元宵，可正月十五一大早，约9点多，警报声急促响起，天空出现7架日本飞机，炸弹飞落在车站闸口一带，火车站附近的“华阳春”饭店被炸得很惨，死伤几百人。随后又来了4批次飞机，连炸数小时，郑州死伤上千人.....
母亲生前曾对我讲述过她遭遇这次大轰炸的经历。警报响起之后，她迅即抱起未满周岁的大姐，朝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跑去。在钻过一处铁丝网时，她的腿上划出了半尺长的扣子，鲜血直流。腿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痕。
第四次是母亲在1938年4月跟随转运家眷的列车暂时脱离部队，从开封到郑州，再到信阳，一路南下到了武汉，后又辗转到了岳阳、长沙。原本是部队紧随其后的，可是部队的行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部队还未到武汉，就听说日本人将从长江下游奔袭武汉，部队又打算沿陇海线西撤，可家眷们已到了长沙，于是赶快去接应。父亲写道：“你妈当时抱着你大姐，所乘坐的火车是拉运货物的平板车。在汉口下车，坐轮渡到武昌站再上火车。南方多雨，沿途淋得像落汤鸡，所带行李都湿透了，凄苦不堪言状.....”
我曾感叹母亲一生的不幸，她嫁给东北军，就等于嫁给了苦难。而失却家园、拖家带口大迁徙的东北军，就像《三国演义》中刘备弃樊城、渡过汉水，携百姓撤往襄阳的故事，很感人，也很悲催。
父亲给我答好的采访“问卷”，我后来经过一番梳理，大部分内容写进了自传体纪实文学《东望——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和小说《斜谷》中。
父亲多舛的命运不仅仅表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遇中，还有过冤狱的经历。除过“文革”中的“牛棚”生涯，还有过一次货真价实的坐牢。那是在解放前夕，已经定居宝鸡好几年了。相邻的河南邻居家购买了一大盘电线，由于一时无处堆放，就请求父亲能否暂时寄放到我家的小院里？父亲为人豪爽，随口就答应了。岂料这是小偷盗割的军用电线，小偷被抓后径直把军警领到我家小院来指认赃物。可不等父亲申辩，邻居悄悄恳求父亲先把这口“黑锅”背下来，然后他们再想办法营救父亲。父亲也就答应下来，被抓进了监狱。据说父亲还被一个绰号为“李杠子”的警察署长扇了几耳光。风波暂时平息了，邻居却像没事人一样，完全不管父亲在牢中的死活了。直到半年后，在母亲一次次地登门哭诉、催促下，邻居才花了些钱把父亲保了出来。此后，他不太搭理那位邻居。
在我印象中，父亲在两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敢于担当的个性。一件是大姐的大女儿婚事。我的这位大外甥女婚姻遇到麻烦，主要是她所找的对象家里成分高（属于黑五类），家庭成分本身就高而行事谨慎的大姐夫很是不赞成这桩婚姻。无奈中，大外甥女找到父亲——也就是她的外公，希望能为她出面说服大姐夫。父亲毫不推辞，很快就赶到大姐家，看到外孙女婿相貌堂堂，忠厚老实，朗声说道“这小伙子不是挺好的嘛！”当即一锤定音，大姐夫碍于岳丈大人的面子只好表示同意。一桩美满姻缘就此结成。另一件事是，晚年父亲回到峪口村颐养天年。峪口村在村口打算重建一座山神庙，原址正位于进村道路的咽喉处。但车辆和拖拉机进出村明显要受影响。村里人嘈嘈嚷嚷，对于山神庙重新建在何地争论不休。这时年过七旬的父亲出面了，他朗声说道：“庙修到哪里，神就进到哪里，山神是保佑人的，不会为难人的，把车道让出来，有何不妥？”众人面面相觑，终于有人说话了：“既然董家老汉说话了，咱就把面往后挪他一丈吧！”于是，新山神庙“退避三舍”，庙前的宽敞道路很快就修好了。
父亲曾告诉我，他年轻时曾被一“神算”预测为“穷困潦倒、老而无妻”之人。但事实上他和母亲养育了“五男二女”，由于母亲、大哥和我都为属相为羊，则被另一相师赞叹为“三阳开泰”。尽管母亲带着我和几位哥哥落户到秦岭北麓的峪口村，但经过后来的时运转换，我家弟兄先后回归城市，告别了“土里刨食”的生活。那些年逢年过节，我们兄弟们总会回到峪口村家中，围着父亲回顾童年往事，父亲总是感慨地来一句：“那时候，多艰难......”
我给父亲带来的快乐，就是考上大学，成为宝鸡广播电台的记者，使他在工厂同事们和村里的乡亲们面前有了几分自豪感。他经常拿着一个袖珍收音机，在宝鸡电台的节目中，聆听我采写的报道，脸上总挂着幸福的笑容。
父亲在30年前的1994年10月5日，因食道癌不治而逝。享年83岁。如今，我在缅怀父亲的时候，不免又想起了当年给他出的采访题目，蓦然感觉还有着不少的言犹未尽的遗憾，尽管当时觉得出的题目够详尽了，但今天还是感到该问的没来得及问。譬如，我想起了他那位未过门而供他读书的嫂子，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有胆有识的女性啊！真应该问问父亲，让他细细描述一番。还有，我们的祖辈，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闯关东的移民？此外，我真应当在父亲的有生之年，抽出时间带他回一次海城老家，看看他出生地的山水田野....很遗憾哪，我大学毕业后风风火火地忙工作，呕心沥血地构建小家，等到明白过来时，父亲已经长眠在峪口村的偏僻墓地上了。如今才明白“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心酸滋味.....
值此甲辰年重阳节来临，又恰逢父亲逝世30周年，谨写下上述文字，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同时，也把这些如烟的往事告知我的子孙们。
董惠安 2024.10.5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