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摘录一些《往日故乡的情话》中的句子，一些在我看来与直播现场情境最应景的句子，同河边的景致剪辑到一起，叠上黄永玉那野气逼人却又永含忧伤的眼神的特写，让我们一起进入他穿越无忧河的一个个“闪念”：
“毛毛雨，打湿了杜鹃的嗓子。”
“夕阳下的城垛上，苗孩子吹他的笛子哩！”
“涨水了，上学的孩子顶着书包泅过河。”
“老营哨的鸡叫，梦里都听见。”
“船上的客人对船夫说：‘快看！竹林山崖上有只豹子！’
‘唔！它天天都在那里晒太阳的……’”
“观音山的钟一敲，云都散了。”
“光屁股的男人在河里洗澡，招呼钓鱼的：你离远点好不好？”
“你们这里的风景真好！”“忙得很，顾不上看它！”
“文昌阁的小学生唱校歌，全城的人都在倾听。”
今天，这个阴湿寒冷的下午，我们在黄永玉记忆中的北门河边，倾听他说湘西的过往，全世界的华人都在倾听。
按照约定，直播结束后，我会带着《文化大观园》摄制组去他的玉氏山庄，做一期他的专访。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又折腾了大半天，先让他回去休息，四点我们再去找他。
来凤凰城旅游的人，一半是冲着沈从文和黄永玉叔侄来的。湘西的野，湘西的美，湘西的诡异和传奇，从这叔侄的笔端流出，传播于世，引发人们的惊艳；这叔侄二人，也因了自身传奇的经历和惊世的才情，而成为凤凰的名牌和名片。
说到名牌，美术界都知道黄永玉狂爱所有“名牌”：名牌衣服、名牌帽子、名牌烟斗、名牌汽车、名牌犬……。按他的画作的市值，他也有力量拥有这些。比这些名牌更牛的，是他的名邸。他在北京的万荷园，在凤凰的玉氏山庄，在香港和意大利的住宅，都曾经是美术界的谈资，是画家中“先富起来”的标志。他也从不掩饰财富，当然也从不掩饰对于财富符号的各种名牌东西的喜好和追逐，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恶俗的趣味。当一切都是智慧与劳动所得时，为何不坦然享受这一切？而且，你享受的这些名牌，是各国人民辛勤劳动与智慧和美感的结晶，为何不用你自己的劳动去与他们交换呢？为何不用你的享用去肯定和赞美他人的劳动、智慧和美感呢？
这个问题我没有同黄永玉老先生讨论，有点可惜，否则的话，以他的睿智与通脱，一定会回答得非常精彩和深刻。我只记得，89年北京风波之后，黄永玉有几年避走香港和意大利，有国不能归。有一天，张仃先生忽然收到一件寄自意大利的包裹，打开纸盒，是一顶咖啡色的平绒贝雷帽，超级名牌，内附一封信，工工整整的小楷，竖写，是黄永玉的信。这顶贝雷帽，张仃先生一直戴着。黄永玉不仅自己酷爱名牌，而且希望同老友分享。在我印象中，中国大陆画家最早带贝雷帽抽烟斗的，好像就是张仃和黄永玉。这显然同他们年轻时混过的圈子有关。这种民国遗留的摩登，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抵抗改造拒绝遗忘的标志。张仃的标配还有一根斯踢克，而黄永玉没有，他不需要，他有一双湘西山民的健腿。
玉氏山庄建在与凤凰古城隔河相望的山顶上，控制了北门河两岸的制高点，它本身也成了凤凰城的一个地标，组成了河北岸天际线的一组最亮的音符。
走进玉氏山庄大门，就受到了名犬的高规格接待。黄永玉派出了他最心爱的一条大犬来迎接我们，金黄色的皮毛，高大威猛，我不识犬，只觉得它青春朝气，忠勇可嘉。走过很长的一幅据说是黄老最长的作品，黄永玉先生把我们迎到一间朝西的长条形房子，可以俯瞰半个凤凰古城。他问到哪儿坐好？我说这里光线不错。他说那就请坐。我一看，是两张特制的木椅，类似转椅，但无脚，跟日本蒲团似的，一屁股坐下去跟坐到地上一样，站起来有些费劲。我正犹疑，黄老自己双腿一交叉，一屁股就坐下了，还说：“这看起来不好坐，其实坐下来非常好。”于是我也一屁股墩就坐下了，果然，来回转悠，后面还有个小靠，确实有点自在随意的惬意舒服劲儿。看见黄老自得的样子，我忽然明白，这是老人在我们年轻人面前不动声色露了一手：看看，我这八十多的人，腿脚不输于你们吧？
刚才那条金毛犬又乖乖地凑到黄老脚下，黄老像抚摸孩子一样顺了顺它的颈毛。“这不是刚才那一只。那一只是它的儿子。这只最乖，每次见客人我都带它，它乖。”果然，在接下来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它都乖乖地趴在黄老脚下，既不乱动，也不哼哼。
房间里回响着普契尼的歌剧。黄永玉还是一个发烧级的西洋古典音乐爱好者，当然，他的音响设备，也是顶级的世界名牌。
我被他的话震惊了。原来，玉氏山庄这个地方，是黄永玉在10岁以前就看中并立下志向要在这里盖房子的！到八十岁，他在这个小时候触发他美感的地方。真的就盖了个山庄。这个山庄，就成了他每年必回家乡的理由，也因此省去了地方官员迎来送往的客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可以养狗，落个自在。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而且，这个志，竟是缘于童年的一次美的感动。
黄永玉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他的美感，来源于故乡的山水，来源于童年。所以，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候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
于是，我把问题换个角度，变得特别实际：“您几岁开始搞艺术创作？然后得到稿费？”
黄永玉先生立马回答：“那是十几岁，抗战的时候，刻木刻，刻木刻得到稿费，得了稿费我不太相信，人家怎么可以随便拿钱给我们呢？你比如说我登一个报纸，我应该拿钱给你呀！你怎么能够拿钱给我呢？结果收到那个稿费不太相信，还要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壮胆，到邮局去拿。进邮局大门的时候，我还叫同学守在门口，不要跑，别跑呀！邮局那个老头也慢吞吞，搞得我心里又着急又有点怕。真把钱给我了！哈哈！大概两块多钱还是三块钱。拿到钱，请同学吃粥。”
人生中这个第一次，黄老记得特别清楚，讲起来也眉飞色舞。
我又问他：“那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搞艺术，以后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的？”
他想了想，说：“艺术那个东西，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很高的理想。一定要说得那么高大一点，我想激励我的大概有三条吧？第一，一开始搞艺术我参加的是左派的活动，左翼文化，我是鲁迅这个系统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靠它为生，靠它学习，锻炼，成长，自己培养自己。第三，主要的一点，活到80岁，我劝年轻人，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读书，要不停地读书，与书为伴，从不寂寞。是吧？”
我说：“实际上您一生中间最主要的工作可能还是阅读，是吧？”
说到读书，黄老来劲了。他说：“我没有停过一天阅读。没有书看，六神无主。比方有一次，几年前吧，我回到福建安溪，就是我读书那个学校。那个县里招待所什么都没有，睡不着，就找了个当地的电话本来看。那个电话本里面，有日用百科常识啊什么。”
我接话说：“那也能将就着度过一天，否则的话那一天就度不过去。”
黄老很舒服地在椅子上转了转，说：“所以我看书，也不像别的人，我是培养感觉，我是在书里头滚着的，我不是坐在那里看书的，有系统，学者式地看书。我是在书里滚出感觉来，也可以说直觉，把那个书形成直觉。那么到了形成直觉的时候，要搞创作了，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我说：“您也没有上过专门的美术学院？”
黄老摆摆手：“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的艺术上，我就比较宽了。”
“您是不受这种条条框框束缚的。”
“所以我说我在书本里面滚出来的，我不是有系统地做学问的人。”
我注意到，说这一段话时，黄老一直坐在那蒲团似的转椅上来回转着，就像一个淘气的男孩坐在旋转木马上。这个姿态，这个坐相，这种松弛随意的感觉，我想，就是黄永玉一生状态活脱脱的写照。他选择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让他自由地生活；他喜爱读书，是因为读书可以让他不寂寞。前者可以满足他天马行空的野性，后者可以满足他爱热闹好交流的天性。但他从不正襟危坐地读书，而是以最放松的姿式在书里滚，滚出感觉来，滚出直觉来。书是用来给他滚的，这说明他同书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多么不分彼我，就像情侣滚床单！书对于他而言，既非神圣，也非工具，而是一起打闹的烂友，一起滚床单的情侣。一个“滚”字，说得太形象，太有味道了。滚进书里去，又滚出书里来，滚进滚出，这才有黄永玉。
对于艺术也是这样，他从不把自己束缚在什么“国油版雕”的画种中画地为牢，也从不定义自己是什么“版画家”，“雕塑家”，“漫画家”或“国画家”。一旦他喜欢上什么了，就“滚”进去，然后又“滚”出来。有一次有评论家批评他的彩墨画不像国画，他回了一句:“谁说我画的是国画，我跟谁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黄永玉对各个艺术门类的边界完全不管不顾，恣意胡来。他很明确地跟我讲：“文艺上有很多品种，有自己的范畴，它不能越过的。画，有的人想所谓改良，所谓创新，根本办不到的，是不是？”
虽然办不到，也并不意味着只能墨守成规。黄永玉的办法是，真诚地承认别人的好，别人的正宗，但我行我素，随性而为，有点儿由着性子来的意思。但你也别说我四不像，老子有时候就是闹着玩的。如果连这点游戏之心都没有了，艺术就不自由了。但我是很认真地游戏，很投入地游戏，我把游戏看作自由的象征，比命还重要。
是的，中国画坛上，有谁能比黄永玉更庄重地游戏笔墨丹青呢？
读读《永玉六记》，那些看似随手记下的片言只语，那些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涂抹的配图，中国画坛,有几个画家像他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力求严肃认真地思考”呢？又有哪个中国画家比他更像知识分子呢？或者，比他更像知识分子似地去写作和画画呢？
话抡开了，黄永玉胆子也更大一些。他盯着我，严肃地说：“还有说为谁服务，以今天来讲，也很难说。还有阶级的美，也很难办得到。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是吧，办得到吗？今天的艺术，比如说描画我们战争的艺术，那些大油画，多少年后，排除了政治成见，超越了意识形态以后，都是艺术，那时你再看艺术的高下。比如说那个时候看到一张现在画的毛主席的像，你会说这张画真好，不是说毛主席多好，是说画得有多好。包括我们博物馆里画的抗美援朝的油画，那些画可画得好啊，战争画，画得真好，何孔德这些人，完全可以同浪漫主义时代的德拉克洛瓦他们相比，跟他们差不多，是吧？当然我们痛恨八个样板戏，我们痛恨四人帮时代的那些艺术，是吧？多少年以后，你会谅解，你会承认它的某一些画有艺术，某一些画当然不行。”
听完黄老的这一席话，我想，这个老人，不仅“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且“耳顺”了。这是一个已经摆脱了历史恩怨而活得明白洒脱的老者。那些左的教条，右的怨怼，好像都左右不了他精神的自由，也无法再遮蔽他灵府的清朗了。
既然是在凤凰采访黄永玉，话题自然少不了凤凰人。
“凤凰永远是凤凰人的故乡，即使离开了，他们的根仍在此。”家乡是黄永玉最爱的题材之一。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凤凰那些古朴而出奇美丽的风景，画那些同在这片土地依偎的苗族、土家族的老人和孩子们。他画斗鸡、赛龙舟，画放鸭、赶场，还画打架、挑大粪。在他的作品背后，是凤凰这片充满阳刚之气的土地，同这些奔放、雄健、甚至野蛮血性不怕死的凤凰人。
凤凰人生活在一个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一点的地方，求生存不易，又处重重关山之中，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王化不深，历朝亡命之徒多聚啸于此，隐身于此。这个地方又是四省交界的偏僻之地，谁也不管，谁也管不了，而且汉苗土杂处，为生存空间而争斗，械斗成风，所以这个地方民风好勇斗狠，目无王法，民匪难分。一个人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话，必须尚武刚毅，必须在精神和意志上不服输，不怕死，而且还要有坚强的体魄。
我问黄永玉：“凤凰人是不是对生死看得很透，很淡？”
“那是培养出来的。”黄老回答：“你比如说小学，听到吹号，杀人了，剩下老师在教室，全部学生跑去看杀头去了。因为杀头的刑场离小学校很近，常有杀头的，老吹号，一听吹号就跟条件反射似的，就好像不当一回事了。这个环境的培养，对我以后抗战的八年的生活还是非常有用的。”
黄老接着讲了两个他自己的故事。
“当时在泉州，有一次看电影。那个影院的银幕是布的，不知怎么烧了，看电影的人惊慌失措往外跑。那个门是往里开的，大家挤在大门那儿，门打不开，压死了好几个人。然后救火队来了，打开门，看到我坐在台子边，跟电影院里所有的人相反的方向。就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说我是从人的肩膀上爬过来的，因为我估计那个银幕烧完了就不会再烧了，我就逆着人流往反方向爬，不去跟他们瞎挤。你看，十几岁的人能够这么从容。”
“还有一次也在泉州，大年初二，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在理发。理发师给我拿肥皂洗头。警报响了，我说得走。理发师就笑，你满头肥皂泡，你怎么走？我说要走，你也赶快走。说完我起身就走了，躲进防空壕。炸弹大炸，炸完了我回去，那个理发师的肠子粘在墙上，肠子、手指头，都粘在墙上。我16、17岁，有时候很从容，尤其在危难的时候很冷静。应该就是小时候见过太多生死了，锻炼了我，至少炼了胆，是吧？对付一些事情，这些事都还没有生死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凤凰人都比较从容。”
黄永玉写过一篇短文，叫《凤凰和凤凰人》，很短，抄录于下：
“看凤凰人的眼睛，你明白什么是忠诚；
看凤凰人的身段，你懂得什么叫辛劳；
看凤凰人的脚，你知道什么叫万水千山；
看凤凰人的手，你清楚什么叫灵巧；
看凤凰人的头发顶起了帽子，狗日的，你不跑更待何时！”
凤凰人身上有一种让人感觉到很敬畏的气质。眼神阴鸷，深沉，狠。即使像黄永玉这样的文化人，被文明的墨水了洗泡几十年，戴贝雷帽，穿名牌夹克，抽大烟斗，撇京腔，但你看他背着手攥着烟斗走路的背影，还是留着湘西山民走山道的一身匪气。他有时看着你，其实心不在焉，但那目光会把一股凉气透进你的脊梁而让你感到背冷。他热情迸发的时候像一团火，他突然沉默的时候像一坨冰。他是百分之八十的文雅加百分之二十的粗野；百分之六十的严肃加百分之四十的不正经；百分之七十的深沉加百分之三十的调侃；百分之九十的爱加百分十的恨；他是一个世界人，也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城里人，也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一个文明人，也是一个野蛮人；他是一个当代人，也是一个民国人——他顽固地用对民国故乡的回忆，顽强抵抗半个世纪的改造；他对那个民国故乡的不断追溯和复原，让我怀疑中间掺杂了太多他自己的爱，他追忆中的那样一个野与美的凤凰，正好是他生命的二重奏。离开了野与美这二重属性，生命也好，艺术也好，对黄永玉来说，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
他说：
“有生命而无感情是不可能的
我深爱这个世界
包括它的悲苦”
他给我讲了三个民国凤凰人的故事。
故事一：凤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将近两个师团的子弟。剩下一个团长，留英的，解放后也被镇压了。他是沈从文的弟弟，同沈从文长的样子不一样。沈从文矮小，他长的高大，漂亮极了，玉树临风，我看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写得一手馆阁体的字，工工整整。他打枪打得非常准，枪法好得不得了。他可以打字母，ABC字母，说打A就不打B。还可以打香头。黄昏的时候，把香插在地上，一排，然后一个香头一个香头打，打熄。枪毙他的时候，他很从容，自己铺好毯子，坐好，用手指着心脏的地方，来吧！打这里。很潇洒。
故事二：1940年代，解放前，全省运动会。我们凤凰人参加了排球，打排球，凤凰人赢了，裁判不公道，老判对方赢，结果我们输了。输了不要紧，晚上把那个裁判打死，然后全队徒步都走回，光脚板丫子走回凤凰。
故事三：这个故事可能不应该讲，但是真的。大概1948年，因为战争凤凰牺牲了太多人，那个时候大家穷得没有办法了，又无政府救济。全城的男女老少，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没有砍刀的拿菜刀，刀枪都没有拿竹棍，徒步走到沅陵，沅陵离凤凰一两百公里，也不知道结过什么仇，把沅陵全城洗劫了，然后徒步背了东西走回来。
我说：“走回来？这就是凤凰人。”
黄永玉反问我：“厉害吧？”
我说：“这个厉害。”
他又说：“凤凰人还有个特点，最困难的时候，没吃没喝的，把门关起来，躺在床上，全家！都没有讨饭的。你看到讨饭的，不是本地人。再穷，再饿，躺在床上，都没有讨饭的。”
我说：“这也不知从哪儿传下来的一股贵气，一股傲气！受不得侮辱，凤凰人一点儿不能受侮辱，受侮辱，一定跟你玩命。”
这时候，黄老点起烟斗叭嗒一口，吐出一口浓烟，冷冷地说：“受侮辱可以，但是你得等着，等着。”
这使我想起他写过一篇《警告游客》，是忠告那些来凤凰古城旅游的男人的：
“如果街上有个妹仔看你一眼，或是对你笑一笑，
你千万不要妄想她在爱你，这只是一种礼貌，
要小心，她哥哥可能是个阉猪的!”
在北门河转弯的地方，有一处幽静隐谧的山角，林木森森，青苔复石。这里长眠着另一位凤凰骄子，一代文豪沈从文。他的墓简单而自然。没有墓碑，山根岩石上刻着一句话：“一个士兵不是战死疆场，就是回到家乡。”这是黄永玉为表叔亲自撰写的墓志铭。
黄永玉：“不知道是我的，回到了北京知道了。我就赶快去告诉许麟庐，你不要说在你的家里画的，就说是你叫孩子拿到我家里画的，我自己画的，不要说是你给我出了主意，说画个猫头鹰，是我自己画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他那个家很大，有九个孩子。我呢家里，一对儿女，香港也有关系，我出了什么事，他们可以回香港嘛！问题不大。我说你那个资本家的帽子，又有九个孩子，你怎么受得了，是吧？结果过几天外调就来找他，幸好他没有事。”
王鲁湘：“我很好奇，您为什么要画猫头鹰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呢？”
黄永玉：“这个希腊雕塑里面有雅典娜女神，管艺术的，她肩膀上就站了一个猫头鹰，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什么意思呢？智慧。这个wise man，聪明人，是吧？”
王鲁湘：“智者。”
黄永玉：“那么最后为什么没事呢？毛主席看到那个文件，汇报给他了，他就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黑画，用墨画的，怎么不黑呢？大泼墨嘛！”
王鲁湘：“哦，老人家幸好还懂。”
黄永玉：“大泼墨。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毛主席讲，这个猫头鹰，画猫头鹰这个画家，很有生活，猫头鹰就经常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
王鲁湘：“您这个画还蛮符合实践论和反映论。”
黄永玉：“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呢？王炳南后来告诉我的，王炳南他同我很熟，他说，有个好消息，就是这个那个的。我知道了，但我还不怎么相信，我就用了一个鬼主意来验证。我说我妈妈病了，希望我赶快回去看她。要是有事，还要开会，就不会批准我回去。结果批准我回来了。”
王鲁湘：“真的没事了？”
黄永玉：“没事了，回来了。整个猫头鹰事件就是这样的。”
事隔三十多年，听黄永玉先生风清云淡的讲述，除非当事者，又有谁还会体验到当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呢？他去许麟庐家的那番安排，天知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担当。湖南人，湘西人，凤凰人敢做敢为的性格，一事可验！
前年，也就是2004年8月，黄老度过了他八十岁的大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他：“八十岁在人生旅途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他回答：“两个字，倒霉！我常常想，我怎么一眨眼就八十岁了呢？感觉像自己的年龄被人给偷去了似的。我要是50岁多好啊！”对于年岁的增长，黄老表现出少有的惆怅。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过，这些年来老是收到朋友和熟人逝世的讣告，刚开始，有点忧伤，收到的多了，觉得荒唐，怎么就一个个都走了呢？唉！亲爱的黄老，您也许没有意识到，您是这群民国抗战过来的文艺人中年纪最小的，用您的话说，“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们，遵循自然规律，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要先您而走吗？谁叫您那么小的年纪就一头闯进成人的江湖呢？谁叫您聪明与勤奋都绝世，少小成名，与前辈共享师尊呢？您注定是要孤独寂寞的。当您九十岁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民国画人，可能就剩您一人孤芳自赏了。
黄老也意识到他已是时间的穷人，所以他告诉我，为了专心致志写完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今后要慢慢戒掉画画和看电视。不过在我看来，要让黄老戒了这些生活中的乐趣，就如同要他戒烟，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有个好习惯，能使时间发生倍增效益。“我口袋里随时装个本子，看书的地方也放个本子，画画的地方也放个本子，楼上睡觉的地方也有本子，看电视的桌子上也有个本子，一切勾起我联想的我都随时记下来。想起一个句子记下来，想起一个人记下来，一件事，有趣，记下来。所以每一个人哪，他本身的能量都没有真正地发掘出来。人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能量，但是过了一辈子，可惜了许多能量蕴藏了，没有发出来。闲抛闲掷了。我就尽量利用自己这些东西。”
我说：“您这种活法真好，在生命中用乘法，结果回头一算，比别人多活了好几条命，而且条条命都精彩。划算。”
他说：“好多事情，取决于态度。态度不一样，结果不一样。你就说钱这个事，也是这样的，是吧？我进出门，我一定关灯，吃饭，一口米都不剩。我不是没钱，该花的钱就花，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
我说：“您最近把您的一大部分的作品，都捐给了吉首大学，建了一个博物馆。在开馆那一天，您有一段话，让在场的人听了以后，眼睛都红了。您是怎么说的？”
黄老抽了口烟，把烟丝压了压，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些东西既然捐给你们，律师就给我一个意见，按照国际惯例，就是捐赠人死了以后，这个受捐者看见他的家属后人经济有困难，要给予适当的照顾，帮助。我说这个捐赠是我们全家一致决定的，我们送给吉首大学，律师提出的这个条款，我就不写上去了。这是很温暖，也是很美的条款，我就不写上去了。我告诉我家里的人，一旦有朝一日你们真的没有饭吃了，你们饿得要讨饭了，你们讨饭的时候，应该离那个吉首大学的大门要远一点，免得影响到人家。”
我的眼睛也红了，湿了。一个凤凰人的侠气和骨气打动了我。
采访结束，黄永玉先生拍拍金毛犬的头（乖乖它一直趴着听到现在没动窝），蹭地就站了起来。这样的腿脚，叫人羡慕。
“走，去画室。”我们收拾好设备就跟着黄老来到了他的大画室。画室中央立着一根大乌木，“从长江江心捞出来的，不知有几千年了。”他介绍说。乌木足有三人合抱那么粗，全身布满坑坑洼洼，乌黑铮亮，矗在画室像根定海神针。墙上赫然挂着一幅六尺整纸的五彩凤凰，墨色犹湿。原来是老先生直播结束后回来新画的，晚上刘长乐和陈鲁豫要来山庄看望黄老，黄老特意准备的见面礼。这就是湖南人讲的礼数要到堂。
黄老走到画案前，裁开一张六尺整宣，说：“鲁湘，我给你写副对联。”
我喜出望外，连连道谢。他铺纸，倒墨，握笔，沉吟片刻，侧脸对我说：“今天我让你看我怎么写行草，我从来没有当着外人这么写过，你是第一个看我这么写字的人。”
只见他逆锋从纸的下端开始往上倒写，我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哪个野路子的书法？而且，我也认不清他所书为何字何句？因为他写画出来的东西就像一道符箓天书，我完全不认识。见我惊讶，他很得意，写得更来劲儿了。一会儿工夫写完，命助手用磁铁将其倒挂到墙上，原来如此！纸倒过来后，但见苍劲古拙的两行行草大字，带着斑斑墨痕和阵阵墨香扑面而来：
人生岂得一知己
世间何止五车书
中午在酒店楼梯口同我的一席谈话，就变成了老人书写给我的联语。这种设计，用心良苦，天衣无缝，行云流水，古道热肠！谁道秀才人情一张纸？这张纸，微斯人，谁与归？
（注：此为旧稿，系2006年11月18日在凤凰古城玉氏山庄采访黄永玉先生后所写，但一直未曾发表。一晃10年过去，先生已是九旬老人，越活越健朗，不仅小说写完，还在国博办了大展，且常作巨画，色彩绚烂无比。祝先生春心永驻，生命长青。）
本稿图片由 凤凰卫视原台长王纪言摄
编辑：姜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