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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国贵族的“中国心”
——对法籍“中国好人”、西安外国语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让·德·米里拜尔的追忆
作者:董惠安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让·德·米里拜尔教授，一位1919年出生于巴黎贵族之家的法国人，已经安眠于中国古城西安将近10个年头了。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位理应名扬中国青史的法裔中国人，其知名度还不如一位普通明星。然而他的丹心早已映照在中国的汗青之上了。想必铁石心肠的人，听了我下面的讲述，很难无动于衷。
（一）
故事先从上世纪80年代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如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园说起。当时从“文革”禁锢中恢复招生的西外法语系，本应是瞭望西方世界的窗口，法语学习的佳境，但很遗憾，这里没有一位法语标准流利的教师，师生看不到一份法文原版的报刊，法语原版的影视作品更是不敢想象。突然有一天，奇迹出现了——
原汁原味的法文《世界报》出现在西外法语系阅览室；
法语原版的《茶花女》《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等影片，在校园里公开放映，诺大的露天放映场，挤满了闻讯而来的校内外老师学生，看腻歪了“样板戏”的西外师生眼界大开，看得如醉如痴......
没有接触过电子视听设备的法语系师生们，有一天获得了10多个“砖块型”录音机，这在当时可真是稀罕物件。
伴随着这些奇迹出现的，则是西外校园里传言：一位神秘的“外教”的到来，带来了上述的新奇变化。传言还说，这些原版的报纸和影片，都是这个神秘“外教”从法国大使馆借来的。而这些“方砖型”录音机，则是他托关系从香港买来的，而且是他自掏腰包。
这位“外教”有多神秘？首届法语系的学生对于听他的第一堂课非常期待。当一位高个子、大鼻子的洋教授出现在讲台上时，那一个个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我名叫让·德·米里拜尔，中文名字叫米睿哲。”
就这样，让被西外法语系的同学们认识了，真正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生涯拉开了序幕。一位姓魏的女生回忆道，“我们是让教授在西外教的首届法语学生，至今犹记得让当时给大家讲课的情形。让走进课堂后，就把一本书顶在头上，模仿坐在下面的学生因为紧张有点发抖的样子，嘴里说了句法文： Demande un livre （一本书顶在头上），课堂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当时让的课堂总是充满轻松亲切的氛围，也就是从那时起，现在从事旅游工作的我，因为让，对法国有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学生们都很珍惜上让的课，连窗外都经常站满了旁听的学生。
作为外籍教育专家，让总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长因材施教，而不愿以考试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手段。每学期末课程结束后，他从来不专门组织考试，有学生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考试？”他总是谦逊地告诉学生：“你们都很优秀，我没有资格考你们。”其实，他另有一套独特的“考试”方法。当每届学生临近毕业时，让总会把他们分别请到自己办公室，和颜悦色地与每一位同学单独聊10分钟，听听他们读书的心得体会以及对法国历史、文化、文学的看法。今天看来，这种春风化雨式的言传身教，自有其“润物无声”的妙处。
让为学生赴法留学牵线搭桥的举措，在当时堪称“破冰”之举。即使在今天评价仍意义非凡。他曾先后义务帮助50多个陕西学子赴法留学。初到西外担任法语外教的时候，让便从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中看到中国学生对外面世界的向往。然而，在当时中国青年走出国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难事。于是，已近耳顺之年的让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他利用自己在法国的各种关系，帮助这些渴望“睁眼看世界”的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留学机会。西外师生是让帮助的首批对象，但是，寻求他资助留法的年轻人很快便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外语、经济、医学、地质、传媒、科技、文学艺术、商业等各方面人才。这些赴法留学的人才大多出身贫困家庭。如何帮他们度过艰难的留学生活难关？让硬是把从自己身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资助这些贫困学子。多年以后留学回来的这些学子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让，对于我们这些贫寒学子而言，出国留学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方夜谭。”陕西华圣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李涛是让最早资助出国的一批学子之一。据他回忆说，刚刚到达法国，便感受到了艰辛的生存环境。当时已经是西安电视台记者的李涛，在国内每月工资50元人民币，可以过着较为充裕的生活。然而在法国，坐一趟地铁就需要12法郎，两天的交通费就要用去一个月的工资。难哪......
为了从根本上帮助这些学子，让便积极向法国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奖学金。法国国际留学生中心为这些学生提供保险、住房条件并组织他们到法国各地旅行参观。而这些优渥的学习、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让奔走呼号、多方协调的结果。在让的大力帮助下，很多西安的医生，特别是一些中医学医生，也得以前往法国攻读学位或从事科研、交流工作。让曾向媒体表示：“我这样做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更多的法国人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出国学习，然后再回来‘为人民服务’。我对所有我帮助出国留学的人只有一个要求，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为自己的民族做事。”
值得一说的是，在让退休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还未成为中国“永久侨民”，因而他每年都要返回法国办理签证，对于年事已高、身患病痛的让来说，每次都是一趟艰辛的历程。但他却将这些艰辛转化为有利条件，使之发挥出积极帮助留法学子联系学校、申请奖学金的作用。身患严重高血压和结肠炎、先后做过13次手术的他，在与病痛的抗争中，坚持帮助每一位上门求助的年轻人，他从未因为痛苦的疾病磨损自己的毅力和信念。就是靠这种奋斗拼搏、永不服输的精神，他为中国特别是西安的学子争取到一个又一个赴法留学的机会、一笔又一笔来自法国的奖学金。一次，让在巴黎刚做完手术没有几天，受他资助的西安骨科医生朱卫民来到了法国。让不顾自己大病之未愈之体，亲自带着朱卫民去办各种手续。朱卫民看见让手捂着还没有完全长结实的伤口四处奔波，心里非常难过，他劝说道，“这些事以后我慢慢办，我们不去了好吗？”让却说：“不要紧，我为我的孩子们做事，是应该的。”在朱卫民的再三劝阻下，他才同意回巴黎休息。
顺便说一句，让·德·米里拜尔终生未婚，他把西外的学子都看作自己的孩子。当有人问他为何不婚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要是结了婚，就只能爱小家，而不结婚，就能爱大家！”
让要求他所帮助过的留学生都能回国“为人民服务”，大部分学子都按照他的要求都回来了，可朱卫民医生由于特殊的原因留在了法国。此事成了让的一块心病。后来得知朱卫民在2008年奥运会开办之前，针对巴黎“藏独”分子滋事的问题，尽己所能向周围的法国民众做出真相解释后，让非常高兴。他打电话对朱卫民说：“法国需要一万个像你这样的大夫。”朱卫民后来回忆说，“我留在法国这件事，让在心中对我是有责怪的，我在法国向民众说明了‘藏独’的真相后，他发现我留在法国也能为中国做事，终于释然了.......”
让把朱卫民等留学生常常称为“我的孩子们”，对他们完全是一副慈父情怀，西外年轻的师生也都把他由衷地视为“父亲”。从他言传身教中“孩子们”身上都具备了一种品质，即法兰西贵族式的优雅、从容与谦逊。
（二）
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位于陕西北部偏僻的彬县境内，公安机关发现了严重的“敌情”——一个高鼻梁、大个头的外国人突然出现在彬县大佛寺附近。当时国门刚刚打开，禁忌和禁区很多，彬县公安警察迅速控制了包括这名外国人在内的一行数人，严加盘查。
“我名叫让·德·米里拜尔，法国人，中文名字叫米睿哲。西安外国语学院教授。”让坦然地回应盘问。
“你为啥要到彬县来？”
“我热爱中国文化，想瞻仰大佛寺。”
年轻的警察显然不会轻易被这个理由说服。他被带回警察局再次详细盘查。原来西外法语系的老师得知让喜欢中国文化，便带让去彬县参观大佛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许多地方对外国人还未开放。他们未经层层批准、擅自进行“田野考察”的举动，引起彬县公安机关的高度警惕。年轻警察反复询问让来彬县的目的，让坦诚说自己是仰墓中国的历史文化而前去大佛寺学习、考察的。但是这个单纯的理由始终无法令警察相信。最终，被逼无奈的让不得已说出自己最不想谈起的家族出身：“我的表姐是戴高乐总统的机要秘书，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让的回答令这位年轻警察先是半信半疑，后是吃惊不已。在“冷战”格局下，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以超凡的战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让西方封锁、孤立中国的围墙裂开一道缝。因此，戴高乐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让的话让公安机关好一阵忙活。很快地，让·德·米里拜尔家族的“户口本”信息出来了——
1919年的8月5日，让·德·米里拜尔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祖父是一战时期法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他的父亲是一战时期法国空军的飞行员，他的表姐曾任戴高乐将军的机要秘书。
让在“二战”之后游历全世界，学习各国语言，广泛接触并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信仰和生活情况。学习了十几种语言，游历了50多个国家后，最终于1969年落脚香港某大学任教。1976年7月作为法国历史学者获准进入中国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1976年9月和法国驻华大使一起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会，随后按照中法文化协定，由中国教育部排到西安外国语学院担任外教，同时研学中国历史文化。
“表姐曾任戴高乐将军的机要秘书”和“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会”的信息，使得“敌情”警报即刻解除。“朋友来了有好酒”，让的考察参观得以顺利进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位询问让教授的年轻警察后来竟与这位法国贵族老人成了好朋友，在多年之后还亲自来看望让，并送了一双皮鞋作为礼物。让对这双皮鞋珍视不已。
说到法国的贵族，国内媒体曾介绍过一位法国贵族的特点——“很难说他身上有一种‘贵族范儿’，但他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透露出他是一个沉静、执着而有修养的人。他从来都不穿非常名贵或者潮流的服饰，但每一件衣服都干净得体。”“在法国贵族的沙龙聚会上，那些名头响当当的家族后裔谈论的多是会说几国外语，谁在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哪些慈善项目。有时会讨论左右翼政党的博弈结果如何、中东战乱会如何发展等政治、哲学问题。追求在社会中传承高尚精神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交流远远比衣着、座驾和旅游目的地更有意思。”
在让·德·米里拜尔身上，处处契合着法国贵族精神特征。西外师生可以见证，让的饮食、衣着异常简朴，一双皮鞋穿30年，几乎每件衣服都穿了10年以上，然而贵族精神磨之不去，旧衣服洗得很干净，每次见客人前都要先修仪容。他在关注人、救助人方面体现的贵族责任和使命暂且不论，这里重点说说他那总是挂在脸上的犹如春风暖阳的微笑。
让的家里，时常有沙龙式的朋友聚会。他总是坐在客厅角落的一把陈旧的椅子上，微笑地看着所有人，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他的学生回忆说，“让的微笑具有巨大的魔力，令人感到亲近，并感受到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大家很多时候来到让的家里，只是为了跟他多待一会儿，哪怕什么也不说，看看他的微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就会烟消云散。”让多年的好友、同事陆栋教授从最初与让相识时就发现，让每次与人见面，都会向对方微笑示意，然后才开始工作。陆栋起初很不理解，这个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笑？渐渐地他明白了：正如让的朋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所言：“微笑是爱的开端。一旦我们彼此有了爱心，我们就要去做一些事情。”几十年来，让一如既往的微笑，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特蕾莎修女的话，他对所有人都是以笑示意，无论是校园里的清洁工、厨师，还是学生和老师，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笑容背后的仁爱，他每一次的微笑都是在传递着问候和敬意，传递着人间大爱。
当然，让也不总是笑意写在脸上，在耳闻目睹社会乱象时也常常“变脸”。作为一名教师，他对于教育乱收费现象深恶痛绝，几乎每次见了西外的同事、领导都要向他们慷慨陈词。他总是同情农村的贫困学生，认为对这些学生不应该收费。他得知在一些爱心人士的倡议及帮助下，陕西有关部门正在贫困地区的学童中间展开“免费午餐”活动，非常高兴。那些遭遇矿难的煤矿工人也会令他揪心得吃不下饭。他经常向朋友们了解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工资情况以及生产安全问题，特别关注农民工讨薪维权的现象。当得知政府正在积极解决、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后，他连连点头，笑意再次回到脸上。
让曾写过这样一篇名为《隐藏的中国面孔》的短文，文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介绍了一位自身贫困却慷慨资助失学儿童的老人：“正如月亮存在着隐藏的一面，中国也有隐藏的面孔。中国这个隐藏的面孔是如此的美丽，就是那些英雄的脸，智者的脸，圣贤的脸。几个月前，有一位93岁的中国老人去世，他拥有一部三轮车，他的生活极其简单，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不断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使他们完成学业，中国人民中出生了如此的榜样，这样的人民令我佩服和尊敬！……”
其实，让·德·米里拜尔本人何尝不是这样的“隐藏的中国面孔”呢？
（三）
有位西安记者早早就关注到了让·德·米里拜尔。关注是从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开始的——
有一次，让乘公交车上街时，发现有个残疾人由于人多太拥挤无法上车。于是，他凭着自己高大的身躯，在车门口伸开双臂拦住大家，示意让残疾人先上车，但疯狂的人们并没有理会他的善意，他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高喊道：“大家要学雷锋！”人们的良知终于被唤醒，不再拥挤，优先让残疾人安全上车。
还有一次，他在马路上行走时发现污水井盖不翼而飞，由于担心行人掉进污水井里，于是就站在井边提醒过路的人。同时还从路边捡石头和砖头，将井盖周边围起来，这一举动也感染了周围的许多人，大家纷纷帮助他在井盖四周围了个“安全岛”。
记者认为他俨然是一个现代“洋雷锋”，要采访他的事迹，他却连连摆手说：“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啊！”
记者还认为，让应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慈善家”。他经常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实际是法国政府给他的津贴）换成10元人民币的零钱，晚饭后骑自行车到大街上接济行乞者。需要说的是，让在西外任教的第二年，他就主动放弃了中国政府给予他的那一份工资，而仅靠法国政府支付他的津贴生活。有一次和西外同事一起外出吃饭，在从小寨的过街天桥经过时，朋友们没有注意到天桥下路边有乞讨者，可他注意到了。在吃完晚饭回家后，他又专程独自打车去小寨天桥，给了乞讨者钱才安然回家。让还用自己的中文名字“米睿哲”设立了“米睿哲中国爱心教育助学金”，几乎拿出全部工资和退休金做“助学金”，资助陕西安康地区石泉县喜河镇中心小学32个学生完成了学业。
通过深入地接触采访，记者惊讶地发现，让不仅仅是一位语言教育家、慈善家，还应当被称为“外交家”。他自踏上西安土地后，一直在为架设中法友谊彩虹桥梁而竭尽全力。
为了使法国各界朋友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他多次联系促成法国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使更多的法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在更高层面上发展中法两国的友好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试图以个人的努力将西安和法国里昂结成友好城市。法国人认为，位于东西半球的这两个城市，恰好位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架起友谊桥梁，体现出让独特的魄力与眼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然而，中法科技间的交流，却被他和一群陕西的有识之士辟出一条蹊径。1998年5月，在让的提议和推动下，由陕西省卫生厅原副厅长耿庆义、西安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易桂露、从法国学成归国的西外青年学者户思社等发起的中法科技交流协会成立大会在西安举行。陕西省原副省长陈宗兴、原法国驻华大使毛磊等出席大会。会上选出曾留学法国的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周濂为首任会长，秘书长为户思社博士，让在众人的拥戴下担任顾问。在协会的帮助下，西安一批科技、文化界的青年到法国学习，对中法之间的协作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表彰让· 德·米里拜尔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作出的杰出贡献，1994年5月5日，法国驻华大使弗朗索瓦·普莱森专程来到西安，代表法国总统将一枚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最高等级的荣誉勋章，让获得这枚代表法国最高荣誉的勋章后，当即转赠给了西安外国语学院永久收藏。
上述荣誉已经足以令让·德·米里拜尔的法国贵族大家族蓬荜生辉了，然而，他还隐匿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汉学历史学者。翻一翻他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吧——
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写成了《简明中医外科学》《中国古代社会与传染病》、《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中国的智慧》、《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以西安史料展开的《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研究——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23万字的专著，是他在秦岭终南山下潜心研究6年的成果，在法国出版后引起西方学界轰动，让因此而获得法国授予的最高学位“国家博士”。
有人赞美让·德·米里拜尔是当代的马可·波罗，也有人认为他酷似诺尔曼·白求恩。但不管他像谁，最实实在在的，则是他那高大的法兰西贵族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中国心”。
（四）
《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研究——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这部著作后来被译成汉语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明代西北地区断代地方史的学术著作。还应当说明的是，他在《中国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中讲述的都是最生动的中国故事。应当说，让还拥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讲述“中国故事”的“故事大王”。
“你作为一个法国人，为什么如此挚爱中国？”这是让·德·米里拜尔经常遇到的问题。当他于1985年退休时，亲朋好友好心地劝他回法国养老，可他微笑着说自己深深爱上了中国，不打算回去。而且经常对人说，“中国人爱好和平，从未发动过侵略战争。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他的老母亲佛朗索瓦丝曾在信中呼唤他：“回来吧，我需要你，家人需要你！”他经过一番深思之后回答母亲：“中国更需要我，我的根在中国！”
1986年，他的研究论文（著作）《中国明代地方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在巴黎第七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已经94高龄的佛朗索瓦丝专程前往答辩现场，旁听了儿子精彩的答辩过程，她在这过程中见识了儿子对中国文化的刻骨铭心，佛朗索瓦丝作为让讲述中国故事的最忠实倾听者，她最终接受了让对中国的坚定选择。
“你作为一个法国人，为什么如此挚爱中国？”这个问题许多中国人提出过，法国人提出过，老母亲也问过他。让的回答构成了一长串朴素生动的故事——
让在“知天命”的50岁时，已经走过50多个国家，经历过半个多世纪，在反复对比中，他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较之于一般人有着降维式的观察与透视，对这片土地不是一般的情深意切。按理说，他完全可以选择回归故乡巴黎，也完全有条件选择美国、北欧，甚至日韩，可是他义无反顾地毅然决然地选择中国，直至终老中国。即使到了中国，也可以选择北上广深，然而他对古老的西安情有独钟。
沿着他的精神思路往遥远的方向追溯，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诗画般的描述——开明君主治理下的国泰民安，河晏海清，人民勤劳智慧，这些描述在他童稚的心灵中播下了东方文明的种子。他从童年起，就对神秘的中国心驰神往。40多岁时在非洲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魅力。他发现，中国在自身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向非洲一些贫困国家捐出大米等物资，这令他感到震惊。在欧洲的发达国家，即使再有钱，他们也不会向贫穷的国家捐出一点东西。而且，中国给非洲提供的贷款不要利息，这太不可思议了！
1976年进入中国，特别是扎根陕西西安这块中华文明的沃土之后，让就仿佛走进了一副恢弘的历史画卷之中。他反复讲述过中医令他产生的神奇感受：他从20岁起就患结肠炎，1990年，他已经年过七旬，结肠炎复发，打点滴、吃药，西医多方医治都治不好。陆栋教授建议他试试中医疗法。起初他对中医比较排斥，后来病情加重，只好走进中医院。一位姓杨的年轻医生给让检查了身体，建议他躺下来做一下针灸。几针下去，过了半个小时，他的腹痛症状就消失了。杨医生又开了点中药，治愈了困扰让许久的顽疾，由此让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便有了帮助中医医生留学法国的举措。 让写过一篇赞美中国人民的诗稿：“30年中我发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非凡才能，这是我一生之大幸。他们双手灵巧，思想独特，心灵中蕴藏着珍宝。中医的双手，精确地将一根根细针，刺入人体某些难以确定的穴位，使生命之能或精气得以重新流转，从而医治病人的痛苦……”
让还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医的博大精深。帮助中国大夫到国外去，一方面可以学习更先进的现代医学，同时把传统中医的精华带到国外去发扬光大，中西结合，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退休之后，让并未专心安享晚年，而是不顾年迈体衰，潜心投入中国明代史、中医和中国“智慧”的研究。有人问他：“你这样辛苦地研究究竟为了什么？”让回答道：“为了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1995年5月，让被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为“终身名誉教授”。在聘请仪式上，他发表了一段很值得回味的讲话：“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教师们、朋友们。我深感，这个荣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标志了一种深厚的友谊，一种久经时间锤炼的友谊。我很有幸选择了西外作为我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些年来，我亲眼目睹外语学院巨大的变化，中国巨大的变化。我可以说，我是中国改革、进步、发展的见证人。我在西安一半是教师，一半是学生，能不断地学习、了解这样伟大、丰富、悠久的文明，能在中华文化的摇篮里工作、生活，这在今天世界上能有多少人享此幸运呢？”
其实，早在一年前他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授勋仪式上，他的即兴演说更为出彩。他激情洋溢地说：“过去的西安，唐朝时便拥有了百万人口的著名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里一直有络绎不绝的骆驼队，源源不断地从西方而来，满载着献给皇帝的珍贵贡品和礼物。今天，大使先生您带来了一份礼物：一枚勋章。这枚勋章是一个象征。透过它东西方向的臂膀，这枚勋章呼唤着一种接近：东方和西方的接近。它促进了一种结合：中法两国人民优良品质和天赋的一种结合。中国人超凡的能力特有的耐力、持久的耐心、卓越的才智与不凡的才能和法国人民理性思维与宽宏胸襟的一种结合.......”
让对自己作为中法交流使者的身份，比对他作为法国文教专家的身份更为看重。每当法国朋友来华，不论人数多寡，他总会邀请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师生跟他们座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讲课时的场景往往是中国朋友用汉语讲，让亲自给法国朋友充当翻译。让经常对来中国旅游的法国朋友说：“到中国仅仅参观景点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让还亲自当导游，带领法国家族亲戚和朋友到西安参观，浏览大雁塔、兴教寺、楼观台、碑林、党家村等名胜古迹。每到一处，他总能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出一串串精彩的“长安佳话”。他说：“中国是我感觉最好的国家，这里的人最有道德和文化，西安是十多个王朝建都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帝王陵墓，藏着无数的神奇和秘密，对于喜欢历史的我来说，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1997年6月18日，让终于以“研究学者”的身份获得了中国永久居留证，成为西安乃至陕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获得此项资格的外籍专家。时年他已经78岁。
2013年9月，94岁的让做出了把遗体捐献给西安医学院的决定。
2014年5月，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专程拜访了让，对让一生投身教育事业的奉献和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多年来，让和法国驻华使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几任法国大使先后多次到访西安造访过他。
2015年1月，让·德·米里拜尔当之无愧地被评为“中国好人”。
2015年10月10日，让·德·米里拜尔那颗“属于中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96岁。
不久后举行的“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分享了“中国好人”让·德·米里拜尔的故事，称他为“来自法国的世界知名学者”，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按理说，他应当获得一枚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共和国荣誉勋章”。遗憾的是，他逝世的时间较之评比标准规定的时间早了两个月.......
回到本文的开头，让·德·米里拜尔的知名度远不如一个普通明星，回想起来，让本人的过分谦逊低调，多词拒绝新闻采访也是重要原因。这大约也源自他们贵族家庭的低调沉静的风范吧。
站在位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园内让·德·米里拜尔的纪念碑前，他的生前友好以各种方式表达着思念之情，我作为本文作者，该说些什么呢？我想说——
他仿佛一位天使般的散财童子，乐善好施，普惠众生。但其实他是硬生生从自己的衣食住行中克扣出来的，自己常常补丁加身，粗食淡饭。剩饭剩菜吃几天，一包“华丰”方便面、几片面包即是美餐。真可谓“吃下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他全身心地教育培养中国留学生，出钱出力，掏心掏肺地传播法兰西文化和中华文化，这不是像蜡烛一样在“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吗？
唐太宗评价魏征时曾说过，以铜为镜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么，我们以让为镜，可以对照出我们的什么呢？
西方人对于生命的终结的说法是“来自大海，归于大海”，而让把遗体捐献于西安医科大学，显然没有归于大海，这使我不仅想起《诗经》中那句赞美周公的雅句：“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让的生命没有终结，遗体也没有归海，而是归于中国人民的心中。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让·德·米里拜尔还活着.......
董惠安 2024.6.20初稿
修改于2024.7.7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