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专家的奇论毒招
作者：董惠安
不久前有一位社会学“专家”语出惊人：“由于我国实行公有制，每个人都拥有国家的土地、矿山、铁路等资源，因此都是富人”。这种“富人论”让我由衷地自豪了好一阵子，但当我想用这种资源财富作为购房时的财产抵押、想用其顶替住院时的高昂费用而严重碰壁时，才感知到这种专家言论的泡沫水分。本来想骂骂这类专家解解闷气，但细细一想，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舞台上，有多少此类“专家”粉墨登场，做出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有的像马戏丑角一般，成为了千古笑谈；有的则遗毒至今，让同胞始终排毒不尽。与古代“大腕儿”相比，当今的一些“专家”就小儿科了。今天就盘点一些古代专家奇论毒招，让大家玩味解析，权当饭后谈资。
相传春秋时巧舌如簧的“专家”晏子曾经在冬季乘车渡河，途中他不忍看到老百姓们赤脚蹚水受冻，便用自己的马车来载那些老百姓过河，第一年冬天这样做了第二年依然如此，于是晏子在齐国民间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孔子认为晏子第一年这样做是爱民，但第二年这样做就是在愚弄大众，沽名钓誉了，与其是去用自己的马车作秀不如利用当宰相的权力在冰河上修上一座桥，这样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想想当今社会，又有多少这样沽名钓誉的“专家”？
话说王安石当政时,有位“专家”向他献计说:“如果能把梁山泊的水排干,可以得到良田万余顷。但我还没想好该把排出来的水蓄到哪里。”王安石听后问道:“哪里能蓄得下这么多水？”一边的助手打趣道:“再挖一个梁山泊不就行了？”
且说到了南宋末年，大宋的半壁江山已经归了金国，收复失地已成泡影，可是，奸相贾似道却听信某些专家的建言，确信民间隐匿大量土地，要重新丈量田亩。有人便作诗讥刺道：“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江山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无独有偶，明朝成化年间，苏州太守邢宥，因为郡中久荒，租税难以收足，竟然也听信“专家建议”，要丈量太湖之中的苇荡洲渚，一并收税，弄得民怨沸腾。有人投书衙署讽刺道：“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共青天。渔舟若过闲洲渚，为报沙鸥莫浪眠。”
明朝《菽园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朱元璋创立大明后，定都南京。南京濒临长江，经常受到水患威胁，当时的防洪抗洪条件十分有限，应对长江水患成为朱元璋的一大心病。水患两大直接原因，一是暴雨引发江水暴涨，二是江堤不固。江边住的老渔民，经常见到一种名叫“猪婆龙”的动物，它们出没于江堤边，喜欢打洞为穴，就把它们当做破坏堤岸的祸首。后来朝廷命“专家”视察江防堤坝，了解堤坝被毁的原因。可“专家”一盘算，“猪婆龙”的第一个字，与朱皇帝的姓氏同音，生怕触犯忌讳。怎么办？专家听说江边还有一种水生动物名叫“鼋（读音为“yuan元”，类似于龟和鳖）”，于是把当“鼋”做替罪羊，给呈报了上去。鼋本不善打洞挖穴，平常经常栖息在水底。朱元璋看到呈报，因为“鼋”字发音与元朝的“元”相同，朱元璋深恶痛绝，立即下旨命沿江官府动员渔民，大肆捕捉鼋。这种“呈报”显然“政治正确”，很让朱皇帝满意。结果却是鼋很快绝迹，但水患依旧。
迂腐的官僚文人“专家”出些不靠谱的主意，对动物狠一点，让百姓骂一阵子，徒留下笑柄倒也罢了，但是对天下黎民百姓的狠招却是天理难容的。
某一朝代朝廷修城墙，为保障城墙坚硬程度，有“专家”献策：墙体筑成后，令另一批壮士用刀锥狠刺墙壁，若可刺进墙体，筑墙者斩；若刺不进墙体，刺墙壮士斩！二者必死其一。这不是公然的“底层互害”么！
我不得不说说，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狠臣“专家”商鞅。他在公元前变法的功勋让秦国崛起，统一六国，功不可没，但他秘不示人的《商君书》，为当权者制定的“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狠招，可谓遗毒万年。所谓“愚民”，原意为“壹民”，即“统一思想”。“弱民”，即让民众没有为自己命运抗争的能力和意识。“疲民”，则是让民众疲于奔命，无瑕顾及他事。“辱民”，一是让民众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贫民”，是让百姓除了生活必须品，剥夺余银余财，使之人穷志短。
民愚、民弱、民疲、民穷，的确便于统治管理。可是，后来落魄逃亡中的商鞅，没有被他所愚所疲所辱所贫的民众收留、同情和支持，走投无路的他最终被车裂而亡。
汉代“专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损招，更是“政治正确”的“正能量”，极大地顺应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愿望，却让中华文化中继“焚书坑儒”之后，真正失去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墨家”的被“罢黜”为例，标志着中国古代科技的衰落。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大清王朝将商鞅“专家”的“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之策，以及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损招发挥到了极致。这也让中国封建社会山穷水尽了。
说起大清，人们通常认为满清政府统治者愚昧自大，盲目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导致中华文明从此落后于世界潮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新披露的史料显示，大清统治者对世界时局和科技发展十分了解。康熙、乾隆非常精通当时的最新科技及其成果，但秘不示人，尤其不得让汉臣通晓掌握。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曾在书简中提到，乾隆对于欧洲形势十分清楚，他与当时的法国国王是亲密笔友，双方常有书信往来，乾隆还密切关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关心欧洲的时事发展。但在内心深处，满清皇帝并不希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潮在中华流传，在他们看来，中原之人最好保持愚昧、封闭的状态，如此才能便于管治。这种治国理念在满清皇帝中绝非孤例，已是共识。以康熙研习自然科学为例，康熙博学多才，曾花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向传教士们学习自然科学，可能成为了当时中国除传教士外最懂得自然科学的人。他不仅亲自斟酌命名了数学中的“根”“次”“方”，在天文地理学方面的造诣也实实在在称得上“帝王级”。他了解极昼极夜，并知道地球是圆的，并著有自己的科学著作《几暇格物编》，在其中还论述了磁偏角。在医学方面，他将天花预防种痘以强制行政命令推广到全国。甚至在光学、声学、化学甚至在在解剖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探索。他不仅自己学，他对于自己的儿子们也严格要求，所有的皇子们都要学习来自西方的先进知识，其中大阿哥还曾经观测和画过天文星象图。
可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开眼看世界”的皇帝，却把知识的知晓范围限制得死死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记载，康熙让他们把西方书籍翻译成满文，以供其阅览，还特意叮嘱他们要在家里翻译，不能去衙门抄写，避免被汉、蒙臣知晓。而乾隆也要求所有跟欧洲科技有关的文书必须用满文书写，必须存在宫里，绝不能让汉、蒙臣看见或是流出宫外。为了大清江山永固，这些西方的科技、思想还被安上了“奇技淫巧”的帽子。以此愚民之策，旨在让人民永远处于蒙昧之中。
用数字来量化一下当时的“愚民”指标吧——在大清王朝统治下，中国的识字率急剧下降。清朝灭亡前两年的1909年，全国识字人口不到300万，而当时全国有4亿人口，也就是说识字率是百分之一，这几乎可以说中国人都是文盲。
令人叹息的是，明朝时，中国的教育事业本已非常兴旺，当时社会环境宽松活跃，各种思想理论流行，私学众多，出版业发达，这背后映射出极高的识字率——明代白话小说流行，而白话文就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明朝还有供农民简单识字的社学。这与满清的“开倒车”有着天壤之别。
具体再量化一下清朝的“弱民贫民”指标吧。当时清王朝把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控制在33两银子左右，而农民一年的衣食住行，养儿育女的所有支出大约在36两银子。这就导致许多人虽然生活拮据，但是仍然不能解决自己的生活所需，千万别小看这3两银子，他让清朝的绝大多数的百姓，一生都在负债而行。
说的是“愚民、疲民、弱民、贫民”，其实文武大臣——当时的“专家”们也被愚、被疲、被弱、被贫了。看看鸦片战争前后大臣们的奇葩建议吧——
所谓的“放眼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也对英国的武器装备和国情一无所知，认为英国船只进入中国内河就会因潮退水浅而破裂，英军在陆地上无法适应中国地形。
当时的参赞大臣杨芳则认为，洋人的炮火有妖术，建议用夜壶等物品来对付敌人的大炮。还有人认为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儿，用长竹竿拨到后站不起来，可以轻易斩杀。
1863年，英、法公使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但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电报“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甚至有谣言称电报会吸地气和死人魂魄，供洋人吸食。
鸦片战争之前，许多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而不化，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中国只需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定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这些奏折从来未受到过皇家的批评，愚忠甚至可以受到赏赐。直到欧洲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荒诞而奇葩是我“专家”高见才如泡沫飞散。
当今时代还会不会生出类似的遥遥领先的“专家”和“高见”？当今的“专家”与历史上的“专家”有无传承关系？
这我说不准。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我说史一般不涉及现实。但我希望今天的专家们可以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对照一下那些“马戏丑角”们的表演，自己会不会也成为千古笑谈？或者落下永久的骂名？
董惠安2024.10.24
作者简介：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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