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纯出生于上海，旅居日本后进入创作的旺盛期，小说、诗歌、散文，都能游刃有余。

分享会上，华纯与荆楚藏书家刘永杰、武汉大学副教授戴丹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少川等展开对谈，介绍《缘侧》《灼灼其华》两本新书的创作过程，探讨日本华文文学现状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些趣事。

无法来到现场的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赵晴事先书面致辞：热烈祝贺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华纯名誉会长的分享大会圆满成功！因在安徽访问，无法前往，非常遗憾！相信今天的分享大会对所有來宾朋友來说都是一场诗与美的文化盛宴，雅而烈、清而灼！灼灼其华！

华纯在分享会上谈到，在起书名的时候，她想到了两个名字，《灼灼其华》和《缘侧》，因为两本书是同时间由两个出版社出版。《缘侧》被定为诗歌集的书名，在日语里“缘侧”是指日本房屋从客厅到庭院之间的走廊。这个缘侧有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无论从文化环境还是地理位置来看，缘侧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比如用“缘侧”这样一个边界，可以解释诗人从外向内，又从内向外的一种哲思过程。四季不同的花木不断衍生出美丽的变化，在最小的空间里能拉伸出生命的细微景象。能启发现代的诗人活用植物美学进行生命的观察。

广义上来说就是诗人给自己建立的一种精神地带。

周作人在《日本人的衣食住》里，说到“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周作人说的古昔，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在日本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力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与植根于天地自然万物之中的信仰分不开的。

华纯在本书的一篇作品《转向窗外的视线》，提到了自然法则“向死而生”。草木物候皆有气场，画家或花道家手下呈现的草木图鉴、花鸟风月，以灼灼其华的光彩和生命力，传达“和寂”精神与“物哀”美学，而文学的“跨界”和“在地”书写，也体现种种生命的气场与“灼灼其华”。例如俳句写作，俳句用有限的17个音来捕捉并表现出瞬间的感动和意象，省略了很多的文字。要准确把握日本的季节语，是很不容易。日本人看到俳句里的季语，会联想到气候的状态，俳人的心情和蕴藏的深厚含义。我们总结自己的创作是俳句，汉译俳句，汉俳，三者各自独立，对俳句的汉译不能强求等值的翻译，过去把日本的俳句介绍到中国，产生了汉俳这新生事物，在当今的中国日文化交流发展中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灼灼其华》这本书里，则以更多层意象的题材，探寻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历史渊源，以及精神上产生共振的人类文明。

华纯认为，非虚构性的散文创作要起到为历史做见证的作用。一位写作者能够约束自己的文字，赋予事物、人和他们的存在之重以“磁性”和“磷光”。与其说是一种处理语言的能力，不如说是一种品格、一种智慧，一种驾驶日常生活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写作的方式和姿态，也是当下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

华纯对日华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上一世纪90年代的日本华文文学涌现出一些书写个人留学生活的艰辛，割不断的离愁别绪，追认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身份的作品。例如樊祥达作品改编的《上海人在东京》，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东京的绿太阳》，电视记录片《含泪活着》，报告文学《北海道大逃亡》《东京的樱花恋》等。但是在日本华文文学团体成立之后，21世纪的日本华文文学不再以留学生生活体验为主流，它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开始迈向纯文学，把宣泄个人恩怨和乡愁变成理性的反馈。出现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创作作品，体现作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日华文学因此也成为世界华文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华人作家开始用双语写作，东京出现了业余爱好者的俳句汉俳创作协会，并有华人作家通过日语小说的写作获得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这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从日本华文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它除了具有中华文化和它混血的特征，边缘文学的模糊境界之外，还因为大多数作者在日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浸染多时，使得日华文学的各种题材作品获得源泉，不断地出现新作品。

现场嘉宾侃侃而谈。江少川教授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冲破了1949年以来长期闭关锁国的坚冰，“改革开放”的国策把国门打开，以留学生为主流的中国人开始拥出国门。这股出国潮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居世界之最，为全球所罕见。这个庞大的族群正是不断产生新移民作家的主体，随着移民潮的继续升温，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新移民作家的队伍还会继续壮大。新移民作家群体与早期移民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普遍在国内受到过高等教育，许多人又在移居国获得学位，文化素质高，而且留学生与技术移民的比重大，具有双语读写能力，为青年知识分子的精英群体。这一代新移民改变了以往华人移民文化水平低、从事“苦力”活或以经商为主体的状况。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写作潜质的高文化涵养的移民群体，成为之后产生新移民作家的温床。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成就卓越的领风骚者，几乎都是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学外国而有成就者，如鲁迅、郭沫若、老舍、巴金、徐志摩、郁达夫、田汉等，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双重文化系统，双语知识结构，这样的智慧资源库潜藏着巨大的创造活力、文学界是这样，科技界也如此，如杨振宁、钱学森、李四光等都具有这样的留学背景与经历。新移民文学的崛起给我们的启示值得深思。当然，有的出国前已有作品问世，移民后继续创作，是作家受到异域环境刺激后的一种自然的产物，是写作的延伸，如严歌苓、北岛、吕红、程宝林、张奥列等。最近逝世的聂华苓在美国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项目，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和诗人受邀参与，其中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内地的有50多人。中日文化交流相对弱一点。

荆楚藏书名家刘永杰欢迎华纯老师来到汉口的文化地标卓尔书店和我们作文学上的交流。他谈了三点感想：“一，旅行拓宽了人的眼界。华会长不光是一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旅行家。我觉得旅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离不开人的旅行。从元代的马可波罗到我们单位的公共外交家余熙先生，在漫长的历史中，中西方文化交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这种交流的前提是旅行。一个人只有在世界各国走走看看，才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才能在相互的各种文化的比较中看到闪光点。旅行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能够增长人的眼界。我记得在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聘请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海外留学或者是旅行的这种经历。第二，阅读延伸了人的思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周游列国的条件。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阅读是一个最好的弥补的办法。我的三万多册藏书为我的私人阅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虽然我很少出国，但是我能够看到别的国家的出版物——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等国外的一些出版物，精装外文原版绝版书也有好几千册。比如我的手上这一本1942年日文版的《食事史》，这本书非常的有特色，它有261张插图，很厚，但是拿在手上很轻，这种阅读体验是电子书无法代替的。我觉得一个作家一定要有自己一定量的藏书。这样的话，大量的阅读可以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一个人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够形成自己较为全面客观立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他在写作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不至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作品延长了人的生命。中国有一句古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要想活的更长远，活得更久，他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作品留存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只有你的作品，尤其是经典的作品，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才能够代代相传，形成良好的口碑，千百年以后还能够找到对你的作品认可的知音。所以我觉得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人至少要给自己留下一部作品。我这几天抽空看了华会长的《缘侧》《灼灼其华》之后，觉得华会长是一个很真诚的作家。虽然我不太懂诗歌，但是散文里面我看了其中的三篇文章。比如华会长在哈佛大学讲演的那个过程中，她也谈到了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一些看法，相对客观中肯。虽然她长期居住在日本，但是她没有完全为日本人说话。比如说日本的反战人士在各国做宣传的时候，她就提到一个问题——你们总在宣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有没有审视自己曾经是一个侵害者呢？从这一点看，我觉得华会长是富有正义感的一个作家，有自己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也是令我尊敬的地方。”

戴丹妮教授认为，在莎士比亚小镇遇到“暴风雨”的难忘经历，促使华纯老师写下散文《在英国感受莎士比亚的一喜一悲》，《灼灼其华》第一版块为何命名露珠？原来是根据小林一茶的俳句，用以形容那些短暂却让人记住的晶莹瞬间。

华纯进一步解释，“缘侧”是指传统日本房屋中经常看到的走廊。从客厅到 庭院之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不回避世界一面的残缺和黑暗，而是因为可以看到四季花木衍生出美丽色彩和变化，能启发生活在现代的诗人如何去活用它。缘侧的含义很多，广义上是诗人建立的一个精神地带。新冠疫情下大多数人会注意到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植物生长和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依然会带来真实而温馨的安慰。而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短诗，以十七音为一首，有不少规则,如季语、切字等。短短的句型却能奔向宽泛的主题，而属于现代新诗的汉俳，本身是为日本俳句而生，运用唐宋诗词的音韵，把汉语汉字所蕴含的审美潜能发挥出来。但它并不完善，既不像旧体诗，又不像自由诗。所以汉俳的审美表现力有局限性。日本很多古诗词都有唐诗宋词的影子，这让华纯感觉分外亲切。

随后，郭泰陆、石川、刘永杰、梅娟等嘉宾朗诵了华纯《缘侧》里的一些优秀诗歌，包括《把脚步放轻》《春天，上了一场植物课》《复活》《怪兽、模仿犯和植物人》《初恋》等，让人感受到华纯诗歌自然生动、富于哲理的独特魅力。

著名表演艺术家石川教授主持了这次分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