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臧振江
妈妈祖籍吉林省榆树县,不知道什么年代,什么原因流落到富锦县花马屯。1924年与父亲成婚。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爹讲过,姥爷外号叫“冯矬子”,身材矮小,一个地道的农民。原本妈有一个弟弟,叫冯永孝。妈妈婚后,因为爷爷的家庭暴力,随父亲出逃到佳木斯,从此与姥爷家失去了联系。1957年,我和妈妈去花马屯。据五舅讲,姥爷病故后,姥姥带舅舅改嫁到佳木斯火龙沟一带,嫁给一个姓崔的男人。舅舅在抗美援朝时入伍,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从我记事起就没见妈妈年轻过,一年四季穿着黑色带大襟的衣服,钉着蒜梅疙瘩那样自制的扣子。头型一直是梳着疙瘩髻,就是把头发盘在脑后罩上一个包网,再用U型细铁丝插上固定。
妈一共生了我们八个子女。从1926年到1950年这24年,妈带着八个孩子有多不容易呀!我的二哥在八岁的时候因为白喉夭折,但也是吃妈的奶水长大的。我们兄弟姐妹,出生时间都是相隔三、四年,其中有两个是间隔四年。据妈妈讲,那是发生了两次小产。生育这八个孩子,再加2次小产,妈要付出多少血?流出多少汗?挨过多少累?从大哥出生到老弟弟断奶(弟弟五岁才断奶)这27年的哺乳,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就算每个孩子一天吃一斤半的奶水,我们一般都是两岁开始断奶。这样,这八个孩子一共吃掉妈妈的奶水就达到4.38吨。这种养育之恩,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回报的。可是在我有能力回报父母的时候,妈妈却离开了我们。四十一年了,妈在我心中,时刻都在想着妈妈的好!
五十岁之前妈妈是没有名字的,只用“臧冯氏"称呼。在过去的老户口本上,我还看见过妈妈这样的名字。后来参加集体劳动,才由会计起了冯淑琴这个名字。先是从事农业劳动,1958年人民公社期间大办集体食堂,管理员李春阳了解妈妈本分老实,又能吃苦,就要去食堂做炊事员了。妈不像当时的老太太那样裹民装脚,而是和正常人一样,这给妈妈一生带来了很多方便。
公社划入合江农垦局畜牧试验场以后,妈妈到蔬菜三队务农了。郊区菜农生产的特点,就是要妈妈这样的一群农民起早摘菜、筛选、装车,大清早用马车送城里。所以妈妈是三、四点钟就得下地。露水常年打湿衣裤,妈的话就是“一湿半截”。那也得塌着,没有衣服可换。接着就是白天日常的移栽秧苗儿、除草、施肥等日常劳动。冬天也不得闲,或者在空闲的冷房子室内外打草蒹子,用于温室的保温。有时就到温室里面去从事育苗儿、浇水。妈为了多挣点儿工分儿,常年是小病小灾、头疼脑热的,从不愿缺工。那时农场劳动的时间一天都在13个小时以上。当时的作息是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歇气”,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工间休息,大约每次休息三刻钟(45分钟左右)。条件好一些的职工利用这个时间养养精神,或者眯一会儿。可是,妈妈却没有这个条件,总是利用这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去采集一些猪食菜。
我在考入佳木斯一中去报到的那天,特意绕道儿经过妈妈劳动的菜地。别人都在休息,可是妈妈却去采猪食菜了。我真想早点儿替妈妈分担点儿肩上的担子。妈妈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晚上和中午的饭也是由妈妈来做的。晚饭后妈经常是在昏暗的灯光下打麻绳、纳鞋底儿给我们做鞋。打麻绳儿就是用一个叫拨拉锤子的工具,把麻先打成麻经子,再把两股经子合到一起,成为一条比较细的绳,用这个来纳鞋底。那时候我们这些子女所穿的鞋都是妈妈做的,我们也很知道妈妈的辛苦。那时候我上小学,遇到大雨天,我会拎着鞋光脚丫儿跑回家去。妈妈看见后,就劝我下雨也要穿鞋回来。路上有玻璃碴子、石头瓦块把脚扎坏了,多不值得呀!但是我知道鞋被水泡了后,会烂鞋底子,那样就加重妈妈的负担了。
妈妈为我们的家庭完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家庭子女渐渐多了起来,生活越来越拮据。再加当时日本侵略东北,爹妈曾带着四个孩子到东郊沙家圩子、耿家圩了逃避战乱。爹妈认为人挪活,树挪死,上江有亲戚投奔,就携儿带女离开江东到辽宁原籍。在经过哈尔滨换车时,有一对警察夫妇看中了面容娇好的大姐,要买去当姑娘。爹动了心,可妈死活也不答应!避免了家庭的分崩离析。应该说这对夫妻也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没有生育。在这事结束以后,这个警察还为爹妈转火车帮了很大的忙。爹家爷爷、大爷失联了,妈家姥姥、舅舅失联了,是妈妈对子女的爱,避免了我们家庭又一次骨内分离!
哥哥姐姐都已经长大,就我们三个比较小的还在上学。可是妈妈特别偏爱我,我比哥哥弟弟听话多了。六七岁之前,妈是把我当小姑娘养的。经常用过年对联的红纸给我涂脸蛋儿,还在眉间点上一个黑点儿,头顶扎起追天小辫。有一年,来了一个要饭的,妈妈让我把一大碗大碴子倒在他的口袋里,要饭儿的看了我就说“这小姑娘以后一定能嫁一个好人家”。妈妈很高兴,对这个要饭儿的说“我们这是个小子!”妈妈干家务劳动,哥哥和弟弟总是跑出去玩,可我从小就知道心疼妈,妈做饭我就帮妈烧火,看见妈收拾屋子,我就帮妈扫地抹灰。虽然干的不太仔细,但也帮妈不少忙。妈还有点儿迷信,看见来算卦的总是请到家里为我算卦。妈妈是期盼得到算命先生的祝福吧!以满足自己心里的期盼。有一次,一个盲人给我算卦,他摸了摸我的脑袋,还用力攥我的手,说这孩子以后错不了,出不了大力。看他手这么软乎,手掌后揹,是一双巧手,妈妈听了很高兴,多给了人家卦钱。大概是我六、七岁的时候吧,我出麻疹了。当时。农村孩子得麻疹很多,家里都不当回事儿,所以夭折的很多。妈舍不得我,背我十二里路到佳木斯城找到何子敬老先生这个名医为我诊治,看了病,抓了药,妈又背着我走了十二里,回到家中,这是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初中毕业那年家中有五口人。哥哥盲流儿去城里学徒了。只有妈妈有点儿收入,我就想在农场就业,妈说啥也不让,我说那就报中专吧,毕业能早一点儿上班儿挣钱,减轻妈妈的负担,妈妈答应了。可是学校老师看我报了中专,感到很惋惜,于是到家中找爹妈家访,说“你这孩子有佳木斯一中水平,不上大学,太可惜了!”爹妈没文化,但他们盼子女有前途,就让我听老师的,于是我勉强把佳木斯一中报为第三志愿。
有一年,我发现小棚子房梁上有一包糖,就是那种杂瓣光腚糖。我告诉了四哥,四哥胆儿大,领我偷了几回,后来被妈妈发现了,把我们俩好顿训,说这是留着过年用的,你们啥时候能懂点儿事儿?别让妈操心。妈没有舍得打我们,最后竟拿出三块糖,给我两块,哥哥一块儿。到现在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把我的糖给妈一块呢?她一定一块儿都没有吃。从那以后,我们这三个男孩子,任可啃冻豆包儿,舔点糖稀去解解对甜味的渴望,也不去惹妈妈生气了。
沉重的家庭负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使妈很少欢乐。只有我多次拿回学校奖状(起初是油印机印的,有学校公章和校长名章。后来才是正规的奖状)才见到妈的笑脸。我只听到一次妈哄弟弟唱摇篮曲,比爹是差多了。可能是爹继承了点儿家族遗传,因为闯关东的三兄弟中有一支是从事音乐说唱的,我爹这支是铁匠手艺人,另一支是农民。可惜在兵荒马乱中走散了。
等我长大了,就常把在学校学的歌儿唱给妈妈听。1980年老爹去世了。我为了让妈妈开心一些,经常给妈妈讲周恩来总理一心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妈妈很爱听。我也常唱一些红歌儿给妈妈听。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周总理是一个完人,妈妈也对周总理特别热爱。妈对毛主席共产党感恩戴德,新社会的好常挂在嘴上。大概是南方消灭血吸虫病的时候,政府号召喝开水,在那么贫困下,妈买了一个竹壳暖水瓶,从此我家就很少喝生水了,妈说这都是为咱们好。我每年春节前烧纸纪念爹的时侯,也为周总理带上一份。妈对这个做法很支持,还夸我做得好!
妈妈辛苦一辈子,没穿过好衣裳,没吃到好东西。初中阶段,我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队,春节汇演后,厂部都会举行会餐。有一道菜是每人一串儿十个大肉丸子,我吃了两个,另外八个带回家给了爹妈。爹走了以后,我已经在外地工作。虽然经济不宽裕,但我每次发工资以后都会回家去看妈。回到家里,妈妈非常高兴,但并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妈和弟媳做的家常饭菜。没有别的,就是想回家多看妈一眼。每次都是周六回来,陪妈住一宿,周日晚车回厂赶着周一上班。每次都是不得不走的挥泪而别。每次分手,妈都会送我到村口,望着我远去。到最后都不敢回头看妈一眼,因为我也看不清了!妈实在惦记我,求别人陪着来浩良河好几次。有一次我挽留要回去的妈妈,妈说陪她的人家里也有活、有活儿。我送妈到火车站,火车因威岭路段油槽车事故停运了,我庆幸地多当了三天孩子!
弟弟都成家了,但还是很贪玩儿。春天到了,房前屋后的园子还不去翻地、播种。那年妈都75岁了,在老姐回家看妈的时候,妈带着老姐去翻地,可能是累着了,妈得了急性胆囊炎。手术后,一直也不见好,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手术事故造成的。八月份,接到妈病重的消息,赶忙向科里请了三天假奔回家,希望妈能快些好起来。可是妈不见好,我只得跑到农场总局打电话向科里续假,一直到烧完“头七”才回厂上班。那时候。化肥厂是有一点儿奖金的。超过三天假扣除当月奖金。那个月我没拿到奖金。后来郭科长知道了这个事儿,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我倒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妈妈临终的前两天突然好转了,弟媳给妈做了一大碗鸡汤,油得很,妈却都吃下去了。我们都很高兴。哪成想到这竟是妈妈病情回光返照,当晚就进入了弥留状态。过了一个白天,仍然在昏睡中。有明白人让我们把妈停在外屋门板拍子上,上供烧香,希望妈少遭点儿罪。可是妈还不忍离去。明白人又叨咕说,你是不是等你大孙子呀?妈竟微微的动了一下眼皮。等妈的大孙子晚八点多钟赶来,九点多钟妈真的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看来妈是带着满肚子的牵挂离开的!从此我们都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人生只剩归途了!妈的心愿就是“我们的庄稼一棵苗也不缺,我家的孩子都比别家的好!”可以欣慰地告诉妈妈在天之灵,在你奉献过的这片大地上,我们做到了!
2024年10月于海南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