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三武一宗法难
文/妙之门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跌宕起伏，历经坎坷。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也不是一帆风顺，曾经遭受过四次大的浩劫。这四次浩劫，后世称作“三武一宗法难”。“三武”指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武帝和唐朝的武宗。“一宗”指后周的世宗。
1、第一次法难
佛教第一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北魏是鲜卑人拓跋圭（道武帝）建立的政权，中经明元帝拓拔嗣，到公元439年，由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第一个王朝。
拓跋焘于公元423年继位，当时的宰相崔浩信奉天师道，并与道教领袖寇谦之交好。因此，他劝谏太武帝改信道教，同时诋毁僧侣不事农桑，又不纳税服役，还要百姓供养，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的煽动下，于始光元年即公元424年，接受寇谦之献上的道书，继而在平城修建天师道场，并亲赴道坛受符篆。自此，太武帝拓跋焘俨然以“太平真君”自居，开始推崇天师道，同时走上了排斥佛教的道路。
公元438年，即太延4年。拓跋焘为了扩充兵员，统一北方，下诏凡50岁以下的僧人，全部还俗服兵役。到公元444年，即“太平真君”5年。拓跋焘又下召驱除僧侣，责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僧侣，有违者诛灭全家。后来在镇压胡人盖吴反叛时，发现长安一所寺院藏有兵器，拓跋焘怀疑该寺与盖吴通谋，便诛杀了寺中全部僧侣。崔浩趁这一事件，鼓动太武帝发动灭佛运动。于是一场拆毁寺院，活埋僧侣，焚毁佛像和佛经的灭佛运动开始了。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佛教圣地处处狼烟。这次浩劫史称北魏太武帝法难。
幸运的是，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太子拓跋晃一向笃信佛教，他为了庇护佛门而缓宣灭佛诏书，使众多僧侣有机会逃脱，而且一大批佛像、经论也得以藏匿，只有北魏国内的寺院塔庙被毁。太武帝下诏灭佛仅六年便驾崩，文成帝即位后，又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逐渐恢复起来。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 2、第二次法难
佛教第二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北周建德3年，即公元574年。北周是宇文家族篡权西魏，于公元557年建立的政权。第一任皇帝孝闵帝宇文觉，第二任皇帝明帝宇文毓，均笃信佛教。到第三任皇帝武帝宇文邕改弦易辙，专崇儒学不再信奉佛教。
北周天和2年，即公元567年，武帝宇文邕听信卫元嵩“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的谏言，产生了灭佛的念头。到建德元年即公元572年，宇文邕诛杀权臣宇文护，将大权收归己有后，为了统一整个北方，开始没收佛教田产和寺院以充国有，迫使僧侣还俗以服兵役。于次年12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辩论佛、道、儒三教的是与非。在辩论中武帝斥责佛、道虚妄，又以僧人智炫牴触武帝之短为由，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到建德6年即公元577年，宇文邕灭北齐统一北方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致使4万座寺院被摧毁，300万僧、尼被迫还俗，焚毁的佛像、经纶不计其数。庆幸的是宇文邕没有滥杀僧侣。这次排佛运动，史称北周武帝法难。
3、第三次法难
佛教第三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唐武宗李炎是一位晚唐很有作为的皇帝，年号会昌。他于公元841年登基后，励精图治，开创了会昌中兴的局面。可惜他在道士赵归真忽悠下，常食丹药而慢性中毒，执政仅6年，便于公元846年驾崩了。
大家知道，唐朝实行包容的文化政策，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无论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均可以自由发展。虽然唐朝统治者标榜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人，对道教青睐有加，但仍然以儒学为道统，兼顾佛教信仰。然而，唐武宗却一反过去儒、释、道并重的传统，他专崇儒学，信奉本土道教，对外来宗教一概排斥，尤其对佛教排斥尤甚。唐武宗之所以对佛教持排斥态度，除了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与当时社会状况有关以外，还与他受历代，尤其是本朝排佛思想的影响有关。
例如唐开国初期，太史令傅奕搜集了大量魏晋以来的反佛言论，汇编成十卷《高识论》。并强调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那些把人的死生祸福归于佛法，则是“愚僧矫诈”，实不足信。并多次向唐高祖李渊谏言排佛、排道。到武德9年（公元626年）5月，唐高祖李渊终于听信傅奕，诏令“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除此之外的一切寺庙、道观全部拆毁，对于佛、道弟子，除少数精进者供养外，余者均还俗。幸亏此诏仅颁布了一个月，便发生了玄武门政变，随着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排佛诏令也废止了。
又如，唐宪宗元和14年（公元819年），中书舍人韩愈反对唐宪宗敕迎佛骨，上表声称“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他还评击佛教拥有田产却不劳作，“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却不纳赋，僧侣众多却不服役。因此韩愈认为，佛教流行必然“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国家十害而无一益。 韩愈的上表虽然没有打动唐宪宗，还招致了贬谪，但韩愈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言论对文人，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武宗就是受了以上排佛思想的熏染，觉得佛教与中国伦理相悖，有损纲常，且在经济上侵害国家利益。于是他登基后，便起用力主排佛的李德裕为相，在道士赵归真鼓动下，走上了排佛道路。 唐武宗在会昌二年颁布诏令，一方面严禁僧侣私自剃度，一方面，限制僧侣蓄养奴婢数量，并以种种理由迫使部分僧侣还俗，且没收其财产。到会昌四年唐武宗又降旨，除少数几座寺院可以供有佛骨外，其他寺院一律不许供有。再者，任何人不得向僧侣施舍钱物，违者按数量多少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到会昌五年，唐武宗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排佛运动。下令凡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统统还俗，即便有度牒者，其年龄不足五十岁者也要还俗。不久又诏令裁并天下佛寺，要求长安和洛阳各保留一寺，寺内僧侣不得超过三十人。对于地方各州，除上州保留一寺外，余者全部拆废。寺院被拆废的铜像、钟磬一律上交国家，或铸为钱币，或铸为农具。这次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还俗26万余人，没收寺院田产数千万顷，放逐奴婢15万人。
这次排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在这次排佛运动中，还废除了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拆除了所有摩尼寺，以及景教的大秦寺。
4、第四次法难
佛教第四次遭受浩劫，发生在后周世宗显德2年，即公元955年。世宗名柴荣，是五代时期后周第二个皇帝，其皇位是其养父后周太祖郭威传位给他的。世宗生性不信神灵，继位后第二年便开始限制、排斥佛教。其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十项：
（1）令全国“诸道州县镇村坊”，除帝王赐有匾额的寺院以外，其他寺院“并抑停废”。被废寺院的财产收归国有，僧侣全部还俗，佛像、法器等尽数毁废。
（2）凡以前未经朝廷批准而剃度者，均视为非法“私度僧尼”，一律还俗。
（3）民间藏有的佛像、法器等，限期送交官府，如有藏匿或逾期不交者予以治罪。
（4）从民间及被废寺院，收缴上来的铜质佛像和法器，尽数毁废，全部铸造钱币。
（5）不论城镇乡村，还是山林名胜之地，今后均不准“创修寺院”。
（6）除两京及大名府、京兆府和青州外，其他各地寺院均不得再行设坛剃度。
（7）今后出家为僧，必须发自本人心愿，还要有父母、祖父母的支持，以及伯、叔、兄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诱迫他人出家。
（8）申请出家，男子须年满十五岁，且能够背诵经文一百纸；女子须年满十三岁，且能背诵经文七十纸。
（9）父母或祖父母无人抚养者不准出家；犯罪及受过刑罚者不得出家；背弃父母者不得出家；身为逃亡奴婢者不得出家；恶逆党徒及山林亡命者不得出家。若有违抗擅自受戒的，一并追究本人及师主和知事僧尼等人的责任，按罪论处，严惩不贷。
（10）杜绝佛教徒用断肢、烫伤、毁容等“自残式布施”以明志的风气。
世宗柴荣为了推动排佛运动的顺利开展，为了克服人们对毁佛的恐惧心理，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亲自挥动大斧砍毁一尊菩萨铜像。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世宗柴荣这种献身之说教，排解了人们对抑佛、排佛的担忧，安抚了人们对亵渎神灵的恐惧。
这次排佛史称后周世宗法难，共记毁废佛寺30336所，还俗僧尼6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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