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庆中操场

      1981年4月中旬，我与吴思清同学一起转到了庆元中学的文科班，俞运良同学转到理科班。

       这个唯一的文科班，由直升的81届毕业同学为主，同是还有77、78、79、80、81届学生，大家一起考。估计历届生也占了一半

      离高考只有三个多月，我很冒昧地报了文科班，应该是一冒险，也是凭感觉去行动。

       我的语文、数学还是名列前茅。这两门从小一直绿灯。转学后，第一篇作文，我得到范正茂老师的表扬，还有被表扬的季爱娟同学，后来大学又成了同班同学。这让我一开始就树了信心。几年后，与范老师成了同事，也得到范老师的称赞，这也算是天然的缘分吧！

      王迪建老师教我们历史和政治。王老师教学思路清晰，板书又快又好。但历史课我以前没学过，已经是复习阶段。我从书店买了历史复习用书，制定好时间表，每天去理解记忆几页。政治当时也比较难理解，有些死记硬背。

       地理老师是徐传珍老师。我的地理也从未学过。在短短的时间，只能课内理解，课外努力去记。

      当时的英语真是听不懂了。因为之前虽学过英语一点点，中间插班进来，就成了聋子和瞎子。我全部放弃。

       所以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政史地上。争取政史地短时间内能考个中等成绩。而数学、语文应该会名列前茅。综合起来应该会有中上。

       高考成绩出来，文科班也只有七个历届生考上。我们八一届文科生（高二毕业）参加高考似乎为零。

      那时，对高考概念很浅。当时每年高考全县上的极小，我的老家黄田公社也没听说谁是考上大学的。所以考后，也就自然回老家参加生产队劳动，也就是“双抢”。

      我曾经写过一篇《双抢》的文章，记录了我的暑假生活。选一部分录于此。

      大概五十岁以上的，出生农村的南方人，都知道“双抢”。

     “双抢”，简单的说，就是抢收、抢种。

      三十多年前，水稻在南方一般种两季，叫“双季稻”。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就得立即耕田插秧，务必在立秋左右将晚稻秧苗插下。因水稻插下后得六十多天才能成熟，八月插下十月收割。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这一个月工夫，收割，犁田，插秧，非常繁忙，所以叫“双抢”。

      从12岁到22岁，这十年暑假，我大多参加了“双抢”。

     在我上大学前，暑假参加的是生产队的“双抢”。

      那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多，少则两三个，多则六七个。大多农民觉得孩子能识字算帐就行。也少有人依靠读书上了大学或中专。一到暑假，家家户户孩子都会参加“双抢”劳动，或者说“挣工分”。

       我参加最多的是割稻谷。到田野后，老老少少，在一丘田边上，开始并排而行。年龄小的，一排能抓两三株，年龄大的能抓七八株。割稻时，左手抓住稻杆的中部偏下，右手挥起弯弯如新月的镰刀，往握手的下部靠近，往后一拉，稻株“唰唰”应声而断。接着抓起第2株第3株……连连割下。左手抓满了，右手就抓起稻叶，将几株稻谷缠绕一圈，成为一把，放在一边。继而前行，如此反复，从稻田的这头割到那头。

      有时还会发现稻鸡与它的蛋蛋。稻鸡是抓不着的，毕竟跑的快，还会飞。蛋蛋只好做晚餐了。当然，也免不了受杂草的影响或分心，将镰刀割到手指头上，不是太严重，简单包扎处理一下，继续劳动。

      我是凡事尽力而为的那种人，于公于私都是如此。总想多割点，早点割到田头为荣。当然也有“奸滑”者，出工不出力，尽量以少做为好。

       有一次，大家在田里干活。一位家长对他的孩子说，你不要向偷懒的人学，偷懒的人，将来是没有真本领的。你要割得快，割得多，才能让手脚快起来，练出真本事。

      我当时就觉得这位家长教子有方，未来可期。

      现在这位小我两岁的伙伴，企业办的不错。跟早年家教有关系。早几年，我为他的企业办公室题写了“厚德载物”，当然是希望人人懂得好品行才有好作为。前年到他的新厂楼上楼下参观了一圈。他说，想不到你走楼梯还挺轻松！

      呵呵！你以为我老的走不动了。我这教书匠也是在山里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这点楼梯不算什么。

      割稻之外，我还喜欢打稻谷。

      打稻谷，就它踩着打稻机的横杆，上上下下，用力踩下去，踩的快，轮子快，下稻谷也快。这是力气活，踩着踩着，腿就酸了。这样就左右脚换着踩。总之，辛苦也是快乐的。

       收完稻谷，就开始抢种。我比较喜欢翻地，举着那带长牙的农具一一耙子，上上下下。有的农民开玩笑说：“当农民就是修理地球，把地翻过来吃一年，翻过去吃一年。”这话有些形象，所以至今还记得。

      耙地时，往往会挖出不少泥鳅和黄鳝。那时候，滑溜溜的泥鳅和黄鳝是我们的天然美食。特别是与蕃薯粉丝煮在一起。

       还有一种活，就是耘田。我们现在也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耘田就是用手在秧田里翻土，还有一种是用长长的柄前套着耙去耘。我喜欢用手耘田。耘田一方面是除去稻秧中的杂草，一方面是翻土，让稻秧根部更好的吸收养份。

      耘田，可谓“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曲背，时间长了，就得站起来伸个懒腰。如此反复前行。所幸的是一群人，一边干活，也一边开点玩笑，也不觉得很累。

      “双抢”中被人看重的是犁田和插秧。这两样是技术活，每年都是固定的一些农民干，是轮不到这些暑假参加劳动的孩子们的。

       插秧也算是一次比赛。插的又直又快的农民，会得到大家的称赞。

       后来，读到南北朝后梁时代的契此和尚（也叫布袋和尚）的《插秧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此诗生动形象通俗地表现插秧的情景。特别是“六根清净”和“道”（稻），一语双关，即说明插秧前要清洗稻秧根部，有利于稻秧的发育成长。又喻人要自觉自悟，使本性清澈显见，才能够六根清净，而为道（稻）悟道，使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被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污染，时时保持自性的清净，就是道，就是修行了。

     “退步原来是向前”，颇有哲理意味。插秧时低头就可以看到水田中倒映着的蓝天白云。当我们身心不再被外界的物欲干扰的时候，才能与道相契。插秧时表面上是边插边后退，却是一直向前的。契此和尚是从现实劳动中退步插秧的情境来阐述参禅的境界。

       2015年，与同学游云和梯田后，想起往事，作国画，并题句“千层梯田千层浪，秀山丽水真自然”，再现了梯田插秧的情景。

        早年的“双抢”生活，给了我一些生活感悟和精神。一是“修理地球说”，把泥土翻过来翻起去，技术含量太低，这不是我理想的生活。二是懂得勤是根本，偷懒是练就不了真本领的，一分辛苦一分才。三是练就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筋骨和精神。

      每天在酷热下，参加劳动，也没有在乎高考情况。算是一切顺其自然吧！

      到了8月下旬，来了一张通知书。是庆元中学的文科班录取参加复习。今年的高考成绩而离大学录取线差个30来分吧！9月1日报名。

      对于我来说，毕竟是好事。又燃起了希望。想起小时候大舅说的，你是读书人，靠笔吃饭的。也想起班主任王老师劝我读下去的那句话，你是能上大学的。

       当我把要去参加高考复习的事情很父母说了。父母感到为难，家里已经没有钱了，报名费60来元，对我们家都是天文数字。哥哥也刚定亲，还借了钱。我能理解父母，父亲也65岁，母亲也已58岁，弟弟也正在读小学5年级。农村那时就是生产队种田，还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能读到高中，也是稀有。

     我默默地到老屋的二楼。二楼有我住的房间。我常常在清静思考的时候就到二楼。我拿凳子坐在二楼通往晒台的走廊上。走廊是沿伸在屋外，类似于阳台。木栅栏。我喜欢在走廊上看书，过年的时候，会在走廊上看在楼下屋外的杀猪的场面，还有舞龙灯。

       可是现在我很无奈。静静地坐在走廊上思绪着未来，其实也没头绪。

      过不多久，父亲也上楼来了。父亲说，怎么办呢？家里确实没钱了，你要么写封信，给你在福建崇安的三舅，向三舅借点？我说，给三舅写信也来不及了，过两天就要开学报名了。一封信寄去，等回信都起码半个多月。我知道父亲和三舅有些文化，他们还是保持通信。不同省份，又都在山区，一封信往往要十来天才能收到。况且舅家孩子多，也不一定有钱。

       父亲觉得有道理，不再吭声。有些垂头丧气。以往家里困难时，借钱借米，都是母亲出面，父亲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劳动之余，父亲大多是看书，写字，唱歌，拉二胡。一辈子的文人性格，放不下面子。

       后来父亲为了我，还是出门去了我姐家借了50元，姐没有钱，只好向婆婆借。开学还是不够，又向堂姐秀华开口，堂姐向生产队预支了30元。

       我带着这80元进入了庆元中学文科班。也是带入了希望。以后我也遇到过交不起学费的学生，或实在困难的学生，我也想办法为他助点力，这也是因为自己当年的困窘，让我感同身受。

       1981年9月，进入的文科班与一届一样。应届生与所有的历届生合为一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吴根新老师，文革前毕业于杭州大学，戴着眼镜，留着浓密胡子，估计35岁左右，正是盛年。感觉比较严肃严谨，也亲切。

       我到每个学校都属于文静型，不大会主动与老师交往。但老师发现我的所长，我都会认真去完成。

       到了这个班不久，吴老师就发现我的字写的不错。就叫我和刘良同学出一期学校的黑板报。

       我和刘良同学正在学校大门进来的宣传栏抄写黑板报。我听到一位女教师爽朗的声音：“刘良的字写的真好。”正巧吴根新老师也刚路过看我们写字。马上对女老师说：“这个李伟华也写的很好”。我当时就感觉吴老师很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因为我刚到庆中不久。女教师与我彼此也不认识。后来知道女教师是语文教师周迎巧老师。几年后，我也成了庆元中学的语文老师，与周老师成了同事，周老师任工会主席，还是一样爽朗，对年轻老师关爱有加。

       我在这一年的学习中，依然政史地三门是短板，特别是史地两门课是从4月中旬开始学习的。所以课余时间还是把时间花在短板上。而英语几乎无可奈何，因为过去在竹口中学高一时就学了一点点，老师也是外地来的，高考落榜后一边代课，一边复习高考。虽然庆元中学的英语老师沈晓扬老师是老杭大毕业，也是学校中英语水平最高的。但我因为脱节，几乎一点都听不懂。我听了几节课后，就觉得英语是无法追了，就放弃了。英语课我就到寝室学历史地理。

       吴老师知道后，劝我要学一点。那怕少考点，总有几分。而升学有时往往就差一点点。我也向吴老师解释了我英语的底子。加上史地两门课，也是刚学3个多月。我努力把政史地三门多得分。把英语损失放上去。吴老师最终也同意了我的决定。

       到了1982年的5月，父亲写信告诉我哥哥结婚的日子。尽管高考在即，我与哥哥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哥哥只读了一年书，就在那特殊年代特殊情况失学，这是父亲一辈子的痛，也是我从小到现在的痛，同情又无奈。所以我还是决定回乡参加哥哥的婚礼。

       当我跟吴老师请假时，吴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哥哥结婚是哥哥的事，你在这关键时刻，来回两三天，时间多宝贵，高考对你来说最重要。

        可是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回乡一趟。连福建两位舅舅都来，也见见亲友。因为离家远，那时候一般情况是一学期回家一次，且父母也不会来学校看我。

       此次回乡参加哥嫂婚礼，本是十分高兴。见到父亲后，父亲告诉我，我的弟弟芳荣这个学期已经没去读书了。你找他谈谈。我感到惊愕！弟弟小学时一直是班长，上学期五年级期末也是班级第一名，全公社统考第二名。在我当时的心中，我万一考不上，后面还有弟弟的希望。

        了解以后，这弟弟不去读书的原因，就是因为同班一个同学，在聊天中，这同学说老师不好。反而到老师面前说我弟弟背后说了老师不好的话。惹的班主任老师对我弟弟一顿批评。弟弟觉得老师冤枉了他，一气之下，就不去上学了。

       我在那时代，入不了红小兵，被边缘化，更当不了班干部。而弟弟是文革后，老师也是重视他，当了班长，成绩也好。证明老师对他是好的。既使有些误会，也是容易解除的。

       可是弟弟已经一个多月没去上学，父亲自己没劝成，也没有写信告诉我。而那年代，与老师生气，老师也断然不会来劝他上学。

      当天，亲戚也多，我与弟弟也谈不了几句。还是劝不成。婚礼后，我痛心非常地离开了家乡，回到了庆元中学，心情异常沉重。

       本来我对读书没多大压力，只是按部就班地去读，上课认真，下课就玩。当时能上大学的少，真的上不了，就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也没什么大不了。而现在离高考两个月，劝弟弟的无望，父亲的伤悲。我知道父亲这位这么爱读书，当了十五年干部，而当年被撤职还乡，形势好转后向有关上级申诉4年多。只因当年处理他的领导却步步高升，千方百计压着，多年想办法踢皮球。

      父亲自己无望，孩子再无出头之日，该是多绝望。我知道家里父亲与我最为惺惺相惜。

      大概是情绪与压力，我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每天早上起来就吃不下饭，总是要呕吐。好在中午和晚餐还能吃得下。考前一个月，父亲叫哥哥带了几斤白糖给我，说要给我补补营养。虽然泡一些白糖吃，但还是老样子。

     也就在高考前一个月，看望在邮政局传达室的叔公，叔公说，你们学校晚上8点钟就下课了。寝室人多，也休息不好。我在邮政局的一间宿舍也空着。这一个月，你下课后就到我这个房间再学习，就睡这里好了。

       我当然很高兴，学校就离邮电局200多米，我可以学到10点再睡。可是没几天，宿舍的灯泡就不亮了。可是整个楼都是亮的。后来叔公了解，是邮政局，我对面一个房间的中层领导剪断了外面的电线。我点了两天蜡烛。叔公也对此人进行争辩。说分配给自己的房子，给侄孙高考前用几天，就两个小时的电灯，你竟然这么歹毒，剪电线不让人看书。

       那人理亏，估计叔公应该也向领导反应，最终接上了电线。

       以后我也尽量提高效率，每天安排多少知识点进行了安排。也因为疲劳焦虑，考前一周还拉肚子。记得有一门考试结束铃响，我一站起来，还一阵头晕。后来高考体检，比前一年，轻了4斤。

       暑假，回到家依然是干些农活。至于高考能不能上，也没人关心，连我自己都觉得努力考了便好。那时附近的村庄也没有上过大学的。所以一家人还是农家生活。

       终于有一天，我在一家人吃饭时说了什么，我也已经忘记。那时家里6口人，父母哥嫂弟弟。母亲顿时不大快乐，大概是说我这读书人没什么用。因为过去也一样，根据所学，会提一些诸如养猪，蕃薯藤，猪草之类，应该让猪生吃更营养，而早早放在桶中腐败，又再烧的稀烂，失去营养。提一些建议，往往母亲觉得我不懂，会很不高兴。这次，我很伤心，饭吃了一半，放下碗。一个人走到村外公路边。中午时分，路上也没人，觉得自己的善意，没人理解，我竞又伤心的落泪。现在我经历了大半人生，感觉提人意见，哪怕是最大的善意，越是亲人，越会不高兴，越会引来争吵。大概是因为是亲人，无所顾忌。具备反思，感恩善意的意见的人不多啊。有的觉得你好为人师，有的听听就过，这还算好的。

       巧合的是，一位小学初中时比我高一届的校友从公路上走路过来，远远见我，就喊我的名字，走近了，告诉我，他从乡政府过来从邮政那里看到有我的一封信。他看信封感觉应该是教育局通知书。

       我顿时转忧为喜。马上走回家，骑上自行车去乡镇取信，乡镇也就两公里多。拆开信看了，是高考过线了。体检通知。

      我到家，我告诉了父亲，过两天就要去县城体检了。父亲自是很高兴，算是绝望中的希望吧。可是进县城，毕竟要路费，体检费，吃饭住宿等费。因为体检还有报考志愿等事情还是得有两天。

       父亲一辈子都没钱，不管钱。母亲也无钱可管，都是借钱还钱。我们家就是1977年到1980年，日子好过点，没欠钱吧！因为父母哥哥都能挣工分。当然也没多余的钱。哥哥结婚和我到庆中读书，家里又有了外债，虽然是几百元，那时农村普通穷，都是大数字。

     父亲是很怕借钱的，母亲又刚生气中。父亲也不敢说。母亲很勤劳，操心一家子。父亲是从不与母亲争执的。而母亲生气，也往往过两小时就过了。仿佛一切忘记，因为有做不完的家务，还有喂鸡喂猪种菜等等。娇小的母亲一辈操心着。

      我说，我自己去借吧！去县城体检，估计就十元左右吧！考虑到后面还有开支。我晚上告诉了同学邱益平。我俩从小学到高中一起读书，我平时也最喜欢去他家。我得借15元钱去体检，估计也得有些时间才能还。他父母很爽快地借给我，并对我夸奖与祝贺！

      直到现在，我一回老家，也是每次都找他。邱益平一直善良大气，办事踏实，二十多年来，办的铅笔厂步步提升，全县知名。厂品销往世界各地。办公室挂着我书写的“更上一层楼”和“志存高远”。最近又扩大了规模。我和同学们参观了新厂，新厂已快装修完毕。邱益平请大家聚宴。同学其乐融融。我回到杭州，又创作了山水画作品和书法作品，挂办公室，以示祝贺！

       那年代结下的情谊，让同学们成一生的挚友，几位老师都是我的引路人。

       李伟华，号五一居士，民进会员。1985年开始从教从艺。有文章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20多个报刊发表。央视频、浙江卫视等20多次访谈及报道。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书画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