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有个尧山县
文/陈增印
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隆尧有两个“尧山”，一个是地质意义上的“山”，一个是社会意义上的城邑、聚落。下面重点说说后一个。
尧山周边的村民，但凡上点岁数的，都习惯地称尧山为“唐山城”，称隆尧县城为“隆平”。
这是因为，尧山从唐代天宝元年（742年）到1947年，一直都是一座县城。金世宗大定年间，为避完颜宗尧之讳，改尧山县为唐山县。1928年，因与京东唐山重名，复改名“尧山”。1947年与隆平县合并，县治定在原隆平城，改其名为“隆尧”。
沿用了750多年的“唐山”之名，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我们这些50后，也都打小受着熏陶，无比丝滑地一口一个“唐山城”，叫得亲切而自然。当我们逐渐接受“尧山”这个名字之后，她已经由“城”而“乡”，由“乡”而“村”。
隆尧已经算不得大县，只有它一半大小的尧山县，只能算是“蕞尔小县”。她的县城，如果不算附城的话，城垣仅有3里，妥妥的“弹丸之地”。但要说起她的来历，绝对惊落一地的眼球。因为她的“前身”，乃是战国时期赵国的第二大城市，鼎鼎大名的——柏人城！ 战国时期赵国疆域非常辽阔，极盛时期版图跨越了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四个省区以及河南、山东两省的部分地区。在这么大的区域里排名第二，啧啧！
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并举，强调它们坚定的立场，坚韧的品格。《六书精蕴》也称柏树为“有贞德者”。所以古时候常以柏树比喻贤德之士。柏人城，的确是贤德之人居住的地方。《帝王世纪》、《城冢记》与《大明一统志》都认为柏人是“尧封唐侯所都之地”。
西汉时，柏人成为一个县。唐朝天宝元年，一场大水，迫使县治东迁。新址北侧有山，初名“大麓”，因为尧帝在这里治水，试舜，“山以尧名”，改名尧山。县城新址位于尧山之阳，“邑以山名”，亦名为“尧山”。
从天宝元年到现在的1280多年里，尧山县城历经灾难，建了毁，毁了建，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但即使仅余的一鳞半爪，也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我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到邻村杏园里买杏，回来时迷了路，兜兜转转，傍黑才被一个亲戚送回家里。家人七嘴八舌地询问我都到了哪里。我两手比划，调动着有限的词汇：“我到了一个老大老大的村子，街上有那么那么高的石头门框，还有那么那么厚的土墙，开着一个大大的门洞……”大人们吃惊地说：“啊？你到了唐山城啦？”
这“那么那么高的石头门框”就是青石牌坊。小小的尧山城竟有八座牌坊！尧北里四座，尧南关四座，分别旌表当地名人和节妇烈女。至于“那么那么厚的土墙”和“大大的门洞”，则是夯筑城墙和唯一幸存的南城门。
我上高中时，从这个门洞出入了两年半。门洞上面的城墙上，长满了灌木和野草，有一种热闹中的寂寞与憔悴。城门洞墙基高2米，平铺数层条石，外部为一伏一券青石结构，内部为青砖砌成。原来的门扇内侧，左右各有门闩石孔，可以插进两根粗杠，防止城门从外面撞开。门洞东侧内壁上镶嵌着一方青石，曾罩了一层水泥，刷成黑色，在上面发通知、写标语。水泥脱落处，清晰地露出“万历十二年”的字样。2016年，城门修葺一新，剥落的墙体砖砌到顶，上面再无灌木杂草。只是由于街面抬升，城门洞被掩埋一部分，宽与高不成比例，失去了部分气势。
根据县志记载，最初的尧山城周长只有3里，金代扩建为8里。元末知县齐光祖，担心城旷人少，抵挡不住汹涌而来的红巾军，下令收缩到东南角，城垣仅余3里。明成化到崇祯年间，城池加高加广，甓内墙，益重门，建南北城楼和四座角楼，但“基域未拓”。南北两座城门：南曰“迎薰”，北曰“拱辰”。北门先在正北，后挪到西北，改匾额为“乾元资始”，1938年又改回正北，匾额不知去向。
南门石质匾额中间浅剔阴刻两个大字——“迎薰”，左右两边外侧为“顺德府唐山县知县李应奎”，“万历十二年岁次甲申首夏吉日立”，内侧加刻有“署唐山县知事李殿翔”，“中华民国十三年甲子二月重修”，可知此匾额始刻于1584年（万历十二年），1924年重修城门时又补款记录。这方匾额已断为两截，移入隆尧碑刻馆后修复。2022年4月，城门原位嵌入复制匾额。
因为城圈狭小，聚居城外的人越来越多，嘉靖年间知县盛鼎在南门外筑附城，宽度与内城相当，长度倍之，高度减半。顺治5年（1648年）泜河泛滥，附城墙垣十坏八九。康熙十年（1671年），知县孙缵重建，“复立三门”。到了光绪年间，“附城俱圮，唯土垒基址尚存”。
内城，就是现在的尧北里；附城，就是现在的尧南关；县志提到的东南关，疑是现在的尧东庄。
相对于附城，内城城墙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起码在抗战期间尚属完备，面临日寇的猛烈进攻，发挥了它们应有的防卫功能。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城镇的发展，才开始逐渐损毁。
1972到1973年，我在尧山联中读初中。尧山联中位于城墙西南角，西侧的城墙宽厚高大，是残存城墙中保留最好的一段。联中校门口，位于南城墙被挖开的一段，对面是一个几亩地的大坑。隆尧文史学者卢双武先生认为，这里是当年筑城取土的地方。
城墙西北角，原来县衙、文庙、城隍庙所在的地方，先是兴办“滏西联师”，后来改为中学，校名几经更改。1976年我在这里上高中的时候，第一年还是“隆尧二中”，第二年就成了“隆尧一中”。
当时的校门口，东西两侧各有一棵古槐。《邢台古树名木》介绍，两棵槐树为天宝年间衙门初建时所栽，距今1200多年，可惜现在只余东侧一棵。每次瞻仰它们，那抗雷电而不屈的雄姿，迎风雨而从容的气度，伤痕累累也要高举大纛的毅力，仅余树皮还要遗泽后人的精神，总使我想起“神槐障岸”（尧山八景之一）中护佑斯民的“神槐”。
再往前走，东边有一通抗战烈士纪念碑，碑额有四个大字“永垂不朽”，碑阳为“尧山县抗战烈士殉国纪念碑”，碑阴有“民族英雄”几个大字，并刻有尧山县抗战烈士名单。
传说中的“神槐”，面对着滔滔洪水，巍然屹立，庇护着身后的万千生灵。故事里或许有对于生态防灾的朦胧认识，但在越传越神奇的过程中，多少流露出被动依靠的侥幸心理。而这通石碑，则有力说明，尧山人民面对洪水般的侵略者，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大获全胜。就像《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通石碑后来迁移到隆尧碑刻馆，每次访碑，我都要专门找到它，在它面前静静地伫立片刻。
甬路西边曾经是一排排的瓦房，院落里散布着多棵阅尽沧桑的侧柏，最大的一棵接近800岁。唐山县教谕戈鉁在《增修文庙碑记》中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之前，连续五任知县，陆续在文庙“前后植柏槐七十余株”。咸丰三年（1853年），科房（书吏办公室）被大雨淋塌，将以前的各种记录尽行污毁。所以历代植树数目，已不可考。这些侧柏，历经风雨，目前仅余3棵，最“年轻”的一棵，也有420多岁。它们扎根在文庙之前，把人们对文化的敬畏、探求、传承与发扬，看得清清楚楚，记得明明白白。
穿过几排平房，可以看到一座当年遗留下来的城隍庙亭。该亭原为城隍庙的附属建筑，呈方形，四角为方形石柱，布瓦歇山顶，五彩如意斗拱，有一种轻盈欲飞之感。亭子建在石台基上，有台阶可供上下。南面二柱阳刻楹联：“龙章琬琰威震四境，凤诰焜煌灵焕千秋”；北面二柱阴刻楹联：“灵异迭昭消浩劫，祷求频应济群生”，左下部阴刻“乙酉拔贡贾天球敬题”。
贾天球是道光5年（1825年）的拔贡，光绪版《唐山县志》收录他的《增重修城隍庙记》，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里面有这样一段：“最可观者，大门内新建碑亭一座，中立加封碑碣。高具台阶，崇其柱石，璇题映日，翠瓦排云，重檐画栋，鸟革翚飞，尤足以壮庙貌而焕龙光。”所谓“加封碑碣”，指皇帝对城隍的褒奖。朱元璋曾封城隍为“显佑伯”，贾天球上书称唐山县城隍“声灵赫濯，有功德于民”，同治皇帝又褒封“昭应”。记中所述碑亭与现存庙亭多有符合，如位置、台阶、柱石等，而贾天球亲题楹联，与县志“邑人贾天球姚良德等总理，有碑记”的说法相吻合。“重檐”二字，或为“文学”手法。否则，在有限的空间里修建两座亭子，无论物力还是审美，都有点不大可能。如果现存亭子就是贾天球引以为傲的碑亭的话，它应当建于1873年，距今151年。
47年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操场的西侧和北侧，都是厚实的古城墙。从内侧攀爬上去，站在宽阔的城墙顶上，东望尧北里鳞次栉比的民房，西望连绵起伏的太行，北边隔着泜河，则是平地高标的尧山。由于泜河的冲积和大风的搬运，城墙西北面已被淤埋大半。
就在城墙以西50米的沙地上，淤埋着一根巨型石柱。石柱为青石质八棱体，当时地表以上约有3米，据说有人往下挖掘了一丈多深，探不到底，又原样填埋。顶部浮雕蟠龙，东西各有一个方形卯孔。浮雕的细节都已风化，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有人推测它为北朝至盛唐间的作品，我觉得比较可信。
当时我们手拉手测量石柱的周长，仰望着高高的石柱顶端，心里实在纳闷儿：这根石柱到底有多长呢？古人是怎样雕凿出如此巨大的整体石柱？在缺乏起重和运输机械的情况下，又是怎样从山上运到这里？用它做支撑的建筑物该是何等的巍峨壮观？
我个人认为，这根巨大的石柱，它的工艺水平和文物价值，不亚于洨河上的赵州桥。它所撑起的，不仅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物，更是尧乡人民的无穷智慧，以及唐尧大地上厚重的文化风貌。
不信，您且找一处制高点，向着四周眺望一番。
东北方向2里、北方4里，分别是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的故里汪家庄（今郭园村）和柴家庄（今山南村）。文人说：“烟树森郁，虎踞龙蟠，时有五色瑞霭为盖为屏，则周世祖天子气也。”（孙缵《唐邑志论》）百姓说：“两山夹一川，不出皇帝出神仙。”人们对于尧山泜水和两位皇帝的感情，就像一个老农指着眼前的庄稼自豪地说“瞧瞧这庄稼！我地里长的”！骨子里是对家乡的自豪与热爱。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灾害频仍，人们仍然信心百倍地坚守着、建设着，永不气馁；面临外族入侵，人们奋起抵抗，寸土不让！
过山南村再往北，就是尧山、宣务山。这里曾有尧舜禹的遗迹，是文人墨客心目中的圣山；这里曾有隆胜寺、千佛殿、彦琮墓，是善男信女心目中的神山；这里异峰突起，钟灵毓秀，是唐尧大地上的龙脉，是尧山文化的坐标，也是尧乡人民的精神家园。
再往西一点，尧山余脉藏而微露，就是赫赫有名的夫子冈（一名孔冈）。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四处奔走，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传说他和弟子们渡过泜水时，一不小心，携带的书籍被河水浸湿了。他们上岸后来到尧山脚下的一座小丘上歇息，发现这里的石头五颜六色，闪闪发光，于是就把书籍摆在上面晾晒。之后，人们就把他们晒书的地方叫做“晒书台”或者“曝书台”。“尧山八景”之一的“孔冈遗文”，就是由此而来。
孔子后裔孔天祐，慕其先祖圣迹，自山东曲阜举家迁住毗邻尧山孔冈的西侯村。元大德六年（1302年）其子孔璠卸任南阳知府，回乡创办孔冈书院，修建奉圣祠，祭祀孔子，教化乡民。大学问家许衡和虞集，都曾来过这里。
明清两代，孔冈书院成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四方学子，闻风而至。从这里走出的进士、举人，丝毫不少于周边的中县甚至大县。这些人或执政为民，造福一方；或著书立说，留名青史：形成了一个“孔冈人才群”。
往西6里，是干言村。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一个从《诗经》里走出来的村庄。干言村因干言岗而得名，王跃山、张山江、苗庭宽、张士元等位先生，经过考察研究，做出结论：干言岗就是“轩辕之丘”，上古时期黄帝曾经生活、战斗在这里。此地又是春秋卫女归宁途中住宿、饮饯的地方。《诗经·邶风·泉水》就是歌咏卫女过干言时油然而生的思亲之情。在儒家经典独霸天下的时代，文人墨客造访干言者络绎不绝，留下了大量的吟咏之作。
城西12里的亦城村，就是柏人旧址。柏人城自公元前635到前624年建城算起，至唐天宝元年淹废为止，这座繁华古城存在了1300余年。县城东迁以后，这里历经1200余年的时光冲蚀，至今仍能看到田野上势如卧龙的土筑城墙。城墙上，一根根纴木朽掉后留下的洞眼，仿佛要把2600多年的文化密码，透露给一拨又一拨的访客。
柏人城的确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尧帝、晋文公、赵简子、廉颇、李昙、刘邦、刘秀、王乔、石勒、侯莫陈悦、杨宣等人，都与柏人有缘。
公元前251年，燕国见赵国长平兵败，趁火打劫。赵国在柏人一带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对燕自卫反击战。赵国上卿廉颇和柏人守将李昙精心策划，奋勇作战，斩杀燕将栗腹，追杀燕军500里，进围燕都，迫使燕王割地求和。战后，赵王封廉颇为信平君，李昙为柏人侯。
汉光武帝刘秀，率十万大军，在柏人围攻王朗手下大将李育而不胜。于是招揽人才，整饬军纪，争取民心，最终扭转局势，称帝于鄗（今柏乡北）。本县南汪店，建有光武庙，元代翰林学士冯子振为作碑记，词章流美，“慷慨悲烈”。距南汪店不远的重贤村，因为刘秀求贤若渴，重视人才，才把村名叫做“崇贤"，后来讹为“重贤”。还有一村，也因刘秀在这里“镇抚其流离，安集其人民”（许继训《重修光武庙记》），而取名景福庄，简称景福。景者，大也。
2013年，柏人城遗址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柏人城正在进行着第五次考古发掘。一面面整齐的坑壁上，暴露出树木年轮般的文化层。水井、灶台、陶鬲，让人仿佛看到岁月静好的平和与温馨；锈迹斑斑的青铜箭簇，让人仿佛听到时空那头传来的人喊马嘶。
城东6里的西河村，有杨宣碑（现存隆尧碑刻馆），被康有为叹为“精能”、“精美”、“精绝”。普通百姓，对其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或许不甚了了，但并不妨碍他们对这通古碑的推崇与爱护。当地曾流传着“碑倒压三县”的说法，把1966年的大地震严重危害隆尧、宁晋、巨鹿等县，归咎于此碑被人推倒。荒诞的说法背后，表现出来的是对杨宣碑的十足敬畏。
城西18里的西良村，樊腾凤抗清失败后，隐于地窖，潜心著述，终成《五方元音》。强权的力量，把他压制到地表之下；文化的力量，却把他托举到高山之巅。
尧山，这个曾经的“蕞尔小县”，居然分布着如此密集的文物古迹，有着如此厚重的文化积淀，其魅力和影响，远远突破了空间范围和时间界限。哪怕她作为一个“县”已经悄然隐退，但她曾经的“文化大县”形象，犹如地质意义上的“尧山”一样，高高隆起，令人景仰。
作者简介：陈增印，笔名曾殷，河北邢台人。1982年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喜欢读书，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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