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中前行

——我的自传

    

作者：张文雄

        

第二章：逆境成才

      

卖缸缴费

      我一生经历了两个社会，可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的婴儿期几乎是在竹箩筐里度过的，因为父母要为生存而劳作，根本没时间抱我揹我。饿了就哭，以哭充饥；困了就趴在箩筐里睡，屋里空荡荡的，寂静死了。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欢乐，什么叫热闹。

      幼年吃的是以粗粮和野菜为主。偶尔，母亲给人打短工带上我去“砍梨弯”（吃免费歺），能吃点白米干饭和肉食，那简直是过的神仙生活。穿的全是破旧衣服，或是大人的旧衣服改作的，或是好心人送的旧童装。玩具可多啦，诸如泥沙、瓦片、竹棍、野花、树叶、虫子……要有尽有，而且不用花钱，全是免费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父辈也知道这个道理：弟弟读了书，当了教书先生，还当了保长，是院里最受尊敬的人。自己没钱读书，尽下苦力，还受人欺负。故父亲老早就盘算着怎样能让我读上书，将来能“撑个门面”。1949年我快七岁了，父亲用篾条给我编了个“书包”（类似现在的扁形的鱼巴篓），用火纸订了两个本子，就送我到楊家庵我二叔处读书。因路远，全是泥石小路，六七岁小娃娃难以独立行走，因此只读了一个多月就转到夲村刘家塆小学了。

      旧社会的农村小学校，只有一位先生，只学国文（即语文），不学算术，成天是读、写、背。也不教音乐和体育，也不教图画和游xi，生活单调极了。教育方法是结西斯式的，通用体罚。学生不听话、背不来课文、写不完字，要么罚站、罚跪，要么打手拍、打屁股。打人的尺子叫戒尺，竹片做的，约1米长。戒尺分两种，一种薄的，一种厚的。薄的宽些，接触面宽，打起不怎么痛，这种戒尺多用于吓吓地主、富农及官僚的子女；厚的窄些，接触面少，打起特别痛，这是专为惩罚穷人的孩子用的。有的穷孩子手掌被打肿了，不能握笔和筷子。有的屁股被打肿了，不能坐，只好站着听课。一天下午我上讲台被老师抽背课文。我顺利地背了下来，见有几位同学站着，我也下意识地站在旁边。一个多小时后，老师抽背课文结束就来处理站着的几位同学。他把我们带到操场，地面上撒上二碳，要我们光膝盖跪在上面。好痛哟，炭渣不断刺入皮肤，皮肤惭惭渗出鲜血。背不来课文加调皮的三位同学还在头顶上顶一碗水，不准动弹。事后我才知道，我因无知受了一次冤枉！

      一九五0年春大竹解放了，我便从旧学转到人民政府办的新学来了。

       在小学二至四年级，我因无知和大同学的诱惑，也学会了调皮，成绩也不好，三年级下期差点被开除。四年级毕业时，不仅成绩差，品行还是丙等。自然我在升高小时被淘汰了（当时小学实行四二制，四年级结束后要参加升学考试升入高小）。

       我未升入高小，父亲气愤极了，但忍着没打没骂我，只是严厉地惩罚我。先要我拉一块大田的谷草，拉到四周空地翻晒。田里水未干，不仅陷脚而且谷茬刺脚，很难受。晒着太阳拉了整整一天才完工，累得我要死，但父亲一点也不同情。后面又强迫我去院前大田割谷莊。我不敢不去，因为我知道父亲脾气很粗暴，不去就会被狠揍。劳累加想不通，我在大田里边割谷莊边哭，几乎是流着眼泪割完这块田的谷莊的。没有要父母讲大道理，他们是文育，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通过父亲的两次惩罚，自己自然而然想通了——还是读书好！便自觉要求读书。恰好，完小办了个“小学业余班”，专收没考上高小的落榜生。每天中午由完小的老师上两节正课，再安排1一2节自习。我便报名参加了业余班的学习。由于在小学的教训，现在再不调皮了，学习也特别自觉刻苦。两年后，我成了业余班的优生，顺利地考入了高级小学，而且业余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高级小学。

       我感谢中心校的领导开办“业余班”的决策，感谢业余班老师的无私奉献（我们在业余班学习两年，学生没交任何费用），由于他们的教育让我逐步成熟，走上了正轨：由于他们的教育，给我以后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而且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现在愛好书法，字写得好一点，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我考入了神合乡中心校的高小班，父母既高兴又忧虑。高兴的是我懂事了，能好好地读书了。忧虑的是没钱交两元钱的学费。父亲冥思苦想，决定卖两个大瓦缸交学费。我亲眼所见父亲用大背筐揹着两个大瓦缸到集市上叫卖。从上场卖到下场，终算卖了两块多钱。父亲欣喜若狂，庚即到学校交了书学费，让我顺利地报名上了高级小学。现在想起来还真应该感谢这两个大瓦缸，是它为我的前途铺路搭桥了！

      我在髙小的两年学习时间里，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冬天从未穿过棉衣棉裤，也从未穿过胶鞋。冰天雪地，多穿两件补疤衣服，外面套件“百jia衣”棉褂子，脚穿布鞋外套草鞋，以免雨水浸湿布鞋。下雨天，赤脚行走是常态。午歺，用自编的小竹篼盛饭到学校蒸热后吃。

      进了高小，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老师多了，且博学尽责。课程多了，有语文、算术、自然、图画和体育。我最崇拜我的班主任梅老师，人称“草鞋先生”，可有学问啦，教我们语文、算术、珠算和体育。珠算课不仅教加、减、乘、除，还教多种游xi，什么“万里长城”、“金香炉”、“孤雁出群”、“九九归一”等等，特别有趣，至今难忘。名师出高徒，别看我们只是个高小生（现在的五、六年级），1956年成立互助组丈量田土，我们就可以打算盘和计算田土面积了。

     由于小学的沉痛教训，我进入高小便走上正道了。不仅表现好，学习也很刻苦。第一学期加入少先队，第二学期担任班长和少先队副大队长。六年级上期被少先队保送加入共青团。学习成绩一直列全班一、二名。1957年下期我顺利地考入了县办中学——文星中学六0初。

          

2.勤工俭学

      文星中学是1956年经省政府批准兴办的大竹县第二初级中学。新校园，新设备，一切都是新的。全是苏式建筑，挺雅致。校园开阔，绿树成荫，乌语花香，环境优美，是莘莘学子求学的好地方。

       我被编入初中六0级一班，是该校第二批新生。时任班委宣传委员、团支部学习委员，是班主任的得力助手之一。

      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代，学校要开展勤工俭学，还要“放文艺卫星”。学校成立了若干勤工俭学组，我任竹工组组长，带领同学们编织竹器。学校办校报，我是撰稿和缮写人，课余常在办公室刻钢板，搞油印。冬天晚上在办公室刻校报，见我穿得单簿，陈武校长将他的“灰斗火”给我烤，罗从周老师打着手电送我到寝室。为了参加县文艺汇演，我校创作编排了《白水河大联唱》组歌，我参与了写歌词，盛大森老师谱曲。苦战几个昼夜，大联唱创作成功，参加汇演荣获二等奖。五八年寒假，县教育局举办教育成果展览，各中学一个展览室。全校师生准备了很多展品，其中我的一个精致的小竹篼和编了“大跃进好”字样的小篾扇被选为展品。学校选拔了十七、八个师生组成参属团，我是成员之一，主要负责解说和缮写。参展团住竹城老公园，进歺在县委招待所。在城里过的大年，生活特别好。

      在大跃进时代，全国大办钢铁，土炼铁炉、炼钢炉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为此，我校师生曾去杜家炼铁厂挑铁到刘家沟；去吉星炼铁厂运铁到垫江城……

      五七年和五八年学校生活不错，每月伙食费4元，粮食定量32斤（全由国家供应）。进歺时，围桌吃饭，八人一桌，一桌一甑，三菜一汤，一周三次牙祭，同学们吃得好，吃得开心。

      但好景不长。

      由于苏联卡脖子，突撒100多个项目的建设专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加之全国大炼钢铁，致使农业荒芜，粮食锐减，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实则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农村大搞“公共食堂”，农民吃糠咽菜，饿死不少人。在社会大环境下，学校师生伙食陡然滑波。定量由32斤降到20斤，每天六两大米，不夠就野菜凑。吃“玻璃汤”是常态，还吃了不少红苕渣、豆腐渣、蔴头等代食品。不少同学得浮肿病，不少瘦得皮包骨。我的毕业像，面如土色，颧骨突出，好像一张死人脸，看着吓人，我只好把它撕掉了。

      读初中期间，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是家里无法承担我的正常的学习费用。我的学费全免，评一等助学金。家里只负担少部分书夲费和生话费。但家里很困难，父亲在灾荒年中饿死，母亲一人在伙食团当炊事员，由于劳累和营养极差，己瘦得皮包骨，命在旦夕。怎能支持我的学习费用？！提起回家拿生活费的情景，就令人心酸！

       下面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回家拿生活费的真实记录：

      “青（我的乳名）”，“回来了。”妈妈惊喜道。

      “嗯，回来看看你们两个老人家。”我答道。

      妈妈拉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左看右看，心痛地说：“青，你瘦了。”

       我看着母亲穿着单薄的旧衣衫，憔悴的脸色，骨瘦的身驱，一阵阵心酸，噙着眼泪说：“妈妈，你不瘦得更厉害吗。”

       在一旁的王大娘插话道：“你妈在大伙食团煮饭，白天累一天，晚上还要煮二道夜饭，白天晚上睡不好觉，端着饭碗就打瞌睡，把碗都摔坏了好几个……”

     闻此言，我更加悲痛。环顾屋子，空荡荡的，也不见爸爸的身影，便问：

      “爸爸呢？”

      “被饿疯了，把好多家俱打烂烧火烤……现在出走当野人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面对眼前的情景，娘儿俩只得抱头痛哭。

     晚上，母亲将自己在伙食团节约的口粮，用瓦罐装着埋在草木灰里，唯恐被人发现收缴了。见我回来了才翻出来，煮了顿白米干饭招待儿子。我异样地享受着妈妈的母爱，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妈妈，你不能这样节约了，要保重身体呀！”

      “没事，我老了，你还年青，要奔前途，不能饿坏了身体。”母亲又接着问：“青，家里一直没有给你伙食费，是回来拿钱吧？”

      我分明是回来拿伙食费，但面对此情此景，我说了，母亲拿得出来吗？反增母亲痛苦。于是我说：

     “不是，不欠伙食费，我是回来看看你们。”

     母亲沉默了。儿子的生活费是该拿的，可哪儿有哇？但不能明说。明说儿子会失望的。就这样，母子同怀难言之隐，心照不宣，默默地度过了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该返校了。

      “走了，带什么呢？啥都没有。钱也拿不到，让你白跑一趟。”母亲十分内疚地说。

      “没关系，我啥也不要。伙食费我会想办法的，你要保重身体，要劝爸爸别乱跑……”。我难舍难分，空着手走出家门。妈妈送我到后背坡，似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诉说，要解释，要安慰，要道歉，但又什么都说不出口，只好一脸的愧疚流着眼泪说了一句：

     “青，慢慢地走。”说完转过头去失声痛哭。

     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涌，但我强忍着。我不能哭，我哭妈妈会更伤心的。我強忍眼泪，几步一回头，大步地走着。我走过一个院子前，回头望去，母亲还站在坡顶目送我。我转过山头，再也忍不住了，我哭了，边走边哭，哭得很伤心。哭我失望地走了一趟，哭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爸爸妈妈，哭我的学业能否定成，哭我下个星期日是挑煤还是运玉米找点运力费……。

       像这样悲惨心情景何止一幕，两幕！

      在我学习最困难的时候，是党的恩情（学校每月给我评助学金三元，学费全免）、老师的关怀（班主任不时给一元两元）给我解决了较多的学习经费。但还有部分学习费用无法落实。

     有困难，怎么办？辍学吗？不能！没有学习费用怎么办？自力更生，勤工俭学，自己解决！就这样，我利用节假日给学校挑煤炭，给酒厂运玉米，收入运力费。还利用寒暑假编竹器（背篼、扇子、烤火炉等）向供销上贷创收解决了我三年的学习费用。

      快毕业了，为迎接升学考试，学校将三个毕业班打乱通编为三个班：一班为尖子班，加深层次复习，目标是报考大竹中学（重点中学）；二班为普通斑，照课夲复习，目标是争取升入普高；三班基础班，弥补基础，查漏补缺，目标力争人人顺利毕业。我品学兼优，被编入一班，校领导和老师希望我考入大竹中学。但在填报自愿时，不管老师如何动员，我也不愿填报竹髙，坚持填报中专学校，因为家里穷，无力支撑我上重点髙中。最终，我辜负了老师的殷切希望，考入了大竹师范学校。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这个穷孩子能升入中等专业学校真是可喜可贺！父母认为祖祖辈辈受穷，我能光宗耀祖，其高兴劲就别提了。全村人也羡慕我，因为我是六十年代全村的第一个中专生。

      入学了，带什么呢？没什么可带的，就带了一口别人送的旧木箱，内装简单的换洗衣服和学习用具。另带了一床土改时分的大棉絮，带去暂用。因为这是父母用的，我必须尽快找同学搭铺，早点把大棉絮送回来父母过冬。

      入学后，我被偏入大竹师范六三级一班，班主任是李小封老师。我任该班委宣传委员和团支部学习委员。

       一周后，我结识了吳邦志同学。当他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爽快地答应我和他搭铺，床上用品全用他的。当时，我十分感动，因为我可以尽快把大棉絮送回家救急了。在师范学习的三年里，我都是和吴邦志同学搭铺度日。我由衷感谢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同学，并结成了终生老朋友！

      三年来，我被学校多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和“优秀干部”，学习成绩一直列全班前几名。六三年上期，以全优学生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我终于在逆境中成才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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