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民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浪中，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正日益受到重视，这是必要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著文谈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论、点，却令我感到应予商榷。
据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考证，孔子与《周易》并无关系。其关键之处有两点：
一、郭从源头上否定了孔子“读易”之事。
著名典籍如《史记》等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三绝”，按历来共识，这是出于孔子《论语·述而》的所谓“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一句话。而这句话经郭老考证，其间的“易”字是后人传抄之误，根据是《论语》的最早版本《鲁论》中“易”作“亦”，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所谓孔子的“学易”、“喜易”、“读易”就自然成了空中楼阁（迁文“韦三绝”不用说是一种演绎了)。而且“五十以学”四字也已成为独立语汇，被后人沿用，就进一步说明了问题。
二、郭研究出孔子之时《周易》尚未产生。
首先，《周易》经部恒卦九三的爻辞，采用了孔子《论语·子路》中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句，说明“易经”产生于孔子之后(有人曾认为孔子的这句话倒是引自“易经”，但他没注意到《论语》所载孔子言论中凡引用他人之语都首先冠明来源，如“《书》云”、“周任有言曰”、“人之言曰”、“南人有曰”等，说明孔子治学严谨，从不以人言为己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并未冠明“易云”或“易曰”，所以只能是孔子自己之言，而非引自“易经”，相反，却真是“易经”引自《论语》了——陈注)。这个判断郭还有别的资料作证，如郭据《周易》的思想特点、传承系统、地域色彩、作者影响，看出创作“易经”者，是综合了老子与孔子各不相同的道统观为一体的南方楚人馯臂子弓，而此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战国初年人。
其次，《周易》传部——即所谓“十翼”的“说卦、序卦、杂卦”三传，据《晋书·束皙传》和“汲郡冢”的出土品印证，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彖上下、系辞上下、文言”五传，据其思想体系，是荀子的楚国门徒写于秦代的作品；“象上下”两传的意识特色，则说明它是秦汉之际齐鲁儒者的作品。这就可以肯定“易传”也产生于孔子之后。
郭的上述考证理据充分，说服力强，至今未有任何人写文章将其否定。
可是近来却有些学者，不顾在前的郭沫若扎实考证的道理和论据，轻易在媒体上宣传孔子与《周易》的所谓密切关系，认为孔子是《周易》的整编者、弘扬者。
其具体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孔子“研究整理”了《周易》一书。这话是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教授说的，见其《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中“孔子…研究整理了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献：《诗》、《书》、《礼》、《乐》、《周易》和《春秋》”一语。“研究整理”《周易》这可是大事一宗，非同其他。所谓“研究”，乃钻研推究以探求事物真谛之意；所谓“整理”，乃将事物整合理顺使之条贯化系统化之意。说孔子“研究”了《周易》，好像有向来所谓的“孔子作‘十翼’”之说为据，但这个说法先秦典籍上没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上还没有，到东汉班固的《汉书》中才冒了出来①；然而作者却未说明其出处何在，这就不能不属于无根无本的雷语。无怪宋代欧阳修对它有了怀疑，讲了一些理由基本上作了否定②。到清代康有为干脆把它彻底推翻了③。我们现在能够前不顾先秦典籍和《史记》无载于它的事实，后无视欧阳修和康有为否决于它的道理，而一味相信班固那个雷语吗？至于说孔子“整理”了《周易》，就更难自持了。“整理”较之“研究”更具客观外在性，《周易》的哪些部分是经过孔子整合理顺而将其条贯化系统化呢？历史上没有这个记载。也可能张教授是按《庄子·天运篇》的“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说的吧，因它有“治易”之语，但这个“治”不限于“整理”，还可以是“简习”，就是查阅诵习。说孔子查阅诵习《周易》，即指“学易”“读易”，虽然有点旧说为凭，但正如前面所说，它早已被郭老驳倒了。而要把“治易”理解为“整理”《周易》，就难免人为拔高之嫌，因其连查阅诵习都说不上，何谈“整理”！何况郭老也已指出《庄子·天运篇》是离孔子二百多年后的“战国末年或更后”的“庄子的后学做的寓言”，其“治易”之说根本就不可靠。
我们不能不想到：历来关于孔子“学易”“读易”之事都被郭老从源头上否定了个一干二净，所谓孔子“研究整理”《周易》之说，还能成立吗？
第二种：说孔子是《周易》的作序人。例如张自慧教授在《以儒家元典思想涵养核心价值观》一文中，就公然称“孔子序《周易》”。这话说得与上述所谓孔子“研究整理”了《周易》一样地令人惊讶。因为历来所印《周易》一书，根本未见过亦未听说过有孔子的“序”，不知其说有何根据。思来想去，此说怕是出于《史记·孔子世家》的那句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这句话曾被后人标点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说“孔子晚而喜易”这类观点，如前所述，郭沫若已据有关资料作了辩驳，因而它只能是古籍上以讹传讹的传说。这一点就不再说了，现在单说后半句的“序彖象说卦文言”。其实这后半句所讲的都分别是“十翼”中的篇名，也就
是“序卦传”、“彖传上下”、“象传上下”、“说卦传”、“文言传”的简称，怎么能把“序卦传”的“序”作为“序言”的“序”来理解和使用呢？如果说按“十翼”的历来顺序，“序卦传”列在倒数第三，而司马迁把“序”列在最前，故谓“序言”之“序”；哪么，按历来顺序，“文言传”则在“说卦传”之前，而司马迁在此句中又把它们前后作了颠倒，这又该作何论？因之我意，此顺序的不合规范，只能说是司马迁的疏忽。不仅如此，而且句中还未提“系辞传上下”和“杂卦传”，也应是其疏忽的表现，或者迳直是省略。看来司马迁在这儿很可能是凭记忆随意行笔的，并不那么严格。所以我们不能因他把“序”字列前，就把它当做“序言”之“序”来看。尤其是鉴于向来的《周易》或《周易》之“十翼”均无孔子之序的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后人的上述标点法是错误的，应变成“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才对。这样才不至于使人理解成“孔子序《周易》”了。
第三种：说孔子“是易学的正式创始者”。这是著名学者李学勤教授的话。他在给易学学者马宝善的《易道宇宙观——中华古老的象数逻辑》作的序言《经学的冠冕是易学》中说：


“1973年底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里面有一篇题名为《要》，记录了孔子和弟子子贡的对话···子贡看见孔子喜好《易经》，甚至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程度，怀疑孔子怎么会这样看重一部占筮书。孔子回答，他对易的看法是与专事占筮的‘史巫’完全不同的，不是为了占问，而是要看其中的‘古之遗言’。这表明孔子已经把学问的易和算卦的易区分开来，可以说是易学的正式创始者。”


李学勤教授据《要》文形成的这种看法，早在其2005年发表于《周易研究》上的《周易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就谈到了，这次序言中的上述说法是一次重申。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要》文所记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是远后于孔子之时的汉代文献中才出现的，此前的记载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论语》及其它记有孔子言论的先秦子书、史书均无这方面信息，连孔子的嫡传子思、孟轲之文中亦未提及，它反映的究竟真实与否，李教授未曾联系有关资料和情况予以考析。这也就是说，他是根据个别片面材料大胆立论的，缺乏必要的甄别。因之，它能否成立大是疑问。据郭沫若研究，至“战国末年···孔子和易的关系，由儒者的附会是已经成立了的”，那么在距这个战国末年几近二百年，距孔子之时差不多四百年以后的汉墓里的《要》文中，那种无本无源的所谓孔子与子贡的对话，能有几分真实性？他未必不是当时儒者为说明孔子及其儒学的权威性而进行的杜撰吧！联系著名的《孔子家语》都有许多是后人的编造来分析,这种杜撰绝对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说孔子“是易学的正式创始者”，其依据是不确凿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以上三种情况，都从根本上与前述郭老关于孔子“读易”纯系讹传，“易经”、“易传”均产生于孔子之后的考证相矛盾，而它们又根本不具备推翻这种考证的学术否决力。所以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是非以郭老的考证为准不行，问题是他有根有据作了否定的事，我们要重新肯定，就必须将他的否定理据推倒，否则就肯定不了。有道是否定之否定即为之肯定，否定之不否定依旧是否定。
看来，这里的症结是能不能慎重地科学地对待古籍记载。纵观古籍上的某些事情，往往是最原始的记载较平直、概括和简略，越往后，甚至几百年上千年后的记载反而越曲折、具体和详细。这并不说明越后越真，倒是说明越后越假。因为离古愈远，编古愈多，在一些好事者笔下，什么情节都能生造出来。故对某些古籍记载，我们如要作为根据，就必须视情况结合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和鉴定，尤其应从本源上追求其真象，不应轻信后者之说。
鉴此，我认为在肯定孔子及其儒学的地位和作用时，学者应秉持严肃的学术作风，坚决做到言必有据，据必可靠，真即采之，伪即弃之。绝对不应不经考辨过程，而随意地把一些似是而非，似真却假的东西往孔子身上搁，否则，终究是搁不住的。这既不利于弘扬儒学精华，也不利于端正学术风气。
2015.3


注:
①见班固《汉书.艺文志》
②见欧阳修《艺童子问》
③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
(以上三注均引自黄寿祺与张善文合撰的《周易译注. 前言》)



(原载《后土文化》2015年第1期，总第49期)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