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哉!吉山突围战
——刘舜卿抗战故事之四
刘艺文 刘玉峰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把中国大陆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本法西斯对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地蚕食、清剿和扫荡,企图摧毁和消灭我抗日有生力量。莱芜位于省会济南的肘腋之内,是鲁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支点之一,日寇视为心腹大患,因此,日本法西斯对莱芜地区的扫荡就更加频繁和残酷,莱芜的抗日斗争形势,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愈加严重的困难阶段。
1942年10月中上旬,我父亲刘舜卿接到泰山地委要他去茶业口阁老村参加县级以上干部会议的通知。由于我母亲被日寇逮捕后,父亲一直背着我打游击。临行前,父亲对是否带我去参加会议,心存犹豫。管理员孙元利对我父亲说:“首长,带苏援去吧!你放心开会,我来照顾他!”父亲考虑到,与其把孩子寄放在老乡家里放心不下,还不如同意了孙元利的建议。于是就把孙元利和我安排到了阁老村一个堡垒户的家中,警卫员亓峰则陪我父亲到地委驻地参加会议。会议召开前夕,敌人合围地委机关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而来,而且每个情报都非常紧急。警戒部队在四周不远处已发现了敌人。16号下午三点多钟,会议刚开完,父亲准备接上我,返回县政府驻地传达贯彻地委的指示精神。这时,专署赵笃生专员留住我父亲,说汪洋政委要找父亲谈话,于是,我父亲就和赵专员一起来到了汪洋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地委副书记刘莱夫正在和汪洋政委交谈,见我们进来,连忙起身迎接。刘莱夫和我父亲早在莱芜党组织创建的初期,就相识相知,他们情深意重,情同手足,曾经共同为莱芜党组织的创建、巩固与发展,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地工作,是莱芜党组织早期的领导人。
1939年1月,泰山特委成立后,省委又决定刘莱夫和我父亲分别担任特委的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一职,参与领导创建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大家寒暄过后,我父亲首先祝贺汪洋政委新婚大喜!汪政委微笑着表示感谢,并示意让我父亲坐下!他详细询问了我母亲被捕的情况,父亲一一作答。汪洋政委对着我父亲说:“现在日伪汉奸都在疯狂地谣传,说莱芜抗日根据地已丧失殆尽,刘舜卿的妻子、儿女三人被日寇抓捕入狱,等待问斩,刘舜卿本人也背着儿子四处逃窜,已陷入绝境。日伪汉奸还到处张贴布告,悬赏两万大洋缉捕你。我想这不过是敌人的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罢了。凶残的敌人是永远也无法撼动刘舜卿领导莱芜人民誓死抗战之决心的!”听罢汪政委的讲话,我父亲坚定地表示道:“汪政委说得极是,刘舜卿一定会领导莱芜人民不屈不挠,誓死抗战,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坚决不当亡国奴!”汪政委接着说道:“关于营救家属孩子之事,你不必担心,地委敌工部、专署公安局和军分区锄奸科正在制定措施,内外线相互配合,并派专人负责营救,请相信会成功的!”父亲非常感谢组织的关心与爱护。汪洋政委也对我父亲遭受如此大难而临危不乱,表示了赞赏。我父亲在当年的日记中这样写到:在询问完家属被捕之事后,汪政委话锋一转对我说,在泰山区你算是一位老同志了,1930年就参加了莱芜县农民协会,开始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对封建压迫和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1933年入党后,为莱芜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卢沟桥事变后,你又在莱芜领导组织发动抗日武装,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受省委委托,作为省委物色的政权干部人选,领导创建莱芜抗日根据地。莱夫同志曾跟我讲过,从1938年起,你就是我们党在莱芜的“县太爷”了。1939年,又担任了泰山特委的秘书长,是泰山地委名副其实的“大管家”,是泰山区为数不多的老资格了。由于国共合作,抗日统战的需要,你虽然身处卑微,但在党内你的地位却是很高的。目前,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各单位、各部门都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我们几位同志(指汪洋、廖容标、赵笃生、刘莱夫)商议了一下,拟让你担任泰山专署副专员一职,等我们上报鲁中区党委、行署批准后一并通报!我推辞说:自己的水平有限,怕不能胜任工作。汪政委说:我们也都是从不懂干起的。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你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刘莱夫副书记、赵笃生专员也都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完全支持汪洋政委的意见。远在淄河流域活动的廖容标司令员也同意地委的意见。我最后表态,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倾其智慧,不惜生命!谈完话后,汪洋政委、赵笃生专员、刘莱夫副书记高兴地和我握手告别。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话的第二天,战况惨烈的吉山战斗发生,汪洋政委宁死不屈,自戕殉国。不久,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接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一职。之后,环境恶劣,世事纷繁,直到两年后的1945年9月1日,在莱芜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群众大会上,才由地委林乎加政委公布了这一任职消息,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刚走出办公室不远,我就看见前面有个熟悉的身影在急匆匆地赶路,仔细端详,是莱芜县地下交通员刘冠勉,看着他满头大汗,表情紧张的样子,我心里一怔。刘冠勉是老地下交通员了,1935年9月由我介绍入党后,就负责党内的情报传达和护送工作,他是个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党忠心耿耿的老交通了。看到他的表情如此紧张,我预感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于是,就大声喊他的名字:“冠勉,冠勉!”他循声望见是我,就急切地说到:“刘县长,可找到你了。大事不好了,内线传来十万火急的可靠情报,日伪调集至少4000多人以上把地委机关这一带团团包围了,再不走就真得来不及了!”我望着饱经风霜、忠诚坚定的刘冠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我也没顾得上安抚他,扭头就向汪洋政委的办公室跑去。
路上,正好碰见四旅(军分区)侦察科长刘采芹正嘟嘟囔囔地走来,我就问:“采芹,汪政委在办公室么?”刘采芹回答:“在,刘政委,你去做做汪政委的工作吧,敌人已经把这一带围住了,再不走恐怕真得走不了了!”我回答道:我也正是为这事而来的。就径直闯进了汪洋政委的办公室。刘采芹是我在担任莱东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时的县大队副大队长,我们曾经配合默契,关系密切。汪政委见我又回来了,忙问“怎么还没走?”我回答道:“汪政委,十万火急,我的内线刚刚传来最可靠的情报,至少4000多以上的敌人已经把这一带包围了,再不走恐怕就真走不了了!”听到这话,汪洋政委立刻站起身来,望着焦虑不安的我,严肃而又镇定地问道:“情报准确么?”我回答:“十万火急,绝对准确!”汪政委听到我的回答后,思考片刻,连忙喊来警卫员张登平,让他通知侦察科长刘采芹,集合机关、队伍,向东转移!汪政委也让我随机关、队伍一块转移,我就让警卫员亓峰回阁老村告诉孙元利,让他们一块先带着苏援返回县政府驻地。由于机关人多冗杂,行军缓慢,走到刘白杨村时,天已经晚了,机关、队伍不得不住了下来。
10月17日凌晨,刘白杨村西山方向传来了三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按照事先的约定,表明情况已十分紧急了,汪洋政委命令机关、部队迅速集合,紧急布置转移:专员赵笃生率专署机关全体人员,由张健教导员指挥教导营,向茶业口、淄川方向转移;刘莱夫、高启云率地委机关、党校学员和泰山时报编辑部人员,在警卫排的保护下,向王庄的东北方向转移。敌人的主要兵力部署在南面,由汪洋政委指挥十团一营两个连和教导营军事队,向南面和东南两个方向进行狙击,以掩护机关人员转移。布置完毕,大家各自按规定方向跑步前进。赵笃生、张健遭敌截击后,辗转向西突围。刘莱夫率地委机关一部向北转移也遭遇敌人,遂分散隐蔽突围,几经险情,绝大多数安全突围。高启云率地委机关一部向西周峪方向顺利隐蔽突围。。。
我父亲开始是和赵笃生专员一起转移的,但在遭遇敌人截击、突围时跑散了。本来他已经突出重围,但当他回头看到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枚青等人身处危险时,就边跑边向李枚青大声疾呼,快往东跑,翻过山去就安全了。他光指挥大家突围了,自己却重又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之中。我父亲曾于抗战爆发前夕在这一带创建过党团组织,组织发动过抗日武装,对地形地势较为熟悉,他急忙往东面的山头爬去,爬到半山腰,就发现山顶有日军的太阳旗,刚要隐蔽转移,敌人的机枪一梭子子弹打来,他的帽子被打掉,险些牺牲。敌人已经从四面形成了包围圈,突围无望了。父亲把自己随身的转带和口袋里的文件,找了个地方埋了起来。情急之中,他发现附近不远处有一片灌木丛,就急忙躲了进去,灌木丛中草丛茂密,父亲看到里面有一条被野草覆盖的小河沟,便迅速地趴下倒着身子钻了进去,泛黄的野草也正好遮盖住了他的身体。父亲趴在草丛中,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不长时间,就看见一拨一拨鬼子的皮鞋在他眼前走来走去,也听到敌人“叽哩哇啦”的说话声和刺刀翻动草丛的沙沙声。我父亲感到十分紧张,心想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宁可自戕,也绝对不做俘虏!就这样,在不知道等待了多长时间之后,父亲隐蔽的灌木丛周围没有了动静,敌人退了。父亲侥幸地逃过了一劫。
多年之后,每当吉山战斗纪念日来临,父亲的表情总是格外地严肃,常常自言自语道:又到吉山战斗纪念日了!每次我们问及有关吉山战斗的情况时,他总是寡言少语:“想想在战斗中牺牲的二百多名先烈就感到难过,那么多优秀的党政军干部战士,面对十几倍于我的敌人,不屈不挠,视死如归,有的还赤手空拳和敌人夺武器,这是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啊!当时敌人的刺刀就在我隐蔽的草丛处捅来捅去,再往前捅,就捅到我身体了,我都做好了壮烈牺牲的准备了,结果白拣了一条命!凡是没有安全突围出去,被敌人困在包围圈内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不被敌人杀死或者俘虏者不多。李力修就是在吉山战斗中被敌人俘虏后送去鞍山日本昭和制铁所做劳工的一个!”父亲又告诉我说:“八年抗战,莱芜境内大大小小激烈的战斗我大都经历过,比如莲花山突围战、石庙子突围战、大陡沟突围战(又称黄崖头战斗)、小曼子战斗等等,但象吉山突围战这样的惨烈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经历!”
汪洋政委率领的部队及机关一部在向东南吉山突围时,与敌主力遭遇。教导营军事队与二连一部在争夺东北吉山制高点的战斗中大部牺牲。汪洋政委率一连及军分区机关在攻占南吉山制高点、组织掩护部队和机关突围时,又遭到来自雪野日军的围攻。我军主力连队只有4挺机枪,3门小炮,其余都是步枪,敌我人数、装备悬殊较大,战斗从上午9点持续至午后,敌我双方在吉山南河滩反复冲杀,战况空前惨烈。我军终因伤亡过大,突围未成。面对十几倍于我的日军,我指战员在汪洋政委的指挥下,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子弹光了拼刺刀,刺刀弯了用手榴弹砸,有的还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等等。一营营长赵钧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在接连刺杀了五、六名日军后,身体也被刺数刀,终因失血过多,体力渐渐不支。当他感到自己已无力再和敌人拼杀时,果断地卸下枪上的刺刀,面对扑上来的日军大喝一声:“X你祖宗,老子用不着你们动手!”说完,用尽全力将刺刀捅进自己的心脏。汪洋政委的警卫员张登平,自幼习武,武艺高强。他手持着大刀,一边护卫着汪洋,一边砍杀着鬼子,一会的功夫,七八个鬼子就死在了他的刀下。日军见无法靠近他,就摘下手雷,向他和汪洋政委扔去,他急忙扑倒汪洋身上。“轰、轰”两声巨响过后,汪洋政委翻身起来,却发现张登平已被炸身亡。
在激战中,我们共击毙敌人二百余名,我方损失也很惨重。汪洋政委负伤后,本可以有机会突围,但面对石新营长率领的教导队的救援,汪政委呵斥道:“你这是自投罗网!我们拼了全力,就是为了掩护你们突围,教导队可是咱泰山区的精英啊!”石新营长还想再说几句,汪洋政委急了:“我们要站在为党和人民负责的高度,现在我命令你,带教导队向北山突围,我带一营掩护你们!”石新营长还在犹豫,汪洋用手枪指着他喊道:“再不听命令,我枪毙了你!”石新营长只好招呼教导队干部战士和警卫三排向北冲去。。。
面对着日军的层层包围,汪洋政委出奇地冷静,他不想躺着死去,但无论怎样用力,受伤的双腿已不听使唤,只好用手把双腿盘坐,用力挺胸将身体端正,举枪对准了自己右边太阳穴。汪洋政委自戕殉国,时年29岁!在吉山突围战中,和汪洋政委一同壮烈牺牲的还有教导营营长石新、军分区保卫科长孙玉山、后勤处长刘叙坤、十团一营营长赵钧、副教导员刘汝高、教导营军事队队长田光林等几十名营连干部及以下二百余人,还有一百余人负伤被俘或失踪。这就是让我泰山区党政军机关蒙受重大损失的吉山战斗,我父亲也在这次战斗中死里逃生,险遭不幸!为了悼念为国捐躯的汪洋等烈士,1945年8月,泰山区抗日军民在茶业口村南修建了烈士祠,取名汪洋台,以永远让后人铭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汪洋政委及诸位先烈!
第二天一早,敌人撤走后,我父亲从灌木丛中爬了出来,看到遍地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惊呆了。惨烈的场景,让父亲这位刚强的汉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当看到当地的村民和民兵,正在参与搜寻,开展战地救护,漫山遍野地寻找伤员时,父亲也积极参加到了寻找的队伍当中。希望通过搜寻,能够找到尚有生命体征的伤员,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全部壮烈牺牲了。让父亲感到难过的是,有的烈士至死都紧紧地抱着文件夹,手指掰都掰不开。他看到了横卧在河滩旁的赵钧营长,双手紧握着刺刀,宁可自戕,也不做俘虏。我父亲含着泪,沉痛地向他行军礼致哀。想着昨晚两人还在一起倾心交谈,今天却已是天人永隔,父亲心里十分悲痛。他又看到了地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李凯军倒在血泊之中,瞪着眼睛,仍保持着战斗的姿势,也含着泪,为他合上双眼,难过地说:凯军同志,你安息吧!你的未竟事业,我们会替你完成的!李凯军是我父亲在担任泰山特委秘书长时的特委办公室秘书。他才华横溢,博学多才,《泰山时报》社成立后,他调到特(地)委宣传部担任宣传科长,负责监管出版《泰山时报》,如今不幸壮烈牺牲,令人深感惋惜。
从多数烈士遗留的表情、动作来看,他们大都是在经过激烈的拼搏后壮烈牺牲的,也有的是在负伤后敌人清理战场时被杀害的。在搜寻中我父亲还看到了同村较早参加革命的刘浩田的尸体,急忙抱住他,大声喊叫着他的名字,父亲明知他已经光荣牺牲了,却仍不肯放弃,拼命地摇晃着他那已经僵硬的身躯。父亲回想起昨天才刚刚和他见了面,还询问起他父母的身体状况,鼓励他好好参加军事培训学习,到新的领导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领导人民英勇杀敌,建功立业的情景,流着泪说:“浩田,我怎么向你年迈的父母交代啊!”
刘浩田,又名刘新民,济南市莱芜区刘封丘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我父亲的影响带领下,参加革命的同村青年,家中四代单传,儿子才刚刚满月,如今为国捐躯,令人唏嘘不已!

我父亲擦干了眼泪,在向烈士们行三鞠躬后,匆匆离开战场,返回了县政府驻地。此时,大家已经略知吉山战斗的战况,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我父亲归来,当看到我父亲平安返回后,那颗颗悬着的心才都落了下来。父亲看到我和孙元利、亓峰等都在,抚摸着我的头颅,对亓峰说,通知下去,马上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会上父亲首先提议为在吉山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当他流着眼泪把自己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的战场惨景,把烈士们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把汪洋政委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把战士们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描述、传达给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时,会场上传来了一片抽泣声。为了消除这次战斗失利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阴霾,为了壮烈牺牲的汪洋政委,也为了200多名英雄的先烈,我父亲带领参加会议的全体干部及工作人员,面朝吉山方向庄严宣誓:日本帝国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为了中华民族的社稷永续,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不为抗日牺牲的烈士们报仇雪恨,枉为中国人!!!大家在举起拳头庄严宣誓的同时,个个都是泪流满面,难以掩饰那郁积于心中的无限悲伤!这振聋发聩、铿锵有力的宣誓声,伴随着回音,在陡峭的群山之中,久久地萦绕回荡!当时,我就身处会议现场,尽管我年龄尚小,但我跟大家一样,眼含着悲伤的泪水,举着小手庄严地宣誓!如今,时光荏苒,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父亲率领莱芜县政府全体干部战士含泪举手宣誓的感人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吉山战斗是一次本不该发生的惨剧。战斗前夕,各种紧急情报就已从四面八方传来,由于地直机关驻地周围没有主力部队,上级多次提醒汪洋注意四周敌人的动向,部队、地方政府等内线人员也多次向汪洋政委提出十万火急的情报,但都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会议还是一再延续,直至超出了转移的最佳时间节点,以至于被敌人包围的战斗打响后,还判断不出危险的情况所在,应该引以为训。汪洋政委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令人钦佩,但他拖延会议,无视情报,给敌人造成了围歼的机会,除了自己付出了生命代价外,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精英也随之壮烈牺牲,令人痛切,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1949年4月,在新中国行将诞生的前夕,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委)的指示,中共泰山地委、泰山专署和泰山军分区机关将要从莱芜寨里迁徙到泰山脚下的泰安城正式办公。临行前我父亲特意抽出时间,带领地直机关各部门的干部,来到位于茶业口镇的汪洋台,与这位壮烈殉国的泰山地委的老领导、老战友辞别。站在英雄的纪念碑前,我的父亲思绪万千,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汪洋政委的音容笑貌,犹如昨日一般,恍如眼前。他那高大的形象,干练的风格、坚强的党性,不屈的性格,不时翻滚于我父亲的脑海之中。在向汪洋政委纪念碑三鞠躬后,我父亲宣读了他撰写的祭文《悼汪洋》。并向现场的机关干部描述了吉山战斗的惨烈场景,讲述了汪洋政委光辉战斗的一生,称赞汪洋政委是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一个民族是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英雄的,我们应该铭记那些为了中国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汪洋政委的光辉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去追思、怀念。
1962年,在吉山战斗2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父亲刘舜卿(时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和当年曾经共同亲历吉山战斗的老战友、时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刘国柱将军、时任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采芹将军等等一起相聚于沈阳,再一次追忆起了那场硝云弹雨的吉山战斗。时光虽然已经飞逝了二十年,但大家无不对吉山战斗那惨烈的场景,记忆犹新;无不为汪洋政委那坚定的信仰,肃然起敬;无不为汪洋政委的捐躯报国,感到悲痛和惋惜。在敌强我弱、身陷绝境的情况下,汪洋政委依然是那么镇定自若,临危不乱,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尽管吉山战斗失利的教训是惨痛的,但吉山战斗的失利丝毫没有挫伤我们的斗志,我们共产党人的斗志是钢铁铸就的,是越挫越强、越挫越勇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战胜不了的。所以,我们才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吉山战斗之后,山东分局、鲁中区党委及时调整充实了泰山地委领导班子。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林乎加同志担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从此泰山区抗日军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遗体,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征程!

本文节选自刘艺文口述 刘玉峰执笔的
《飘泊——十年逃亡与回忆(1939——1949)》有改动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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